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日的時候，眷村的父親們都會騎著腳踏車去幾公裡外的集市買菜。懂事的桂英偶爾會跟著一起。攤位前，父親用普通話詢問價格，對方沒有回應。追問了一遍，買菜的人才愛搭不理的回應了一句，轉過頭和附近的人用一種聽不懂的語言聊了起來。
年幼的桂英還不懂臺語，但她第一次意識到，原來眷村外面的世界並不簡單。有時候氣急了，大人們會自己去河裡抓魚，「本省人要麼不願意賣給我們，要麼就是故意賣得貴」。
剛進入國中的炳𤍤也遇到了同樣的困惑。課上，老師用國語講著中國地理，他在地圖上看到了自己的「祖籍」。一下課，班上的同學便用臺語嬉笑著，他聽不懂也插不上話。有個男生靠近他，說了一句臺語，他還沒來得及反應，對方就甩了他一巴掌，然後揚長而去。後來，他才知道對方敵意的來源——自己就是他們口中的「外省人」。
年輕氣盛的他召集了眷村的男孩子，和班上的本省孩子打架。有一次被警察抓住，警察一聽到他們的大陸口音，就說「又是你們這些眷村子弟鬧事了？讓你老爸領回去打一頓」，放走了他們。而那些本省孩子，則被留下來接受處罰。那時的臺北，警察、教師等公職大多被1949年來臺的外省人壟斷，他們在政治和文化上佔據主導。兒時的不愉快在眷村孩子心中留下了陰影，他們只記得欺負自己的本省同學，卻不知道那位同學憤怒的來源。他們對「外面的世界」感到不安，便更加珍惜眷村籬笆的保護，也對父母口中的「故鄉」充滿了想像。
同是在眷村長大的高凱興（化名）卻有著不一樣的回憶，他喜歡「本省人」。作為一個在臺南長大的外省人，他是班裡為數不多不會臺語的人。而他在國中最好的朋友卻是臺南當地的孩子。有一次，他去朋友家裡玩，看到牆上掛著同學父親的黑白照片，兩個人都沒有說話。很多年後，他才從朋友口中得知，那位父親死於二二八事件。多年後的今天，當人們用「轉型正義」反思那段歷史，當外省人與本省人對歷史各執一詞的時候。高凱興卻更同情本省人，「當外省人喊著臺灣人逼我們跳海的時候，有沒有想過矛盾的先後順序？很多外省第一、二代民眾沒有得到國民黨的好處。但打壓閩南語、客家話，公職只限外省人……國民黨的這些行為，才是省籍矛盾的開端。不要陷入被害者的集體情緒，就忘記理智和知識。」
儘管身份證上，祖籍一欄讓本省與外省涇渭分明，但封閉的眷村還是逐漸被打開。如今臺灣本地的太太嫁給村裡的軍人，在眷村是非常普遍的現象，但在幾十年前這還是足以讓整個家族「蒙羞」的事情。戴嘉瑩的爺爺和父親是臺灣的本省人，她卻是在上海長大的，現在在上海的臺商子女學校就讀。她聽爸爸說，那時候只有窮苦人家或者臺灣原住民會把女兒嫁給外省人，所以當她爸爸的堂姐想要和一位外省軍官結婚的時候，整個家族都極力反對。在她看來，老一輩的臺灣本省人會把眷村看成一個很強勢的外來政權下的產物，但在青年一代中，這樣的隔閡和對立已經漸漸消解，如今已經很少有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分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