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出臺的「文明碼」,在網絡一片熱議中,在一片嘲諷和鬨笑中,終於下線了,但它留給人的思索卻是線上的,更是現實的,它像一面鏡子一樣照出了一些官人的無知與愚昧,看得出來,對歷史知識的匱乏,是一些官人的致命傷。
說實話,當你看到「文明碼」時,你會第一時間想到什麼?文瀾第一時間想到的是「良民證」,想到日本人佔領中國時為了統治中國人,為了避免社會流民、及抗戰人士等對日軍活動的破壞、幹擾,確保佔領區的安全,廣泛地推廣使用過的「良民證」。在我們的影視劇裡也曾經不乏對「良民證」的嘲諷,相信會有很多老年人提起「良民證」都不會陌生,更會心有餘悸。「良民證」是一段中國人揮之不去的痛苦的記憶,是一處難以忘懷的屈辱的歷史疤痕。
蘇州人對「良民證」也應該不會陌生,75年前,蘇州在日寇的鐵蹄下佔領軍為了管理被佔領土地上的居民,曾經大力推廣國「良民證」,當時領取良民證的門檻是:正常居民或有正當職業者或者有擔保者,皆可領取。在自己的國土上領取侵略者發放的「良民證」,這本身就是一種苦澀的記憶,更是一種極大的恥辱,它刺痛了中國人的神經,更勾起了國人對那段痛苦經歷的記憶。
鼠年過後,由於新冠病毒疫情原因,在全國各地推廣實行了「健康碼」,如果不是疫情因素,我相信沒有人願意將自己的隱私洩露在公眾面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更沒有人願意每天都接受這種檢查的折騰。當然更為弊端的是由於健康碼只能在智慧型手機上使用,使得很大一部分老年人被迫被隔離在正常的生活之外,因為老年人不會使用手機甚至沒有手機,這樣他們就不能進入像公交、地鐵、飛機、高鐵等公共場合,這是一種剝奪仁權的行為,由此產生了很多衝突和悲劇,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悲哀。
一項公共項目的出臺,必須不能剝奪正常人的權利,不能某些人腦子一熱就拍腦門做決定,這是非常不科學和不理性的。說到底社會的治理終究還是應該靠法律,而不是靠道德。以法律為準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麼社會就不愁政通人和,胡適先生早就一針見血地指出過:一個骯髒的國家,如果人人講規則而不是空談道德,最終會變成一個有人味的正常國家,道德自然會逐漸回歸;反之,一個乾淨的國家,如果人人都不講規則卻大談道德、談高尚,天天沒事兒就談道德規範,人人大公無私,最終這個國家會墮落成為一個偽君子遍布的骯髒國家。
在文瀾看來,在一個官本位的社會裡,上行下效,顯得尤其重要。古人云:治國即治吏。只有把官員治理好了,下面的百姓自然而然就好了,這就是過去常說的「綱舉目張」的道理。否則,所有的法律都指向百姓,只能是本末倒置,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蘇州文明碼,其實是對文明的羞辱。縱觀全世界那個文明的國家會使用文明碼來約束他的國民?如有這樣的政府,早就被扣上反人類罪而轟下臺了。誰能有權力給文明下定義?誰又能保證給別人扣上不文明的人自己就是文明的?沒有任何人有權剝奪別人以不文明的名義所享有的就業和公共服務的權利。為政者不要把自己當做救世主而剝奪別人的自由,而應該反思自己是 納稅人 供養的,應該服務於 納稅人,而非管制 納稅人。政治說白了,政就是眾人,治,就是治理,政治就是眾人治理。
胡適先生早就有言:你要看一個國家的文明,只需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們怎樣對待小孩子;第二看他們怎樣對待女人;第三看他們怎樣利用閒暇的時間。文明與野蠻的分野就在於對待弱勢群體的態度。在文明的社會裡,壞人也會慢慢變成好人;在野蠻的社會裡,好人也會慢慢變得野蠻。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良好的社會 法治 體系,這才是最為關鍵的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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