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託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在一首詩中將1933-1943年形容為「黑暗時代」。在這十年中，反猶主義興起，《紐倫堡法案》通過，經濟衰退最嚴重時對猶太人展開迫害，這些事件使歐洲四分五裂；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聯合起來反抗極右勢力；西班牙內戰爆發；法國流行著一句口號：「寧要希特勒，不要人民陣線！」反猶主義、極權主義、法西斯、共產主義運動相互交織，政治陷入極度混亂。在這首詩裡，布萊希特懇求「在我們後面出生的人」寬恕不懂得「為建立一個友愛的世界奠基的」那一代人 。
由左至右：漢娜·阿倫特、埃迪特·施泰因與西蒙娜·韋伊為了給「這個時代畫一張像」，巴黎政治大學政治研究中心（CEVIPOF）副研究員西爾維·庫爾廷–德納米（Sylvie Courtine-Denamy）選擇了三位女性，寫成了《黑暗時代三女哲》一書。她們都是猶太人，也都是哲學家，幾乎是同代人，她們就是埃迪特·施泰因（Edith Stein，1891-1942）、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和西蒙娜·韋伊（Simone Weil，1909-1943）。
《黑暗時代三女哲：施泰因、阿倫特、韋伊評傳》
[法]西爾維·庫爾廷-德納米 著 高毅 高煜 譯
南京大學出版社丨三輝圖書 2019年4月
那個時代對哲學家並不重視，但是三位年輕的才女很快就證實，她們的抉擇是正確的，因為哲學正要風行於世。三人後來都引起了她們的老師們的注意，這些老師就是胡塞爾（Husserl）、海德格爾（Heidegger）和阿蘭（Alain），都以離經叛道著稱。而她們都敢於批判老師，而且想超越他們。三位才女的執教生涯都將在希特勒攫取權力之後遭受挫折，即使其中一人，即埃迪特·施泰因，是因為身為女性才不能獲得教書資格的。不知是否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她後來成了三人中唯一的一位女權鬥士（儘管她的立場在今天的我們看來相當保守）。只有西蒙娜·韋伊一人討厭自己的女兒身，拒不承認她的女人身份，就像拒不承認她的猶太身份一樣。
她們的著作與兩次世界大戰的間隙中不時發生的一些悲劇性事件有密切的聯繫。革命、法西斯主義、帝國主義、民主主義、極權主義、反猶主義，這些都是西蒙娜·韋伊和漢娜·阿倫特充滿激情的思想賴以植根的沃土，而埃迪特·施泰因則一邊聆聽塵世的動蕩在加爾默羅修道院深處激起的迴響，一邊繼續默想十字若望。
她們對於各自女性身份的態度也各有不同，她們遇到過「婦女解放」的問題嗎？她們站在女權主義的立場上嗎？當種族問題與性別問題疊加，黑暗時代對於她們而言意味著什麼？經出版社授權，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從新近出版的《黑暗時代三女哲》中文版中節選了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文 | 西爾維·庫爾廷–德納米 譯 | 高毅 高煜
我們所面對的是三個叛逆者，更確切地說，是三個有主見的女人，因為實際上她們不受任何束縛。三個人都如阿倫特所說，「總是自己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她們是女人，又是哲學家，在哲學幾乎不受重視的那個年代，她們誰都沒有遇到過「婦女解放」的問題嗎？
確實，對在這方面表現得相當保守的漢娜·阿倫特來說，這個問題根本不存在，她在與貢特爾·高斯（Günther Gaus）談話時所表露的想法就是證明。正如她的老朋友漢斯·約納斯所回憶的，她「漂亮，有魅力，能分清與男性的友情和與女性的友情，不會混淆」，她樂於接受男人對她的愛慕，喜歡男人向她獻殷勤，不願放棄女人享有的特權。對她來說，身為女人是和她是猶太人一樣重要的事實：「當女教師對我沒有什麼妨礙，因為我還是習慣做女人。」
漢娜·阿倫特
因此，要是有人以她為榜樣，說她是「第一位從事哲學這個通常被認為是男人專門職業的女人」，她就會生氣，她反駁高斯說：「這種狀況決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很可能有一天會出現一位女哲學家的。」同樣，當有人指出她是在普林斯頓大學克裡斯蒂安·高斯（Christian Gauss）研究班上做講座的第一位女性時，她也感到氣憤。1953年11月16日，她在寫給庫爾特·布盧門菲爾德（Kurt Blumenfeld）的信中，拒絕人們想要她扮演的「傑出女人」的角色，這可能讓她痛苦地聯想到「特別的猶太人」這個角色。不過，當一個學生在聽完她的課後，興奮地歡呼：「羅莎·盧森堡又回到我們中間了！」她聽了還是很感動。她還專門就羅莎·盧森堡寫了一篇文章，實際上是評論J.P.內特爾（J.P.Nettl）寫的羅莎·盧森堡傳，她責怪這位傳記作者沒有充分強調羅莎·盧森堡是「非常有覺悟的女人」，她認為羅莎·盧森堡強烈反感當時的婦女解放運動就是證明，這位女革命家和阿倫特一樣，特別注重這個「小差異」。西蒙娜·韋伊也為羅莎·盧森堡的《獄中書簡》寫過書評，羅莎·盧森堡的斯多葛主義生活觀（愛命運）顯然得到了她毫無保留的共鳴和讚賞。
漢斯·約納斯也指出，「她女人味十足，這就是她不是女權主義者的原因」。1933年，漢娜·阿倫特為阿德勒學派心理學家阿麗絲·魯爾·格斯特爾（Alice Ruhle Gerstell）的《社會》（Die Gesellschaft）寫了書評，標題是「對當代世界婦女問題的心理學回顧」。在文中，她指責當時的女權主義者不敢毅然投身於政治生活，只局限在要求單純的社會秩序上，因此註定是空想，毫無意義。
由於她甘於她的女人特性，甚至一有機會還追求它，因此人們可能會覺得驚訝，她為什麼不否認雅斯貝爾斯所說的那句套話。雅斯貝爾斯為了能使她作為納粹德國的逃亡者獲得德國政府的賠償，認為有必要在推薦信中明確指出，漢娜·阿倫特經過他和海德格爾的指導下的學習，在1933年以前那種條件下，「儘管身為女子，仍然獲得了學術的職業」。由於被迫流亡國外，她的大學老師和作家的「職業生涯」還是被耽擱了很久。除了1929年發表的關於聖奧古斯丁的論文和快要完稿的《拉赫爾·法恩哈根，浪漫主義時代一位德國猶太女人的一生》，她當然還有大量的文章。直到1951年，漢娜·阿倫特發表了她的第一部巨著《極權主義的起源》，才讓她在美國聲名鵲起，儘管她早在1941年就到了那裡。後來她就在一些名牌大學任教，但大部分時間——從1968年直到去世——是在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工作。然而，經過長期交涉，她遲至1972年才從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重新獲得她被納粹剝奪的有追溯效力的高等教育任教資格。
埃迪特·施泰因也是這樣平平穩穩地成為女哲學家的嗎？她通過博士論文答辯後，很想到大學裡教書。儘管當時大學教師的門尚未向婦女打開，但她還是提出了申請。1919年底，她的申請被駁回。胡塞爾親自為她向他的哥廷根大學同行們寫了一封推薦信：「如果某一天大學教員的職位能向女士開放，我首先就要熱烈地推薦她。」她還發出了一封為婦女爭取大學任教權的公開信，也沒有產生任何效果。埃迪特很沮喪，但仍繼續奮力抗爭。1928年，胡塞爾要退休了，埃迪特便打算到弗賴堡大學再碰一次運氣。但她不想找在論文答辯前不久在胡塞爾那裡認識的海德格爾幫忙，況且他曾明確告訴過她，作為天主教徒（埃迪特·施泰因於1922年皈依天主教），她最好還是去找馬丁·霍內克爾（Martin Honecker）申請任職。因此她最終只好接受施佩耶爾多明我會學校的文科教師職位，並在那裡一直工作到1931年，是年威斯特伐利亞的明斯特科學教育研究所為她提供了一個講座教師的職位。但希特勒的上臺又使她在1933年4月9日失去了這個職位。在她的房間裡，天主教聖徒的雕像和民族英雄的雕像並排陳列，其中主要是猶滴（Judith）和以斯帖（Esther）。
埃迪特·施泰因
埃迪特在上中學和大學時，是一個激進的女權主義者，參加過普魯士婦女爭取選舉權聯合會這個激進組織。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許多關係到婦女職業生活的問題都暴露出來了，這些問題涉及家庭、教育、政治以及婦女在教會中的作用等許多方面。1928年4月，在路德維希港市召開的巴伐利亞州大主教女教師聯合會會議上，埃迪特·施泰因第一次做公開演講，談論的問題是「婦女固有的價值及其在國家生活中的重要性」。在1931年8月30日到9月3日的薩爾茨堡學會會議上，她是唯一的女性，還做了一個關於「婦女職業生涯倫理學」的演講。
但無論如何，很難說她是一個革命者，因為她反對男女在一起工作。她認為婦女的天職在於婚姻與家庭，也就是說，要按照婦女的特性行事，聖體聖事和禮拜儀式應足以滋養她們的靈魂。在蘇黎世，她做了「女基督教徒在大學的使命」「女基督教徒的生活」等演講。她應德國天主教婦女聯合會委員會的要求，起草了一份關於「婦女教育的基礎」的報告，另外還協助電臺做了關於這個主題的報導。她的全部有關思想都記載在《婦女及其命運》（La femme et sa destinée）這本書裡，其中收錄了六篇論著。在書中，她著重思考婦女是否存在一種特有的本性，即「女子特性」，一種「對某種結構起決定作用的內在形式」。她沒怎麼藉助於實驗心理學，但提到了託瑪·安格莉卡·瓦爾特（Thoma Angelica Walther）嬤嬤的著作。這位作者在《存在的和諧》（Seinsrhytmik）一書中，把親在（女人）和此在（男人）區別開來，在每個人身上，這些要素或多或少都有些側重地並存著。埃迪特·施泰因更喜歡關於本質和存在的更為經典的區分，即男性與女性的差異是「實體形式的」差異。觀察世界的能力可能屬於女性的本質，而認識世界、影響世界的能力則屬於男人，這不排除上帝可以根據男人和女人各自的才能賦予他們不同的使命。在她看來，女性的「楷模」是匈牙利的聖伊莉莎白（Sainte Elisabeth）和聖母瑪利亞，她們體現了「默默順從」的美德，代表著「寧靜之路」。
西蒙娜·韋伊則不同，她討厭自己的女人特性。我們知道，「火星人」「可怕的怪物」「赤色貞女」，這些都是她的綽號，無論如何都不太好聽，說明她在青少年時期的假小子舉止和不遵守習俗的態度引起了人們的反感。喬治斯·巴塔伊（Georges Bataille）曾在20世紀30年代和她打過交道，當時兩人都為鮑裡斯·蘇瓦林（Boris Souvarine）創辦的《社會批判》（La Critique Social）撰稿，1957年他保留了雜誌上的一幅嚇人的畫像，畫的是《天之藍》（Le Bleu du ciel）中一個名叫拉扎爾（Lazare）的人物，十多年前他在為《批判》雜誌撰寫的關於《紮根》的文章中就已經勾畫過這個人物。西蒙娜·韋伊認為，生為女人是一種不幸。據她的傳記作者西蒙娜·佩特曼回憶，「她具有儘可能做一個男人的決心」。在她寫給父母的信中，落款往往是「你們恭順的兒子」，父母也滿足她的願望，稱她「西蒙」，或者「我們的二兒子」，甚至還以陽性詞稱呼她為「我們的高師文科預備班的學生」。
西蒙娜·韋伊
她既沒有什么女人味，也不是女權主義者。1927年底，她和阿蘭的幾個弟子組織了社會行動團（Groupe d』action sociale）。當團體中有人請她就女權主義的主題做一個報告時，她斷然回絕：「我可不是女權主義者！」結果他們讓亞歷山大夫人代替了她。有時莫裡斯·舒曼儘可能委婉地建議她多注意外表形象，免得讓人擔憂，她噙著淚水抗辯說，她沒有時間花在那種瑣碎小事上。她繼續裹著破舊的短披肩，戴著那頂多年不換的無簷軟帽，行色匆匆地生活，只有當她去參加雷諾工廠招募時，才讓西蒙娜·佩特曼幫她打扮了一下！她認為愛情不值一顧，有一天，她寫信給她以前的一個學生說：「……當我突然心血來潮想了解愛情時……我就努力擺脫這種慾念。我對自己說，在還沒有成熟到那種程度，還不能確切地知道自己對生活的一般要求和期待是什麼的時候，最好不要貿然把一輩子押在不可預見的方向上。我的意思不是要躲避愛情，而是不該刻意追求它……重要的是不要終生一事無成……」
對她來說，納粹主義也將成為一個障礙，一個就要「存在」的障礙，至少她估計到了這一點。1938年和1939年，她曾因患頭痛病而從國家教育部獲準病休，但後來申請復職時沒有得到回音。於是她在1940年8月給公共教育部部長、拉丁語學者熱羅姆·卡爾科皮諾（Jerôme Carcopino）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我推測，前一段時期我在報紙上看到的『猶太人身份』這種說法與這次不予答覆不可能沒有關係……我不懂猶太人這個詞的定義，這一點從來未列入我的研究計劃……這個詞是指一種宗教嗎？我從未上過猶太教堂，也從未參加過猶太教禮拜儀式……我記得我的祖母上過猶太教堂，但我知道我母親的雙親思想自由……這個詞是指一個種族嗎？那麼我也沒有任何理由去設想，我父親那一方，或母親那一方，和兩千年前生活在巴勒斯坦的那個民族有什麼聯繫……我父親的家，能回憶起來的，就住在阿爾薩斯……我母親的家從前在斯拉夫人的國度。再說，就算種族有繼承性，也難以設想宗教信仰有繼承性，至於我，我不參加任何宗教儀式，當然沒有繼承猶太教……如果要說有一種宗教傳統被我視作遺產的話，那就是天主教的傳統。基督教的、法國的、希臘的傳統，就是我的傳統；我對希伯來的傳統一無所知。」西蒙娜·韋伊後來再也沒有恢復教師職位。她後來抗拒了1940年6月2日頒布的法令，該法令規定要清查自由區的所有猶太人。她發誓：「我寧願坐牢也不去猶太人區。」
這一段傲氣十足的話可以看作她的「自恨」嗎？西蒙娜·韋伊常常會這樣恨自己。西蒙娜·佩特曼還記得，西蒙娜·韋伊的「自恨」甚至發展到了很極端的程度。1934年，她竟向貝爾謝博士（Dr. Bercher）坦言：「就我個人而言，我是個反猶主義者。」這無論如何不能說明那種斯多葛主義的「愛命運」態度是對的，這種態度包含一種自在感，一種在她一直依賴的世界裡「紮根」的意願。在韋伊1940年和1941年寫的那些作品中，她仍然以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傳統為依託，扮演反希伯來人的希臘人的角色。儘管西蒙娜·韋伊自稱是在一種不可知論的氛圍中長大的，儘管她最終拒絕了洗禮，但她還是和埃迪特·施泰因一樣發生了很大的轉變，而她們對世界和對她們人生責任的看法，也就因此和漢娜·阿倫特有了很大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