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喬納森•科什納(Jonathan Kirshner),波士頓學院(Boston College)政治科學與國際關係學教授。他的研究領域包括：國際關係，政治經濟學（宏觀經濟學與貨幣），政治和電影。目前他的研究課題為：後金融危機時代的國際關係與古典現實主義。最近出版著作有《金融危機後的美國》(American Power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編譯】虞敷揚（喬治·華盛頓大學）
【校對】胡賀 繆高意
【審核】蘭星辰
【來源】Kirshner, Jonathan. 「Handle Him with Care: The Importance of Getting Thucydides Right」,Security Studies,Vol. 28, No. 1, Routledge, Jan. 2019, pp. 1–24.
【期刊】《安全研究》收錄出版創新性的學術稿件——無論是理論研究、實踐經驗分享還是兩者兼而有之。安全研究包含廣泛的議題，從核擴散、核威懾、軍民關係、戰略文化、種族衝突、流行病與國家安全、民主政治、外交決策到定性與多方法研究的發展。
謹慎對待修昔底德：從正確解讀修昔底德理論開始
Handle Him with Care: The Importance of Getting Thucydides Right
喬納森•科什納(Jonathan Kirshner)
不同專業背景的學者衷情於研究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本文首先探討修昔底德對國際關係理論的貢獻，然後再分析三本融入其理念的新書---包括以「修昔底德陷阱」為切入點，論證中美間將會發生「災難性戰爭」的新著。現代國關學者可以從修昔底德的著作中學到很多,但也有一些學者對《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僅有粗淺的理解，便提出了危險的結論。
本文分析的三本書羅列如下：
Ryan K. Balot, Sara Forsdyke, and Edith Fost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ucydid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S. N. Jaffe, Thucydides on the Outbreak of War: Character and Conte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為何現代國關學者還研究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描述了一場發生在千年前，兩個奴隸制城邦使用重步兵與三列槳帆船的史詩對峙。現代國關學者因為這部著作，得以仔細研究其中的經驗教訓。修昔底德作為一個雅典將領，仔細深入地觀察記錄了這場戰爭的起因和進程，以便後人從中學習。縱觀全書，修昔底德對戰爭的準確記敘堪稱典範，但記述中仍帶有偏向性。比如，他稱伯裡克利是「最能滿足城邦需要的人」。同時，修昔底德還通過「讓觀眾靜音」的手法，強化伯裡克利的形象。（譯者註：因此如何儘量客觀公正地理解修昔底德的著作，便顯得尤為重要。）
修昔底德當然也會犯錯，他的觀點都是經過自己獨特的視角呈現出來的。然而，當代國際關係學者依舊可以從《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學到很多。修昔底德不斷在書中強調無政府狀態的嚴峻後果：人們的行為可能無法保證被約束，規範可能不被尊重，而各方勢力也可能以不文明的方式運作。如柯林斯人在穿插敵軍之時，肆意屠殺，毫無收容戰俘的意向。作為雅典城邦的將軍，修昔底德不會迴避戰爭的前景或是因戰爭而起的殺戮，但是他對肆意播撒極端暴力極其厭惡。他認為，戰爭帶來的災難是無政府狀態的苦果(bitter harvest of anarchy)。修昔底德專門觀察了雅典人如何在盛怒之時，投票決定殺死所有成年米蒂利尼男性並奴役剩餘女性與兒童；在一天後又如何通過一場辯論，勉強扭轉了這個決定。
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中指出權力與政治的時效性與必要性。而均勢思維則深刻影響各個方面的決定。例如科林斯與科西拉的衝突就是由起初的邊緣摩擦而發展成戰爭。雅典是否應該捲入這場戰爭來保衛中立的科西拉抵禦斯巴達盟邦的進攻？修昔底德提出了一套令人信服的思路：雅典的力量來自於其海上霸主的地位，而科西拉作為一個相對弱勢的力量卻擁有著強大的海軍，因此沒人樂見擁有如此海上力量的科西拉成為科林斯的祭品。
對權力動態的關注是修昔底德對當代國際關係理論最顯著的貢獻，均勢帶來的改變比權力分配更重要。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所著的《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受到了修昔底德所提出的論點的深刻影響，即「雅典的崛起讓斯巴達產生警覺，使得戰爭不可避免」。修昔底德堅信斯巴達選擇戰爭是因為懼怕雅典逐漸發展的實力。修昔底德還通過闡述競爭對手甚至是昔日盟友間的政治欺騙，以此揭示國際關係的開放性特質。衝突不是一場待解決的誤會，而是利益衝突所帶來的必然結果，甚至一場衝突的結束預示著下一場衝突的開始。修昔底德不斷將國際政治的決策歸結於三大主要動機：恐懼，榮譽和利益。「恐懼是主要動機，而榮譽和利益糾葛緊隨其後。」利益雖在國際關係中很重要，但是恐懼才是第一位的。當一方決定獲取利益之時，榮譽感將決定它選用的手段。各行為體也會因其各異的社會文化背景而採取不同的政治行動。修昔底德同時指出政體的差異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是一個重要變量。例如，兩個斯巴達的盟邦認為希臘人的民主與他們依照斯巴達憲制建立的貴族政體不同而決定加入聯盟；而地方政治是斯巴達決定脫離尼亞西斯合約(Peace of Nicias)的決定性因素。
修昔底德認為民主政體和非民主政體有差異性的行為，而差異不一定意味著更好。他認為充滿個人魅力的野心家可能會把持民主政體，並將民主政體作為執行惡毒計劃的工具。修昔底德的觀點凸顯出領導人、地方政治與政治實踐是影響國際政策的主要因素。他將雅典人的失敗歸結於伯裡克利離世之後的內部分裂這一單一原因。作為貫穿全書的主線，修昔底德細緻地論述了雅典和斯巴達城邦的不同特徵與均勢的變化。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在解釋事件的結局時，強調了不確定性和偶然性在其中扮演的中心角色。修昔底德提供了兩個意味深長的警示教訓：文明的脆弱性和傲慢自大的危害。作者認為這是整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最值得學習的兩點。修昔底德通過描述戰爭後一年在雅典蔓延的瘟疫來體現文明的脆弱而突如其來的自然災害也會影響政策的施行。最重要的是，修昔底德認為雅典的失敗不是因為對手的強大實力，而是毀於自身的傲慢和不計後果的野心。雅典的淪陷並不是因為被敵人佔領，而是因為其目空一切而忽視了自身力量的短板。
《牛津研究手冊——修昔底德卷》(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ucydides)收錄了一組知名學者發表的四十篇論文。三位編者與大多數論文作者一樣，都是古典學者。因此，國際關係專業的學生應該對這一領域加以了解。各個學科專業的學者都會發表對《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研究，但不是所有的研究都與國際關係相關。例如，古典學者與歷史學者會把分析研究的重心放在論證修昔底德的論述的精確性。因此學生們必須牢記，在國際關係中什麼是最重要的。這就意味著，修昔底德在國際關係理論中的重要性不受其所描述的事件細節正確與否影響。對國際關係專業來說，重要的不是這場古代戰爭的細節，而是修昔底德通過描述這場戰爭所反映出的智慧。
《牛津研究手冊——修昔底德卷》的第一部分「作為歷史學家的修昔底德」是所有嚴謹的國際政治學生必讀部分。其中彼得•亨特(Peter Hunt)作為手冊的供稿者著眼於分析修昔底德的記載與現存歷史證據的準確性，但是他也明確了任何歷史著作都是有選擇的記錄發生的事件，而最重要的是為什麼修昔底德決定寫下這些事件。莉莎•克拉特(Lisa Kallet)認為，修昔底德並不是想要單純的記錄這幾十年發生了什麼，而是想要通過敘述事件作為他提出的一個理論依據。克拉特注意到在公元前460年之前，雅典與科林斯是親密的盟友，但是它們的關係也因為一系列事件而受到影響。而這正好說明了國際關係的兩個基本原理：聯盟的流動性與鬥爭才是國際政治的主軸。艾米莉•格林伍德(Emily Greenwood)在她的章節中展現了修昔底德對機遇與偶然性的重視，不同時間的不同選擇或許會產生完全不同的結局，但是避免發生西西里的巨大災難最好的辦法就是在一開始就不要入侵。
《牛津研究手冊——修昔底德卷》的第二部分則從歷史編纂學的角度分析了，哪些事件只需概括說明，哪些則需要更加細緻的描寫，通過變更敘述的快慢來更加清晰展示作者思路。在第三部分「修昔底德和政治理論」中，阿琳•薩克森豪斯(Arlene W Saxonhouse)指出修昔底德對國際政治領域常見話題「最理想的帝國擴張」的關注。擴張的「最佳」範圍最終被證明是不穩定的，因為在權力和影響力的前沿，將不可避免地出現新的威脅，同時新的機遇也在招手。引述亞希比德(Alcibiades)在鼓吹西西里計劃時所說的：「我們不能確定我們的帝國將在什麼時候停止，因為我們已經到了這樣一種境地:我們決不能滿足於保留我們所擁有的，而必須計劃擴大我們所擁有的，因為如果我們停止統治別人，我們自己就有被統治的危險」，這點出了《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的觀點：國際政治的問題從會不被完全解決，只是在不斷地重演。在其餘章節中，馬克•費舍爾(Mark Fisher)和金奇•霍克斯特拉(Kinch Hoekstra)提醒讀者，不同族群之間民族性格差異是如何「影響其成員並解釋成員如何追求自身興趣」的。
手冊的最後一部分在「語境與古時認知」的大標題下提供了一些大雜燴;此部分的文章清晰易懂，但是它們偏離了國際關係專業的核心問題。
幾個世紀以來，學者們一直在借鑑修昔底德來解析國際政治;最近幾十年，在這方面作出了許多堪稱楷模的努力。格雷漢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註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一書並不能稱為其中之一。作者試圖把《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經驗教訓應用到當前中美的緊張關係中，此書是草率、膚淺、過於簡單化、過於自信和重複的代表。它依賴於之前出版的著作(一本關於李光耀的訪談書)，而且經常引用業界大牛為其論據(例如，亨利•基辛格被引用了30多次，他的權威程度就像是一位美國孔子)。
《註定一戰》就是保羅•施洛德(Paul Schroeder)強烈警告過的一類作品。這本書闡明了許多學者對歷史的態度：「對歷史的無意識蔑視，對其複雜性和微妙之處的漠視，以及不能正確運用歷史的問題是一種未經檢驗的假設，其教訓和洞見就止於表面，任何人都可以從中學到，這樣人們就可以像考古遺址的搶劫者一樣去研究歷史，對事件的前因後果和其它深層意義毫不關心，只注重那些可以立即出售的部分。」
艾利森明顯陷入了「施洛德陷阱」，他試圖將修昔底德對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真正原因，即「雅典的崛起和斯巴達的恐懼」套用在他的核心觀點「中美兩國目前正處於戰爭衝突的軌道上——除非雙方都採取艱難且痛苦的行動來避免衝突」。這是一個不恰當的類比，首先他簡單地認為美國更像雅典而中國更像斯巴達，而修昔底德著重強調了不同民族性格在國家行為方面的重要性。艾利森不僅濫用修昔底德，試圖強行將《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引入一個不合適的論據；令人吃驚的是《註定一戰》不斷誤讀修昔底德，低級錯誤比比皆是——如艾利森宣稱修昔底德「沒能活著看到」戰爭的結束。這與修昔底德的回憶形成了鮮明對比：「我經歷了整個過程，處在理解事件並關注它們的時限。」 更重要的是，修昔底德對戰爭結局的認識，決定了他在撰文時選擇的敘述方式。
作者在《註定一戰》中堅稱伯羅奔尼撒戰爭是一場雙方都不想參與的悲劇(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在未來的中美戰爭中也會發生這種情況)。艾利森談到「他們一再試圖避免衝突」和「他們盡最大努力防止衝突」;他斷言，伯裡克利不希望戰爭，但最終「屈服於民眾的壓力，不情願地制定了戰爭計劃」。這一觀點是錯誤的，戰爭雙方並沒有努力爭取和平。而伯裡克利更是這場戰爭的堅定擁護者。他拒絕妥協和協商解決方案的提議，並發表了一篇振奮人心的演講，其中心思想是「必須徹底認識到戰爭是必要的」。公眾也沒有動搖伯裡克利——在公開辯論中，雙方都有代表，修昔底德的報告正好相反:公眾投票贊成戰爭，因為他們「被他的智慧說服了」。斯巴達也沒有急切地尋求和平解決的方案，相反他們拒絕了仲裁提議，直到後來才明確承認自己的錯誤。
艾利森關於伯羅奔尼撒戰爭的錯誤數不勝數。他宣稱：「《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上的600頁中，每一頁都提供了引人注目的細節，關於通往戰爭之路的曲折」。這當然大錯特錯，這本書記述的絕大多數內容都是戰爭開始後發生的事件。《註定一戰》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古巴飛彈危機開篇，警示中美可能陷入一場雙方都不願發生的戰爭之中。類似於「八月的炮火」(Guns of August)，在今天看來貌似有理。一場牽涉到美國和中國利益的國際危機，特別是一場由無能的精英管理不善與誤判，再加上被民族主義狂熱煽動的危機，可能會失控並導致一場毀滅性的、不必要的戰爭。但是艾利森的核心類比並不成立——雅典人和斯巴達人並非不知道即將爆發的衝突的本質。然而，比起和平雙方都更偏愛戰爭。就像亞瑟•埃科斯坦(Arthur M. Eckstein)在《牛津研究手冊——修昔底德卷》中提出，「古希臘城邦間通過戰爭解決爭端是一種普遍的合法手段。」 在今天的發達社會之間，人們對這種衝突所帶來的巨大代價和機會成本更加謹慎，也更加清楚地認識到赤裸裸的侵略並不是解決爭端的合法方法。
修昔底德作為戰爭提倡者伯裡克利的忠實擁護者，他並不認為雅典人的悲劇在於決定發動戰爭，而是源於傲慢與目空一切 (把當代社會對戰爭認知的強加給這些古代將領將是錯誤的)。雅典人的確是一個可怕陷阱的受害者，這個陷阱在當代的意義和作用沒有減少，但它的名字是傲慢。雅典「想要更多」，並因此導致了自身的毀滅，而這才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體現出的最好教訓。
對希望正確理解戰爭起因並從中學習經驗教訓的學者來說，艾瑞克•羅賓遜在《牛津研究手冊——修昔底德卷》中的章節（「修昔底德論伯羅奔尼撒戰爭」）與S.N.亞費(S.N.Jaffe)所著的《修昔底德論戰爭的爆發：特性與競爭》(Thucydides on the Outbreak of War: Character and Contest)非常值得一讀。亞費的文章在《牛津研究手冊——修昔底德卷》也有收錄，其中他強調了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政體類型與國內政治的重要性；他認為修昔底德擔心戰爭會加劇社會內部的緊張局勢，並高度讚揚修昔底德對明智、謹慎的領導人的態度。亞菲反覆強調的核心觀點是：「雅典和斯巴達的民族特徵對於理解戰爭的爆發至關重要。」而修昔底德所說的雅典崛起與斯巴達的恐懼心理不能被單獨割裂看待，必須要將這個論點與《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第一部中的上下文進行結合。《戰爭的爆發》一書分析了衝突雙方到底誰該為這場戰爭負責。雖然作者觀察到了伯裡克利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但結論是公正的。
亞費在書中很好地說明了地方均勢的變化是如何威脅到地區的權力平衡，進而激化了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的緊張關係。同時作者也闡明了雅典戰略上的微妙之處，「一個防禦性質的聯盟雖然對科林斯具有挑釁性，但旨在避免被迫與斯巴達直接對抗」，然而科林斯對雅典愈加憤怒，同時也對斯巴達的消極而感到失望。作者詳細分析了在斯巴達議會中，雅典人、克裡斯人與兩位斯巴達領袖的發言，並以此分析不同的民族特徵。此書時刻圍繞「修昔底德認為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本質是雅典人與斯巴達人作為不同特質競爭對手的較量」這一主題展開。而亞費也與其他學者就戰爭的原因進行了討論，最終得出結論「修昔底德對戰爭起因的描述非常豐富，因此不應將其簡單地歸結成吸引點擊率的口號」。
《修昔底德論戰爭的爆發》一書直接揭露了艾利森對《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一卷的過於簡化的解讀。不幸的是，艾利森《註定一戰》的問題不僅局限於此。其目標是對修昔底德陷阱可能適用的所有案例，即一個主要大國面臨一個崛起的挑戰者的前景進行全面的歷史分析。正如副標題所述，《註定一戰》想把伯羅奔尼撒戰爭和其他事件的教訓應用到當代崛起的中國和超級大國美國，並總結成「修昔底德陷阱」這一概念。實際上，在國際關係理論中新興大國如何融入國際體系是最棘手，同時也是被研究得最多的問題之一。正在崛起的大國往往是自傲的，同時對身處的國際環境與（並未參與制定的）現行國際規則而感到惱怒;老牌強國則滿足於現狀，對後起之秀的動機心存疑慮，並害怕做出任何讓步，擔心他們的讓步會讓新興勢力得寸進尺。眾所周知，這種情況會導致災難性的戰爭。艾利森羅列了16個案例，其中12個導致了戰爭。《註定一戰》用了12頁的篇幅從三個世紀的時間段裡選擇了五個案例進行總結，然後花費30頁來回顧英德之戰，這一在國際關係領域老生常談的課題。其中大量借鑑了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和亞倫•弗裡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對這一熟悉的課題進行回顧，並從未質疑過一戰與伯羅奔尼撒戰爭做類比的合理性。
佔據三頁篇幅的二戰前日美對抗的案例是《註定一戰》中許多問題的縮影。此案例是否恰當地反映了前文提到的現象？德國對英國的挑戰符合這一情況(中國和當代美國也是如此)，但是美國在二戰前也屬於一個正在崛起的國家，但是它比日本在任何時候都要強大。艾利森還強調了美國對日本進行的制裁，並與雅典對麥加拉(Megara)的經濟制裁相提並論。但是此處類比的邏輯並不連貫。以美日為例，艾利森認為我們正在目睹老牌大國對新興大國實施制裁，但是麥加拉法令(Megarian Decree)是由作為新興大國的雅典對守成大國斯巴達的附庸國進行的制裁。此外，艾利森將注意力集中在經濟制裁加劇美日衝突之上，而忽視了太平洋戰爭的深層次政治原因。諷刺的是，艾利森稱讚修昔底德專注於發現戰爭的根本原因而非近因，但是在他對美日衝突的描述中也存在著誤導。不熟悉案例的讀者將會不明白大蕭條在促進野心勃勃的日本激進分子進行擴張並最終使國家走上世界大戰的道路上的重要作用。
在《註定一戰》中，艾利森認為美國外交官誤判了日本對經濟制裁的態度，並提出如果那些美國外交官抽出一個下午閱讀雅典實施的麥加拉法令就會知道可能造成的後果。這是對修昔底德的一種誤讀。雖然推薦閱讀修昔底德的著作是一個好建議，但是修昔底德淡化了這項法令的重要性。艾利森對美日等案例的分析，讓人們對他根據這些事件得出的結論產生嚴重懷疑。而我們能從這些相對久遠的歷史經驗中總結出多少適用於當代的普適性結論也是一個新的問題。那些導致了15世紀與18世紀歐洲各王國之間戰爭的因素，是否會同樣引起當代中美之間的戰爭？艾利森自己都表示懷疑，他提出像核武器這樣對遊戲規則的改變因素是前所未有的，雖然不會完全消除戰爭，但可能導致兩個擁核大國之間的對抗與前人不同。
《註定一戰》主要著眼於當下，「一場醞釀中的風暴」正威脅著美國和中國。本書在描述美國的崛起之路的部分是飽滿的，對於那些天真的、消息閉塞、愛國的美國人來說是一劑良藥。它時刻提醒「我們」，所有正在崛起的大國，甚至包括「美國」，在崛起之路上往往都是不可容忍的麻煩製造者。那中國為何會是例外呢？不幸的是，兩個關於中國的章節可以簡單歸結為「中國的精英很聰明與威權主義的成功」。艾利森先用華麗的辭藻與個人軼事讚揚了習近平總書記，然後對中美兩個國家作了膚淺又過於自信的概括，並引用了李光耀、亨利•基辛格以及各種各樣的TED演講。全書的最後描述了許多中美可能陷入戰爭的情況，但是在如何避免開戰的建議部分則更像是普通的說教，例如「時機很重要」與「理解中國的目的」等。
《註定一戰》的很多問題可以追溯到艾利森對修昔底德的粗淺理解。《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這一宏大且細緻入微的傑作，不可單純地簡化為可以貼在汽車保險槓上口號。在國際關係本科生的課程大綱中常常會要求學生閱讀兩個片段：關於戰爭起因的幾個段落和米洛斯對話(Melian Dialogue)。但是如果需要認真閱讀修昔底德則不應跨越這15年的戰爭和數百頁的文本，然後像艾利森那樣總結成一段，「雅典大使抓住了大國政治的精髓」並警告稱，「強者可以為所欲為而弱者只能逆來順受。」顯然，修昔底德認為這場對話很重要，停下了對戰爭的敘述轉而描寫了這一部分，但是任何對《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深思熟慮的解讀，都必須考慮到這背後的原因。米洛斯島(Melos)其實在軍事上微不足道，也沒有必要為了說明無政府狀態的危險而詳述這一事件。修昔底德舉出了太多政權被消滅的例子，這些軟弱的政權無力抵禦那些無情的徵服者。而學者們對修昔底德的這一目的提出了一些互補的觀點。一種認為，米洛斯人的命運預見了斯巴達與其盟友在擊敗雅典人後進行的「是否消滅雅典人」的辯論。而與國際關係專業更相關的解釋則是戰爭對社會可能造成的後果以及傲慢自大的代價。
作者認為《註定一戰》的創作動機是好的，美國和中國可能不經意地陷入一場雙方都不想看到的災難性戰爭，並嚴重傷害雙方的利益。這種危險比許多人想像的要大得多。同時他認為在艾利森建議國際關係學者仔細研究《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之時，其本人也應對《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進行深入研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