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文明的衝擊下，近代以來的中國一直處於國家重建與身份探索過程之中，對於身份的焦慮與迷失成為影響中國外交的深層次根源。1949年新中國建立後，社會主義成為國家身份的主旋律，但相關的探索進程並未停止。特別是從政治身份、實力身份和文化身份的三維角度觀察，身份結構的缺失與模糊仍然是中國國家身份的重要特徵，如何塑造未來中國的國家身份是一個尚未有定論的問題，也是中華民族需要面對的巨大挑戰。要理解當代中國的身份變遷，並對未來中國的身份選擇做出探索式的思考，就必須深入了解影響中國身份抉擇背後的利益動機。根據修正後的身份理論，身份是根據利益而擇定的。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一根本利益從根本上決定了當代中國的國家身份抉擇，其利益內涵的變化及實現程度一直並仍將對未來的中國國家身份選擇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身份是理解近代中國的一條關鍵線索。在西方文明的衝擊下，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實際上就是一部分對自己的身份進行不斷追求、重新定位的歷史。新中國建立後，國家身份以社會主義為基調與主旋律，但仍未最終定形，並極大地影響了中國的外交政策。[1]由於歷史、地緣、人口等方面的複雜性，以及國家迅速發展所導致的易變性，當代中國國家身份往往體現出多元、模糊甚至矛盾的特徵。早在20世紀70年代，鄧小平就曾說過：「什麼是大國？如從經濟上來看，我們是小國，排在世界上一百個國家以下。中國就是塊頭大，所以有點用處。」[2]到了2008年，英國路透社記者保羅?埃克特（Paul Eckert）從處在金融危機中心的美國發回過一則這樣的報導：隨著影響力的增加，中國是窮國還是富國，成為一個難題。他提到，作為新興力量的中國，手上握有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並且在不斷譴責富國對經濟的控制；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13億人口中有數以千萬計的農村貧困人口，按照世界銀行人均收入的標準，它與柬埔寨和瓜地馬拉為伍。[3]同樣的困惑不但難倒了世界，也纏繞在中國人自己的頭上。選擇什麼樣的國家身份以及相應的發展道路，是未來中國必須面對的重大挑戰。在這種情況下，理解身份選擇背後的深層動機，並由此對未來中國的身份抉擇做一些探索性的思考，是前人觸及較少、仍然需要深入探索的重要課題。
一．國家身份及其根源
近些年來，與身份相關的問題成為許多社會與人文學科關注的焦點。什麼是國家身份（national identity）呢？詹姆斯?費倫（James D. Fearon）指出，國家身份是這樣一組屬性，它使一個國家成為一種而非另一種事物。[4]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認為，身份是作為有意圖行為體的屬性。[5]羅伯特?斯卡拉皮諾（Robert A. Scalapino）則提到，國家身份涉及一個群體特別是制定政策的精英對他們國家相對於其他國家的本質的認知方式。[6]這幾個概念的一個共同點是，國家身份是國家本質或屬性的反映。國家像人一樣，既有自然屬性，也有社會屬性。例如，我們說沙烏地阿拉伯是「中東國家」就是指其自然屬性，因為它位於中東，這種地理屬性無法加以改變。而當說它是「伊斯蘭國家」時，則是指其社會屬性，表明其主要國民信仰伊斯蘭教，這種屬性是通過社會互動而形成的，也可以通過社會互動來改變，儘管有時改變起來極為困難。所以，社會屬性或社會身份不同於自然屬性與自然身份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它的可選擇性、可改變性。在本文中，國家身份均指國家的社會身份而非自然身份，既然國家的自然身份不可選擇、不可改變，也就很難納入政治學或社會學研究的範疇。值得注意的是，斯卡拉皮諾的概念還提示我們，國家身份總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如果沒有另一個國家的存在，國家身份是毫無含義的。正如洛厄爾?迪特默（Lowell Dittmer）和塞繆爾?金（Samuel S. Kim）所言，身份可以被界定為自我（self）與他者（others）之間的一種關係（relationship）。[7]只有在這種關係中，社會身份才能存在並體現其價值。一個國家想成為「領導者」，就必須有作為「追隨者」的國家存在。一個國家想走「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其前提必定是存在「非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當然，相對性並不等於對抗性。有的國家身份之間確實是一種對抗的關係，如冷戰時期「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但有時不同的國家身份只是一種差異關係，如「東正教文明國家」與「儒教文明國家」，除了「文明衝突論」外，不是所有人都認為這兩種國家必定發生衝突。
由於國家身份是國家本質或屬性的反映，在國家總是具有多種屬性的情況下，國家身份當然也包括多種構成，一個國家總是多種身份的複合體。從主要的層面看，國家身份包括政治身份、實力身份和文化身份三類。所謂政治身份，是指一個國家對自己在政治道路、意識形態方面特性的認識，如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法西斯國家與自由民主國家等。這裡的政治身份具有強烈的價值判斷色彩，代表一個國家對自己發展道路的最高認識。因此，不具有政治判斷意義、僅具有制度技術層面的政治特性（如議會制國家與總統制國家）就不構成本文中所說的政治身份。所謂實力身份，主要是指一個國家對自己物質財富及其影響的界定，如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大國與小國等。一般來說，一個國家的實力身份總是隨其發展階段與水平而變化的，相對於人的認識來說，發展水平是一種客觀事實，不是人所能夠隨便界定與選擇的。但由于衡量國家實力與發展水平標準的多樣性，一些國家在界定自己的實力身份時仍有一定的空間。特別是像中國這樣在發展中體現出巨大多樣性與複雜性的國家，你既可以說它是世界大國（如果按國內生產總值、外匯儲備額和是否擁有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的標準），也可以說它是發展中國家甚至是窮國（如果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話），存在很大的自由界定空間。所謂文化身份，則是指一個國家對自己的文化、宗教、社會習俗等方面的特性所做出的規定，如基督教國家。曹錫仁指出：「所謂文化，就是一個民族在歷史上所創造的並且滲透在其一切行為系統裡的觀念體系和價值體系。」[8]相對於政治身份、實力身份來說，文化身份可能是最難以改變的。但是，難以改變並不等於不能改變，特別是在一些文化根基不深厚的國家，如許多非洲國家，就全盤接受了殖民母國的文化。即使是一些有較深厚文化根基的國家，在特定的形勢下，也會大幅度接受其他文化，如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
如果把國家身份比作一個「三角錐體」的話，政治身份、實力身份和文化身份就構成了它的三個錐面，缺少任何一部分都不完整。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每種身份最好都有明確的界定，並保持在穩定狀態。這不但是因為確定的身份給行為體自己一種認知上的自洽與舒適感，更由於它是行為體的行為指南，可以「將不確定性降到最低程度，使生活變得易於管理。」[9]不但行為體通過界定自己的身份明白自己現在和將來要幹什麼，反過來，當一個國家標明了自己的身份，其他國家也就清楚應該對它採取什麼樣的對策。如果一個國家在某一方面的身份界定十分含糊或變幻莫測，就不可避免地陷入身份模糊與焦慮狀態，其相應的行為也更加缺乏預見性，這對本國和他國來說都不是好事。值得注意的是，國家身份的基礎即國家特性並不一定是完全確定的。有的時候，它可能是成熟而確定的，美國被認為是一個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國家，而它確實已具備一個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國家的各種要素，成熟的身份往往相對穩定與持久。但有的時候，國家特性可能並沒有完全成型，相反卻處於變化與發展之中，此時國家身份就是一個待定的「X」，即使暫時確定，也往往迅速變化，被一種新的身份所代替。特別是對那些正處於迅速發展中的國家來說，或是對於一個剛與舊身份告別的國家來說，國家身份的不斷更替是一種更為常見的情況。
那麼，影響國家身份抉擇與變遷的根源是什麼呢？筆者認為，是國家利益。社會學中的建構主義的觀點恰恰相反。他們認為，利益不是客觀得出而是社會建構的，它取決於有知識的（knowledgeable）行為體所佔據的、由歷史界定的社會角色。也就是說，只有確定了身份，才能明白什麼是國家利益。[10]但是，建構主義並沒有回答「身份到底從何而來」的問題。溫特曾從觀念互動的角度闡述了身份的產生方式，提出了模仿和社會習得兩種文化選擇機制。他提出：「當行為體自我意識到他們認為是『成功』的行為體時，就會模仿，通過模仿獲得了身份和利益。」[11]但對一個國家來說，它為什麼需要「成功」呢？它為什麼不安於比較不成功甚至是失敗的地位？這個問題看起來多此一舉，卻涉及到身份抉擇的根本動力問題。如果身份最終來源於利益，那麼建構主義的觀點就成了沒有意義的循環論。溫特曾承認「身份可能會根據利益得以擇定」，同時又辯稱「這些利益自身仍然是以更深層的身份為先決條件」。[12]但如果這些「更深層的身份」又源於「更深層的利益」呢？可見，溫特的理論事實上已有了某種循環論的跡象，利益與身份的關係需要重新思考。筆者認為，身份是由利益塑造的，身份通過觀念互動的方式而形成，但其動因卻來源於利益。反過來，身份必須有利於利益的促進，如果一種身份落後於利益的需要，它遲早要被修改和拋棄。正如威廉?布魯姆（William Bloom）所指出的，「成功的認同意味著對基本需要的成功滿足……這不只是一個學術主張，也是人類普遍經驗中顯然可知的一個部分」。[13]比如說，學生是一種身份，但一個人之所以成為學生，動力仍在於利益抉擇，因為讀書可能改善他以後的生活預期。剛入學的小學生自己可能還意識不到這一點，但他的父母會替他做出利益選擇。中國社會學者在田野調查中則發現，許多人之所以信仰基督教，是因為他們相信並經歷了這樣的過程：信教能夠改善健康狀況，治癒疾病，這成為推動當地基督教群體不斷擴大的最重要因素。[14]
對於民族或國家來說，身份選擇主要也是基於利益。10世紀末期，羅斯人之所以選擇東正教而非天主教作為國教，最大的原因是東正教實行政教合一，主張教會首領服從國家君主。對目睹西歐教廷與君主紛爭不已的羅斯大公來說，東正教要比天主教更符合羅斯的國家利益。一個國家之所以成為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國家，並不是因為它生來如此（這是不可能的），也不是因為它周邊主要是資本主義國家或社會主義國家，從而為它提供了難以避免的模仿榜樣，而是因為它的利益需要。以古巴為例，「最初哈瓦那政權並不是共產主義性質，它甚至是反共產主義的。這個政權內的許多人，要麼是人們所說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擁護者，要麼是一些其計劃激進程度遠遜於羅斯福新政的人……卡斯楚本人也不像一個共產主義者。」[15]但是，隨著美國對卡斯楚施壓力度的不斷加強，古巴被迫日益轉向蘇聯集團尋求支持，最終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
在身份變化的過程中，利益仍然是決定性的因素。建構主義在論述身份變化時，看到的是「環境的變化、社會進程的發展、互動頻數的增減」以及它們「在實踐互動中的反饋」，[16]但事實上，如果沒有利益在這些因素中間的連接，或者是這些因素沒有牽涉到行為主體利益的變化，身份的變化是不可能的。羅斯人通過與拜佔庭帝國的互動從而接觸到東正教固然是他們接受其為國教的條件，但如果他們不是懷有通過宗教加強國內統一、鞏固君權的想法，他們也不會把自己變成東正教的信徒。事實上，一般被我們稱之為建構主義者的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教授在分析國家的社會化過程時也指出，當一個國家試圖模仿其他國家的行為時，也是假定它們的行為是合理的，是根據自己利益和生存而行事。[17]概而言之，不管身份如何形成與變遷，利益才是最終的驅動力，它在關鍵時刻決定行為體選擇這種還是那種身份。
二．民族復興是決定中國國家身份選擇的根本動力
決定當代中國國家身份選擇的根本利益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是一個有著數千年輝煌歷史的國家，無論是在物質層次還是在精神層次均創造了當時領先世界的文明。但自近代以降，中國一下子從錦上雲端跌進萬丈深淵，經歷了一個飽受西方入侵與壓迫的屈辱世紀。這種千年輝煌加百年屈辱的歷史背景塑造了中國人心中濃厚的民族復興情結，著名的國際關係學者約瑟夫?奈（Joseph Nye）也曾指出：「『中國崛起』堪屬用詞不當，『復興』更為準確」[18]。而正是這種「復興」與「崛起」的不同，使得中國形成了一種不同於其他大國的世界觀，並因此可能走出一條不同於其他大國的發展道路，這是理解中國國家行為根源以及外交獨特性的關鍵所在。
民族復興是一項根本利益，它是對當代中國國家利益的總概括，它的下面又包含許多具體的層次與內涵。而正是這些具體利益層次在不同時代的體現形式與實現程度，以及不同層次利益的互動變化，決定了當時中國的身份選擇及其變遷。
國家利益一般包括安全利益、發展利益和精神利益。[19]相應地，我們也可以將中國的民族復興這一根本利益劃分為三個層次：
1．獨立中國
獨立中國主要反映但不完全等於中國的安全利益，它是民族復興這一根本利益中最重要、最基礎的一個層次。對近代中國來說，獨立與安全是一個不可分離的概念，正是近代中國在西方入侵面前喪失了獨立的主權，維護政治與主權的獨立被中國領導人認為是實現安全的根本前提與保障。與此同時，中國人對獨立的珍視，又包含著一般國家安全利益所難以概括的內涵。故此，在此以「獨立中國」而非「安全中國」來概括這一根本層次的利益。具體來說，獨立中國這一根本利益包括如下方面，這幾方面互有聯繫，但均有各自側重的內容：
第一，維護主權獨立與民族自決。在屈辱世紀中，能夠獨立決定自己的命運一直是中國領導人的追求[20]，主權概念無疑是實現這一目的的有力武器。哪怕是到當前，中國事實上還處於相對西方的弱小階段，也特別需要通過維護主權和自決權來抵禦外部對本身安全、發展道路的幹涉。故此，當中國從西方觀念中引進主權概念之後，便賦予其以超出尋常的重要性。第二，維護領土完整，反對國家分裂。反對「臺獨」、「疆獨」和「藏獨」勢力一直當代中國的核心利益，特別是臺灣問題，「在中國領導人眼裡，如果沒有恢復對臺灣的主權，建立一個團結、繁榮和強大中國的民族事業便沒有完成。」[21]第三，制止外來侵略。近代飽受外來侵略的中國，制止新的侵略曾是國民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時的當務之急。當前，中國受到侵略的可能性極小，但仍然有可能由於臺海問題、周邊爭端或是偶然的摩擦而引起衝突。第四，堅持國家平等與民族尊嚴。這是中國特別不同於其他國家的地方。在有的國家，民族尊嚴或許不會是特別重要的利益。「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羞辱以後，中國極其渴望國際尊嚴。外人或許對此深感困擾，但中國人則相信這是他們應得的。」[22]至於平等訴求，也與中國的歷史遭遇有關。近代西方利用條約體系把中國置於事實上的不平等地位，而且通過獲取特權的方式強加給中國許多不平等的待遇。中國人民由此產生了一種強烈的追求平等的情感。鄧小平在回顧中蘇爭論時曾說：「國與國之間的關係，關鍵是要平等……從六十年代中期起，我們的關係惡化了，基本上隔斷了。這不是指意識形態爭論的那些問題，這方面現在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23]
2．富強中國
富強中國是發展利益的體現，是民族復興在獨立中國利益基礎之上的進一步提升。自近代以來，中國人在追求獨立的同時，也一直在追求富強夢想。從晚清時代起，中國的政治活動家們就將建設一個強大的國家視為挽救中國的根本途徑。[24]中國精英在面對西方侵略時一個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西方「船堅炮利」，故能入侵中國。因此，在鴉片戰爭後不久，魏源等人就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後來的洋務運動就是這一思想的直接反映，主要以修路、建船、開礦為特徵。民國初年，甚至那些意欲恢復帝制的精英（如楊度），亦以「共和果足以使中國臻於富強興盛乎」的疑問來勸說嚴復來支持帝制。[25]毛澤東則在建國前夕這樣期待，「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裡，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汙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26]事實上，每在一個危急的時刻，中國精英就會更加感受到建設富強中國的重要性。例如，1999年4月中國駐南聯盟使館被炸後，江澤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強調，「大家都要化義憤為力量，促進學習和工作。全國各個行業各個領域的同志都要進一步做好本職工作。只有堅持埋頭苦幹、臥薪嘗膽，把我國的經濟實力搞上去，把我們的國防實力搞上去，大大增強我們的民族凝聚力，我們才能永遠立於不敗之地。」[27]
至於富強中國利益的具體內涵，大體上是以西方發展為參照的。自近代以來，即使是在堅持中國文化優越性的人那裡，一般也承認近代西方在物質文明上要技高一籌，大都不排斥在「中體西用」的原則下引進外國技術發展自己（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可能是特殊的例外。在新中國建立初期，雖然與西方隔絕，但並不排斥從社會主義陣營那裡吸取資金與技術）。因此，在中國追求富強的過程中，一個關鍵的概念便是現代化。吉爾伯特?羅茲曼（Gilbert Rozman）在研究中國的現代化做出這樣的界定，「這裡所謂走向現代化，指的是從一個以農業為基礎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會，走向著重利用科學和技術的都市化和工業化社會的這樣一種巨大轉變。」[28]現代化的標杆實際上就是西方社會，毛澤東在大躍進時期提出要超英趕美，鄧小平在三步走的戰略目標中提出要在21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也主要是以西方為參照。1997年，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提出了「新三步」構想，即：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寬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再經過十年的努力，到2020年時，使國民經濟更加發展，各項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紀中葉建國一百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可以說，以現代化為關鍵詞的富強中國的追求一直是歷代中國領導人的主要奮鬥目標，在許多時候，實現現代化甚至成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替代語。
3．文明中國
在中國外交政策影響因素中，許多學者都強調了發展和安全的作用。[29]一些中國學者也強調從唯物觀的角度分析國家利益，較少強調價值、宗教和意識形態等精神信仰在外交中的作用。[30]但是，這些都不能掩蓋中國仍然潛藏著對恢復古代輝煌地位的嚮往，這種動機是安全、物質利益無法替代的，因為這種地位不僅是實力地位，更是作為一種核心文明的精神地位。事實上，經常被使用的「民族復興」一詞本身就包含了在某種程度上恢復過去偉大的含義。中國領導人有時對中國大國地位的強調也反映了這種傾向，而不只是西方觀察家所體味到的權力政治氣息。近來，這種利益意識開始被人所重視。中國共產黨高層智囊鄭必堅在提出並論證和平崛起時，也由原來主要強調「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實現發展和現代化」這兩大歷史性的追求，到後來更多地強調「當代中國的和平崛起其實質就是同當代人類文明相交匯的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31]當然，這種恢復與復興在對外關係領域並不意味著重新建立一種已不符合時代潮流的朝貢體系，就像在國內政治領域也不意味著重建那種發達的封建統治一樣。它只是意味著使中國文明再次達到一種歷史上曾經達到的高度，而其內涵在保持中國基本特性的前提下可能發生重大的變化，至於恢復的具體形式則取決於時代的需要。
對於這種利益需求，筆者稱之為文明中國，它意味著重建一種有吸引力的、獨特的發展與生活模式。這不是一種可以通過武力或經濟實力可以達到的要求，廣泛意義上的文化在其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有學者指出，「歷史上的中國主要是從文化意義上來講的。幾個世紀以來，中國的民族主旋律著重是強調其文化優越性。作為這種文化優越性的表徵，中國預示著其很高的道德原則、等級關係和社會和諧。即使在國際上，中國的力量也主要不是由其商業、經濟或軍事存在、而是由其文化顯示出來。事實上，在19世紀之前很長時期內，外來徵服者常常為中國文化所同化。」[32]也正是因為如此，古代中國主導建立的朝貢體系有著許多不同於近代主權國際體系的重要特徵，其中之一便是強調文化的紐帶作用以及由此導致的相對和平狀態。有許多國家是自己主動要求加入朝貢體系，來向中國天子稱臣納貢的。當然也有的國家是出於貿易的需要，希望通過朝貢的方式換取本國的稀缺品。但更重要的是，它們可以由此來吸收中國的文字語言、統治制度甚至是生活方式。中國的漢字與儒家文化正是通過這種和平的方式傳播到了日本、越南、朝鮮半島和其他周邊地區，這是遠不同於西方歷史上通過血與火來傳播宗教與文化的畫面。從主觀上講，中國傳統的統治者儘管樂於看到其他國家遵從中國的發展模式，但很少主動去推廣它，這與強調華夷有別、悅者自來的觀念有關。這種強調文化建設的利益追求與行為模式，仍然在影響著當代中國領導人的思維，也將是中國最終實現和平崛起的重要主觀條件。
三．中國國家身份的選擇範圍
根據國家身份構成，當代中國也必須在政治身份、實力身份和文化身份方面做出自己的選擇。受相應的時代背景所決定，中國在這三方面都面臨著一些選擇項，當代中國的國家身份選擇必須在這些選擇項內進行。
1．政治身份
對當代中國來說，最主要的一對政治身份選擇項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如果要從學理上對這兩個身份進行界定，其工作非常複雜且難免爭議。黃仁宇曾指出，歷史上的資本主義是一個複雜的多面體。[33]事實上社會主義同樣如此，「無論是作為理論學說，或者是社會制度，或者是社會主義學說的指導和影響下為爭取建立和發展、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一種社會政治運動，其表現形式都是多種多樣的。」[34]「真正的社會主義是什麼，總是一個引發爭論的問題。」[35]這種多樣化的現實使得我們很難對兩者做出一個公認的概念的界定。但是，作為一種實踐中確實存在著的政治身份，根據對公認的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情況進行概括，我們還是可以做出一些基本的規定。作為一種國家身份的資本主義，至少應包括如下方面：所有制方面主要實行私有制，經濟體制以市場經濟為主，政治上兩個或多個黨派輪流執政。而作為一種國家身份的社會主義，至少應包括如下兩方面：所有制方面主要實行公有制，國家政權由共產黨單獨掌握，或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吸收其他黨派的參與。在經濟體制方面，原來社會主義均主要採取計劃經濟模式。但自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特別是1992年公開提出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社會主義在經濟體制方面與資本主義的區隔被打破了，計劃經濟不再是衡量一個國家是否社會主義的標準。
中國共產黨在建立新中國的前夕就面臨著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這與20世紀的大背景是分不開的。「如果將20世紀比作一首交響樂的話，那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可以視為它的主旋律，跌宕起伏的各個樂章都是圍著這個主旋律展開的。」[36]當時中國無疑也受到這種「主旋律」的影響，毛澤東在思考中國該走什麼道路時明確指出，「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37]，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這種身份抉擇直接影響了中國在對外關係領域採取一邊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戰略。當然，作為一個大的政治身份範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自身內部都有許多種模式，如資本主義就有美國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歐洲強調國家幹預和社會福利的資本主義，等等。新中國的發展歷程實際上也經歷了幾種模式的社會主義。在這種社會主義模式之間的變遷，也直接影響了中國對外關係中的戰略變遷。從目前來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政治身份之間的差異有縮小化的趨勢，事實上雙方都在吸取對方的優點，從而加強了這種趨同的勢頭。這也勢必影響到今後的國際政治局勢與中國的外交戰略選擇。雖然當前社會主義國家從數量上已在世界舞臺上不佔主要地位，但由於中國堅持了社會主義國家身份，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仍是21世紀的一對重要的政治關係。但與20世紀的兩者鬥爭不一樣的是，由於兩者更加趨同，它們未來的關係也可能更加趨向和緩。另外，與資本主義身份特徵相對穩定相比，社會主義身份特徵仍呈現出較多的變化，這也給中國外交帶來更多的變數。這些都是未來的中國外交所必要考慮到的。
2．實力身份
根據實力身份主要是指一個國家對自己發展階段與水平的界定這一概念，當代中國在這方面的身份選擇項主要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當然，中國目前選擇的仍然是發展中國家這一身份。這些年來有一些國家希望中國參加八國集團這一「發達國家俱樂部」，中國基於某種利益考慮仍然選擇了不加入，並多次重申自己仍然是發展中國家。
在中國的實力身份概念表上，還有一個曾經較多使用的概念：第三世界，與之相對的是第一世界、第二世界。曾有學者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政策聲明中最一致的主題之一就是對第三世界的認同。」[38]與發展中國家這一概念相比，第三世界的內涵要更為豐富，也更為模糊。據說，第三世界至少有五種不同的標準：（1）經濟上貧窮或不發達；（2）文化上是非西方的；（3）種族上是非白人的；（4）政治上是不結盟的；（5）地緣上主要位於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39]毛澤東提出三個世界劃分概念時，主要是以經濟為標準的，即看「是不是比較富」，但也強調地域性，主要指亞、非、拉國家，同時還有某種國際政治標準，如把美蘇當做第一世界，而把同樣發達的歐洲、日本當做第二世界。不管如何，我們仍可以大致把第三世界看做是與發展中國家相同等的概念，在一定時期內主要表達了中國對自身實力身份的認定。近些年來，「第三世界」的提法少了，在提及中國的實力身份時主要是用「發展中國家」一詞。
在對立的參考身份中，除了發達國家外，還有一個就是超級大國。超級大國也主要是根據實力來決定的。但在長期的國際政治實踐中，中國對超級大國概念有著自己獨特的認識，實際上將其賦予了某種政治含義。中國領導人曾在多個場合說過，即使中國發達了，也不做超級大國。有時的表述則是，中國即使發達了，也絕不稱霸。「我們堅決站在世界各國人民一邊，永遠不稱霸，永遠不做超級大國，現在不做，將來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候也不做。」[40]把「永遠不稱霸」和「永遠不做超級大國」相提並論，表明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是把超級大國與霸權主義等同看待的，這就使得超級大國已經具有了超出實力身份的含義。例如，1974年，中國代表團在聯合國大會第6屆特別會議上提出：「超級大國就是到處對別國進行侵略、幹涉、控制、顛覆和掠奪，謀求世界霸權的帝國主義國家。」[41]考慮到這些因素，本書主要以發達國家為發展中國家/第三世界的對照身份，超級大國則視情況來使用。
3．文化身份
作為一個文化主體性特別強的國家，文化身份對於中國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一般來說，一個國家的文化身份可能相對固定，因為文化語言、宗教信仰乃至生活方式等，都不是輕易能夠變更的，它往往是歷史積澱的結果，具有相對的穩定性。比如說，像當前的西歐、美國，它們在要不要基督教方面就不是一個能否選擇的問題，因為它早已被多數居民所認同和接受。但對有的國家來說，由於原來的文化身份被拋棄或被否定，而新的文化身份又遠未確定，這個時候在文化身份的選擇方面就具有一定的空間。當前中國就是這樣的國家。對中國來說，文化身份的選擇項是東方身份與西方身份。首先要說明的是，這裡的東西方是文化概念，冷戰時期把東方、西方作為政治概念來使用，實際上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同義詞。在文化意義上，這裡的東方也僅是狹義的，因為「就廣義的東方思想來說，它包括中國思想、印度的宗教思想乃至古代小亞細亞的文明」[42]，而這裡的東方文化僅指以儒家文化為主體、主要分布在中國及其周邊國家的文化。由於它發源於中國，因此它事實上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代名詞。
四．1949年以來的中國國家身份選擇
為了解讀建國以來的中國國家身份選擇與變遷，筆者對1949至2010年間的政府工作報告的對外工作部分中的關鍵詞進行了搜索。這些關鍵詞包括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第三世界）、現代化、文化傳統等能夠體現中國國家身份認同的詞彙。作為權威的政府文獻，特別是在其對外關係部分，中國領導人對相關的措詞是極其注意的。單從一個詞可能發現不了什麼問題，但把它們出現的數量多少、頻次聯繫起來，就能粗略地了解當代中國在對外關係中如何界定自己的國家身份。根據統計結果，筆者繪製了圖1、2、3、4，這些圖清楚地表明，當代中國的國家身份變遷主要經過了如下三個過程：1．建國後選擇了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政治身份成為最突出的身份要素。2．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至70年代初，身份強度（主要體現為身份關鍵詞出現的次數）下降到很低值。此後，對自己身份的認同又逐步加強，但「第三世界」這一實力身份取代「社會主義」這一政治身份成為中國國家身份中的主要要素。3．20世紀80年代末期，中國的國家身份強度一度下降到最低值，冷戰結束後部分回升，但隨後又呈整體下降趨勢。在這個過程中，發展中國家這一實力身份佔據主要地位（偶有大國意識體現），社會主義這一政治身份減弱，東方傳統的文化身份開始萌生。
在這個過程中，體現出如下特點：
1.國家身份呈現出從清晰到模糊、從高強度到低強度的整體趨勢。在新中國建國的頭十年內，中國對自己所選擇國家身份呈現出高度的認同，但在此後中國對自己身份的宣示頻率整體下降，特別是冷戰結束後降到相當低的水平，反映了中國國家身份認知的進一步模糊化，進入身份調整與轉型時期。
2.身份結構的不均衡性、不穩定性。穩定的國家身份應該均衡地包括政治身份、實力身份和文化身份三個方面，但幾乎在任何一個時期，中國的這三種身份都沒有均衡地體現出來。新中國建國以來的前三十年中國主要是強調自己的政治身份（社會主義），後三十年則主要強調實力身份（發展中國家），文化身份則一直相當微弱。可以說，中國的國家身份一直是不均衡發展的，遠未形成一個比較穩定的身份結構。
3.社會主義一直是中國國家身份的主線，但其強度與內涵均有較大變化。在各種身份選項中，社會主義是中國對外宣示得最多的身份。除了少數年份之外，中國在對外宣示一直不諱言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縱觀六十年來的身份軌跡，仍可發現這種宣示強度與頻率均呈現出較大程度的下降。另外，在社會主義的內涵上，在與蘇聯關係正式破裂以前，尚有「社會主義陣營」的提法，但自1964年後，則完全消失。這從一個側面表明，當時中國在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問題上，已同蘇聯產生了分歧。當然，社會主義內涵在中國的真正變革是在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更加強調「社會主義現代化」或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實際上成為了鄧小平時代社會主義的代名詞。
4．冷戰結束前後，實力身份由「第三世界」逐步演變為「發展中國家」。兩相比較，「發展中國家」一詞更加中性、更少政治色彩，表明中國在國家身份認同上不再強調對抗。另外，在堅持「發展中國家」身份的同時，20世紀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後期體現出一定的大國身份意識，國家身份定位更加複雜。
5.在新中國建國來的六十年中，文化身份只是偶爾體現出來。這體現了長期學習西方的結果，即自身文化特性的喪失與主觀上的漠視。而當產生文化身份意識時，則更多地強調傳統文化的特點以及中西文明之間的對話、共存。但這種「反彈」仍只是部分的、臨時的和間斷的，文化身份仍沒有構成當代中國國家身份的主要層面。
中國的國家身份看起來複雜多變，歸根到底都是由中國國家利益的變遷所決定的。對一個新生的成長中的國家來說，剛開始的主要利益往往是維護安全，接下來再是追求發展，最後才是追求諸如國際貢獻等精神利益。中國的利益變遷也大致遵循了這一規律。整體觀之，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前，基本上都是將獨立中國利益擺在最主要的位置。在新中國建國初期，打破外來的包圍與封鎖、爭取解放臺灣是獨立中國利益的具體利益目標。即使是1965年中國開始實行的「世界革命」路線，筆者也認為其目標在相當程度上是為了獨立中國中的安全利益，而不全是當時領導人的一時頭腦發熱、追求世界革命領袖的虛榮。當時毛澤東等人認為時代的主題是「戰爭與革命」，要麼是「戰爭引起革命」，抑或是「革命制止戰爭」。而「中共對外交往的主要目的和任務是支援各國共產黨和其他左翼政黨、民族民主政黨的正義鬥爭，通過推動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世界革命，延緩或制止戰爭的爆發，通過革命來獲得和平。」[44]具體來說，就是通過在世界各地點燃革命之火，使得蘇美忙於「滅火」，從而無睱對付中國。當然，這種通過輸出社會主義、「通過革命來獲得和平」的戰略最後效果並不理想，最後還是轉向聯美反蘇。
富強中國追求是中國民族復興利益中十分突出的一個因素。即使是在以安全考慮為主的建國初期，富強中國也是一個重要考慮。新中國建國後興起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高潮、1964年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建設都反映了追求富強中國的強烈願望。但由於國際安全環境並不樂觀，加上當時領導人有時誇大了內外安全威脅的程度，從而打斷了這種富強中國利益追求的進程。直到改革開放以來，富強中國才一直比較穩定地成為首要的國家利益，獨立中國則退居次要地位，蘇聯威脅雖仍然存在，但已大大下降了。此後，儘管國內外環境不斷變化，中國的發展也經歷了許多波折，但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安全態勢，中國領導人仍然始終堅持以國內經濟建設為中心，即把富強中國利益置於首要地位。對此，現任外交部長楊潔篪曾有過具體而深刻的描述。他在2009年兩會期間答記者問時提及，「對中國外交部和中國駐外外交機構來講，做好為國內經濟發展服務，做好為推進中國跟有關國家經貿合作服務已經成為我們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我們有的大使回國就告訴我，說他計算了一下，在他的工作時間裡面，至少30%乃至50%是用於抓經濟工作方面的事情。」[45]由於中國的總體發展水平仍然比較落後，可以預見中國仍然會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視富強中國為首要利益，外交官仍然要花相當多的時間「抓經濟工作方面的事情」。與獨立中國、富強中國利益相比，儘管文明中國利益有時有所體現，但始終未佔到重要的位置。冷戰結束後特別是21世紀初一些人對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的強調，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文明中國利益意識的萌生。但只要富強中國利益沒有基本實現，文明中國利益就難以上升到主要利益的位置，也很難對中國的身份與戰略選擇產生重要影響。
五．結論與展望
可以預計，民族復興這一根本利益仍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從根本上決定中國的國家身份選擇。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利益決定身份這一過程中，身份並非是完全被動的，國家在選擇身份也有一定的主動性，對前面第四部分提到的一些問題也需要主動、妥善地加以處理，以一種更加適宜的國家身份結構指導中國的外交戰略、服務於中國的利益。這些問題主要是兩個：第一解決身份定位過於模糊化的問題。中國目前突出的身份是實力身份，但即使是這個身份也出現了在「發展中國家」與「負責任大國」中間進行徘徊的趨勢。身份的模糊化，固然可能是身份調整的前奏與必需，因為只有淡化以前的身份才能為選擇新的身份做好鋪墊，但長期的模糊化實際上也間接反映出中國在尋求能夠滿足當前國家利益的合適身份方面遇到了困難。這些困難可能源於主客觀方面的一些條件限制，如在政治身份方面的調整難度與傳統文化身份是否足夠有效等。但不管如何，身份難以確定，外交戰略自然也很難清晰，這將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對中國國家利益的維護。第二糾正是身份結構的長期不均衡問題。在六十年來的中國國家身份構成中，始終未能做到政治身份、實力身份和文化身份的大致均衡，往往是某一種身份居於主導地位，其他身份很弱甚至隱而不見。這種「畸形」的身份結構是不合理的，短時期內如此還可以理解，但如果長期「畸形」則很不正常，表明中國一直以來存在身份殘缺與焦慮，這必將影響到對國家利益的維護與外交戰略的制定。未來中國，不能只是籠統地回答「我是誰」，還必須至少在政治身份、實力身份和文化身份三個方面分別說清楚「我是誰」。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呈現給世界、給自己一個完整的形象。
[1] 相關論述參見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eds.,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Yong Deng, China’s Struggle for Status: The Realign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蔚彬：《轉型期中國國家身份認同的困境》，《現代國際關係》2007年第7期。
[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447頁。
[3] 人民網：《路透社：中國究竟是一個窮國還是富國?》，2009年04月10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9107008.html，登錄時間：2009年6月3日。
[4] James D. Fearon, 「What Is Identity?」 http://www.stanford.edu/~jfearon/papers/iden1v2.pdf，登錄日期：2009年2月14日。
[5] [美]亞歷山大?溫特著：《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秦亞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頁。
[6] Robert A. Scalapino, 「China’s Multiple Identities in East Asia: China as a Regional Force,」 in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eds.,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15.
[7]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National Identity,」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eds.,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4, 15-16.
[8] 曹錫仁：《中西文化比較導論——關於中國文化選擇的再檢討》，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9頁。
[9] Kenneth R. Hoover, A Politics of Identity: Liberation and the National Communit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5, pp.116-17; Erik H. Erikson, Childhood and Society, 2d ed, New York: Norton, 1963. 轉引自Michael Ng-Quinn, 「National Identity in Premodern China: Formation and Role Enactment,」 in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eds.,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32.
[10] Shibley Telhami and Michael Barnett, 「Introduction,」 in Shibley Telhami and Michael Barnett eds.,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1；[美]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秦亞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1] [美]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秦亞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0頁。
[12] 同上，第290頁。
[13] William Bloom, Personal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34.
[14] 張敏：《基督徒身份認同——浙江溫州案例》，載張靜主編：《身份認同研究：觀念、態度、理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105頁。
[15] [美]孔華潤主編：《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下），王琛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347頁。
[16] 秦亞青：《國家身份、戰略文化和安全利益———關於中國與國際社會關係的三個假設》，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年第1期。
[17] Alastair Iain Johnston,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45.
[18] [美]約瑟夫?奈著：《硬權力與軟權力》，門洪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頁。
[19] 關於國家利益，漢斯?摩根索認為應當包括領土完整、國家主權和文化完整；沃爾茲則特別強調國家生存；亞歷山大?喬治（Alexander George）和基歐漢（Robert Keohane）提出三種國家利益——生存、獨立、經濟財富，溫特則加上第四種利益——集體自尊（參見刑悅：《國家利益的客觀性與主觀性》，《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年第5期，第30頁）。本書中的三種利益劃分既是對人的三種利益的延伸，也是對這些利益劃分進行的綜合和完善。與之類似的有閻學通的觀點，他認為國家利益是為滿足民族國家全體人民合法的物質與精神需要的東西，在物質上國家需要安全與發展，在精神上國家需要國際社會承認與尊重（參見閻學通：《國家利益的性質》，載閻學通著：《國際政治與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6頁）。
[20] Thomas Kane, 「China’s Foundations,」 in Guoli Liu, 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ransition,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Inc., 2004, p.102.
[21] Rex Li, 「Security Challenge of an Ascendant China,」 Suisheng Zhao, 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agmatism and Strategic Bahavior, New York and London: M. E. Sharpe, 2004, p.29.
[22] Yongnian Zheng,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n China: Modernization,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38.
[2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5頁。
[24] Michael H. Hunt,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Strong State,」 in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eds.,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76.
[25] 參見[美]班傑明?史華茲著：《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葉鳳美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3頁。
[26]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04頁。
[27] 《江澤民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6頁。
[28] [美]吉爾伯特?羅茲曼主編：《中國的現代化》，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比較現代化」課題組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頁。
[29] Robert A. Scalapino, 「China’s Multiple Identities in East Asia: China as a Regional Force,」 in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eds.,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36.
[30] Yong Deng, 「Conception of National Interests: Realpolitik, Liberal Dilemma, and the Possibility of Change,」 Yong Deng and Fei-Ling Wang, eds., In the Eyes of the Dragon, Lanham?Boulder?New York?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9, p.49.
[31] 鄭必堅：《思考的歷程——關於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由來、根據、內涵和前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41、189、258、263、292頁。
[32] [美]威廉?彭德利：《作為國際角色的中國》，載[美]吉姆?赫爾姆斯、詹姆斯?普裡斯特主編：《外交與威懾：美國對華戰略》，張林宏、周丕啟、王易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頁。
[33] 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2頁。
[34] 黃宗良、孔寒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理論、歷史和評價》，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頁。
[35] [英]唐納德?薩松文著：《20世紀歐洲的社會主義》，高靜宇編譯，載《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08年第3期。
[36] 黃宗良、孔寒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理論、歷史和評價》，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
[37]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10頁。
[38] Peter Van Ness, 「China as a Third World State: Foreign Policy and Official National Identity,」 in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eds.,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94; Samuel S. Kim and Lowell Dittmer, 「Wither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n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eds.,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79.
[39] Peter Van Ness, 「China as a Third World State: Foreign Policy and Official National Identity,」 in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eds.,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96.
[40] 華國鋒：《1978年政府工作報告：團結起來，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鬥》，載《歷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彙編（1954-200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http://www.gov.cn/test/2006-02/20/content_204824.htm，登錄日期：2008年10月12日。
[41] 謝益顯：《當代中國外交思想史》，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327頁。
[42] [日]大隈重信著：《東西方文明之調和》，卞立強、依田憙家譯，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2年版，第6頁。
[43] 說明：（1）時間起點為1954年而非1949年，因為在1954年以前尚未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2）1964年政府工作報告為摘要版本；（3）從1964年到1975年期間，沒有召開過人民代表大會，這一時期就用1969年的中共九大政治報告作為代替，以彌補長時期資料缺失之憾；（4）在1978年至1992年期間，一些年份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沒有涉及對外關係的全面政府工作報告，故相關年份未納入統計。資料來源：《歷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彙編（1954-200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http://www.gov.cn/test/2006-02/20/content_204824.htm，登錄時間：2009年3月22日；溫家寶：《在十一屆人大二次會議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http://www.gov.cn/2009lh/content_1259471.htm，登錄時間：2009年3月22日；溫家寶：《2010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國網，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10-03/15/content_19612372_7.htm，登錄時間：2010年5月6日。下圖均同，不另加注說明。
[44] 鍾廉言：《中國共產黨的國際交往》，http://www.showchina.org/zwwhjlxl/zggcddgjjw/04/200809/t222210.htm，登錄日期：2009年5月19日。
[45] 中國外交部網站：《楊潔篪外長就中國外交政策和對外關係答中外記者問》，http://www.fmprc.gov.cn/chn/zxxx/t476467.htm，登錄日期：2009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