這次新冠疫情來勢洶洶，讓國內每個人都深切感受到傳染病對人類社會的深重衝擊。其實在歷史上，這些瘟疫出現的頻率相當高，在衛生和醫療條件遠不如今天的古代，一場瘟疫甚至對王朝的興衰，文明的進退都會產生重要影響。讀過《槍炮、病菌與鋼鐵》的朋友一定對一小撮西班牙人搞定整個印加帝國印象深刻。在這場戰爭中，從歐洲帶過來的天花病毒就起了不小的作用。
許多歷史研究者習慣用今天的眼光看待歷史，從文化、制度、經濟中去尋找歷史發展的規律。由於史料的缺乏以及古今狀況的變化，絕大部分人都沒有注意到這些小小的寄生蟲或細菌、病毒竟也對人類宏觀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美國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首先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在上世紀末寫下了《瘟疫與人》這樣一本開創性的專著，試圖從全球史的角度，將疫病納入到歷史詮釋的範疇。書中有很多極富想像力的猜想和推論，當然部分還有待更完備的證明，但毫無疑問，麥克尼爾所講述的內容對於後來的研究者和今天遭遇疫情的我們，都是極有啟發的。
我們知道引發傳染病的寄生蟲或微生物，都是以一種寄生的狀態存活於宿主體內。最為成功的病原體，既能逃過宿主免疫系統的攻擊，也不會讓宿主快速死亡，這樣才能達到穩態，讓自己安然長存。麥克尼爾將其稱為微寄生物（microparasites），順著這個邏輯，他提出了一個牛逼的洞見，就是在微寄生物的生存機制中找到了與人類社會的共性，從而創造出了巨寄生物（macroparasites）這個概念。說白了，這巨寄生物就是人類自己，只不過是針對不同群體而言的。例如徵服者從被徵服者那裡攫取錢財糧食，統治階級從廣大農民群體中收稅，這兩者就都是巨寄生物，在這樣的「寄生」關係中尋找平衡的穩態，既要讓自己得利，但又不能壓榨弱者太狠，以防引起大規模死亡或反抗。這種寄生方式貫穿著人類大部分的歷史時期，調節著人口的平衡，也成為歷史發展中重要的因素。
首先讓我們回到人類誕生的源頭，看看傳染病如何影響早期人類。
關於人類的起源，現在的主流觀點認為來自非洲。而在很早的時候，寄生物就開始與人類共存，尤其在熱帶雨林這種生物多樣性極為豐富的地帶。它潮溼溫暖的氣候是各種疫病的溫床，瘧疾就是其中常見的一種，致病的瘧原蟲會通過瘧蚊的叮咬進入人類體內，讓人變得四肢虛弱，嚴重的會導致死亡。當時的原始人以狩獵採集為生，族群密度還很小，通過飛沫或接觸傳播的疾病尚沒有傳染基礎。但像瘧原蟲這種單細胞寄生物，本身在暖溼的環境中就可以在宿主體外長期存活，再加上瘧蚊這種能飛的傳播中介，即便人類族群數量不多，也很容易被感染。直到今天，瘧疾依然在熱帶橫行，每年導致數十萬人死亡。人類至今都沒有征服雨林，這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全球瘧疾分布（圖：維基百科）在人類還沒有能力改造自然的時代，傳染病對人類的影響處於長期穩定狀態，並不會造成太可怕的影響，這也是前人類時代生態平衡的一種。有意思的是，這種平衡也體現在人與動物之間。早期人類雖然已經開始狩獵生活，但一些動物身上的寄生蟲反倒會保護這些動物免於人類的口腹之慾（例如非洲草原上某些有蹄類動物身上的錐蟲會引發人類的昏睡症）。這時候，人類還沒法肆無忌憚地進行狩獵，也限制了人類的進一步發展。
一直到人類進行史無前例的大遷移之後，這種生態平衡才被打破，事情開始變得複雜起來。
按人類單地起源的說法來看，智人在 10 萬 ~ 5 萬年前從非洲遷移到歐亞大陸，並且取代了當地的早期人類（如尼安德特人）。這一變化永久地改變了我們的星球。離開了非洲豐富的寄生蟲和病原體，人類的活力得到釋放，人口增長迅速，並很快遍布除南極洲之外的所有陸地。相較於熱帶，溫帶的物種不那麼豐富，生態平衡也較脆弱。人類的狩獵終於展現了對其他動物的殺傷力，舊物種的滅絕來得如此洶湧。尤其在美洲，一大波動物被團滅。
早期人類遷徙路線（圖：維基百科）人類佔領全球後，出現了一種「梯度寄生」（parasitic gradient）的現象：從熱帶往兩極走，氣候變得寒冷、乾燥，能夠入侵人體的寄生物變得更少，傳播也更加困難。因此暖溼地區的人來到乾冷地區，很少遭到傳染病侵擾；而乾冷地區的人來到暖溼地區，則更容易遭殃。
於是在熱帶抑制人類發展的微寄生物系統在溫帶就沒那麼有效了。而紮根溫帶進行狩獵的人類（主要是歐亞大陸）由此獲得了大量的動植物資源。在這一點上，走出非洲對於人類意義重大。
但隨著人口的暴增和過度的動物捕殺，一些人開始了種地和畜牧的生涯，這一食物生產的革新迅速傳遍大陸，狩獵時代就這樣進入到農牧時代。新技術帶來了新的生活方式，定居成了常態，人類與環境的關係迎來了新的變化，而新的傳染病也悄然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