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奮起抗爭，領導了如火如荼的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創建，最有影響的是八一南昌起義、湘贛邊秋收起義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這三大歷史事件，開創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中國革命、探索中國特色革命道路和毛澤東成為中國革命領袖的偉大歷史起點。探討這三大歷史事件的內涵和特質，對於理解黨的歷史和弘揚革命精神，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中國革命；中國特色；革命道路；歷史起點；毛澤東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7.05.001
作者簡介：石仲泉，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員。（北京 100080）
90年前的夏秋時節，神州大地血雨腥風，背叛革命的國民黨反動派瘋狂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僅一年多時間，慘遭殺害的共產黨員有2.6萬人，革命群眾近30萬人。黨員數量由近6萬人急劇減少到1萬多人。但是，中國共產黨人沒有被國民黨的殘暴所嚇倒。他們高擎革命大旗，帶領繼續革命的廣大群眾舉行如火如荼的武裝反抗，農民起義風起雲湧，革命根據地陸續建立。其中最有影響的是八一南昌起義、湘贛邊秋收起義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三大歷史事件。這三大歷史事件開創了中國共產黨獨自領導中國革命、探索中國特色革命道路和毛澤東成為中國革命領袖的偉大歷史起點。
一、獨自領導中國革命的歷史起點
中國共產黨最初成立時，是個只有50多名黨員的小黨。就是這麼個很不顯眼的小黨，卻胸懷偉大抱負，要改變飽受苦難的神州大地面貌，用與以往仁人志士不同的辦法來開天闢地。次年，中共制定出民主革命綱領，闡明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策略、任務和前途；提出團結國民黨等革命黨派，組成各階級的聯合戰線，打倒軍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實現中華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的主張。
當時，中國共產黨雖然發展到近200人，但要實現肩負的歷史重任，顯然不能單槍匹馬，而需要聯合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因為「只有國民黨比較是一個國民革命的黨」【《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1923年6月)，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頁。】。它成立得比共產黨早好些年，黨員數量比共產黨多好多，而且黨的影響也大得多。特別是1923年1月孫中山與蘇聯政府代表會晤發表聯合宣言後，國民黨的聯俄、聯共傾向愈益明顯。國共兩黨都有合作意願，關鍵在於以什麼形式實現牽手。中共最初傾向於黨外合作，但孫中山只同意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經過共產國際代表的工作，中共中央最後同意在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前提下，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這既有利於改造國民黨，使其獲得新生，又有利於共產黨走上廣闊政治舞臺，得到鍛鍊和發展。
1924年1月，孫中山主持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有共產黨員20多人參加，他們既參與了大會的許多重要籌備工作，又還有不少人被選入國民黨領導機構擔任若干重要職務。大會對三民主義作了適應時代潮流的新解釋，確立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成為國共合作共同綱領。隨後就開始了以發動工農群眾打倒軍閥的北伐戰爭為主要內容的大革命運動。但是，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新右派蔣介石奪取了革命領導權，在北伐勝利進軍途中，到達上海發動四一二事變；接著汪精衛領導的武漢國民政府也剝去「左派」外衣，發動了七一五事變。蔣汪集團先後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實行大逮捕、大屠殺。至此，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為開展工人運動、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和婦女運動等做了許多工作。特別是對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掀起工農運動高潮、推進北伐戰爭蓬蓬勃勃向前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在大革命運動中唱主角的畢竟是「人高馬大」、實力雄厚的國民黨。它背信棄義，狠毒地將並肩戰鬥的同志投入血海。這時的中國共產黨人，誠如毛澤東所說：他們並沒有被嚇倒、被徵服、被殺絕，從地下爬起來，揩乾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又繼續戰鬥了。
這就是以八一南昌起義、湘贛邊秋收起義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三大歷史事件為代表的全國性武裝反抗。星星之火，燎原神州大地。中國共產黨在廣大農村區域，創建蘇區根據地，實行土地革命，發展工農紅軍，繼續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事業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
為什麼說八一南昌起義、湘贛邊秋收起義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三大歷史事件是中國共產黨獨自領導中國革命的歷史起點呢？
第一，國民黨右派背叛革命，繼續革命的歷史重任落在了中國共產黨身上，這三大歷史事件都是由中國共產黨獨自領導進行的。面對蔣介石、汪精衛集團的瘋狂屠殺，中國共產黨人不能束手待斃。為了求得生存發展、繼續實現革命任務，不能不以革命的武裝反對武裝的反革命。中國共產黨獨挑歷史重擔，實際上在七一五事變後組成的中共臨時中央已經作出決定武裝反抗國民黨，於是有了八一南昌起義。在八七會議確立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政府屠殺政策的總方針後，就有了以湘贛邊秋收起義為代表的大規模的武裝暴動。說「獨自領導」，是就決策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總方針而言的。至於參加者，當然有非共產黨人。八一南昌起義之所以打著國民黨旗號，並有不少國民黨左派參加革命委員會，那是策略性的。因為孫中山還有很大的號召力，這樣做便於團結更多的革命者繼續為實現孫中山的革命遺志而奮鬥，同時也便於揭露蔣介石、汪精衛等國民黨右派背叛革命的真面目。因此，決不能以打有國民黨旗號來否認八一南昌起義是中國共產黨獨自領導中國革命的歷史起點。
第二，儘管前些年已在宣傳鄂南秋收起義的時間早於湘贛邊秋收起義，但這絲毫不影響湘贛邊秋收起義是當時農民武裝起義的主要代表這一論斷。八七會議確立武裝起義總方針時，就決定在湘、鄂、粵、贛四省發動秋收暴動。而湖北省委早在7月底已在醞釀發動鄂南秋收起義。八七會議後，中央政治局3名常委中就有2名（瞿秋白和李維漢）參與研究此事，並由中央政治局委員、湖北省委書記羅亦農親赴鄂南部署起義事宜。這樣，從8月中下旬到月底，崇陽、通城、通山三縣農軍秋收起義點燃了全國秋收起義的烽火。它比中央規定的兩湖秋收暴動的統一時間（9月10日）提前了半月左右，也比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秋收起義早了許多天。
那麼，是否因此影響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秋收起義的歷史地位呢？絲毫不影響。因為歷史事件的重要性不是單純以時間的早晚排座次的，而是對那個事件在歷史上的作用進行綜合評估的結果。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秋收起義是全國秋收起義進入高潮的標誌。它無論在規模、聲勢和影響方面都比鄂南秋收起義大許多。特別是通過那次起義轉移「上山」後所開闢的井岡山道路，成為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發端，並在理論上作了初步的概括和總結，這是其他地方的起義都無法相比的。對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秋收起義的這一特殊功績要充分認識，絕不能因為鄂南秋收起義時間較早，就貶低湘贛邊秋收起義的地位。過去對鄂南秋收起義的歷史意義認識不夠，現在加強宣傳，可以認為鄂南三縣秋收起義，同湘贛邊秋收起義一起，都屬於全國秋收起義最早的一批。但若選代表，當然還是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秋收起義。所以，說湘贛邊秋收起義是中國共產黨獨自領導中國革命的歷史起點，不應當成為問題。
第三，不能因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過去盤踞了袁文才、王佐等綠林中人，就否認它是我們黨創建的第一個紅色搖籃。在毛澤東率領湘贛邊秋收起義隊伍上山前，寧岡茅坪、遂川茨坪一帶確是「山大王」袁文才、王佐的地盤。但袁、王是農民自衛武裝。袁文才是寧岡農民自衛軍的總指揮，王佐是遂川農民自衛軍的總指揮和贛西農民自衛軍副總指揮。袁在1926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王出身貧苦，對地主豪紳有刻骨仇恨。毛澤東引兵井岡，結交「綠林朋友」，不是寄居袁、王籬下棲生，而是用黨的思想、路線和政策改造這兩支具有綠林習氣的部隊。不僅王佐本人入了黨，他們的部隊也改編成為工農革命軍的一個團。他們接受黨的領導，按照毛澤東開闢井岡山革命鬥爭的思想實行工農武裝割據。這樣，綠林地盤變成了紅色搖籃。這無疑是黨創建的第一個革命根據地，是中國共產黨獨自領導中國革命歷史起點的重要內容。
這裡還要回答兩個問題：一是為什麼不將1927年4月至7月間廣東黨組織發動的海陸豐地區武裝起義作為中國共產黨獨自領導中國革命的歷史起點？二是既然共產黨慘遭國民黨屠殺，那麼怎樣看待國共合作進行的大革命運動？
關於前一個問題，是因為那時大革命的全局形勢還是國共合作時期，四一五事變屬於局部反共。中共廣東區委發動工農群眾進行武裝反抗，從4月中旬到7月間，廣東全省以海豐、陸豐和紫金地區為代表，約有34個縣舉行了40多次武裝暴動，參加的群眾共達8萬多人，工農武裝超過6萬人，其中有近10個縣還建立了有國民黨左派和非工農階級成分參加的縣級革命政權，其聲勢不謂不大。但那時從大革命全局來看，國共還沒有完全分裂。到武漢國民政府的七一五事變，才是國共兩黨全面分裂的標誌。此前的廣東「夏季暴動」，從大局意識講，算局部事件。因而不好說是黨獨自領導中國革命的歷史起點。
關於後一個問題。大革命運動後期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慘遭屠殺這個結局，是最初決定國共合作時未曾料到的。但是，決不能由此得出「既有今日何必當初」的結論。因為共產黨那時太弱小，不能單獨擔當已經明確的革命重任，而必須聯合孫中山所領導的國民黨，這是正確的。大革命運動，對於中國共產黨至少有三大功績。
第一，大革命充分顯示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空前地提高了黨在全國人民中的政治威望，壯大了黨自身的力量。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以極大的政治優勢和組織優勢投入大革命洪流：一方面，參加國民革命軍，不畏艱苦奮勇殺敵，推動北伐勝利進軍；另一方面，積極動員和組織廣大工農革命群眾投身革命鬥爭。短短6年時間，共產黨就擁有了5.8萬黨員，直接領導14個省地方黨組織，成為具有一定實力的革命政黨。
第二，黨領導的廣大工農革命群眾經受了政治洗禮，提高了革命覺悟。五卅運動、省港大罷工、漢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和不斷高漲的湘、鄂、粵、贛等省的農民運動，為後來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戰爭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第三，大革命的狂飆使黨的民主革命思想在全國得到空前廣泛傳播。這場革命運動是以工農民眾為主體的，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在前期都積極參加的人民革命運動。它以與辛亥革命完全不同的形式和規模在神州大地急劇展開，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基本推翻了北洋軍閥反動統治，產生了巨大革命影響，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寫下濃墨重彩的一頁。】
對歷史應當辯證認識。那種對大革命運動產生「既有今日何必當初」的觀點，是非歷史主義的。
二、獨自探索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歷史起點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就在思索如何進行中國革命的問題，儘管那時沒有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明確理念，但要從中國實際出發來考慮中國革命的若干重大理論問題，這種意識還是有的。比如，黨的二大闡明了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策略、任務和前途，實際上初步地認識到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提出了現階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即黨的最低綱領。黨的三大除作出實行國共合作、共同進行國民革命這個戰略性重大決策以外，還對如何認識資產階級和農民、如何處理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和農民的關係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作了有益探討。黨的四大除了總結一年來國共合作經驗教訓，指出既要反對「左」的傾向，也要反對開始成為黨內主要危險的「右」的傾向外，還對中國革命的兩個基本問題作了探討。即它第一次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的領導權問題，指出無產階級不是附屬於資產階級而參加國民革命，應當保持自己階級的獨立地位，並且只有取得領導地位才能得到勝利；它也首次提出了工農聯盟問題，強調中國革命需要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普遍參加，農民是工人階級的天然同盟者，必須充分發動農民參加國民革命。後者對推進大革命蓬勃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那時的黨畢竟還處在襁褓之中。對中國革命的若干重大問題有基本認識，但不明晰、不深刻、不具體。這集中體現在黨的五大。這次在重大歷史緊要關頭召開的大會，雖然提出了爭取無產階級對革命的領導權、建立革命民主政權和實行土地革命等正確思想，但對無產階級如何爭取革命領導權，如何領導農民開展土地革命，如何對待武漢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特別是如何建立黨領導的革命武裝等問題，沒能提出有效的具體舉措，因而沒能承擔起在危難中挽救革命的重任。
為什麼說八一南昌起義、湘贛邊秋收起義和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這三大歷史事件，開創了探索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歷史起點呢？
首先，八一南昌起義以革命實踐回答了作為中國特色革命道路核心問題——黨一定要掌握革命武裝。黨積極投身大革命和北伐戰爭，做了許多發動工農群眾的工作，但一個重要缺點是忽視了掌握革命武裝和開展黨領導下的軍事鬥爭。如毛澤東一針見血指出的：「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蔣（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槍桿子起的，我們獨不管。」【《在中央緊急會議上的發言》（1927年8月7日），《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頁。】黨的五大不能在危急關頭挽救革命，提不出如何建立黨領導革命武裝的具體舉措，正是大革命以來這一缺點的充分暴露。八一南昌起義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以實際行動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是中國共產黨獨立掌握武裝力量的開端。這不僅標誌著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正式誕生，揭開了土地革命戰爭的序幕；而且從黨對中國革命道路探索的發展歷程看，是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革命道路偉大開篇的組成部分。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明確指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要義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八一南昌起義掌握了槍桿子，就有了奪取政權的武器。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實踐，是先認識「武裝奪取政權」，後認識「農村包圍城市」。八一南昌起義開啟了這個認識過程。所以，說它是探索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歷史起點，是符合黨認識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歷史實際的。
過去有一種觀念，認為八一南昌起義是城市中心論的產物，沒實行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根據地，因而不承認它是探索中國特色革命道路開端的內容。這是線性思維的邏輯。中國共產黨人不是先驗論者，中國革命走什麼道路只能從實踐探索中得到正確認識，不可能預先設定一個認知模式。在當時，黨只有城市武裝起義觀念。就毛澤東而言，儘管在八七會議前已有「上山」思想，但率領秋收起義隊伍最初的目標也是打長沙，並非一開始就決定上山。他的偉大之處在於不是非打下長沙不可，而是打不了就掉轉隊伍上井岡，在反動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開闢革命根據地。這是實踐認識論。八一南昌起義部隊儘管沒有開闢農村革命根據地思想，【周恩來總結這段歷史教訓說：南昌起義的「主要錯誤是沒有採取就地革命的方針，起義後不應把軍隊拉走，即使要走，也不應走得太遠。當時如果就地進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漢被解散的軍校學生和兩湖起義尚存的一部分農民集合起來的，是可以更大地發展自己的力量的。但南昌起義後不是在當地進行土地革命，而是遠走汕頭；不是就地慢慢發展，而是單純的軍事進攻和到海港去，希望得到蘇聯的軍火接濟。假使就地革命，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贛三省的形勢就會不同，並且能同毛澤東同志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合。」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3頁。】但在南下廣東途中經過贛南閩西宣傳的革命思想，發動工農群眾參加革命產生的巨大影響和播下的革命火種，為一年半後毛澤東率紅四軍下井岡山到這些地區開闢中央蘇區奠定了群眾基礎。此外，換一個思維方式，從另一種歷史維度辯證地看待八一南昌起義的話，正是由於有了這次起義，以及此前的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和此後的廣州起義這三大城市起義，都沒有保住革命成果，才為黨的工作重心實現由城市向農村轉變，形成農村中心論，從而形成「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思想奠定了歷史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八一南昌起義開創了探索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歷史起點，也是不為過的。
其次，八一南昌起義、湘贛邊秋收起義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不是孤立的三個事件，而是三位一體的燎原之火；南昌起義餘部和秋收起義革命軍會合，才使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得以堅持和發展。八一南昌起義雖然在八七會議前舉行，但它符合八七會議決定的總方針。湘贛邊秋收起義是根據八七會議的總方針發動的，同時黨還發動了其他省的農村武裝起義。從1927年8月至1928年8月的一年間，黨至少在13個省組織領導的武裝起義達200次左右，掀起了暴動風潮。在這200次起義中，湘贛邊秋收起義工農革命軍之所以脫穎而出，就在於它不是一味地攻打縣城、省城，而是攻打兩個縣城失利後，再無力攻打省城，即決定轉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另闢新徑。這支部隊經過三灣改編引兵井岡後，於1927年10月到11月間創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八一南昌起義軍南下廣東到三河壩實行分兵，其主力在潮汕地區被打散。由朱德率領的部分起義軍經過艱苦轉戰，又發動湘南暴動，於1928年4月帶領這部分起義軍（包括南下潮汕的南昌起義軍餘部）和湘南農軍上井岡山同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合。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這支部隊在局部彌補了南昌起義主力部隊的歷史缺陷。隨朱德上井岡山的南昌起義軍，大多是北伐時期具有很強戰鬥力的葉挺獨立團的，裝備比較整齊，槍枝近千支，優於其他各部。毛澤東、朱德領導的兩支部隊會師後，指戰員由2000多人激增至10000餘人；組成的紅四軍領導成員，參加過南昌起義的佔較大比例。在軍一級，除黨代表毛澤東外，軍長朱德、參謀長王爾琢和教導大隊長兼士兵委員會主任陳毅，都屬於南昌起義軍。堅持井岡山鬥爭，擊潰國民黨軍的多次「進剿」，原參加過南昌起義的指戰員也發揮著主力作用。所以，井岡山鬥爭的堅持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開闢，是毛澤東率領的湘贛邊秋收起義部隊和朱德率領的南昌起義部隊合力作用的結果。朱毛會師，標誌著八一南昌起義、湘贛邊秋收起義和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三大歷史事件融為一體，揭開了黨領導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歷史新篇章。這是黨在革命實踐中探索的先佔領農村後佔領城市的新革命道路的歷史起點。
第三，立足於工農武裝割據思想開闢的井岡山道路是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偉大開端。現在井岡山道路是網絡的熱詞之一。但是，井岡山道路的內涵是什麼，不僅一般讀者不甚了了,就是一些宣傳媒體和通俗著述的表述也不甚專業。不少人往往將井岡山道路說成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其願望是很好的，但這是井岡山道路的科學內涵嗎？恐怕值得商榷。我不反對將過去的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的內涵重新定位，但是一定要有文本依據，要講學術義理，不能想當然。
從我所接觸到的史料看，在開闢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堅持井岡山鬥爭時期，無論是全黨還是毛澤東都還沒有形成中國革命道路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一思想意識。1927年秋冬以後，儘管各地武裝起義此伏彼起地不斷爆發，但黨的指導思想還是以奪取城市為中心，各地武裝起義設計的目標模式是通過暴動攻佔縣城乃至省城，以為這樣，革命就能成功。但由於敵我力量懸殊，這一計劃未能實現，於是產生了革命力量到哪裡落腳安身的問題。根據實際鬥爭的需要，提出了開展遊擊戰爭、實行「農村割據」主張。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隊伍到井岡山開闢革命根據地，是對這個問題最早的明確回答。其他各地的武裝起義也先後走上這條道路。在這種情況下，實行「暴動割據」「農民割據」「農村割據」一類的主張，在中央和地方黨組織文件及中央領導人的講話、文章中開始廣泛使用。
但是，由於黨中央的指導思想仍然是城市中心論，黨的領導層對於實行「農村割據」一類主張有不同看法，乃至產生兩次激烈爭論。反對實行「農村割據」最有影響的是兩個人，而且正是他們將「農村割據」一類主張稱之為「以鄉村包圍城市」，認為這是錯誤的而加以指責。贊同和支持「農村割據」、認為「以鄉村包圍城市」是可行的主張，也有兩個代表人物。這裡先講第一次爭論，它發生在1928年6月黨的六大期間。先是夏曦在六大發言時將「農村割據」概括成「以鄉村包圍城市」，認為這是「農民意識」，主張暴動應以城市為中心。3天之後，在中央分管軍事工作的周恩來發言，不同意夏曦的看法，明確表示應當實行「農村割據」。他認為中國革命有割據可能，南中國的幾個省目前就應該開始做割據局面的準備。
毛澤東遠在井岡山，沒有參加黨的六大，不了解當時爭論的具體情況。但是，他在實踐探索中形成的工農武裝割據思想，既回答了黨的六大爭論沒有解決的問題，也為開闢的井岡山革命道路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撐。這集中地體現在1928年10月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和11月的《井岡山的鬥爭》兩篇文章之中。這兩文，一是提出了完整的「工農武裝割據」概念，相比較於此前的「農村割據」一類提法，更能準確表達革命鬥爭的內涵和方式。這就是在黨領導下，以武裝鬥爭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為基本內容，以農村根據地為根本依託的三位一體思想。「『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是共產黨和割據地方的工農群眾必須充分具備的一個重要的思想。」【《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1928年10月5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頁。】二是論述了小塊紅色政權能夠長期存在並日益發展的主客觀條件，回答了創造割據局面的可能性。他將當時的主客觀條件概括為「1加5」條，寫道：「一國之內，在四周白色政權的包圍中間，產生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紅色政權區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國有這種事。我們分析它發生的原因之一，在於中國有買辦豪紳階級間的分裂和戰爭。只要買辦豪紳階級間的分裂和戰爭是繼續的，則工農武裝割據的存在和發展也將是能夠繼續的。」這就是「1」。所謂「5」，是緊接著的下面一段話：「此外，工農武裝割據的存在和發展，還需要具備下列的條件：（1）有很好的群眾；（2）有很好的黨；（3）有相當力量的紅軍；（4）有便利於作戰的地勢；（5）有足夠給養的經濟力。」【《井岡山的鬥爭》（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57頁。】這個分析比此前《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的論述向前推進了。如果說這裡「1加5」中的「1」帶有「綱」的性質，那個「5」則屬於「目」。而這裡我們視為「綱」的「1」，在此前則是作為第一「目」來論述的。顯然，這個提升是認識的很大進步。三是提出了鞏固和發展武裝割據的紅色政權的正確方針政策，包括深入土地革命；軍隊的黨和武裝幫助地方的黨和武裝；集中用兵，反對分兵，避免敵人各個擊破；擴大割據地區採取波浪式推進政策，反對冒進政策等。
為什麼說這些思想還不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理論呢？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當時的指導思想還沒有明確黨領導革命的重心在農村，沒有確立農村中心論。毛澤東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論述「工農武裝割據」的重要意義時就說的很清楚：「以寧岡為中心的湘贛邊界工農武裝割據，其意義決不限於邊界數縣，這種割據在湘鄂贛三省工農暴動奪取三省政權的過程中是有很大的意義的。」「使紅軍從鬥爭中日益增加其數量和提高其質量，能在將來三省總的暴動中執行它的必要的使命。」【《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1928年10月5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52頁。】這就是說，實行湘贛邊界工農武裝割據，還是為了準備在將來湘鄂贛三省總的暴動中執行必要的使命，而實行湘鄂贛三省總暴動就是城市中心論的指導思想。
井岡山道路的內涵雖然是「工農武裝割據」思想，但這絲毫不意味著它不偉大，也不意味著它比「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說法不光鮮。況且它是形成「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理論基礎的「農村中心論」的必要前提，即是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理論的直接來源。兩者只是「一步之距」。一年多後，毛澤東的思想就達到了這個新的高度。因此，說井岡山道路開創了探索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歷史起點，或者說是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偉大開端，也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三、毛澤東成為中國革命偉大領袖的歷史起點
毛澤東早在青年時代就表現出非凡人物的特質。他常對人說，大丈夫要為天下奇，做個奇男子。因而，他獲得一個「毛奇」外號。其間，有幾件「奇事」是一般人難以企及的。一是在省立一中寫論商鞅變法的作文，老師給予極高讚譽：「才氣過人，前途不可限量」，「練成一色文字，自是偉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在90多年來我們黨的歷史上的領袖人物中，似還難以找出有此盛譽者。二是在第一師範求學期間，注重考察社會，讀無字書。「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則汗漫九垓，遍遊四宇尚已。」他邀同學利用暑假，步行千裡，「遊學」農村，作社會考察，了解廣大民眾的生活實況。此舉被同學們贊之為「身無分文，心憂天下」。三是在五四運動前後，湖南陸續到京準備赴法留學的青年學子有50多人，為全國來京之最。這是那時大規模出國潮的一波。毛澤東是湖南青年赴法留學的組織者。他將好友一批批送走，好友也動員他一起走，但他卻堅持先留在國內，認為「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於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這項工作，與其出洋回來後做，「不如現在做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頁。】這個決定，對他一生產生了重大影響。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毛澤東積極投身革命，在大革命洪流中嶄露頭角。但是，他的領袖特質卻是在大革命失敗之後顯現出來的。他開闢的井岡山道路，使之成為中國革命偉大領袖的歷史起點。
第一，毛澤東是將革命暴動從城市轉向農村，乃我們黨做「革命的山大王」第一人。毛澤東的「上山」設想早在武漢七一五事變前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已萌生。為了應對國共兩黨分裂危機，他指出：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八七會議後，他婉拒瞿秋白，不願到上海中央機關去住高樓大廈，而要上山交接綠林朋友。秋收起義爆發後，絕大多數起義的目標是攻打縣城，唯有湘贛邊秋收起義隊伍是奉命攻打省城。起義軍攻打縣城已經失利，遑論攻打省城？毛澤東的高人之處正在於，不是機械地執行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的決定，而是從實際情況出發，在瀏陽文家市決定退兵，從進攻大城市轉向農村進軍。這在那時200次的武裝起義中，敢於冒著違抗中央決定的風險而做出「唯實」的決策，除毛澤東外似沒有其他人。經過三灣改編和蓮花引兵井岡，毛澤東開闢了我們黨領導的第一個革命根據地，成為中國共產黨做「革命的山大王」的第一人。如他本人所說：「我們這個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產黨領導的，有主張、有政策、有辦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農武裝。」【何長工：《紅旗插上井岡山》，《革命回憶錄》第1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頁。】在井岡山全盛時期，擁有寧岡、永新、蓮花3個全縣和遂川等5縣局部地區的這個不小地域的「山大王」，是他成為中國革命偉大領袖的歷史起點。
第二，毛澤東後來概括的中國革命三大法寶，在井岡山時期實際上已初具雛形。1939年10月，毛澤東總結中國革命的基本經驗指出：「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共產黨人〉發刊詞》（1939年10月4日），《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頁。】這三個主要法寶，毛澤東在開闢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時已初步煉就。儘管有的思想還處於萌芽狀態，但正因為初步有了這三個法寶，才能開闢我們黨的這第一塊革命根據地，否則是根本不可能的。
首先，關於統一戰線。這是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上井岡山最先遇到的問題。因為井岡山已有袁文才、王佐兩個山大王，對他們採取什麼政策，這是直接面對需要解決的。當時不少人主張用武力消滅他們，毛澤東不同意。他說：「談何容易，你們太狹隘了，肚量太小了。三山五嶽的朋友還多著呢，歷史上有哪個把三山五嶽的『土匪』消滅掉了！我們要團結、改造他們，把三山五嶽聯合成一個大隊伍，統治階級就拿我們沒有辦法。」【何長工：《紅旗插上井岡山》，《革命回憶錄》第1集，第10頁。】
毛澤東是我們黨最早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領導人之一。在大革命的國共合作時期，他曾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職。上井岡山做袁、王統戰工作，是「小菜一碟」。那時袁、王都非常缺槍，沒有槍枝就沒有戰鬥力，何談佔山為王?毛澤東與袁、王初次見面，就分別給了袁100條槍、王70條槍。袁、王見毛對他們以誠相待，又慷慨饋贈，非常感動，疑慮消除，即引毛率領的工農革命軍進山，先後進駐他們的司令部所在地——茅坪和茨坪。隨後，袁、王主動請毛派人改編他們的部隊。毛澤東決定實行團結、改造方針。這樣，袁、王部隊也成了工農革命軍。在開闢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過程中，改編過的袁、王部隊是紅四軍的主力之一。參加開闢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譚震林等老同志說：「沒有他們兩個人支持，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沒那麼容易。」「如果他們反對我們，我們是站不住腳的。」【譚震林：《回顧井岡山鬥爭歷史》，《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頁。】毛澤東團結改造袁、王部隊是他運用黨的統一戰線這個法寶的成功範例。
其次，關於武裝鬥爭。開闢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艱巨鬥爭，毛澤東有豐富的武裝鬥爭經驗，並作了初步總結。歸納起來，主要有這樣幾點：
——關於黨對軍隊的領導。三灣改編時，毛澤東鑑於參加八一南昌起義的葉挺每團只有一個支部，經不起嚴峻考驗的教訓，率先把黨的支部建在連上，班、排建有黨小組，連以上設黨代表，營、團設黨委，從而保證了黨對工農革命軍的領導。朱德上井岡山前來會師後，軍隊從上到下都建立了黨的組織。「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井岡山的鬥爭》（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65-66頁。】古田會議後，又發展為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思想。
——關於軍隊的宗旨和任務。毛澤東在黨的七大說：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是這個軍隊的唯一宗旨。這個宗旨實際上源於井岡山時期。1929年1月，朱德、毛澤東發布的《紅軍第四軍司令部布告》，首次出現「紅軍宗旨，民權革命」和「革命成功，盡在民眾」提法。【《紅軍第四軍司令部布告》（1929年1月），《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52、53頁。】隨後在古田會議決議中，毛澤東根據在井岡山時期紅軍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幫助地方黨和武裝的發展、建立縣區鄉政權的工作的經驗，指出：「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特別是現在，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於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1929年12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86頁。】這些思想的緣起，還可以追溯至1927年底毛澤東在礱市宣布的工農革命軍三大任務，即第一，打仗消滅敵人；第二，打土豪籌款子；第三，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後來，毛澤東將這個思想進一步概括為人民解放軍永遠是一個戰鬥隊，又是一個工作隊，同時還是宣傳隊。
——關於軍隊政治工作。紅軍士兵大部分是由僱傭軍隊來的，經過政治教育，都有了階級覺悟，知道不是為他人打仗，而是為自己為人民打仗。軍隊政治工作包括對敵軍的宣傳。毛澤東認為最有效的方法是釋放俘虜和醫治傷兵。新來的俘虜兵，感覺紅軍和國民黨軍隊是兩個世界。「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紅軍像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井岡山的鬥爭》（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65頁。】毛澤東還認為，軍隊的民主主義制度是破壞封建僱傭軍隊的一個重要武器。在紅軍內部，官兵平等。從軍長到夥夫，除糧食外一律吃五分錢的夥食。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繁瑣的禮節，經濟公開。這些是紅軍具有戰鬥力的重要原因。後來，毛澤東等將軍隊政治工作提升為軍隊的生命線，並將「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概括為政治工作的三大基本原則。
——關於軍隊紀律。1928年4月初，毛澤東為了迎接前來井岡山會師的朱德部，親往湖南桂東，正式頒布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三條紀律是：第一條，一切行動聽指揮；第二條，不拿工農一點東西；第三條，一切繳獲要歸公。六項注意是：一，上門板；二，捆鋪草；三，說話和氣；四，買賣公平；五，借東西要還；六，損壞東西要賠。【參見李自仁：《紅軍在沙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74頁。】兩年後，紅軍在開闢中央蘇區過程中，將「三大紀律，六項注意」，發展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以後又不斷完善，使之成為人民軍隊的行為規範和準則。
——關於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毛澤東也有初步總結：「我們三年來從鬥爭中所得的戰術，真是和古今中外都不同。……我們用的戰術就是遊擊的戰術。大要說來是：『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利用正確的戰術，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必有俘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井岡山的鬥爭》（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04、81頁。】這些戰略戰術，是人民軍隊戰略戰術發展的最初基石。
毛澤東的武裝鬥爭思想儘管還沒有完全展開，但是關於人民軍隊和人民戰爭戰略戰術的核心思想已經逐漸形成。以後隨著歷史的發展和大規模戰爭的進行，其思想日益豐富和完善。如周恩來所說，中國革命的源泉在農村。我們黨必須找一個熟悉農村革命的人當統帥。毛澤東擅長農民運動，深知在中國幹革命，離開了農民將一事無成，農民戰爭是中國革命成功的基石。他經過井岡山鬥爭，總結出打遊擊戰、運動戰的經驗，是一個很有智慧的帥才，很適合駕馭目前的戰爭。
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的武裝鬥爭思想，正說明他是人民軍隊偉大統帥的歷史起點。
再次，關於黨的建設。我們黨成立後，毛澤東在黨中央工作的時間不長，但他在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過程中卻提出了豐富的黨建思想。作為對井岡山革命鬥爭實踐經驗系統總結的《古田會議決議》，系統地回答了建黨的一系列根本問題，標誌著毛澤東的建黨學說初步形成。鄧小平指出：「在井岡山時期，即紅軍創建時期，毛澤東同志的建黨思想就很明確。大家看看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的決議就可以了解。他的完整的建黨學說，是經過實踐在延安整風時期建立起來的。毛澤東同志對於建立一個什麼樣的黨，黨的指導思想是什麼，黨的作風是什麼，都有完整的一套。」【《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1977年7月21日），《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頁。】井岡山時期是毛澤東建黨學說的歷史起點。
一是關於思想建設，提出了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的任務。1928年11月，毛澤東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我們感覺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要錯誤的。」一年後，他在《古田會議決議》中對此作了具體分析，指出：四軍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意識非常之濃厚，對於黨的正確路線之執行，給了極大的妨礙。若不徹底糾正，則中國偉大革命鬥爭給予紅四軍的任務，是決然擔負不了的。因而，「紅軍黨內最迫切的問題，要算是教育的問題。為了紅軍的健全與擴大，為了鬥爭任務之能夠負荷，都要從黨內教育做起」。【《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1929年12月），《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94頁。】據此，他列出了8種錯誤觀念，逐個地論述了每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具體表現、來源及其糾正方法。就加強黨的思想建設言，明確提出：一要反對主觀主義。教育黨員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觀主義的分析和估量。要求黨員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由此來決定鬥爭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二要反對絕對平均主義。一方面加強教育，說明絕對平均主義的危害和實際生活中的不可能；另一方面，紅軍人員的物質分配，應該做到大體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餉平等。三要反對享樂主義和小團體主義等個人主義思想。糾正的方法，主要是加強教育，從思想上糾正個人主義。同時，要設法改善紅軍的物質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改善物質條件。
二是關於組織建設，初步地但比較全面地提出了黨的組織建設任務。在井岡山初創時，軍事鬥爭節節勝利，黨組織大發展，許多投機分子乘機混入黨內，邊界黨員數量一時增到一萬以上。但白色恐怖一到，投機分子反水，黨的組織大半塌臺。於是，1928年9月後，開始「厲行洗黨」（即整黨），著重於組織上的清洗和整頓，黨員重新登記，組織由公開轉入秘密。同時，也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這樣，「黨員數量大為減少，戰鬥力反而增加」。【《井岡山的鬥爭》（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75頁。】這是黨的歷史上最早的整黨運動。《古田會議決議》總結井岡山鬥爭以來的組織建設經驗，首先明確提出「黨的組織路線」概念和加強黨的組織建設的三大舉措：
（一）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在三灣改編時提出的「支部建在連上」的思想，不僅是建軍的重要原則，而且對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也有重要意義。為了使黨員參加支部會有興趣，提高會議質量，《決議》要求要使與會者明白會議的意義，強調會議的政治化與實際化，反對空論，發動與會者的心思才力，從而激發黨的戰鬥力。這些要求對於提高黨的基層組織會議質量起了重要作用。
（二）首次提出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具體條件。為了解決在紅軍中入黨太隨便，使黨的質量受到嚴重影響的傾向，《決議》根據在井岡山洗黨的經驗，提出對不夠黨員資格經過教育不改者「一律清洗出黨」外，第一次提出了「新份子入黨條件」。【它有5條：1、政治觀念沒有錯誤（包括階級覺悟）；2、忠實；3、有犧牲精神，能積極工作；4、沒有發洋財的觀念；5、不吃鴉片，不賭博。當時規定這一條，是因為紅四軍有相當一部分是從舊軍隊改編過來的，吃鴉片、賭博的壞習氣帶到紅軍中和黨內來了。為了杜絕此等惡習，不能不將此作為入黨條件之一嚴肅提出。】條件的規定很樸實，是根據紅四軍黨內的實際情況提出的。後來的入黨條件比那時表述的更規範，但其精神實質是一致的。
（三）反對極端民主化，強調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極端民主化傾向在井岡山時期就是比較突出的問題。《決議》指出：極端民主化的危險在於損傷以至完全破壞黨的組織，削弱以至完全毀滅黨的戰鬥力，由此必然走到革命失敗。因此，必須在組織上「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嚴格執行黨的紀律，少數人在自己的意見被否決之後，必須服從多數人所通過的決議。這要求黨的指導機關有正確的指導路線，以建立領導的中樞。這一條旨在說明，有了正確的指導路線後，必須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毫不留情地與極端民主化現象作鬥爭。
三是關於作風建設，初步地展現了黨的三大作風的基本內涵。當時沒有提出黨的作風建設概念，但事實上存在作風問題。糾正黨內錯誤思想，就包括糾正不好的作風。井岡山時期，黨和紅軍中存在的作風問題比較突出，否則不會提出三大紀律六項注意。《決議》初步地提出了後來明確的黨的三大作風。
——關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的初步內涵。首要一條，是確立並堅持實行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的思想路線。那時黨內普遍存在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上級領導下車伊始，一些決定、命令不符合客觀實際，但要求下面絕對執行。下面不少幹部對上級領導特別是中央指示帶有盲目性，以為上面的指示一定是正確的，也形式主義地機械執行。這種主觀主義、形式主義傾向致使井岡山鬥爭在1928年先後遭受前往湘南的「三月失敗」和「八月失敗」。有鑑於此，1929年6月，毛澤東在關於紅四軍內部爭論的一封信中已使用「思想路線」概念。半年後的《古田會議決議》，對非無產階級思想的批評，就包括前述「對於政治形勢的主觀主義的分析和對於工作的主觀主義的指導」，其結果不是機會主義，就是盲動主義；提出要「教育黨員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觀主義的分析和估量」。【《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1929年12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92頁。】又過半年後，在《反對本本主義》中，他進一步批評了那種以為上了書就是對的，以及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態度，指出：這完全不是共產黨人從鬥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強調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鬥爭策略，是要在群眾的鬥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只有向實際情況作調查，才能解決問題，「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這表明，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的思想路線已初步形成。
——關於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作風的初步內涵。在井岡山時規定嚴格的組織紀律，就是為了糾正侵犯群眾利益的不良行為，密切同人民群眾的聯繫。在龍源口大捷後，永新縣完全處於紅色割據之下。這裡人口稠密、特產豐富，境內崇山峻岭，地形複雜，有利於造成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毛澤東提出「大力經營永新」方針，要求紅軍短期分兵，開展群眾工作，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他本人深入塘邊村，在貧農家住，訪貧問苦，了解情況；並領導當地群眾建立政權、發展赤衛隊等組織、開展土地革命。該縣各項工作發生了很大變化。一年半後的《決議》指出：紅軍要擔負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並幫助群眾建設革命政權等任務；否則既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這既是批評單純軍事觀點，也具有加強黨的作風建設的普遍意義。《決議》還明確提出了「一切工作在黨的討論和決議之後，再經過群眾路線去執行」。【見1948年東北書店印行的《毛澤東選集》，第548-549頁。】儘管正式出版的「毛選」，將「路線」二字刪去了，但它說明當時對加強黨的作風建設實際上提到了群眾路線的高度。
——關於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的初步內涵。在井岡山時期的紅四軍黨內，批評與自我批評沒有正確開展，致使黨內、軍內領導層的一些認識分歧沒能解決，在下山後的轉戰中還加深了領導層的裂痕。紅四軍七大、八大沒有開好，就暴露了這個缺點。在中央九月來信對毛澤東的意見表示了鮮明支持態度後，九大的古田會議決議強調了開展批評要注意政治，分析「主觀主義的批評」主要表現為：將批評變成了攻擊個人；不在黨內批評而在黨外去批評；無證據的亂說或互相猜忌；批評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決議》指出：這樣的批評，往往釀成黨內的無原則糾紛，或者使黨內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點方面，忘記黨的政治任務，這是很大的危險。《決議》要求堅決糾正，指出開展正確的批評「是堅強黨的組織、增加黨的戰鬥力的武器」。【《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1929年12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90頁。】
毛澤東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時間雖然不長，但積累的革命經驗異常豐富。他視為中國革命的三大主要法寶在此已見端倪。
第三，毛澤東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最早的實踐開拓者和理論闡發者。這裡先介紹中央第二次爭論的情況。這次爭論發生在1930年春夏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間。那時，一方面由於統治階級內部的分裂和戰爭，另一方面各地武裝起義後的遊擊戰爭蓬勃發展，在全國許多地區形成了有相當規模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它遍布贛、閩、湘、鄂、桂、粵、豫、皖、浙等9省7片。但是，在共產國際「左」的指導思想影響下，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仍然堅持城市中心論。李立三不斷發表文章，聲稱「鄉村是統治階級的四肢，城市才是他們的頭腦與心腹」，沒有中心城市和產業區域的罷工高潮，「想『以鄉村來包圍城市』、『單憑紅軍來奪取城市』都只是一種幻想，一種絕對錯誤的觀念」，並批評「朱毛和鄂西紅軍還不十分了解紅軍集中進攻的策略，還多少存留著過去躲避和分散的觀念」，「用鄉村包圍城市的辦法」「是忽視城市工作的重要，農民意識的表現」。同時，中央還致信紅四軍前委，批評四軍關於「造成閩粵贛三省邊境的紅色割據」觀念是「極端錯誤的」，「是割據政策，是保守觀念」。這時，不贊同李立三觀點的代表人物是何孟雄和周恩來。何孟雄以周子敬的名義發表文章，明確表示不贊同李立三的看法。他指出：現在全國農民運動的發展比城市工人運動快得多，「若我們依然是將大部分的力量都用在城市中，實不如用在農村中為好」。「若是革命勢力佔據了廣大農村之後，他還是可以聯合起來包圍城市、封鎖城市，用廣大的農村革命勢力以向城市進攻，必然可以得著勝利。」現在既然做不到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平衡地發展，「為什麼不可以暫時放棄城市而以全副力量去發展鄉村呢？」【以周子敬的名義寫的文章，發表在1930年5月24日出版的《紅旗》第104期。】他的這個意見沒被李立三採納，但所表達的黨的工作應以農村為重點，先佔農村，用鄉村包圍城市、封鎖城市、進攻城市的觀點是十分明確的。應當說，這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理論觀點的最早雛形。
周恩來也不贊同李立三的意見。他早在1929年審定中央給紅四軍的「九月來信」中就提出「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徵，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周恩來選集》上卷，第32頁。】在1930年春離開上海中央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途中，他在德共《赤旗報》上發表文章，指出「農民遊擊戰爭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國革命的主要特徵」。在向共產國際匯報時又強調在中國農村「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的意義。當時的中央總書記向忠發等批評周恩來的意見是與中央路線不同的「割據觀念」，待他回來後再開展鬥爭。但是，周恩來的觀點卻得到共產國際和史達林的支持，這樣他們才不再堅持原來的意見。在周恩來回國後，經過六屆三中全會對「立三路線」錯誤的糾正，以農村工作為重點的思想在全黨明確起來了。
在此期間，毛澤東也沒有參與中央領導層的爭論。但是，他在井岡山的實踐鬥爭，卻對推動黨中央的認識轉變，確立「農村中心論」思想發生著重要影響。因為周恩來在中央分工一直主管軍事鬥爭，非常關注朱德、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和下井岡山後轉戰贛南閩西開闢中央蘇區的鬥爭。周恩來和毛澤東的認識多有互動，上述中央「九月來信」就是一個生動典型。不僅如此，立足於「農村中心論」基礎上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戰鬥在一線的毛澤東，可謂是這條道路最早的實踐開拓者和理論闡發者。
說毛澤東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最早的實踐開拓者，是因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與立足於「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的井岡山道路，是一脈相承的。井岡山道路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先聲，「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是井岡山道路的延續。從這個意義上說，有如前述，井岡山道路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偉大開端。因而，毛澤東是中國特色革命道路最早的實踐開拓者。
說毛澤東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最早的理論闡發者，是因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我們黨最早明確黨領導革命的重心在農村，從而有了農村中心論指導思想的理論文本。毛澤東那時的思想發展很快。1929年1月，他和朱德率紅四軍主力下山開闢贛南閩西蘇區，在1930年1月寫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與一年多前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鬥爭》兩文相比較，思想有了明顯的飛躍。
第一，該文不是就事論事，而是就事論理，即不再是單純地論述紅色區域為什麼能夠存在這件事，而是通過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將農民鬥爭的重要性提到一個新的高度，達到了新的境界，認為「紅軍、遊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鬥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鬥爭發展的必然結果；並且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98頁。】
第二，該文既批評了「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觀論調，也批評了犯著革命急性病的盲動主義。這兩種錯誤傾向都對中國革命的主觀力量和反革命力量作了不切當的估量。毛澤東特別強調對於中國革命主觀力量要作正確估量，認為現在雖然弱小，但其發展是很快的，「在中國的環境裡不僅具備了發展的可能性，簡直是具備了發展的必然性」；提出必須反對單純地流動遊擊思想，確立有計劃地建設根據地政權、深入土地革命、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強調「必須這樣，才能樹立全國革命群眾的信仰，如蘇聯之於全世界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99、98頁。】由此，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論斷。這是基於對中國革命特點的正確分析而對中國革命在農村發展具有的長期性和必勝信念的新認識。
第三，對中國革命高潮的到來作了高瞻遠矚的科學估計，指出：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不是可望不可即的空洞之言，「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06頁。】
毛澤東對於中國革命的勝利充滿了高度的政治定力。該文儘管沒有明確提出農村中心論的思想，但對中國革命的特點的新認識和充滿中國革命必勝的堅定信念，說明其思想深處已蘊含著農村中心論。它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提供了最早的理論基石。後來這一革命道路理論，也在毛澤東的著述中得到了更加完整的闡發。因此，完全可以說毛澤東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最早的理論闡發者。
90年過去了，八一南昌起義、湘贛邊秋收起義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三大事件已成為歷史。但是，這三大事件的革命精神卻永遠在路上。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要弘揚三大事件的革命精神，不忘初心，繼續為實現黨的理想和宏偉目標而不懈奮鬥。
Great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Jinggangshan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and Other Two Historic Events
Shi Zhongquan
Abstract: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ose up to fight, and led the armed struggle,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ase areas. The most influential events were the Nanchang uprising, the Autumn Harvest Uprising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Jinggangshan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These three historical events created a great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lea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lone, to explore the revolutionary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o begin Mao Zedong's leading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o explore the connot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ree historical events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
Key words:Chinese revolution;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volutionary road; historical start; Mao Zed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