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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全球化的精髓就在於「和而不同」，表面意思十分淺白，但是要融會貫通，卻需要大學問
【《高度》(Rise Weekly)周刊 蕭元愷撰寫】最近筆者讀到一本美國學者羅伯森（Roland Robeertson）有關文化全球化（cultural globalization）的專著，甚有啟發。尤其是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發生恐怖主義襲擊的背景下，還有曾在法國發生的《查理周刊》恐襲事件，感到民族文化、意識形態和宗教所造成的隔閡，已經使人類面臨到急需從文化層面深刻反省的地步。
實際上全球化已然談了很多年了，應該屬於人們使用頻率很高的概念之一，但多是從經濟、貿易和金融的角度來談。世界經濟已經形成一個相對完整的體系，牽一髮而動全身。當年資本大鱷索羅斯炒作泰銖，造成亞洲金融危機，從而像多米諾骨牌一樣，最後引發全球金融界的大地震，就是經濟全球化的一個反例。
全球化可以說是一個不可改變的過程，特別是20世紀60—70年代出現新一輪高科技革命，開始形塑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結構，遂使全球化不可逆轉。但為什麼全球化成為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時，還會出現與全球化合作主旨背道而馳的民族衝突和恐怖襲擊，而且愈演愈烈？值得注意的是，參與ISIS組織的很多成員，其實都具有西方國家身份，他們都從諸多方面享受著經濟全球化之惠，卻不斷滋生和繁衍著反人類的仇恨。這些現象決不能僅僅靠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就能予以解釋，只有當經濟全球化進入到文化全球化的層面，才真正有助於理解上述種種國際社會現象。
就一般意義來講，文化全球化是指民族文化通過交流、融合、互滲和互補，不斷突破本民族文化的地域和模式的局限性而走向世界，不斷超越本民族文化的國界並在人類的評判和取捨中獲得文化認同，不斷將本民族文化區域的資源轉變為人類共享共有的資源。
我們居住、生活和工作在大溫地區，這裡的人文環境本身就是文化全球化的一個有利佐證。各個族裔的文化一方面在此傳承，另一方面又得以融合，而且融合的過程是平和的，心悅誠服的。因為多元文化作為加拿大國策，恰恰充分體現了文化全球化的本質，所以我們在這裡談文化全球化是有資格的，可以現身說法。
當然在文化全球化的過程中，由於歷史、地緣和社會經濟等原因，有時會更突出某族裔文化的強勢。但這種強勢已經不同於殖民時代那種文化侵略，更多的是一種交往中的比例問題，無所謂孰優孰劣。我們應該以積極的態度，著眼於文化全球化的正面意義，通過文化全球化傳遞普世價值的正能量，有助於從根子上消弭意識形態上的對立，有助於減少因這些對立所帶來的社會偏激行為。
目前也有一種輿論，將文化全球化視為一種「陷阱」，如果不是為專制統治尋找藉口的話，所謂「陷阱說」就是出於無知或偏見。其實文化全球化非但不會湮沒掉民族文化，反而為民族文化提供了更為廣闊的施展舞臺。愈是地方的才愈是世界的，這句話也只有通過文化全球化才能得以真正實現，否則就是一句自娛自樂的空話。
在文化全球化的進程之中，所有族裔文化之間的關係應該是平等的，這是理解與合作的前提。正是在這種文化上的交往與交合之中，往往會潛移默化地發揮神奇效力，勝過經濟、貿易與軍事的力量，真正達到化幹戈為玉帛的目的。談笑風生羽扇綸巾，往往就能握手言和。
只有那種極端民族主義，以狹隘的心態把本民族文化誇大到極致，煽動仇外情緒，就像「穆斯林國」那樣，一味排斥外來文化的影響，其結果必然導致歷史的倒退。
而對於恐襲，我們需要加強反恐手段，甚至從立法上強化反恐舉措，這是毋庸置疑的。同時我們也切忌重蹈以暴易暴的老路，最終會惡性循環。正是在這樣一種時空中，文化全球化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思路，提供了一種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可能模式。
全球化影響著世界的歷史進程，各民族的文化交流與交合是必然的。只有以開放的精神和態勢，整合異質文化，借鑑外來文化，才能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文化全球化的精髓就在於「和而不同」，表面意思十分淺白，但是要融會貫通，卻需要大學問。
文/蕭元愷 出自溫哥華頭條（ID：lahoobig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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