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1日，美國總統布希的專機降臨印度帕拉姆技術園區機場。印度總理辛格打破外交慣例，親自攜夫人前來迎接。當天，印度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印度時報》用一句「雄鷹降落，印美關係起飛」來形容布希印度之行的意義。
接著是鮭魚宴，同時還有新德裡街頭高呼「布希，滾回去！」的5萬名抗議者。顯然，布希就餐的心情很不錯。一天後，雙方宣布就民用核能合作問題達成歷史性的協議。這意味著美對印長達8年的核制裁結束。
布希的來訪，給了世界再一次審視這個龐然大「象」的機會。人們似乎沒有理由不重新審視這隻「象」。以紡織業為例，2005年印度對歐盟服裝出口增長31%，美國市場份額的增幅也超過10%。並且，在1月25日開幕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印度無處不在」（India Everywhere）的宣傳風暴也凸顯著印度渴望雄起的急切之情。
布希看到了這一切。其實，就連布希的前任柯林頓———對印核制裁的始作俑者，也看到了這一切。在2004年1月21日的達沃斯論壇上，他把溢美之辭送給了印度：未來20年裡，印度的潛力將比中國大。他的理由是，該國是當今世界全球化的象徵，是個一體化的國家，同時又下放權力。印度很快將有世界上最龐大的中產階級。
龍象之爭熱遍國際龍象之爭，逐漸成為顯學。「巨龍入場，但須留意大象」，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篇評論的標題說。「中印兩個亞洲大國的經濟崛起，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一件事。」馬丁·沃爾夫在一篇文章中這樣說。美國高盛公司2005年預測說，中國將在2040年超過美國，印度將在2033年超過日本
然而，柯林頓極富刺激性的話語，並未引起更多中國人關注。就連最敏感的媒體，也將信將疑。部分學者更是淡淡地一笑置之。
與國內淡然的心態相比，國際上則不乏相關的報導和爭論。就在2月19日，英國《金融時報》還發表了以《印度經濟能超越中國嗎》為題的評述。作者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認為印度雖然人口狀況相對有利、機制好過中國，並有更多空間改善其政策與投資表現，但這些「還是在說潛力，而非實際表現」。他引用印度政府前首席經濟顧問尚卡爾·阿查裡雅（Shankar Acharya）的話說，印度與中國的相對表現並不會改變，其「中期經濟增長很可能維持在每年6%左右」。
正是這家英國報紙，較早提起龍象之爭。早在2003年8月9日，該報就曾刊文指出，到2010年，印度經濟的增長速度可能會超過中國。美國有人估計，中國規模在2015年超過日本，2032年印度也將超過日本，並保持世界最高的經濟增長率直到2050年止。同年，哈佛大學的塔倫·凱納和麻省理工學院的黃亞生在美國《外交政策》上發表《印度能否超過中國》一文，引起轟動。
龍象之爭，逐漸成為顯學。「巨龍入場，但須留意大象」，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篇評論的標題說。「中印兩個亞洲大國的經濟崛起，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一件事。」馬丁·沃爾夫在一篇文章中這樣說。美國高盛公司2005年預測說，中國將在2040年超過美國，印度將在2033年超過日本。
「比較是難以避免的。」2005年初，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專門做了一個比較中印經濟的增刊，並配發社論說，「其它亞洲之『虎』，如新加坡、中國臺灣、中國香港、馬來西亞，甚至包括韓國和泰國，地域相對較小，其經驗可能會被視為不具有示範作用。然而，中國內地的例子卻證明，地廣人多並非經濟增長活力的障礙。」
印度和中國，成為世界經濟論壇的中心議題。「印度和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有可能與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並列成為過去一千年三大重要經濟事件。」美國前財長勞倫斯·薩默斯在演講中說。本屆達沃斯年會，主題是「創新思維」，「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名列8個分主題之首。
印度為了「博得紅顏一笑」更是施出無窮解數：300場研討會，印度官員和企業家將在其中60多場發言；印度人給與會者送上傳統和高科技的產品和CD，並舉辦多場「印度之夜」晚會，請來寶萊塢的電影明星、舞蹈家和流行歌手助興；舉辦這場推介活動，印度政府拿出高達300萬
美元的預算資金。
龍象各有優勢儘管在很多基礎設施方面，中印差距很大，但印度「軟環境」方面的優勢讓中國望其項背。文富德認為支持印度經濟持續發展的條件還有三個方面：已經形成比較健全的法律系統；文官制度比較穩定，公務員選拔、任用、晉升制度完備等等
2006年3月初，上海部分媒體刊發了這樣一則消息：印度第二大軟體公司infosys（印孚瑟斯）技術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計劃在兩年內把僱員人數從現在的400名增加到2000名。據說，該公司在上海華亭賓館舉辦專場招聘會，網絡應用軟體開發和維護、企業方案解決及汽車航天工程領域設計工程師等三類人才。
這只是計劃的一部分。按照整體部署，未來5年內，Infosys將在中國擁有僱員超過6000名。目前，Infosys正在上海張江和杭州高新技術工業園區緊鑼密鼓地建設軟體研發中心，總投資計6500萬美元。
如果時間倒退25年，誰也不會想到Infosys能有今天。這家企業的發展軌跡，深刻地烙著印度經濟發展的印跡。1981年從1萬盧比（相當於當時的1000美元）起家，到1991年的10年間，Infosys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與令人窒息的官僚管理體制周旋，靠有限的國際客戶生存。1991年印度經濟改革廢除許可證，開放了市場，甚至南部城市班加羅爾出現了簡化稅制並提供衛星通信設施的軟體技術園。
這讓創始人納拉亞納·穆爾蒂為首的管理團隊找到了振興的機會。Infosys進行管理變革，引進激勵經理和科技人才的股權期權制度。1994到1996年兩年間，技術人員就從480名增加到6500名。1999年Infosys以過去5年每年利潤增長66%的業績得以在納斯達克（Nasdq）上市。
個案Infosys，只是印度本土企業崛起的一個典範。Infosys們的背後，既是印度軟體企業具有明顯優勢的隱喻，也是印度私營企業實力較強的現實。《福布斯》2002年評出世界最好的200家小公司，印度佔據13席（中國4席，都在香港）。印度市場上市的9000多支股票，約60%不是公營公司。
「在中國和印度都存在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而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都欠佳的情況下，私營企業對於中國和印度的經濟發展將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四川大學南亞研究所研究員文富德認為，一個國家經濟發展要靠企業推動，經濟實力、競爭力和發展前景要看該國企業實力和國際競爭力。
四川大學南亞研究所鄧常春則認為，印度本土企業能夠崛起的原因，除了得益於不曾中斷的商業傳統和政府放鬆經濟管制的契機外，良好的金融環境也不容忽視。標準普爾公司公布的評級報告顯示，截至2005年3月，印度
銀行的不良資產比率在8%到10%之間。另據數據顯示，中國國有銀行經過不良資產剝離後，才降到2005年8月底的10%（截至2004年12月31日，不良資產率在31%到35%之間）。並且，印度的企業獲得資金比中國便利。據世界銀行2002年調查，印度有52%接受調查的公司稱獲取資金困難，中國高達80%。
分析人士認為，儘管在很多基礎設施方面，中印差距很大，但印度「軟環境」方面的優勢卻要讓中國望其項背。文富德認為支持印度經濟持續發展的條件還有三個方面：已經形成比較健全的法律系統；文官制度比較穩定，公務員選拔、任用、晉升制度完備等等。
印度的增長是否更「經濟」「印度吸收的外資幾乎只是我國的1/10，印度的國內投資也低於我國，可印度的經濟增長卻幾乎趕上我國。我們不得不思索，印度的經濟增長是不是更『經濟』？」
「從目前中國和印度兩國的發展來看，中國可以說是『硬體』領先，而印度是『軟體』領先。」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認為，長期來說，「軟體」大國的發展後勁會更足，因為「硬體」是來自於「軟體」的。
對丁教授的說法，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兼世界經濟系主任華民教授並不認同。他在一次公開講演中說，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通常都會面臨軟和硬的雙重製約，但問題在於「究竟何種制約因素對經濟增長構成了更大障礙」。他援引世界銀行2005年度調查結果說明，在構成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各種制約因素中，名列首位的並不是制度、技術和金融體制等軟性因素，恰好是人們通常都認為並不重要的基礎設施。
「道理很簡單：基礎設施是剛性的，並且是不可能從外部世界獲得的，但是技術卻可以引進，制度則可以借鑑，它們都可以藉助由『幹中學』而產生的學習效應來加以改進或改革。而這正是軟性制約因素要比印度更多的中國為何會比印度發展得更快的原因所在。」他解釋說。
同時，他還批駁了從事國際軟體業外包生產的印度要比從事大規模製造的中國更有發展潛力的說法。他的理由是，中印都處於國際分工的底端，區別在於「中國處在國際製造業分工的底端，而印度則處在國際軟體業分工的底端」；並且，中國製造由於較長的產業鏈和更大的產業溢出效應，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帶來更為公平的經濟增長」。
不過，他也坦言出現中印經濟差別的原因在於經濟發展模式。中國和印度都在不同的時間進行了各自的改革開放，採取的卻是不同的對外開放模式。中國主要是出口導向和引進外資，而印度則採取了對外投資與自由貿易的方式。
如前所述，印度的經濟改革發生在1991年。1991年之前，印度處於「尼赫魯混合經濟模式時期」，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陳峰君的圖式描述，則是「尼赫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公營企業、消除貧困）+混合經濟體制+土地改革、綠色革命＋進口替代發展戰略」。1980年初，印度開始經濟轉型，真正大刀闊斧是在1991年，向東亞政府主導下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轉型。
當時的總理拉奧採取了實質性的改革，包括取消大部分工業許可證制度；修改壟斷法，縮小國營企業的經營範圍，並引進自由競爭機制；加大對外開放，將內向型經濟轉為外向型經濟；調整外貿政策，促進印度經濟國際化等。
四川大學南亞研究所唐鵬琪副研究員認為，印度找到了煥然一新的經濟增長模式，這也是印度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除了中國經濟增長靠工業、印度靠服務業外，我們還應該關注到印度經濟增長不是靠高投資和大量吸引外資。「印度吸收的外資幾乎只是我國的1/10，印度的國內投資也低於我國，可印度的經濟增長卻幾乎趕上我國。我們不得不思索，印度的經濟增長是不是更『經濟』？」她說。
唐認為，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教訓是，高投資和製造業維持的高經濟增長會積累嚴重的結構問題。這種經濟增長方式為推動經濟新一輪增長，忽略資源配置的合理性、生產效率的提高，導致投資和生產大量過剩。同時，由於經濟增長主推動力是外延投入增加，導致一場「成長性的衰退」和「泡沫經濟」。而目前，在拉動經濟增長的投資、消費和外貿三駕馬車中，中國對外資依賴度越來越大，這應該引起警惕。
「中國目前尚無須擔心印度的追趕，誰忽略了風險，誰才是最危險的。」分析人士張運成認為，中國有三個方面需要引起警惕：印度主要依靠內資拉動經濟，中國已開始形成對外資的「路徑依賴」；印度自由化的經濟改革目標己經實現，經濟體系健康，中國市場經濟的自由度仍然限制很多，政府的「影子」隨處可見；中國是「引資」大國，印度依靠印度人逐步成為全球性的科技強國。
龍象賽跑，誰先到達終點中印經貿，註定在摩擦與合作中前行。圍繞龍象賽跑的爭論，暫時仍未能劃上休止符。悲觀派擔憂「印度經濟增長速度有可能趕上中國」，樂觀派則反駁，「印度已經進入一個經濟快速增長的周期，但這並不表示它能迅速超過中國，如果中國經濟能繼續保持現在的增長勢頭，十年內中印差距還會拉大。」
就在布希訪印前一天，2月28日，印度新德裡還發生了這樣一件似乎沒有引起太多人關注的事情：經兩個多月籌備，印度中國企業商會在中國駐印度使館大廳舉行成立典禮，大使孫玉璽到會講話，中鋼印度公司、華為電信印度和寶鋼印度代表處等20家公司代表與會。
到印度做生意，已經被很多中國商人所認可。除了大中型企業外，不少小企業也把這作為掘金的機會。客觀上這為成立印度中國企業商會創造了條件。甚至，深圳某公司瞄準這一趨勢，以聯繫項目為名，設下騙局誘騙國內企業赴印考察，藉機收取不菲的考察費。
印度也把中國作為發展的機會。就珠寶而言，2005年9月21日，印度珠寶首飾出口促進委員會組織尼斯塔鑽石公司等企業人士一行7人，前來上海考察珠寶市場。10月份，印珠寶出口促進會主席巴庫爾·梅赫塔在印度國際珠寶展上表示，中國是個潛力巨大的市場，最近兩年，世界上只有3到4個珠寶銷售額增速在兩位數以上的國家，中國居其一。
龍和象，各自都把生意做到了對方家門口。隨著雙邊經濟的日益活躍，雙邊貿易總額呈上升趨勢，2001年為35.9億美元，2002年為49.4億美元，2003年為75.9億美元，2004年上升為136億美元。「中印貿易具有互補性，雙邊貿易具有發展潛力。」雲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任佳認為，中印貿易的前景可觀。
2006年是「中印友好年」。1月10日，第二次中印戰略對話結束，媒體報導更多使用了「新型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表述。印度領導人也多次在公開場合強調這一合作關係。
不過，競爭也無處不在。來自印度的反傾銷調查困擾著不少中國企業。2月份以來，中國駐印度經商參贊處就接到印度反傾銷總局公布的數起反傾銷案件的裁決公告。涉案產品包括甲醛化次硫酸鈉、透明玻璃紙薄膜、尼龍長絲等。
紡織品領域也是競爭的重點。在歐美對中國紡織品設限的同時，印度無疑是最大受益者。據印度《經濟時報》報導，印度信用等級機構預計，在未來3年，印度紡織品出口到歐洲將超過土耳其成為繼中國的第二名，出口到美國將超過墨西哥成為繼中國的第二名。
這些，都只是龍象賽跑中的插曲。中印經貿，註定在摩擦與合作中前行。圍繞龍象賽跑的爭論，暫時仍未能劃上休止符。「印度經濟增長速度有可能趕上中國。」悲觀派如是擔憂。但隨之是樂觀派的反駁：「印度已經進入一個經濟快速增長的周期，但這並不表示它能迅速超過中國，如果中國經濟能繼續保持現在的增長勢頭，十年內中印差距還會拉大。」
「印度的改革進程晚於中國，各項改革措施也總是受到反對派的各種阻撓。但我上個月（2006年1月）訪問印度的所見所聞以及與政府官員、商界人士和其他各界人士的交談都使我相信，印度經濟近期的強勁增長步伐還會持續下去。」哈佛大學教授Martin Feldstein說比較看好印度。
「印度的改革勢在必行，經濟持續增長也是大勢所趨。至於它最終能否超越中國，則不取決於它，而要看在未來的幾年裡中國能否做好自己的功課。」也許，中國社科院亞太研究所劉小雪研究員的話，更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