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在植物與植食性昆蟲組成的生態系統中,不同物種在相互作用的過程中, 彼此適應,形成了一個相互影響的協同適應系統。近期Sicence的一項研究從氣味信息的角度,討論動植物協同進化中的軍備競賽,對研究生態網絡內部的交流機制很有啟發。同期的一篇相關評論文章對該話題進行了全新解答,本文是該評論文章的編譯。
論文題目: Using information theory to decode network coevolution 論文地址: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68/6497/1315
1. 生態系統中的信息軍備競賽
漫步於森林,你會看到五彩的蝴蝶幼蟲,一邊在葉子上爬行,一邊大快朵頤。然而在這看似「和諧」的現象背後,卻存在著包含真真假假信息的大規模「軍備競賽」。植物和昆蟲作為這場競賽的主力隊員,通過釋放化學物質作為信息素,從而影響彼此的行為、生理活動乃至生長發育過程。對於用來調控這場軍備競賽的化學物質、以及這些物質的作用機制,一直是生態與進化學領域中的研究熱點。最近發表在Science中的一篇文章利用信息學理論,對該問題做出了全新的解答。
圖1:該研究框架示意圖
圖中左邊描述了植物和昆蟲相互交互的網絡,植物通過減少信息素的不確定性,使昆蟲只為這種植物授粉,從而提升自己的適應性;右邊描述了植物和食草動物,通過信息素交互的網絡,此時,植物需要讓動物無法確定自己是否是可以被食用的,從而提升自己的適應性得分。該研究通過隨機增加或減少信息素的種類,並根據該改變能否提高適應性,來模擬進化過程。
2. 資訊理論如何被用於生態網絡
自從1950年克勞德·香農(Claude Elwood Shannon)提出資訊理論以來,很多學者探討了信息在進化和生態中起的作用[1,2]。然而,對於信息如何具體發揮作用,尤其是如何將其整合到在進化的框架下的問題,由於數據的缺少,以及缺乏能夠將信息和適應度映射起來的方法,目前仍知之甚少[3]。
圖2:克勞德·艾爾伍德·香農,資訊理論及數字通信時代的奠基人。掃碼可閱讀集智百科詞條,了解更多信息
該文基於植物用於生長發育的次級代謝產物,將植物和昆蟲(AP),和植物和自身釋放的信息素(PV)這兩個二分網絡結合了起來。前者描述了植物與植食性昆蟲的對應關係,而後者描述了植物與自身釋放化學物質類型的對應關係。該文在位於墨西哥的Chamela-Cuixmala自然保護區內熱帶森林中,採集鱗翅目昆蟲的幼蟲以及對應宿主植物的葉片,通過野外調查與室內實驗相結合的方式,闡明自然生態群落中植物與植食性昆蟲間的「軍備競賽」過程。
圖3:本研究用到的數據示意圖
上圖描述了本研究用到數據,圖A是植物和食草動物相互作用,縱軸每一列為一種食草動物,橫軸每一行為一種植物,標黑的點代表該動物以該植物為食;圖B為植物和釋放的信息素(揮發性有機物,VOC)相關關係矩陣,橫軸為植物,縱軸為信息素,標黑的點代表代表當前該植物釋放該信息素;將圖A和圖B的矩陣相乘,得到代表食草動物和信息素對應的適應性函數熱圖,圖中點的顏色的深淺,代表在特定食草動物出現時,植物釋放特定信息素的頻率。
然而,該文構建AP和PV中交流管道的方式,和香農提出的傳統方式有顯著不同。傳統的方法是,假設信息的發送方和接收方試圖在包含噪音的網絡中發送信息,例如莫斯電報碼;每一個信號,都有一定概率被接收者誤解。在這種方法中,資訊理論的很大部分內容,是關於如何最優化傳輸的信號,以提高交流效率的。
3. 模型如何反映交流中的不對稱性
在自然生態系統中,交流是不對稱的,例如食草動物在取食植物的過程中,交流雙方的利益是相互衝突的。食草動物需要識別出哪種植物可以食用,而植物需要避免讓自己成為食物。該研究的目標,是通過將這兩個網絡信息層面的描述,用一個簡單的共進化模型,解決為植物和食草動物定義進化適應度的問題。
根據該模型的規則,研究模擬了影響這兩個二分網絡交互的基因突變情況。在模擬中隨機選擇一個植物-釋放信息素(揮發性有機物)的配對,按照一定概率,增加或去除這樣的連接,由此增加或降低信息素的可能性組合。通過熵,計算該信息素在動物識別時的不確定性,計算該植物的適應性得分。如果適應性得分高於之前,那麼則接受該信息素對信號庫的擴充。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般的交流網絡是通過降低噪音,以提高交流通道的效率;而在該模型中,一種植物釋放信息素,是為了提高交流時的變化性,從而使捕食者更加迷惑。在資訊理論的框架下,即提高食草動物選擇植物的不確定性。
同樣的進化過程,之後被用於植物和昆蟲的網絡。植物和昆蟲的連接,根據相反的適應度評價方式,被增加到網絡中,或從網絡中被刪除。在該例中,植物要降低信息素的可能範圍,從而減少不確定性,以確保授粉。
由此,適應度(fitness measure)可以通過資訊理論中的另一種熵來定義,它描述了昆蟲基於植物-信息素網絡矩陣,決定專門針對一種植物授粉而得到的對植物的改進的程度。而這反映了兩個網絡間的信息傳遞。因此,優化中的兩個約束條件必須被同時滿足:植物產生信息素和昆蟲的專業分工。
4. 模型預測準確地反映了真實情況
在該模型下,本研究從每組兩兩的元素(植物與食草動物,植物與昆蟲)的交互中,計算了一組基於資訊理論式的指標。研究者將分析擴展由絕對概率擴展到條件概率,例如某種昆蟲能夠識別出某種植物的概率。這一系列的概率,被用來估計編碼的效率,以及解碼的策略。
圖4:模型預測和實際結果的對比
上圖展示了通過模擬,不同數量的信息素(橫軸)及其對應的互信息熵(縱軸),左圖代表植物通過信息素吸引昆蟲,稱為編碼;右圖代表食草動物通過信息素決定可否食用該植物,稱為解碼;圖中虛線代表真實場景中信息素的個數,可以看出,兩幅圖中,真實數量和模擬展示的剛剛能夠最大化互信息的數量是一致的。
由網絡模型預測得出的數據,和包括食草植物和植物之間密集網絡,以及昆蟲專業授粉集合中的實地真實數據擬合的很好。上述結果和初始條件無關,適用於稀疏及稠密的交互網絡。上述發現說明,植物釋放的化學信息素,在植物和食草動物,以及植物和昆蟲之間的共演化中發揮著重要作用[4]。
5. 該建模框架的擴展性應用場景
生物個體的生命活動離不開物質與能量,而存儲在生物體DNA中的信息,以及個體之間的信息傳遞,則是驅動生物學發展的關鍵[5]。
在生態學中,資訊理論能針對能量轉移網絡[6],以及植物授粉者網絡[7],給出可驗證的預測。該研究提供的理論框架,將協同進化(coevolution)動力學和網絡結構聯繫在了一起。該框架可以應用在和植物共生的微生物所產生的化學信息素上[8],以及與多種真菌,植物,以及微生物共生的植物根部的研究中[9]。
在更廣的視野上,該研究提出的形式化的對網絡協同進化的研究,可以幫助形成生態系統中經由協同進化學習的理論[10]。進一步來看,語言進化中不同需求形成的張力,和本研究的昆蟲植物之間相互作用有類似之處,都需要最小化交流的成本,並產生能夠解釋語言普遍組織規律的統計分布[11]。
參考文獻:
[1]. M. I. O』Connor et al., Front. Ecol. Evol. 7, 219 (2019).
[2]. C. E. Shannon, W. Weaver,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Univ. of Illinois Press, 1949).
[3]. M. C. Donaldson-Matasci, C. T. Bergstrom, M. Lachmann,Oikos 119, 219 (2010).
[4]. I. T. Baldwin, Curr. Biol. 20, R392 (2010).
[5]. M. van Baalen, Interface Focus 3, 20130030 (2013).
[6]. R. E. Ulanowicz, Entropy 21, 949 (2019).
[7]. N. Blüthgen et al., Curr. Biol. 17, 341 (2007).
[8]. V. Bitas, H.-S. Kim, J. W. Bennett, S. Kang, Mol. Plant Microbe Interact. 26, 835 (2013).
[9]. V. Venturi, C. Keel, Trends Plant Sci. 21, 187 (2016).
[10]. D. A. Power et al., Biol. Direct10, 69 (2015).
[11]. B. Corominas-Murtra, J. Fortuny, R. V. Solé, Phys. Rev. E83, 036115 (2011).
編譯:郭瑞東
審校:彭蒔嘉、李周園、曾祥軒
編輯:張希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