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的遠見：中國頂級科學家對科研體制的諫言

【導讀】科學技術創新關乎國運。近日，科學家座談會在京召開，再次強調依靠改革激發科技創新活力。作為科技創新的主力，現實中科學家不僅要攻克專業性的科研難題，還要處理與之相關的各種關係，因而能否形成良好的科技體制，對科技創新影響重大。科學家座談會提出，要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有效釋放巨大的創新潛能，堅決破除「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部分回應了這一問題。那麼在科學家們看來，科技創新需要什麼樣的體制呢？

1957年5月下旬，中國科學院第二次學部委員大會召開，與會專家們就科技事業發展提出了建議和意見。其中，圍繞學術體制和科研管理關係的討論，尤為熱烈。部分科學家主張，要在科研上取得突破，前提就是妥善處理行政和學術的關係，「萬勿以『長』為尊，必須以研究成績為重，勿以老資格而應以才力為貴」。

他們建議，切實減少科學家的社會政治活動，保證每年固定的研究時間，並減輕或解除行政職務（包括學術性的行政職務在內）的負擔。60多年過去了，在克服學術行政化和改革科研管理方面，我國科技界和學術界還面臨十分艱巨的任務，重溫這些前輩專家學者發自肺腑的諫言，仍有振聾發聵之感，值得人們深思。

北京文津街3號從1950年到1966年是中國科學院的院部所在，而北京飯店則是中科院學部成立大會（1955）和第二次學部委員大會（1957）的會場，因而在會議期間被一些學部委員視為代表學部或學部大會。

1957年5月下旬第2次學部委員大會，院領導遵照黨中央的部署，發動與會專家多提意見。會議的氣氛特別熱烈，不少專家就學部的定位、中科院體制、中科院與高校等其他科研系統的關係等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的意見。這些意見大都發表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重要報刊上，現在已成為我們了解當時科技界狀況的一手資料。

這裡僅就討論的焦點問題之一，即如何處理中科院的行政領導與學術領導的關係（可稱之為文津街3號與北京飯店之爭），以及科研管理等問題的討論，作一些簡單的介紹。其中的一些討論，至今仍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 關於科研領導體制

著名植物生理學家湯佩松（1903-2001）在生物學部的會議上放炮最響，他針對科學院的體制問題發表意見說：「科學院分成了兩部分，一部分人在專門搞『科學』，而另一部分人則在『辦院』。辦院的人辛辛苦苦，關著門搞，搞得機構重疊，形成了牆。這些人在領導誰呢？不僅不能領導全國，恐怕院內各所也未領導好。另一種領導需要拿出工作，來讓人家看齊，而不是發號施令。這種領導不在文津街3號，而在這兒——全體學部委員。我希望有人在大會發言時提醒一下文津街3號的先生們，領導全國的科學院不在文津街，而在北京飯店——學部大會。……領導科學不要做行政領導，而是要每年召開一次學部委員會，由院長做一個報告，向全國人民指出全世界的科學水平，我國的科學水平和急需要發展的學科，這就是中國科學院的任務。做過這個報告的院長，應當是由大家推舉出的，真正做研究工作的人，而不是空喊口號的人。」

當年《光明日報》關於學術領導問題爭議的報導

著名的實驗生物學家朱洗（1900-1962）也對領導體制和管理問題提了些意見，他說：「領導不是內行，不能順利地進行工作。科學院要不是在過去中研、北研的基礎上繼承下來，現在也不知道會鬧成什麼樣子。」

植物生理所所長羅宗洛（1898-1978）也對領導體制有意見，他說：「院務常務會議是傀儡，學部是裝飾品，去年報載成立北京植物生理研究室，問竺可楨、童第周、貝時璋等，都不知道。」

醫學家吳英愷（1910-2003）建議加強學部委員等專家的權力，他指出：「以解放初期民主黨派參加國家大事的姿態來參加科學領導活動，是不夠的。學部委員的權力要加大，要起監督與推動作用。」

地質學家張文佑（1909-1985）說：「院務會議局長參加，所長不參加，院與所的情況怎麼能聯繫起來？」

1955年回國的化冶所副研楊紀珂（1921-2015）說：「做官的人以為科學的發展必須在會議中產生。我們認為必須在實驗室中做。現在官風壓到了學風。……秘書長很多是黨員，各所還有副所長，把科學家像牛一樣牽了鼻子走，用意是幫助科學家，到底幫助沒有？我不知道。」

瀋陽金屬所所長李薰（1913-1983）說：「科學院是外行領導內行，任務與能力矛盾。科學院有宗派主義，為了加強領導，就加人，但量不能勝質。秘書長有很多個，做太上局長。官僚主義，忙於開會，不做實際工作。」

哲學所副所長金嶽霖（1895-1984）建議：「（1）學部大會應在院部之上，好像人代大會，院部是經常辦事機構。（2）院部要加強各學部，其他各局廳合併成一個總辦公室即可。（3）學部常委應選舉輪流擔任，兩年一次，當選者脫產，以免掛名不做事。」

中國科學院第二次學部委員大會現場

著名化學家黃鳴龍（1898-1979）主張由研究員輪流出任院長和所長。他批評科學院階層森嚴，以「長」為貴，不以研究人員才力為尊。他說：」現在科學院中不但最高科學行政領導，就是各所內若干所長副所長也是因為多年不做研究工作，甚而至於多年不能閱讀各國的科學報告。我深恐他們鑑於院內甚多以資格或社會活動求得名位，並非以才力及研究成績而受尊崇，同時院中也不要求做研究工作，於是便安於『長』的位置，可希逐漸增高資格，一方面也樂於社會活動，藉以求名。這種現象和風氣如果長期存在的話，我們如何能有希望提高科學水平，如何能向科學進軍！」他提出：「萬勿以『長』為尊，必須以研究成績為重，勿以老資格而應以才力為貴。最好恢復從前的條例，即以研究員為主體，研究員才可兼所長或院長。最好照從前德國各大學的辦法（現在各地如何不得而知），即大學中以教授為尊，至若校長是各教授輪流兼任的，任期三年。」

▍關於科研管理

朱洗指出：「院內有一套龐大的行政機構，忙亂得很，但做的工作不多，形成文牘主義與官僚主義，而下面也窮於應付。只要一個人在誠心誠意地為科學服務，則領導不檢查也無關係。現在的情況是領導上相信科學家不夠。院應該相信所，所相信工作組，工作組相信每一個工作同志。……行政人員可大大減少，人多了反而更亂。」

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1904-1998）認為科學院需要「精兵簡政」，他說：「這幾年來，科學工作者中間有一個普遍的感覺：時間不夠用。時間哪裡去了？……很忙，但是忙不出一個名堂。老是在圍繞研究工作打轉，可沒有足夠的時間用在研究工作本身上。為什麼呢？工作開始之前有一套：計劃，布置，推動。工作了不久之後又有一套：檢查，總結，匯報。接著又要重計劃，重布置，如是周而復始。總結有年度總結，半年總結，過去還有季度總結。匯報，在不久之前，學術秘書處要每月匯報，學部要半月匯報，有時候還要到院務常委會議去做大匯報。檢查，除了為總結作準備的檢查外，每來一個重要的學習或是運動，也都要結合著檢查工作。……就因為形式主義地進行這些工作，就形成了開會多，填表多，寫文件多，繁文縟節佔去了不少應該用在研究工作上的時間，並且打亂了研究工作所必需的穩定的進程。……總之，科學院機構龐大，人員多，花樣多，可是效率不高。……這次學部會議上要討論科學院的體制問題，是不是可以從「精兵簡政」這方面著想，做到（1）機構靈活，（2）人地相宜，（3）明確責任，（4）減少繁文縟節。要是能根據這幾條原則辦事，我相信科學院工作效率是能大大提高的。」

專家們的意見很多，有的非常尖銳，這裡就不多摘抄了。

從他們的意見看，中科院建立不久，在領導體制和科研管理方面的問題就已相當突出。本來建立學部是要發揮專家的學術領導作用，但由於那時從上到下執行知識分子政策都比較左，對科學家並不 放心，學部的性質和定位因此難以明確，沒有從體制上解決好行政領導與學術領導的關係。

實際上這些問題也引起了院黨組的高度關注，曾期望通過制訂院章加以明確和解 決。但一個多月後就轉入了反右運動，學部大會上的許多意見遭到嚴厲的批判。儘管由於院黨組有意保護科學家過關，絕大多數專家沒有因為這些意見被打成右派，但他們反映的問題也不再受到重視。

在後來的半個多世紀裡，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再也沒有觸及過，致使有的問題甚至延續至今。

當然，關於我國學術治理體制的問題，在當時和如今都不是科學院一家的爭議，事實上，這一問題在某些系統更為突出，但身處其中的科學家們卻鮮有表達意見的機會。

第二次學部委員大會過去60年了，但在協調行政系統與學術系統的關係、克服學術行政化和改革科研管理方面，我國科技界和學術界還面臨著十分艱巨的任務。在當今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勢下，重溫這些前輩專家學者發自肺腑的諫言，仍有振聾發聵之感，值得人們深思。

來源：科學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