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體報導，廣西南寧市某「高層小區」發生一起「高空拋物」事件。經事後確認，是一個24樓的孩子所為，不過因所拋物品為重達4磅的啞鈴，不免讓人感到驚心動魄。不過，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拋物小孩的父親」在第一時間出面澄清事實，並向受驚的業主道歉。
就「高空拋物」而言，一般而言，所拋物品要不是「重物」或「利器」，雖然在道德評價上會受到批評，但多數人不會太在意。但是，一旦「高空拋物」涉及「重物」或「利器」，問題就變得嚴重起來。畢竟，當「高空拋物」涉及生命財產安全時，就不止是簡單的道德問題。而這也是「24樓扔下4磅啞鈴」事件中較為讓人後怕的事情。
只是，當「拋啞鈴小孩的父親」出面道歉時，這樣一件驚悚之事，就瞬間變得張力更大。從媒體報導的口風中，我們也能感受到「道歉的父親」被賦予很高的評價，不僅當事小區的業主叫好，就連社交媒體上的外圍輿論，也獻出很多「掌聲」。
對於這樣一件「市井小事」，如若僅從觸發上來講，大抵是「道歉本身」的一種情緒驅動，但從更廣泛的社會層面而言，其中的「反向張力」更讓人值得去深思。這裡面關乎成年人的責任與擔當，以及成年人對於「熊孩子」犯錯後的處置尺度問題，都有必要從道德秩序中抽離出來，更集中的去爭辯。
其一：「高空拋物」的圖鑑裡，確實與所拋物品的危害性有關係。
事實上，「高空拋物」在樓宇成群的現代化城市中，並不陌生。甚至，在一些小區的樓宇牆面和宣傳欄中，就有明顯的「禁止高空拋物」的標識或宣傳語。只是，總有一些「熊孩子」或「熊大人」並不在意，總會冒大不韙去玩「高空拋物」。
只是，在拋物過程中，絕大多數情況下，他（她）們深知「高空拋物」是有一定的邊際的。沒有危害性的拋物，只會受到道德層面的譴責，而如「拋啞鈴的孩子」，顯然就屬於「拋物超限」，簡單的譴責早已難以平息事件的嚴重性，因為一旦砸到人，很可能就會釀成慘劇。
因此，在「高空拋物」評析中，拋物的危害認定，在隨著物品的危害性增加的同時，評價的尺度也會從道德範疇轉向法律領域。所以，對於同樣是「高空拋物行為」，小孩子拋一個皮球和拋一對啞鈴，所受到的評價完全不同。前者最多會被評價為調皮，後者就會被說成「熊」（此處同「兇」）。
當然，有常識的成年人，即便「高空拋物」，最多也是拋一些無傷害的物品，他（她）們很清楚，在不會被發現的情況下，被謾罵素質低能接受，但不一定願意承擔更大的責任，所以像「高空拋啞鈴」這種事情，一般來講，在成年人身上，發生的可能較小。然而，從文明的尺度上去看，不去「高空拋物」應該作為一種常識被人們熟知，而非成為一些人惡作劇的出口。
其二：孩子的「無知」應該教育，但大人的擔當不應該缺位。
孩子因「無知」、「犯熊」釀成大禍這些都很容易理解，但是作為成年人要是「無擔當」，就容易讓事情更壞，讓秩序徹底失去邊際。這或許也是「24樓扔下4磅啞鈴」事件後續延展中給我們帶來的一種啟示。同樣是處理問題，父親的「主動承擔」與「被動承擔」，對於事情的進展影響，完全會導致兩種結果。
雖然，從危害性上並不會有什麼可逆的修補，但從公共秩序的建立上，不免算是功德一件。一方面，孩子會在父親的教育和以身作則下，形成更好的行為認知；另一方面，作為鄰居們，在「高空拋物」沒有實質性的損失下，也能較為接受事情的處置方式。
所以，在對於類似的「孩子犯錯，大人處理」的問題上，大人的擔當意識不應該缺位，即便在一些時候，不出面也能糊弄過去，但出面一定會收到更好的秩序建設，這其中包括個體的，也包括周遭公共秩序的良性形成。
其三：「熊大人」泛濫的困境中，勇於直面的父親必定是一股清流。
關乎「有什麼樣的孩子，就有什麼樣的大人」，已經快成為一種「共判」。雖然，這其中有偏見的存在，但在「熊大人」泛濫的困境中，這似乎是人們在公共批判中最有力的一種直擊。而對於「出面道歉的父親」為何會獲得掌聲，實際上，就是來自於「熊大人」泛濫的「反向張力」。
依照「熊大人」的邏輯，像這種沒有出現「實質性危害」的「致命拋物」，能躲就躲。甚至，即便出現「實質性危害」後，也會躲起來假裝不知道。而這與「出面道歉的父親」，顯然形成很大的對比。所以，對於媒體輿論之上的掌聲，自然也是情理之中。
當然，對於處置的根本上，最大的共識還在於「講道理」。很多大人之所以「不講道理」，還在於「親緣關係」大於「道理本身」的秩序誤讀。這裡面並非強調，讓人們「六親不認」，而是在於正確常識的建立，以及評判體系的建設。
畢竟，只有在尊重道理的情況下，每一個人才能生活的更有尊嚴。因為，我們很容易能想像得到，如若在「高層的樓宇」之間，每個人都肆無忌憚的亂拋物品，那我們所處的生活又和地獄有什麼兩樣。所以，從大社會層面出發，「勇於直面的父親」必定是一股清流。
最後，也強調一點，對於公共批判而言，我們在看待一件事情時，一定不要陷入盲目站隊，好與不好，都不應該陷入道德範疇和牛角尖之列。很多事情的發生，都是多因素觸發的，糾結於一處的強力撕咬，終將不會迎來光明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