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做什麼，在他看來都是一個守法公民所為」。「他是在履行他的責任；他不僅服從命令，而且還遵守法律。」其實，艾希曼非常清楚，他所合法運送的這些猶太人最終的去向，也知道集中營裡所有悲慘之事，但卻佯做不知，依然沒有任何心理障礙地嚴絲合縫地執行命令，完美地完成他的工作。他在法庭上說他周圍缺乏良知的聲音，就像許多納粹在紐倫堡所聲稱的一樣，認為自己只是以「秉公之心」實施了這些罪行。艾希曼真的沒有良知指引嗎？他將猶太人送到羅茲隔都一事，就顯示出了一絲良善。但正如阿倫特所譏諷的，這些良知只不過維持了四個星期而已。
「他從骨子裡深信，殺人不算什麼；對他人造成不必要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罪不可赦。」因此，他一直自欺欺人地認為，自己是在做拯救猶太人的好事。在法庭上，他對指控他造成上百萬猶太人死亡臉色平靜，而對有證人指控他將一個猶太小孩毆打致死時則暴跳如雷。這也是艾希曼的良知。在他看來，親手殺死一個人無法忍受，而造成百萬人死亡卻只是工作而已。像艾希曼這樣的人，非常擅長於將所有罪惡之事以合法的手段來進行，且心安理得地享受著自己的成果。當納粹準備實施「最終解決」方案時，艾希曼竟然感嘆到：「一個用法律、條令、規定來對待猶太人個體的朝代結束了」。
他在撒哈拉指控當權者濫用了他的「服從」。他稱，「臣服於一個好的政府是幸運，臣服於一個壞的政府是不幸。我運氣不好。」這句話相當有代表性，直到如今還有很多罪行的執行者以此來逃避自己的責任。但正如耶路撒冷法庭對艾希曼的辯解所回應的：「我們暫且認定，您之所以變成大屠殺組織裡一枚任人擺布的工具，純粹是時運不濟；不過，您執行了，從而也支持了一個大屠殺的政策，卻是不爭的事實。政治不是兒戲。論及政治問題，服從就等於支持。」艾希曼作為一個個人，在納粹整體道德冷漠的氣氛之下，失去了或者說根本不在意道德判斷，對於一切都當成了任務來完成，不經自己頭腦的去思考，哪怕殺人之事也惟命令是從，而不以任何良心的掙扎，事後也無任何的不安之心。
但艾希曼所說，亦有一定的合理性。像他那樣的人，也許在自由的社會裡，在正常的制度下，只會是一個循規蹈矩的小職員。但在自由的空氣中，這些小職員也會有自己的思考，也會有自己良知。不過，這樣的人一旦處於如納粹德國那樣的體制之中，則就會釀出驚天大禍。而像艾希曼這樣不思考的平庸之人，也恰恰是納粹這樣的極權制度所需要的。漢娜·阿倫特說：「極權政府的本質，抑或每一種官僚（科層）制的本性，在於把人完全變成職員，變成行政機器上的小齒輪，從而令他們喪失人性。」其實，一切極權的制度皆是如是。讓所有的人失去思考，讓整個社會只有一種思想，才能維持極權制度的存在。
漢娜·阿倫特認為，這種平庸並非只是在如艾希曼這樣小人物的特徵，其實如希特勒及史達林這樣的獨裁者，人格上雖有著一種邪惡的魅力，但其整體而看也是平庸的，是一種道德上的平庸。這種道德上的平庸，讓他們漠視甚至蔑視人的尊嚴與生命，沒有絲毫的良善之心。而艾希曼這類小人物，不光道德上平庸，人格上也是平庸的。這種人格的平庸，恰恰是獨裁者們所欣賞並且利用的。
本書的導言裡，作者感嘆說：「罪惡的實施者並不一定只有惡魔，還會有白痴和笨蛋；特別是，正如我們親眼所見，一旦他們的行為得到宗教權威的支持，必將造成災難性的後果。」惡魔提出邪惡的想法，凡庸者則身體力行地自覺實施。他們不去思考，也缺乏道德的考量，還沒有同情同理之心，他們享受著被人驅策時的快樂，並在此中有著一種成就感。他們甘願將自己當成一顆螺絲釘，毫不猶豫地服從於命令，並且將此作為一種美德。當邪惡者叫囂著大屠殺時，他們就堅決地讓大地血流成河。其實，這就是一種愚蠢。德國神學家朋霍費爾在其《獄中書簡》中亦說，愚蠢比邪惡更危險。「愚蠢是一種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種理智上的缺陷。 愚蠢是一個社會學問題,而不是一個心理學問題。」艾希曼身上所體現的，也證明了這一點。
這是阿倫特給艾希曼畫的第一幅肖像。但艾希曼身上的平庸，還不止於此。
她認為阿道夫·艾希曼「性格中更為致命的缺陷是，他幾乎完全無法換位思考」。而且艾希曼也無法自己組織語言來論事，即使是納粹倒臺十多年之後，當他站在耶路撒冷的法庭之上時，仍然是滿口的納粹官話套話，仍然是滿嘴的口號。因此，阿倫特諷刺他是納粹「語言規則」的最佳實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