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認真查看尼利郵件等一手資料,我們不難發現有些細節是不能忽視的。仔細辨別這些細節,有助於人們發現有些媒體包括自媒體的報導與事實實際上有出入,更有助於人們識別有些媒體所得出的「杜克大學教授不準中國學生說中文!公開歧視?」這樣的結論有誤導之嫌。
在我看來,這一事件本身有兩個細節不容忽視。
一是尼利應該是出於好意的提醒,而非提出硬性的規定禁止學生說中文。當然,我不認識尼利,也沒有在現場,只是通過她的郵件來分析一下我的觀點。首先,在整個郵件中,她作為碩士項目主管,是在坦誠地、實事求是地向大家報告有關教授的情況反映;在這一點上,她既沒有誇大其詞,也沒有隱瞞事實,而是如實地陳述兩位教授的意見。其次,她是在請求學生說英文,而非依據所謂規定或者限制來要求學生不要說中文,更沒有禁止學生說中文。特別值得在此指出的是,她在郵件的第二段中表達個人「觀點」時,連續使用了三個大寫的「PLEASE,PLEASE,PLEASE」,以此強調並請求大家,甚至在我看來,這近乎是在哀求大家,希望大家記住這樣做的後果!而且,依我之見,她其實可以不提後果,但作出了提醒。但值得一提的是,事件的後果並不是她的意見,而是兩位教授的意見。但對此無論中外媒體都少有提及。
而且,就在我寫這篇文章時,有人把2018年2月28日,尼利的另外一封郵件的截圖也曬了出來,這更加證實了我的猜測:尼利對學生的警告確實屬於善意的提醒。她在一年前的這封郵件起首時寫道:「我不喜歡做語言警察,但在過去的幾個星期中,我收到了太多的評論,讓我覺得我有必要把它們分享給大家。而且,最近的一篇報告就來自於系主任……在報告大家抱怨國際學生不說英文。」之後,她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這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緊接著,她就又重複了她後來所說的那句話:「雖然這樣說,但我還是對於國際學生充滿敬意,因為你們到外國的碩士項目來就讀,這真的是一個巨大的擔當,非常不易。」可以說,尼利的善良和愛心,在這兩份郵件中溢於言表。
二是尼利的郵件中講得很清楚,她在提醒學生們,希望大家在系裡或大樓裡以及與專業相關的場所,要百分之百地講英文,而不是說任何時候都要講英文。對此,有兩種較為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既然不是課堂,那麼無論在哪裡,講什麼樣的語言,都是個人自由,其他人不該幹涉;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在這樣的學術公共場合,院系要求講英文,對於鍛鍊和提高學生的語言與交際水平自然有好處,這有什麼好抱怨的呢?
在目前各種批評意見中,人們往往把「學術公共場合」這一點給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如此一來,事件就變成了杜克大學禁止中國留學生說中文,這聽上去很詭異。
要求在公共學術區域講英語,我個人以為可能是該院系的一個不成文的規定,未必會是嚴格的限定。應該說,這樣不成文的規定甚至是教授們的要求並非沒有合理之處,學生們照此去做,對自己自然也有好處。但如果有過於嚴格的甚至是苛刻的要求,並為此要承擔嚴重的後果,顯然是矯枉過正,甚至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這自然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