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試著一起裝修，都不知道原來人和人之間能有這麼多的矛盾，連家裡要不要買電視機都是一個值得一爭的問題。
賣投影儀的說沒必要買電視，賣電視機的說電視是必需品，爭來爭去難以改變的一個事實則是，我們確實越來越不愛看電視了。
許多年輕人開始決定不買電視，而即使購置電視，理由也大多是因為家中有老人，有一臺電視更加方便。
與之相反的是，這些年手機廠商卻爭相開始做起了智能電視。不過，現在的智能電視和過去的電視其實已經大不相同了。
過去我們守著電視，它播啥咱們就看啥，半小時起步的保健品廣告也看個樂呵。現在的電視，用起來已經和電腦差不了多少了，幾乎就是一個超大屏的智慧型手機。
甚至偶爾會因為這時代變化太快，長期不看電視之後，連現在的電視怎麼打開都不會了。
算起來，中國的電視誕生於1958年，真正走進千家萬戶，其實到現在也不過三十多年。
《我和我的祖國》裡，1984年中國女排拿首金那會兒，大家還是層層疊疊擠在弄堂裡，從一臺還需要手動尋找信號的黑白電視中，收看那場振奮人心的比賽。
到了20世紀90年代，伴著國民經濟的飛速發展，電視也進入了黃金時代。1997年的一項調查顯示，截至1997年6月底，中國99.4%的家庭擁有一臺或以上電視機，全國電視觀眾平均收視時間為每人每天131分鐘。
深度侵入我們日常生活領域的電視，迅速而又潤物無聲地帶來了許多改變。在爭論聲中，電視節目依舊循著通俗化、娛樂化的單向道飛馳。
而在轉型的過程中，中國電視從業者的心態也隨之而變——「他們不再是居高臨下的宣教者，而是依照觀眾的需求進行文化生產的專業人士。」
1996年3月，中國文化精英正在為電視爭執不休時，法國著名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在法蘭西公學院講授了兩堂電視公開教學課，講座的內容同年整理出版。這本引起了巨大爭論的小冊子比這位學界巨擘的其他著作更早、更快速地引入中國。
文化精英批判電視，這不是什麼罕見的事。但是布爾迪厄選擇通過電視講座的方式來批判電視，用他的話來說，這叫「參與性對象化」。
雖然電視已經不再是我們打發閒暇時間的首選了，但是電視帶來的改變依舊深深刻印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也許只有在電視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的當下，我們才能無比深切地意識到電視到底改變了什麼。
電視帶給我們的影響，其實遠比我們想像中的大。
家裡來了客人，打開電視放會兒新聞，又能緩和氣氛又能找到一些新話題。
不過，有聲音有畫面的電視新聞展現的就是事實嗎？恐怕不見得。
電視的職責之一是提供信息，但是它通過展現某些東西來達到隱藏的目的，或者說，它展示了應該被展示的東西，但它處理之後並沒有實現真正的展示。
也就是說，電視的呈現不是反映，而是建構。
造成這種後果的機制之一，就是記者們擁有的特殊的「眼鏡」。通過這副「眼鏡」，他們選擇樂意看到的那一部分，選擇的原則就是對轟動的、聳人聽聞的東西的追求。
所以，電視播出的內容總是那麼戲劇化。電視將某一事件搬上熒幕，以影像的形式加以呈現，同時誇大其重要性、嚴重性以及戲劇性、悲劇性方面的特徵。
因為電視每一天都要持續不斷地播出，但並不是每一天都有超乎尋常的事情。所以，記者們的注意力不得不集中在尋常中的非同尋常的事情上，即尋常的期待所能預料的事件，比如火災、水災和謀殺案等。
這種不同尋常，也不只是說和我們習慣的認知不一樣，而是要和同行們都不一樣。換句話說，記者永遠有追逐「獨家新聞」的壓力。
為了拿到第一手的獨家新聞，或者至少不能別人做了自己沒做，記者們又不得不盯緊同行的動態，在意一些對於觀眾來說可能根本注意不到的細微差異，到最後其實每個人都在做相同的事。
因此一個弔詭的結果出現了：對排他性的追求，在其他地方、在其他場合可以催生原創性和獨特性，但是在這裡只能導致千篇一律和平庸化。
這種不能完全反映真實的呈現必然會帶來後果。一件尋常的事情，經過電視記者的報導後，便隱含著某種對現實的社會的建構，能製造動員（或遣散）的社會效果。
說的更明白點，當我們看電視的時候，我們的思維方式也不自覺跟著走了，戴上相同的「眼鏡」來觀察世界。而這種思維方式實實在在地影響到了我們的行為方式
在電視中的世界，「我們」和「他們」之間是涇渭分明的，凡事不是令人震驚、就是催人淚下。
獨家新聞和搶先報導意味著爭奪時間的戰爭永不停歇。
因此布爾迪厄認為，電視並不善於呈現對思想的表達。他在思想表達和時間壓力之間建立了一種負面的聯繫。
這其實是一個哲學上的老話題，柏拉圖曾將擁有時間的哲人和在公共廣場上處於緊急狀況中的人做了比較。當你處在緊急情況中，你是無法思維的。
電視所提出的一個主要問題也就是思維與速度的關係問題：人真的可以快速思維嗎？
電視賦予了那些被認為有能力進行快速思維的思想者以話語權，這些「快思手」的思維比他們的影子閃的還要快。
為什麼？為什麼在其他人根本無法思維的情況下，他們如何進行思維？在布爾迪厄看來，這一問題的答案是，他們是用「定見」來思維的。
所謂定見，就是指所有人都已經接受的一些平庸的、傳統的和共同的思想。其實就是一些在你接受時實際上早已被認可的思想，所以並不存在接受的問題。
「老生常談」平庸、普通但是有用，所有人都可以接受，而且是瞬間接受。對追求最大收視率的電視來說，沒有比「老生常談」更好的東西了。
而與之相反的是，思想則是顛覆性的，它必須以分解「定見」為前提，然後加以論證。論證意味著漫長的推理鏈條，你不得不提出一系列「所以」「因此」「如上所說」「有鑑於此」連接起來的命題，也就是說，要耗費大量時間。
所以電視只賦予一部分「快思手」特權，讓他們來提供文化「快餐」，提供消化過的文化食糧和已經形成的思想。
甚至記者預備採訪的「權威人士」幾乎都有固定的名單，因為他們可以隨叫隨到，在時間的壓力下就不必費力去尋找真正有話要說的人。
布爾迪厄還探討了「電視討論會」，也就是一種電視辯論。
在電視討論會中，最耀眼的角色無疑是主持人，觀眾會覺得主持人總是處處幹涉，給人施加限制。
這是因為主持人需要控場。主持人要分配發言的時間，同時也給每個討論者分配或尊敬、或倨傲、或認真、或不耐煩的語氣。
比如一個拖長了尾音的「哦」，就是一種催促，能夠讓人體會到說話者的冷淡和不耐煩。這種難以察覺的暗示是主持人常用的方式，有時候是無意的，但也有時是刻意的。
主持人的另一個戰術則是製造緊張感，以時間不夠為由催促、掐斷話頭。重要的是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攝製任務，而不是真正討論出個所以然。
主持人還可能會說：「我打斷你，是因為我沒聽明白您的意思」。這並不是想表現自己愚蠢，而是暗示低層次的觀眾愚蠢。
在電視演播室裡，對話者的地位顯然是不平等的。而在此之前，還有一項隱形的工作，就是選擇這些出現在演播臺上的人。所有人在臺上都會被認為是作為某一群人的代表，選誰上不選誰上，會帶來新聞含義的變化。
另一個雖然看不見但具有決定意義的因素是事先策劃好的演播程序，也就是臺本。凡事都按照臺本來，這可能會顯得有點生硬，但相比自由發言的風險性，一點生硬就顯得無傷大雅了。
什麼能說什麼不能說，這是前文提到的「快思手」非常擅長的領域。他們是最完美的嘉賓人選，大家都知道他們是好搭檔，不會惹出麻煩，鬧出亂子。此外，他們口若懸河，長篇大論張口就來。
最後一樣看不見的東西就是主持人的無意識。即使是看上去非常友好的主持人或記者，其提問中預設的前提有時候也讓人防不勝防。
這還是因為記者總是戴著他們的「眼鏡」，按照他們的思維方式提出一些可能並不真正切中要害的問題。
布爾迪厄對電視的批判可以說是毫不留情，但是他卻偏偏採用他認為不適合傳遞真正思想的電視來作為授課的媒介。
不留情面的批評難免會引發爭議。這本《關於電視》在當時也確實引發了法國電視從業人員的不滿。
但不可否認的是，對收視率的追求深刻地改變了電視的運作邏輯，而電視的邏輯又借著電視的影響力侵入到其他的專業領域，比如學術領域。
在網際網路衝擊下，電視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來自電視的影響卻並沒有隨之逐漸消失，而是被取代了。點擊率、評論數……新的數據追求繼續影響我們的思維方式，甚至變本加厲。
電視機依舊擺在客廳裡，但和二十年前已經完全不同了。
你上一次看電視是什麼時候？你覺得電視機是家裡的必需品嗎？在評論區聊聊你的看法吧，兩位幸運讀者將獲得今天的主題贈書《關於電視》。回到布爾迪厄媒介場域理論的起點，結合中國豐富的新聞實踐，我們將會獲得全新的視角。
編輯：丹怡 黃泓
觀點資料來源：
《關於電視》
《中國電視史：195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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