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陳旭光談科幻電影:創意取勝的軟科幻 極具本土發展潛力

2020-11-24 浙江在線

2020-11-03 18:56 |浙江新聞客戶端 |記者 沈愛群

中國電影人正憧憬著科幻電影的春天。

11月1日至2日,第五屆中國科幻大會在北京舉行。

今年7月,國家電影局與中國科協共同發布了《關於促進科幻電影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將科幻電影打造成為電影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增長點和新動能,並提出了對科幻電影創作生產、發行放映、特效技術、人才培養等加強扶持引導的十條政策措施,被稱為「科幻十條」。

據介紹,推動「科幻十條」貫徹落實是本屆科幻大會的重要內容。大會上成立了中國科協科技傳播與影視融合辦公室,作為促進科幻電影發展聯繫機制的日常辦事機構;同時發起全國科幻科普電影放映聯盟,為科幻科普電影的廣泛傳播搭建行業平臺。大會專題論壇中還專門設置了科影融合與中國科幻電影未來發展研討會。

日前,趁第五屆中國科幻大會召開間隙,本端記者採訪了北京大學影視戲劇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陳旭光。

陳教授是浙江麗水人,近年他一直呼籲發展科幻電影和相關的想像力消費電影。他認為,「科幻十條」的出臺,對於科幻電影的創作生產乃至電影產業的發展都是重大利好。隨著扶持政策和細則的落地,國產科幻電影的發展將迎來重要機遇期。

本端記者:有人說,國內電影人正在開拓科幻「新宇宙」。對此,您如何評介?

陳旭光:在一定程度上,「科幻電影」是衡量一個民族想像力、創意力、創造力之程度的尺度。科幻電影對於開拓中國電影工業的「想像力消費」空間,對於國民提高科學素質,加強理性精神,對於青少年一代喜歡科學、熱愛想像的引導也有著重要的推動意義。

毋庸置疑,科幻電影熱在中國的掀起是有意義的,也是頗具「文化症候」意義的,它的確是在開拓一個科幻的「新宇宙」。

近年,《流浪地球》《瘋狂外星人》《上海堡壘》等科幻電影掀起的觀影和輿情熱潮,說明中國人的思維,特別是年輕人的思維、想像力已經走出了傳統中國人的性格和思維模式,走出了堅執於現世、世俗、感性、經驗的一面。青年人有了更多超驗性的情懷,有了更大的想像力空間,有了一個屬於他們的「新宇宙」——這些新人,是科幻電影的主力受眾。

目前的事實是,中國科幻電影一直不發達,科幻遠未成為一種類型。或者說科幻與現實聯繫仍然太過密切,科幻的強度、學理性、想像力遠為不足,科學性也非常不足。科幻「新宇宙」如何開拓,如何生產具有中國特色又具有全人類性的科幻電影,無論是科幻大片還是中小成本的科幻「小片」,是擺在電影人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

本端記者:《流浪地球》的成功出圈,曾經讓國人稱2019年為中國科幻電影元年。但您卻站出來提醒:不要一窩蜂地做像《流浪地球》那樣的大場面高科技。

陳旭光:2019年,有人提出了「中國科幻電影元年」的說法,這與2019年春節檔《流浪地球》的成功不無關係。當時,該片幾乎以一種「孤片蓋全唐」之勢,一種「我花開後百花殺」的頭部氣概,打破了中國多年來許多電影口碑、票房不一致的尷尬局面,實現了雙贏。

從文化上說,科幻電影是人對自己的反觀自身的關照,對未來可能發生的各種危機和人類生存危機的預警。

從電影形態、類型上說,《流浪地球》是一種美式科幻大片。它需要高度的「工業化」成本。投入資金的保障不要說了,更重要的是製作的難度和質量,技術的高新、尖端、前沿,還有工業化管理的難度。

因此,從電影製作、電影工業、電影科技的角度看,科幻電影的製作成本是比較高的,它可以往重工業電影方向發展,能夠滿足中國電影「升級換代」、工業化的追求。這當然是由科幻電影特別需要視聽震撼的奇觀效應,特別具有想像力消費的特點決定的。

就以集中體現中國電影工業化程度的《流浪地球》來說,這部電影的高度的工業化主要體現在:

第一是影片投入資金的保障是比較充分的。這也是因為小作坊式的小打小鬧根本無法支撐《流浪地球》工業化的要求。

第二,《流浪地球》製作的難度比較大,所用的技術表現出高新、尖端、前沿的特點。據相關統計,《流浪地球》使用了8座攝影棚,置景車間加工製作了1萬多件道具,置景延展面積近10萬平方米,運載車、地下城、空間站等都是實景搭建,攝製組歷經15個月的設計、繪製、規劃和搭建工作。

第三,就是這部影片投入人數之多,整個製作時間之長,在近年中國電影的生產中也是非常突出的。《流浪地球》的製作團隊多達 7000 多人,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家,從事不同職業。如何讓這些人在兩年時間內通力協作,完成製作,其工業化管理組織難度可想而知。

還有一點頗為可貴的是,導演郭帆對《流浪地球》的「工業化」製作流程和工業化的管理機制體味頗深,還身體力行。記得他曾說過這樣的話——「錢並不是工業化的標準,一整套分工明確的專業流程才是。」

但我認為,科幻電影的生產完全可以分層,要根據投資、觀眾定位來調整電影的美學表現。不必也不應該一窩蜂地做像《流浪地球》那樣的大片、那樣的大場面高科技。

相反,中國科幻電影中另外有一些,如《大氣層消失》《長江七號》《美人魚》,包括《被光抓走的人》、《瘋狂外星人》等。它們工業性不強,投資不大,中小成本,但以創意取勝,更具本土化,這些電影也被創作「軟科幻」電影。這些中小成本的科幻電影也應該有一席之地。這樣才能形成一種「大魚帶小魚」,也就是大片引領,發揮「頭部效應」,眾多中小成本類型電影緊隨其後的合理生態、合理格局。

本端記者:劉慈欣說過,創作人才、科幻影視編劇人才的匱乏,是影響科幻電影形成龐大產業的一個重要方面。我們需要怎樣素養的科幻影視編劇人才?

陳旭光:藝術、文學、電影都是要表現人,都是要講述以人為本的故事的。科幻電影也要表現好人,講好故事。僅僅有奇觀、想像、科幻思維是不夠的。科幻電影看似不「接地氣」,不接「人氣」,與現實沒有毫無聯繫,有時候主物可能是機器人、外星人、複製人。但在科幻電影裡,卻常常凸顯出諸如人的本質、人與環境、人性等等重要的,能夠為全球電影觀眾所能理解的重要命題、價值觀念。

說到底,人才是機器、科學、未來世界的主宰,無論時代穿越到何等之遙遠的未來世界,基本人性是不變的,如愛恨情仇,家庭倫理。所以一定要把這些內在的、普遍的、人性的、情感的東西寫好。千萬不要以為有想像力,有高度的工業化技術和充足的資金,就能夠做好科幻電影。

實際上,在科幻電影的整個敘事中,傳統的英雄敘事模式常常被轉喻和重構成一位為了人類命運奮鬥的救世主英雄的救贖冒險。在這種情況下,「科幻」藉助科學的外衣構建起新的敘事寓言,並依靠西方符號、西方思想的植入使「科幻」類型越來越包含一種歷史哲學的合法化的強大文化傳播能力。但是,我們中國做科幻電影,要講述中國故事,表達「中國夢」,表現中國的文化原型。所以如何做到好的創意故事,如何接上中國的「底層」和「地氣」,哪怕通過西方視聽覺奇觀的外觀,但是講述的卻是中國故事,這些關鍵問題,與創意、與編劇、編劇人才等關係是非常密切的。

我們以《瘋狂外星人》為例來說一下。這部電影也許不能稱為嚴格意義上的科幻電影,但很接中國地氣,可以說是一部以好萊塢科幻片的劇情模式和宏大場面為反諷對象的黑色幽默喜劇。它是一種「反類型」,是「美式」科幻電影的中國本土化,也許預示了科幻與當下現實,與喜劇結合的可能性,為一種新的喜劇亞類型或科幻亞類型提示了一個方向。

我們知道,導演寧浩有自己個人一以貫之的黑色幽默風格的「作者性」標籤。同樣,《瘋狂外星人》也具有鮮明的中國「當下性」和寧浩的個人化「作者」風格。寧浩似乎在以一種「四兩撥千斤」的中國智慧化解與外星人的衝突危機。這包裹了中國哲學特有的世俗化特性、經驗論思維。從《瘋狂的石頭》開始,寧浩就一直秉有某種「底層」、世俗氣息。

《瘋狂外星人》實際上包孕了對人與人、國與國、人類與外星人、人類與動物等之間如何相處溝通等的思考,甚至蘊含了一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題意向。但影片表面上表現的,卻是一種樸實的中國智慧或中國夢想——一個身處底層,但正直、真誠、敬業的耍猴人,也可以理解為中國文化的傳承者和守護人,是一種「最卑賤者最聰明」的人。黃渤扮演的耍猴藝人,以一種四兩撥千斤的平民智慧化解美國人都卻解決不了的與外星人的衝突危機。這是以中國哲學特有的世俗化、經驗論思維把「外星人」「去魅化」、解構化了。最後,外星人被擅長於人際關係的中國人用酒文化搞得神魂顛倒,不打不相識,開始摒棄前嫌和誤會,與我們友好相處了。

因此,發展科幻電影很重要的一環是創意、編劇的人才培養問題。

我覺得,技術問題現在在一個技術流通比較迅速的時代不是一個太大的問題,真的要做大做強,視聽效果震撼逼真,我可以花錢僱高科技的公司、人員來做。但創意和故事卻不是花錢就能立竿見影的。

但好故事、好創意是可遇不可求的,不是錢能堆出來的。所以我們應該在大學教育裡,加強科學、人文的綜合交叉,加強影視專業教育的綜合性、人文性,加強創意編劇人才的培養。

在創作理念上,我們要鼓勵想像力,不要有太多的束縛,當然要符合科學原理。從某種角度說,好的科幻電影是寫永遠不會發生但是有可能發生的故事。

本端記者:您近年還大力提倡「想像力消費」,請問「想像力消費」與科幻電影是什麼關係?

陳旭光:我在談到對當年以《九層妖塔》為代表的玄幻類電影時,提出了「想像力消費」的概念。

我認為,這類電影表徵了一種新的「文化症候」,它順應的是網際網路哺育的一代青年人的消費需求,是在玄幻類、奇幻類電影缺失,以及在儒家傳統文化以及現實主義創作制約下的背景中產生的——數位技術與網際網路催生了一代人的想像與消費,可以無中生有,可以跟現實沒有關聯——這是一種想像力的消費。

這幾年我一直大力呼籲發展科幻電影和相關的想像力消費電影。

我認為的「想像力消費」是指影視作品的受眾(這裡面包括了讀者、觀眾、用戶、玩家),對於超驗性的、虛擬性較強的,充滿想像力的作品進行藝術欣賞和文化消費。後疫情時代,觀眾對這種想像力消費無疑有著更大的需求。

所以想像力消費類的電影是包括了科幻電影的。除了科幻電影是當下文化消費的重要需求,其他像玄幻、魔幻電影、影遊融合電影等,都是網生代青年所需要的電影,這些類別的電影,都是我所認為的想像力消費電影。

在我看來,疫情期間和疫後長時期,都使得想像力消費的問題進一步凸顯。也就是說,與網際網路聯繫更加密切,更加「放縱」想像力,更強化超現實、虛擬實境。今後,更強調影視的娛樂化、遊戲性功能的作品,會進一步受到觀眾與市場的歡迎,其消費需求空間會有一個極大的增長。還有玄幻、魔幻、幻想型影視劇——疫後的網絡電影領域,出現了《奇門遁甲》《倩女幽魂:人間情》等多部幻想類熱播作品,其中《倩女幽魂:人間情》5月1日上映,上線10天單平臺(騰訊視頻)分帳票房便突破了3000萬,形成了網絡熱點。

還有影遊融合類影視劇——疫情期間,人們由於長期居家,遊戲便成為了重要的娛樂、消遣活動。遊戲化的審美特性,如遊戲化敘事、虛擬性場景,以及震撼的視聽,漫畫式的形象造型,還有對強刺激性、體驗感、互動性的追求等,影響並形構了受眾的審美習尚、審美心理與消費心理。受眾會更喜歡具有遊戲性美學特質的影遊融合類作品。

後疫情時代,中國電影產業發展的諸多嚴峻問題更有待從各個方面積極面對,深入探討。應和著廣大觀眾審美心理的變化和「想像力消費」需求的激增,我們應該大力發展科幻、影遊融合、玄幻魔幻電影等影視形態或題材,不斷豐富中國電影的類型樣式、美學形態,不斷擴展中國電影生態版圖,推動中國電影的再度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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