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民:英式殖民統治有哪些獨門絕技?

[摘要]它們大多操著前宗主國的語言，信奉著上帝，使用著與前宗主國類似的政體、行政系統和法律制度，保持著與前宗主國的頻密交往。小國發展進程業已為近代殖民史所顛覆和再造。

（本文為韋民教授「小國的行為邏輯」系列文章中的「小國的歷史『宿命』」主題，因篇幅較長，分為三篇刊發，此為此第三篇。）

文 / 韋民，北大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而今，它們大多操著前宗主國的語言，信奉著法力無邊且愛心滿滿的上帝，使用著與前宗主國類似的政體、行政系統和法律制度，並保持著與前宗主國的頻密交往。小國發展進程業已為近代殖民史所顛覆和再造，木已成舟，覆水難收。歷史軌跡不可逆轉，也無法忽略；歷史事實無可否認，其影響也在所難免。

古人云：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英（美）系勢力數百年之盛並非天命，也絕非偶然，究其根本，關鍵在於「人事」。在持續數百年的殖民時代，其他西方列強恰如過眼雲煙，大多盛極而衰；英國則最終後來居上，成為最具影響力的超級殖民大國，其後繼影響一直延宕至今。

如此反差不僅反映了它們之間綜合實力的此消彼長，也相當程度上彰顯了它們在政治理念、國家治理、對外思維和行為策略上的不同適應性、有效性和可持續性，這從它們之間的不同殖民統治方式及其對比鮮明的後果上可見一斑。

不同的殖民統治方式不僅意味著不同的歷史效應，也預示著小國間差異化的歷史「宿命」。那麼，英國殖民統治方式究竟有何獨特之處或比較優勢？它產生了哪些延宕至今的後繼效應？這是英屬前殖民地小國的制度發展更具前宗主國取向的根源嗎？

一、英式殖民統治有何歷史「業績」？

根據相關統計和分析可以看出，不同殖民者對小國帶來的長遠影響大異其趣，英屬殖民地在諸多方面的表現更為出色：

16世紀中葉以後，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英國對外進行了規模日益擴大的殖民擴張，到19世紀中葉英國成為資本主義列強中佔有殖民地最多的殖民帝國。圖為大英帝國全盛時期英屬殖民地分布圖。

第一，頭號殖民大國對小國發展具有更廣泛和深入的影響力。在殖民主義的洶湧浪潮中，作為工業革命發源地的英國以其剛柔兼濟的民族氣質，實行了穩定有序的民主政治變革，推動了資本主義的強勁發展，綜合國力迅速攀升，憑藉堅實的工業基礎和先進技術，它逐漸組建起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這個殖民活動的遲到者後發制人，最終在列強之間的競逐之中佔據顯著優勢，成為殖民版圖囊括四海、勢力無出其右的頭號殖民大國。這個身份與其世界超級大國的地位相輔相成，不僅凸現了英國在殖民時代的「領頭羊」地位，對世界產生了更顯著的影響，其中，對小國影響的廣度和深度更是無人望其項背。

第二，英屬前殖民地獨立小國的民主記錄往往更佳。以兩個最大的殖民國家為例，在殖民頭號大國英國的56個前殖民地中的40個小國中，有22個被評估為民主國家，佔英前殖民地小國總數的55%；有10個半民主國家，佔英屬前殖民地小國的25%。英屬前殖民地小國中的半民主、民主國家比例共計80%。在英屬前殖民地中的16個較大國家中，民主國家（4個）和半民主國家（8個）所佔比例則為75%。在另一個殖民大國法國28個前殖民地的14個小國中，民主國家（2個）僅佔14%，半民主國家（6個）佔43%；在法屬前殖民地中的14個較大國家中，民主國家（1個）僅佔7%，半民主國家（5個）佔36%。可以看出，無論規模大小的前殖民地，英國政治制度的影響及民主實踐的效果要遠優於其他的前宗主國。

第三，英（美）殖民地的治理成效相對出色。法國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注意到不同殖民地治理狀況存在巨大反差的現象。在他看來，英國人治下的殖民地顯得平穩有序，而西班牙語系的南美諸國，革命頻仍，政變迭起，民不聊生。西班牙控制下的菲律賓也「被弄得一團糟」，沒有工商業，疫病流行，人民悲慘困苦。但經過美國人幾年統治之後，這個國家就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

法屬殖民地當然也好不到哪兒去。殖民地的治理狀況對殖民者維持殖民統治至關重要，相對良好的治理意味著更好的民眾生活，更穩定的社會發展，殖民當局和當地固有矛盾的尖銳性更為淡化，當然也是維持殖民統治的重要保障。

英屬殖民地相對更佳的治理不是它擁有普度眾生的慈悲之心，不過是其國內政治理念的延伸和殖民統治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考慮，但它客觀上緩解了與殖民地不可避免的矛盾與對抗，增加了前殖民地國家對宗主國的「好感」，為英式制度和文化的傳播和移植創造了必要的社會條件。

1898年，為了爭奪太平洋和加勒比海的控制權，美國對西班牙宣戰，成功地奪取了包括菲律賓、關島、波多黎各等在內的原屬於西班牙的殖民地。圖為1898年5月1日進行的美西戰爭的決定性海戰——馬尼拉灣戰役。

第四，英國殖民地的民族獨立大多採用政治協商途徑。譬如，馬來亞獨立被一些西方學者視為「殖民統治和政治調解的豐碑」和「非殖民化的典範」。這種和平協商的非殖民化策略較好地維持了英國和前殖民地國家之間的傳統關係，這些國家獨立後自然傾向於繼承或效仿宗主國的政治制度。

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裡阿諾斯同樣敏銳地觀察到英法處理殖民地獨立問題時迥然各異的做法：英國人「在處理東南亞的民族主義問題方面是最現實主義的」，而法國人和荷蘭人則「不太靈活」，其境遇也要「糟得多」，最後硬是搞得刺刀見紅，戰火紛飛，一拍兩散。英國在殖民地獨立進程中的精明應對策略反映了其殖民統治方式的現實性，與時俱進的政策靈活性，以及獨具慧眼的長遠考慮，這無疑有助於維護和促進它與前殖民地的合作關係及延續其政治外交影響。

第五，英屬前殖民地國家獨立後的綜合表現同樣更勝一籌。與英屬前殖民地獨立後的相對穩定和發展不同的是，法國、西班牙、葡萄牙的前殖民地獨立後往往陷入政治專制、經濟落後和社會動蕩之中。

譬如，在東南亞地區，英屬前殖民地的新加坡、馬來西亞、汶萊在經濟表現、政治安排方面要遠比法屬印度支那的越南、柬埔寨和寮國穩定和優異。這僅僅是個概略性國際現象，不能直接斷言英式制度具有比較優勢，但歷史視角所顯示的不同殖民統治過程的差異性及其後果可能有更合乎邏輯的闡述。英屬殖民地的較好治理、獨特的殖民統治方式、平穩有序的獨立進程及更長的殖民統治時間，確保了英屬前殖民地國家的制度連續性、一定的經濟基礎和與西方市場的接近性，因此，相較其他新興獨立國家，它們在政經表現上似乎更為「搶眼」。

如何解釋這種令人驚嘆的歷史現象呢？英屬前殖民地國家為何在政治發展上更具前宗主國色彩，在民主實踐上做得似乎更好呢？這恐怕與殖民歷史帶來的小國政治發展趨同宗主國的普遍性效應相關，更與英國的獨特殖民統治方式密不可分。

二、小國為何擺脫不了前宗主國的制度影響？

讓我們首先審視一下殖民統治對小國政治變遷帶來的普遍性影響。在相同的殖民歷史背景下，相較大的國家，小國往往更具前宗主國制度取向，基於規模狹小而衍生的脆弱性和依賴性是解釋小國很難擺脫殖民歷史慣性這一普遍性現象的關鍵。

第一，「小」是小國無法擺脫前宗主國制度影響的主因。殖民歷史對小國發展的影響深遠，與小國政治發展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相關性。政治發展不僅是一個國家基於本國資源和內部條件的內生結果，也與外部推動、歷史因素密不可分。殖民擴散對小國的政體發展意義非凡，具體表現在民主文化、民主規則或民主制度的孕育和輸入之上。

普遍來看，小國政治制度與前宗主國往往具有較大的相似性。從理論上看，獨立小國在制度選擇上有兩個現實選項：其一，由於規模效應，小國更為脆弱，因而更易受宗主國政體的影響，最終傾向於引進和模仿宗主國的政治制度。其二，規模小伴隨著小國政治生活和政治理性的多樣性，小國的政治思考和理解方式往往不同於大國，小國社會形態也區別於大國。

因此，小國更有可能追尋自己的獨特政治理性、發展自己的獨特政治制度，從而適應小型社會的內在需要。總體而言，模仿宗主國並非小國政治發展的唯一途徑，小國也有追求自己獨特政治制度的動力和內在需要，但是，模仿和複製宗主國政治模式乃是大多數小國更可能的政治選擇。譬如，儘管前英國殖民地小國之間的議會制度十分相似，且有許多共同點，但也表現出了多樣化的政治制度與議會形態。

英國作家奈保爾的小說《河灣》的主題思想之一即殖民模仿。殖民模仿特指殖民統治結束後，新獨立的非洲國家在前宗主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殖民滲透過程中對他們的盲目模仿。在《河灣》中，奈保爾揭示了那些二戰後剛剛擺脫殖民統治、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第三世界國家在國家建設過程中所面臨的困境。

小國的最大或主要援助國均是前宗主國。法國是茅利塔尼亞最大的貿易夥伴和投資國，每年向後者提供各類援助約3,000萬美元。此外，許多國家（尤其通過政治協商方式和平獨立的國家）獨立後往往會與前宗主國保持密切的傳統關係，以此作為謀求國家安全。

第二，成本考慮是小國傾向於前宗主國政治制度的經濟動因。在獨立之後的政治發展中，新興國家往往存在引進模仿宗主國政治制度及發展自身獨特政治制度的兩大思路和力量，事實表明，前者通常會佔據上風。這些政治特點在英屬殖民地國家尤為突出。一些從英國殖民統治下獨立的小島國保留了前宗主國的政府體系與政治制度，包括代議制議會、競爭性政黨機制、公開選舉、軍隊與政治分離和中立的公務員系統。這可能也要歸因於小島國相對隔絕的地理環境。

首先，制度成本考慮是小國更傾向於繼承殖民統治時期制度安排的重要動因。一般而言，人口和領土規模越小，那麼該國為了絕對生存而依賴外部輸入的可能性就會越大。大多數小國相當年輕，在過去50年裡才獲得獨立地位。獨立同時也意味著成本：小國不得不用「國內製度」取代「前殖民制度」。

從經濟角度看，由於小國建立一套獨立的制度需要支付相當高的制度成本和時間成本，也需要一批維持相應制度正常運轉的政府工作人員。譬如，建立一套制度、法律、金融和財政系統本身就存在著固定成本。不同於大國的是，小國建立並維持一套獨立的制度體系的難度更大。這一方面來自高額的制度成本，另一方面與小國固有的脆弱性有關。對大多數戰後獨立的殖民地小國而言，其經濟實力與規模往往很小，遠不足以獨立自主地建立一套完備的制度體系，更難提供完善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因此，前宗主國的制度往往能夠輕易遺留或輸入到新生小國。

其次，外援和經濟發展考慮通常是殖民地小國採納前宗主國制度的額外動力。由於財政上更依賴外援，來自前宗主國的經濟援助對小國至關重要。這在經濟落後的非洲地區特別突出。譬如，多哥、葛摩、加彭、中非共和國、塞內加爾、蒲隆地、剛果（布）、茅利塔尼亞、吉布地、幾內亞、貝寧等非洲發展中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大多數前英國殖民地的國家都是大英國協成員，成員之間實行關稅優惠，以促進相互間的貿易關係，並享有資本投資配置帶來的經濟效益，貧窮成員亦擁有英國和其他富裕成員資本投入和經濟援助的機會。

圖為倫敦議會廣場內懸掛的大英國協成員旗幟

大英國協是一個鬆散的國際組織，由52個主權國家（包括屬地）所組成，成員大多為前英國殖民地或者保護國，大英國協元首為伊莉莎白二世女王。

在這種情況下，前宗主國可以利用小國的經濟脆弱性和依賴性，對後者的政治制度建設施加影響力，民主制度甚至是宗主國提供經濟援助的前提條件。基於外援和經濟發展考慮，小國當然會傾向於「輸入」宗主國的政治制度。

第三，外生型宗教文化是小國政治制度選擇的重要背景。伴隨著殖民統治過程的是西方宗教文化的滲透和傳播。宗教因素對小國政治發展的影響甚至超過規模、地理位置等物理因素。英美宣揚和倡導的基督教文化對小國民主發展和民主化程度都產生了巨大影響。

新教倫理尊重個人尊嚴、重視公民平等，這些價值是民主的倫理基礎。亨廷頓將這種文化突出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認為「西方基督教文化和民主之間有著極強的相關性」。新教所倡導的「社會多元和社會寬容」是小國政治文化的基礎，這種政治文化催生了政治民主。譬如，加勒比島國的新教倫理倡導的宗教多樣性為多元民主政治提供了條件。然而，對許多小國來說，新教倫理並非內生型本土文化的組成部分，而是殖民主義遺留下來的西方政治文化，脫離了殖民統治歷史，就不能完整地理解新教倫理對小國政治發展的意義。

由此可見，規模和歷史的綜合效應是小國政治進程的重要背景，引進前宗主國的政治制度是小國的傾向性選擇。由於「小」對小國發展進程的嚴重製約，在殖民歷史效應的深刻作用下，它們在政治制度安排上沒有太多自主選擇空間，延續、模仿甚至複製前宗主國遺留下來的制度系統是無奈但合理的策略。然而，在類似的殖民背景下，小國間的政治發展卻反差明顯，這表明除了規模和地理因素之外，殖民統治方式對小國發展也有不可低估的長遠影響。在殖民歷史背景下，為什麼英屬小型殖民地更多地採納英式政治制度呢？相較其他殖民者，英式殖民統治究竟有哪些對小國長遠政治發展更具影響力的行為策略呢？

三、英式殖民統治有哪些獨門絕技？

普遍來看，英式殖民統治對前殖民地國家的政治進程具有相對積極的後繼效應。與歐洲其他殖民者的殖民統治相比，英國的殖民統治有自身特點。直接統治與間接統治相結合的實用主義、自由經濟政策、較為健全的行政制度和普通法體系、自然同化的文化政策和非殖民化過程中的政治協商策略是英國殖民統治過程的主要特徵。

第一，英式殖民統治更具現實性和靈活性。在殖民早期，英國往往實施直接統治。其他西方列強大多也堅持直接殖民統治策略，它們推行殖民地與宗主國的政經一體化、強制性的文化同化及高壓統治的政策，帶來了許多始料不及的長遠負面影響。然而，隨著殖民地範圍的急劇擴張、國力的相對下降、國際形勢的變遷以及殖民地人民自決意識的上升，英國沒有一味堅持既有的殖民政策，而是根據時勢發展不斷予以調整，更多地實施間接統治。

總體而言，英國殖民政策主要基於消除殖民地的不滿而調整殖民統治方式，藉助殖民地來解決本土問題，這是精心策劃的政策調整，具有明顯的針對性。1931年，英國議會通過具有裡程碑意義的《威斯敏斯特法》是英國殖民統治方式從直接統治過渡到間接統治的根本標誌。間接統治的政治動機是殖民統治利益最大化、統治長期化及影響的擴散化，它反映了英國人在殖民統治成本—收益權衡下的高度現實性和政策靈活性。

間接統治重塑了英國的殖民統治方式，有利於殖民地的穩定和統治，也有益於維持和延續對殖民地獨立後的政治影響，是許多英屬殖民地民主傾向相對突出的重要成因。

如何解釋呢？剛柔兼具的民族氣質是英國與眾不同及其獨特殖民統治方式的內在成因。法國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的民族精神（氣質）論對此頗有真知灼見。

勒龐認為，民族精神或氣質是民族歷史形成的標誌，是決定國家行為和民族命運的神奇力量。民族精神的「剛性」和「柔性」相輔相成，不可或缺。「過於柔軟」和「過於僵化」都不合適，兩者間的恰當平衡是國家穩定和進步的關鍵。英國就是勒龐眼中「實現了這種平衡的完美典型」。

他觀察到，英國人的民族精神「既穩固得足以守成傳統，取其精華；又柔軟得足以修正自身而不逾規矩，」從來沒像法國人那樣「夢想以理性的名義徹底打破古代的傳統，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深究起來，英國殖民統治方式形成的原因無疑是個綜合性且極具意義的複雜難題，但其展現的效果和後果是顯而易見的客觀事實。

古斯塔夫·勒龐（1841-1931），法國社會心理學家、社會學家，群體心理學的創始人，有「群體社會的馬基雅維裡」之稱

總之，僵化和失敗的殖民政策帶來的是戰爭、社會環境惡化和長期動蕩和落後。相較而言，英式殖民統治更具現實性、靈活性，由此帶來更積極的長遠政治社會影響。

英國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殖民地原有的社會結構與力量態勢，以服務於其殖民統治。

第二，間接統治維持了殖民地社會結構的相對穩定性和較好的經濟發展。間接統治的主要特點是保留當地的政治社會制度，通過與原有統治者結盟進行間接統治。英國的間接統治的根本舉措是選拔效忠於英國的土著人才和領袖，使之成為英國殖民統治的代理人和管理者。這樣，儘管英國人明顯削弱了當地的權力基礎，並利用權力真空來治理殖民地，但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有的社會結構與力量態勢，以服務於其殖民統治。

英國殖民地常常作為一個獨立的實體而存在。儘管在殖民地建立的行政管理體制具有專制色彩，但英國從未把殖民地視為宗主國的一個省份，而是把它們當成一個具有較大獨立性的政治實體，各殖民地之間也不存在橫向聯繫或隸屬關係。

在經濟上，英國以自由貿易為導向和基礎，將各殖民地當作經濟實體來經營，在對外貿易、關稅制度、外來投資等方面採取自由放任態度。這種政策無疑有助於殖民地的經濟發展，避免了許多殖民地產業單一化、經濟邊緣化，進而淪為宗主國經濟附庸的後果，為殖民地的政治社會發展奠定了一定的經濟基礎。

在這種情況下，英式殖民統治對殖民地獨立後的政治社會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間接統治的社會意義在於促進了當地的社會流動性。出於維持間接統治的需要，英國殖民者在加勒比等地區推行了教育普及。這促使當地精英階層的流動性相對更大，普通民眾通過接受教育也可以成為精英階層。這樣，部分殖民地民眾基本上遺忘和脫離了本國傳統文化，被塑造成宗主國文化取向的社會群體。

法國殖民者的傲慢與英國的接「地氣」

第三，大批「當地通」型的殖民官員是英國處理與殖民地關係的關鍵環節。殖民國家之間的殖民官員比較是觀察不同殖民統治方式及其後果的重要窗口。不同的殖民統治政策塑造了不同類型的殖民官員，也帶來了迥然各異的殖民統治後果。在殖民官員管理殖民地的「素養」方面，英國人顯然鶴立雞群，並大幅領先於其他殖民者。以英法兩個殖民大國在局勢複雜的中東的殖民官員為例來看，兩國間的反差頓時一目了然，其統治效果及後繼影響也就存在天壤之別了。

軍隊是殖民統治的先導，在英法來到中東之初，都由軍人主導著殖民統治。但這個局面最終卻有驚人變化，英國殖民官員基於間接統治的需要逐漸轉化為與當地保持緊密聯繫、熟知當地風土人情和歷史文化、與當地精英平等互動的「學術型」官員；法國人則奉行赤裸裸的直接統治，依靠武力手段維持對殖民地的高壓姿態，其殖民官員依舊以「軍官型」為主。

法國的殖民統治始終離不開軍人。在1920年至1926年的委任統治敘利亞、黎巴嫩初期，先後有古羅（1920-1922）、魏剛（1922-1924）和薩拉伊爾（1924-1926）三位法國將軍充任委任地最高軍政長官的高級專員，其主要工作是鎮壓在敘利亞各地連綿不斷的反法民族起義。1925年7月爆發於德魯茲地區並擴散到敘利亞全境的反法大起義一直持續到1927年，究其原因，與法國駐「傑貝爾德魯茲國」長官加比埃上校同當地人勢同水火的關係直接相關。作為軍人的加比埃無視當地長老們的合理訴求，試圖採用欺騙、逮捕、鎮壓等強制手段滿足自己的權欲，結果引來當地人排山倒海般的反抗。

敘利亞大起義是指1925～1927年敘利亞民族主義者領導的反對法國殖民統治和軍事佔領的大起義。圖為領導德魯茲起義的民族解放運動領袖阿特拉什蘇丹。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與當地人相處融洽的英國殖民官員。英國殖民官員與阿拉伯人往往保持著較好的關係，阿拉伯大起義中的英國人勞倫斯是阿拉伯人讚譽有加的一段佳話。託馬斯·愛德華·勞倫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也稱「阿拉伯的勞倫斯」，1888-1935年）在1916年至1918年的阿拉伯大起義中以英國聯絡官的身份而出名。

雖然不少人認為此君是推動英國爭奪在阿拉伯地區主導權的重要歷史人物，但許多阿拉伯人仍視其為民間英雄，認為他為阿拉伯人帶來了從奧斯曼帝國和歐洲的統治中獲得自由的理想。

電影《阿拉伯的勞倫斯》改編自託馬斯·愛德華·勞倫斯的回憶錄《智慧七柱》。該片以土耳其入侵阿拉伯半島為背景，講述了英國陸軍情報官勞倫斯帶領阿拉伯遊擊隊炸毀鐵路，成功使阿拉伯各族維繫在一起的故事。

在外約旦阿拉伯軍團中的約翰·巴戈特·格拉布也是英國殖民官員的典型代表。1930年11月格拉布加入阿拉伯軍團，1939年晉升為軍團總參謀長。阿拉伯軍團的官兵主要來自外約旦各個部落的阿拉伯貝都因人。格拉布擔任軍團總參謀長後，不斷推動部隊的機械化，二戰結束時，該軍團已經發展到擁有12000人的沙漠機械化團。在指揮、訓練和管理這支部隊時，格拉布刻意保留了貝都因人的習俗和傳統，軍服為貝都因傳統服飾，二戰後期才換成了英式軍服，但仍然披戴阿拉伯人紅白相間的頭巾。

他以身作則，要求官兵同盤就餐，要求英國教官嚴格遵守貝都因人的習俗。格拉布在阿拉伯軍團中聲望極高，部隊訓練有素，管理得法，裝備精良，是當時阿拉伯國家中戰鬥力最強的部隊。1956年，在民族主義浪潮下，親政後的約旦國王海珊撤換了格拉布，但阿拉伯人對他依然讚譽有加，海珊國王稱他「為約旦貢獻了自己的一切」。格拉布能說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語，廣受軍團中阿拉伯士兵的愛戴。

回到英國後，根據在約旦26年的經歷，格拉布出版了大量關於阿拉伯的書籍，如《阿拉伯軍團史話》（1948）、《英國和阿拉伯人》、《走運的士兵》、《阿拉伯帝國》和《敘利亞、黎巴嫩和約旦》（1967）等。在其他地區的英屬殖民地，類似的案例還有許多。

總的來看，法國直接統治依靠的是強大的軍事力量和「軍官型」官員，他們對殖民地保持著居高臨下的傲慢姿態，隨時準備壓制當地人的反抗行動，他們根本沒有制度動力、也沒有興趣去深入了解當地的情況，並與當地人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英國人的間接統治則要求其殖民官員必須藉助和利用當地的「代理人」，與他們保持密切合作，形成一個殖民統治的利益共同體。

與法國駐殖民地軍隊的主要使命是彈壓當地人的不滿和民族反抗不同的是，英國駐軍的主要目的是防範外部威脅、尤其是其他殖民國家可能的覬覦，殖民地的內部治安和維穩則主要依靠英國人主導組建和訓練、以當地人為主體的民團、民兵或內衛部隊。這個舉措增加了殖民地的自主性，提高了殖民當局與當地的互信，客觀上也是「格拉布式」英籍軍官產生的政策動力。

獨特的殖民統治方式不僅大大釋放和轉嫁了英國殖民統治者與當地人民固有的矛盾，殖民管理也更接「地氣」。這就迫使英國殖民官員至少用表面上更平等、更溫和的姿態與殖民地打交道，同時要熟悉當地的歷史文化、傳統習俗等。在這個過程中，英國殖民官員最終歷練為「學者型」官員。

顯然，無論是在殖民統治時期還是殖民地獨立之後，「學術型」殖民官員衍生的與前殖民地更和諧的關係、更多的「當地通」當然有助於英國最大限度地施加影響力。

第四，更長遠的殖民統治歷史有助於英國傳播和移植價值觀和民主理念。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認為，前英國殖民地國家在民主化程度上表現各異，其民主化程度與英國殖民統治的時間長短相關。殖民統治越長久，民主價值就越深入地根植於殖民地的文化之中。在殖民地獨立後，其民主化程度也就越高。

薩繆爾·亨廷頓（1927-2008），美國當代極富盛名又頗有爭議的保守派政治學家，因主張「文明衝突論」而聞名於世。

對小島國來說，殖民歷史使得它們經歷了一段相當長的獨立過渡階段。這可能是小島國民主政治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諸如巴哈馬群島、巴貝多、多米尼加等加勒比地區的前英國殖民地國家往往擁有良好的民主記錄。這一地區的民主發展與維持遠較世界其他地區有效和持久。這與英國殖民統治時期的價值傳播和制度建設密不可分。

譬如，經過英國三百多年的殖民統治，加勒比地區已被相當程度上改造為英式社會，新興的精英階層天生就接受了英式自由民主理念。這得益於英國的間接殖民統治以及高等教育體系的設立。為了在當地培養「更多的中下層行政管理人員，進一步鞏固在這些地區內的統治」，英國殖民者很重視殖民地的高等教育發展，改善了殖民地內為數不多的幾所大學的辦學條件，擴大招生人數，並「積極籌建一些新的大學和研究機構，結果使戰後初期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內的大學數量不斷增加，質量不斷提高。」

在向當地精英普及教育的過程中，英國文化已經深深浸透到當地的政治文化之中，並逐漸得到本土精英的廣泛認可。當國家取得獨立後，這些英國製造的精英們就以這種自由民主價值為基礎，制定出適應當地實際情況的政治制度。

與此同時，較長遠的英國殖民統治為殖民地提供了較充分的公共物品，比如高等教育、公共運輸以及高效運轉的官僚體系，逐漸形成了一個西方教育塑造而成的新生代土著知識分子社會階層。這個群體不僅認可和接受了西方價值觀和自由平等的思想，也逐漸丟棄了本土傳統文化。這客觀上有利於民主觀念的形成和傳播。

此外，出於維護殖民統治的需要，英國相對更多地考慮了殖民地的弱勢社會群體，努力避免社會上層壓迫或排斥下層群體，以最大限度地維護殖民統治所需的穩定社會秩序，社會矛盾和分化因而得到一定的緩解。這為前殖民地國家獨立後的政治發展創造了較好的社會條件。

總之，英式殖民統治方式對小國制度建設影響深遠，但其他變量也在制約著這個進程。一方面，前宗主國的政治制度在殖民過程中被移植到殖民地，殖民時間越久的英國前殖民地國家，與英國政治制度的相似度就越高；另一方面，不同地緣條件和國內政治環境使得小國難以在政治制度上完全模仿英國，其政治進程也要兼顧本土文化和國情。

試看當今世界，大多數小國之思維、制度和行為方式已被殖民統治打上了醒目的歷史烙印，本土歷史斷裂成遙遠的想像，傳統文化不翼而飛，西方印記比比皆是，不勝枚舉，聊表慰藉的不過是諸如奇裝異服、奇珍異果和奇風異俗這些彰顯本土特性、吸引外界好奇心的象徵性點綴。

而今，它們大多操著前宗主國的語言，信奉著法力無邊且愛心滿滿的上帝，使用著與前宗主國類似的政體、行政系統和法律制度，並保持著與前宗主國的頻密交往。小國發展進程業已為近代殖民史所顛覆和再造，木已成舟，覆水難收。歷史軌跡不可逆轉，也無法忽略；歷史事實無可否認，其影響也在所難免。姑且不論是與非、好與孬、功與過和喜與悲，如果說這些殖民歷史效應和現實影響不是小國的歷史「宿命」，想必時間老人會發飆的。（文/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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