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祥
1941年，一群男人從西伯利亞雅庫茨克附近的勞改營出逃，他們步行4000英裡（6437公裡）抵達印度，歷時11個月。這段故事在戰後引起世界的注意，《回來的路》（The Long Walk：The True Story of a Trek to Freedom）在1956年於英國首次出版，廣受歡迎，隨後被翻譯成25種文字，全球銷量高達50萬冊。它意想不到的成為當時戶外運動者的必讀書，激勵了一代代年輕人投身探險事業。
這部暢銷書的作者即敘事者，是生活在英國的波蘭人斯拉沃米爾·拉維奇，事實上書由英國記者羅納德·唐寧代筆。拉維奇宣稱親眼見到傳說中的喜馬拉雅山雪人（一度流行的科學鬧劇），引來唐納的關注，記者發現流亡路遠比雪人傳聞精彩，便甘願成為幕後寫手。
拉維奇在2004年去世。英國廣播公司（BBC）在2006年拍攝了紀錄片，通過找尋蘇聯和波蘭的檔案，證實拉維奇是遭蘇聯俘虜的波蘭軍官，也被關入集中營，但他不是騎兵上尉，也從沒去過印度。檔案顯示，他在1942年根據蘇聯和波蘭流亡政府之間的協議被釋放，途徑伊朗，抵達巴勒斯坦。這場曾感動幾代人的遠徵真是純虛構的嗎？紀錄片未給出答案，但激起更多人去考證。
居住在英國的波蘭老兵維託爾德·捷林斯基，在2009年出來宣傳自己才是書中主角。他向媒體復原往事，1942年2月，他和美國人「史密斯」、烏克蘭籍謀殺犯巴特克、南斯拉夫籍小餐館老闆、三名波蘭士兵在雪夜逃出勞改營，一路穿越遼闊的內亞生命禁區，三個倖存者最終在印度加爾各答的一個茶場邊遇到英軍體系裡的郭爾喀軍隊，方終止旅程。
捷林斯基吐出原委，他戰後在英國遇到了巴特克並受到對方威脅，他向警察舉報，隨後因擔心遭報復而隱姓埋名，自然是不敢去揭穿拉維奇的謊言。捷林斯基曾向波蘭流亡政府詳細匯報過經歷，相信拉維奇應該是看到了這份存於倫敦的檔案，而且他受到過唐寧的詳細採訪，但故事被嫁接到拉維奇身上。最早採訪捷林斯基的作家，在之後的考證中挖掘到戰時駐加爾各答的一位英國軍情五處上尉的記錄，他在1942年遇到了三個憔悴瘦弱的男子，他們自稱是從西伯利亞勞改營中徒步而至，可惜沒有記載三人的姓名。到底是誰走完這條路，可能會永遠爭議下去。
曾執導過《死亡詩社》、《楚門的世界》等名片的彼得·威爾，在原著基礎上進行了更合理的藝術加工，完成電影《回來的路》（The Way Back），它在2011年上映，好萊塢傑作具有更大的影響力。「這是一個講述人類忍耐力和勇氣的極好的故事，不僅有人物、有血肉，而且還有歷史。」導演講述拍攝的意義。
沒錯，故事背後的歷史異常沉重。波蘭裔英國歷史學家哈莉克·科漢斯基，2012年完成一部波蘭的全面二戰史著作《不折之鷹：二戰中的波蘭和波蘭人》，可作為對《回來的路》的背景交代。
不幸中的大幸
書和電影的開篇，定格在1940年11月，都是在盧比揚卡大樓的附屬監獄裡。這是蘇聯最著名的建築物之一，也是克格勃總部的代稱，不過當時進駐的是克格勃的前身——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拉維奇聽到牢房門鎖傳來鑰匙轉動聲，他要被提審了。他左手提著褲腰，慢慢走出來，考慮周全的蘇式囚衣沒有紐扣和束腰繩，不僅可以防止囚犯上吊，還能迫使囚犯提著褲子走路以增加逃跑難度。
波蘭-立陶宛王國在1410年重創了強大的條頓騎士團，是為著名的格倫瓦爾德戰役，標誌著條頓騎士團對東歐的入侵被阻止。波蘭逐漸進入國力最強盛時期，一度成為領土面積最大的歐洲國家。1683年成為波蘭國力的又一個輝煌時刻，國王楊·索別斯基帶兵風塵僕僕來到維也納城下，統帥聯軍擊敗奧斯曼軍隊，這場勝利被視為拯救了基督教歐洲。只是，波蘭國力在17世紀中期開始走向衰落，周邊的普魯士、俄國、奧地利正逐漸完成統一和崛起。18世紀末，三大列強對波蘭完成三次瓜分，儘管1791年的波蘭誕生了歐洲第一部憲法。
波蘭民族隨後的使命，是一邊與被魚肉的命運抗爭，一邊緬懷一去不回的大國「黃金時代」。失去主權123年後，獨立建國夢想在1918年實現，第一次世界大戰讓三大列強土崩瓦解，戰勝國的政治家們在凡爾賽倉促畫出新波蘭的版圖。波蘭為奪回曾經擁有的烏克蘭領土，於1919年引爆波蘇戰爭，戰事很快就不利于波蘭，而且波蘭很難得到歐洲各國的援助，因為共產國際號召各國工人反對援助波蘭。
孰料華沙戰役改變了戰局，它由此被稱作「維斯瓦河的奇蹟」。列寧遺恨道：「如果波蘭成為蘇維埃共和國，如果華沙工人階級能得到蘇聯的幫助，《凡爾賽合約》將被打破，由戰勝國建立起來的國際體系將被摧毀。」戰爭的失敗，讓蘇聯暫停了向西邊輸出革命事業，開始專注於國內經濟建設和工業化進程。波蘇戰爭再次彰顯了兩國騎兵的力量，這使得波蘭忽視了陸軍機械化發展，當然波蘭的財力和工業總量也支撐不起。拉維奇作為一名騎兵軍官，在波蘭社會裡享有很高的地位。
希特勒在1933年成為總理，納粹德國即將崛起，此時蘇軍也挾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成就積累起令人生畏的能量。無論是德國東進，還是蘇聯西進，它們都需要先佔領波蘭作為跳板，地理位置決定了波蘭將再次發生悲劇。另一個隱患是，戰後的新世界劃分造成嚴重的民族問題，波蘭的邊境地區住著高比例的少數民族，他們一直未消停用各種手段爭取獨立或併入隔壁的「祖國」。
終極劫難降臨，德軍在1939年9月1日大舉進攻波蘭，這也標誌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在地理上處於防守劣勢的波蘭，自然能感覺到大戰將至的緊張氣氛，波蘭在8月30日發布總動員令，深知兩國實力懸殊，寄希望於英法尤其是龐大的法國陸軍。然而，法軍靜守在馬其諾防線內，坐視波蘭軍隊被德國凌厲的閃擊戰攻勢打得潰不成軍。雪上加霜，蘇軍在9月17日發起進攻，波蘭腹背受敵。波蘭軍隊的大規模抵抗在10月6日結束，德國宣告波蘭戰役結束，波蘭政府則流亡英國。
全軍一片混亂，騎兵少尉拉維奇的戰爭只持續了三周，他對戰爭的主要印象就是屢次遭德國炮擊、以及斯圖卡俯衝轟炸機帶著死神的呼嘯聲炸射公路上的波軍，而他始終不知道德國人的主力在哪，他最終在華沙跟隨部隊投降。事實上，多數波蘭軍人的經歷雷同，翌年法國軍人們亦如此。
回到已被蘇軍佔領的故鄉平斯克，拉維奇不久後被逮捕，平斯克被併入到白俄羅斯，迄今未變。可以想像，平斯克的白俄羅斯族人夾道歡迎蘇軍，他們只需要把紅白兩色的波蘭國旗剪掉白色部分，不乏有人趁機迫害波蘭族鄰居，打砸搶行為蔓延。不過他們的喜悅之情很短暫，蘇聯馬上對這塊以農業為主的新佔領地實行嚴酷的集體化，並嚴厲鎮壓任何民族主義分子。很有可能，那些衝擊過拉維奇家的白俄羅斯人，不久後跟拉維奇一起來到西伯利亞苦寒之地繼續作伴。剩下的當地白俄羅斯人，在全新的政治制度下如履薄冰，直到在1941年6月再次簞食壺漿歡迎另一夥外國「解放者」——德軍。
拉維奇的罪名是從事間諜活動，在蘇聯政府眼中，所有波蘭軍官都屬於要被消滅的群體。不幸中的大幸，拉維奇的歸宿不是卡廷森林，當時有24萬波蘭軍人被蘇軍俘虜，其中絕大多數軍官被NKVD處決，葬在卡廷森林。如果他們都像拉維奇一樣被關押在古拉格，則會以每年20%的比例死亡。他被判25年的強迫勞動，隨後坐悶罐車來到西伯利亞，他在路上發現有塞滿平民女性的悶罐車往相同方向駛去，她們不外乎是波蘭人或波羅的海三國人。蘇聯正在將新領土上的潛在敵對者放逐到西伯利亞，不過波蘭人對西伯利亞並不陌生，先輩們在19世紀反抗沙俄統治失敗後都被送到這裡。只是，從前的流放者知道流放的原因，1940年到1941年間的平民流放者不知道將去何方、為何流放。
1941年2月，拉維奇最終來到勒拿河北部的勞改營——「303營地」。
歐洲劇變棄兒們的艱難長路
拉維奇漸漸找到6個有意逃跑的難友，他們做足準備工作，尤其積攢充足的麵包幹、裝食品的布袋、保暖用的獸皮、自製皮鞋、生火材料。一行人在一個風雪夜出逃，大雪很快掩蓋了足跡。他們的計劃是一直徒步南下，而非如常人所推斷的向東逃跑，因為作為軍事重鎮的濱海地區戒備森嚴。「波蘭人、烏克蘭人、拉脫維亞人、愛沙尼亞人、捷克人、芬蘭人……一群歐洲劇變的棄兒，我們落到俄國人手裡是正常的。」拉維奇感嘆。一個小小勞改營裡的犯人國籍，背後隱藏了無數的故事，更神奇的是，團隊還接納了一個美國人。「史密斯先生」是來自美國的工程師，他始終沒有向難友們透露真實姓名。據史密斯自我介紹，他在莫斯科為「五年計劃」服務，有資格進特權階級專屬的商店購買奢侈品，他還有一個俄國女朋友。NKVD逮捕了這位外國專家，指控他在寄往美國的家信裡洩露蘇聯的機密，他莫名其妙成為外國間諜，被判判刑20年並沒收所有財產。
電影中，史密斯被賦予了芬蘭裔美國人身份，與他一道移民蘇聯的兒子則被NKVD槍斃，年僅17歲。這背後隱藏著另一段驚心動魄的歷史。1929年，美國進入大蕭條，眾多人失業。正值第一個五年計劃發展期的蘇聯號召芬蘭裔美國人來新成立的卡累利阿共和國安家，史稱「卡累利阿熱」。蘇、美工會租船把人從紐約帶回來，蘇聯拒絕窮人，來者須帶回成套機器設備。誘人宣傳內容前，許多人賣掉了俄勒岡州和加州的房子，買貴重的新式電器和機械，拖家攜口移民，或把錢寄到蘇聯。現實是沒有舒適的生活環境，也沒有高工資，甚至連糧食都不夠吃。他們一到列寧格勒就被無償收走了帶回國的貴重機械，許多人聽從政府的意見上交了美國護照。沒多久，大量移民不堪忍受惡劣的生存環境，步行穿越莽莽森林逃到芬蘭找美國使館幫助回國，後來邊境被重兵封閉。待大清洗時代來臨，很多人被槍斃，或被送入勞改營。
一群男人在貝加爾湖畔遇到波蘭小女孩克裡斯蒂娜·波蘭斯卡，她家在波蘭和烏克蘭邊境處，父親是農場主。蘇軍到來之際，烏克蘭族農民暴動，殺死了她的父母，她則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一處集體農莊，不堪忍受虐待而出逃。電影修改了小女孩的家庭背景，她父母是流亡在蘇聯的波共幹部，他們為共產國際工作，住在共產國際的招待所即著名的柳克斯飯店（Hotel Lux）。父母在大清洗時被捕，女兒被送進孤兒院。毫無疑問，當女孩奔逃於西伯利亞的遼闊大地時，父母早就被槍決。一個頗具黑色幽默的真相是，當蘇軍進入波蘭東部領土後，才發現居住在蘇聯的波共成員們都殞於大清洗，反倒是波蘭政府監獄裡關著的波共成員們得以出獄參與政權重建。
在蘇聯社會要想自由行動是一件極度困難的事，所幸蘇聯的亞洲地區地廣人稀，且有太多的無人區。一伙人小心翼翼行動，理論上是可以避開軍警的，他們的最大困難是獲取食物，拉維奇成為大家的救星，他從小積累了豐富的野外生存經驗。他們見到了美麗的貝加爾湖，他們南下翻越了西伯利亞大鐵路，他們進入蒙古戈壁經歷乾渴和飢餓的最大考驗。又飢又渴中，小女孩的身體機能很快衰弱到死亡，沉痛的男人們親手埋葬了她，繼續前行。
走出戈壁、沙漠地形後，他們來到青藏高原的邊緣，波蘭邊防軍上尉西蒙·馬科夫斯基因身體衰竭死於戈壁裡。時值1941年10月初，正是中國獨立支撐抗戰的最艱難時刻，距離日本發起太平洋戰爭已近在咫尺，不過拉薩絲毫沒有戰時氣氛。立陶宛建築師扎卡裡耶斯·馬欽科瓦斯留在了藏區，他在睡眠中去世。他們又花了3個月時間，來到喜馬拉雅山腳下，只需翻過這道「世界屋脊」，他們就能進入英國治下的印度。很不幸，波蘭騎兵中士安東·帕魯舍維奇在下山時墜落身亡。
最終有四個人抵達印度，受到熱烈歡迎。波蘭是英國的盟友，而四個男人的傳奇經歷更是代表了人類探索世界的勇氣和能力。多年以後，三名勇士重走了這段路程，他們發現拉維奇的很多細節描述不符合他們的實地考察經驗，但當他們與捷林斯基長談後發現全部吻合。
虛構：從喜馬拉雅到卡西諾
作為一名軍官，拉維奇欲急切回到在海外重組、整訓的波蘭軍隊中。他告別生死與共的三位朋友，去加爾各答等待前往中東的船隻。海外服役的波蘭軍人，目標一致，打敗德國，再打敗蘇聯。
拉維奇告訴外界，他來巴勒斯坦後在一所醫院裡恢復了身體，他的工作是在一所軍事學校教書。檔案顯示，拉維奇被蘇聯釋放後來到巴勒斯坦，之後無更多消息。總之，拉維奇的荒野逃生故事極其精彩（即便不是他本人完成），而他重歸二戰的經歷就稀疏平常了。事實上，波蘭「新軍」的二戰經歷充滿英雄主義氣概，我們不妨做一些基於事實上的合理虛構。
蘇德戰爭伊始，蘇聯部署在西部國境地帶的戰前常備軍損失殆盡，蘇聯急切盼望英美的物資援助，因此不得不正視在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對正苦苦掙扎在蘇聯歐洲地區北極圈內、西伯利亞不毛之地、哈薩克斯坦草原上的幾十萬波蘭人而言，納粹變相拯救了他們。從1940年到1941年，超過50萬波蘭人被流放出境，古拉格每年的生命損耗率為30%。被流放者，加上在蘇聯手中的20多萬戰俘，是一筆可貴的人力財富。時任波蘭政府總理及波軍總參謀長的瓦迪斯瓦夫·西科爾斯基，決心在蘇聯境內組建一支強大的軍隊，預計人數在20萬。
儘管蘇聯百般阻撓，但對原則上的事項皆表示同意，史達林在1941年10月給予波蘭人「大赦」。波蘭人在欣喜若狂中立即開展大規模的遷徙南下，他們毫不猶豫趕赴最近的火車站，很多體弱者死在這趟重獲自由的路上。面對如此規模的人口流動，蘇聯政府一度手足無措，也感到難以想像。瓦迪斯瓦夫·安德斯將軍成為駐蘇聯波蘭軍隊司令，這支部隊隨後成為波蘭第2軍。建軍最初時，安德斯有個困惑，為什麼僅300名軍官來報導？倖存者們都是隱瞞了軍官身份才活下來的。
英國的援助物資和軍火陸續抵達，2萬人的波蘭軍隊擴張到7萬人。蘇波關係很微妙，時而惡化，時而好轉，波蘭人當然不可能信任蘇聯。1942年3月，波蘭軍民開始渡過裏海、撤往伊朗。7月，剩餘的第二批波蘭軍民撤離蘇聯。7萬大軍集中到巴勒斯坦和伊拉克，一部分人被抽調到英國本土，去擴充在那裡更早時候就建立的波蘭第1軍。
亡國的波蘭人一心復國，不過流亡政府在1943年不得不承認，波軍不可能脫離英美軍隊去獨立作戰，也不會有專門的波蘭戰區，波蘭只能服從西方盟友的戰略安排。1943年7月，盟軍進攻西西里島，義大利戰役開始。波蘭第2軍在12月抵達義大利半島，他們滿懷希望認為可以從這裡打回老家。
義大利遍布山地和河流，易守難攻，波軍付出慘重犧牲後攻克卡西諾山頂已成廢墟的修道院，一舉成名。一面倉促完成的波蘭國旗飄揚在修道院的斷壁殘垣上，有人用軍號吹響波蘭人在14世紀抵抗韃靼人進攻時誕生的《克拉科夫號角》，它被視為波蘭獨立的一大象徵，很多人則如孩子般哭泣。與之交戰的德國老兵讚嘆波蘭人的勇氣接近狂熱程度，「這是一種充滿毀滅力量的精神——波蘭人的紀律和責任感」。假設再來一部電影、電影劇或者類似《使命召喚》的遊戲，讓翻越了喜馬拉雅山的拉維奇活著衝上卡西諾山頂，則更有傳奇色彩。
諾曼第登陸開始，第1軍投入到西線，他們也屢建奇功。波蘭人要向盟友證明自己，讓盟國尊重波蘭，最終為祖國在戰後換來更有利的生存條件。戰場輝煌，政治失敗，雅爾達協議規劃了波蘭的戰後命運，第2軍將士們的故鄉即東部省份被劃歸蘇聯，前方將士頓時垂頭喪氣，德軍則趁機展開心理攻勢，想必這也是拉維奇的最傷心時刻。「從那一刻起，我們就知道沒有辦法回家了，我們失去了希望。我們知道現在純粹是為我們的榮譽和尊嚴而戰，別的什麼都沒有了。」第二軍的一個人記錄了自己當時的心境。絕望的波蘭人對盟國失去了信心，但他們依然服從命令，繼續戰鬥，只是內心覺得不再是為正義而戰。
納粹德國覆滅後，第2軍8.5萬人裡只有310人選擇回到波蘭，其中只有60人經歷過卡西諾山戰役，意味著回國者多新近入伍者，他們往往來自德軍戰俘中的波蘭族人。安德斯的大軍靜靜等待波蘭選舉的最終結果，然後被解散，絕大多數人前往英國，他們或者定居英國，或者去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地。拉維奇和捷林斯基，則隨主流終老於英國。但相信他們都見證了倫敦郊外的肯辛頓教堂公墓上樹起卡廷事件紀念碑，那一天是1974年9月18日；也相信他們必然密切關注波蘭在1989年進入第三共和國，他們曾經佩戴過的波蘭傳統四角軍帽（Rogatywka）終於回到波蘭。
科漢斯基的父親曾被流放到哈薩克斯坦，隨後加入第2軍，轉戰義大利，落腳英國。她評價拉維奇、捷林斯基在內的父母輩這一代波蘭人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在極度艱難的環境下對於生存的單純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