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拉克我是個演員，用庫德語給《貓和老鼠》配音。」23歲的阿蘭·艾哈默德（Alan Ahmad）站在加來郊區的「叢林」中回憶過去。在家鄉伊拉克，他從事電影電視業，也做過攝影師。「能找到這個地方，我很高興。」
他說的並不是這個泥濘骯髒、充滿艱辛的難民營，而是身後那座巨大的白色現代穹頂，那是「叢林」居民的音樂廳——好運加來（Good Chance Calais）。美國Buzzfeed報導，英國人喬·羅伯遜（Joe Roberson）和喬·墨菲（Joe Murphy）建立了這座音樂廳，舉辦工作坊、讀詩活動和音樂會，更重要的是，為「叢林」內的數千名難民找回一絲尊嚴。
泥濘骯髒的營地中央豎立著一座純白色的穹頂，這似乎有些格格不入。但對於阿蘭而言，好運加來是他的避難所。和加來大多數難民一樣，他長途跋涉逃離了戰火紛飛的家鄉，不想卻來到了這個更加艱辛的地方。當晚，難民們在穹頂內圍成一圈，放聲高唱，此時的音樂廳並不再突兀。
27歲的馬納夫（Manaf）來自敘利亞拉卡，他點燃了一支煙，慢慢地講述著自己被迫留下妻女，獨自逃離敘利亞的過去。問到原因時，他捻了捻長鬚，又摸了摸喉嚨，「不做恐怖分子就得死，像我的哥哥一樣。」
「音樂，音樂是美麗的。」「那你喜歡跳舞嗎？」「喜歡，」說完，他指向旁邊一個胖乎乎的敘利亞難民，「拉米（Rami）才是我們這跳得最棒的。」聽到這話，拉米笑著扭了扭胯。
這所音樂廳的意義早已不僅娛樂而已。「每個人的情緒都很低落，」伯明罕大學的講師蘇林達·戴斯（Surindar Dhesi）說，「他們身上有自殘的痕跡，有兩個人還打算自殺。」音樂廳讓難民們暫時逃離了現實，喬·墨菲說：「在音樂廳，你可以不做自己，你可以換個聲音，你不再是敘利亞人或蘇丹人，你也不再是難民。」
25歲的穆斯塔法·莫泰茲（Mustafa Motez）是一名蘇丹演員，「我熱愛莎士比亞、索福克勒斯和彼得·布魯克。」他從蘇丹逃出，穿越利比亞，花2000英鎊讓蛇頭帶他乘著坐滿了人的小船渡過波濤洶湧的地中海，然後再越過整個歐洲，最終來到了這個寒冷、汙濁、骯髒的「叢林」。「《哈姆雷特》是我的最愛，」他說道。
音樂廳被拆除的前一天，墨菲舉辦了一場音樂會。下午，難民們圍坐一圈，瘋狂地打鼓，其中最棒的當數巴西姆（Bassim）。這位來自巴勒斯坦的26歲青年憑藉激烈的鼓點成為了當場的焦點。
「我的國家已經化為灰燼，能有什麼辦法呢？」巴西姆已經在「叢林」生存了三個多月，他和別人一樣，每晚都試圖去往英國。他們徒步三個小時就能到達英法海底隧道的入口，但那裡的鐵絲網、帶著德國牧羊犬的法國警察和他們手中的胡椒水讓越境幾乎成為不可能。
「每次回到『叢林』我都很失落，為什麼我不能去英國？那麼多人都去了，為什麼我不行？但是在音樂廳，我看到了和我一樣的人們，我聽到了音樂，我就這樣打著鼓，又能笑了出來。」
三天後，這頂白色的穹廬又在「叢林」的另一處建立起來，骨架搭好後，蓋上了白色的帆布。現場幫忙的人群中還有史蒂芬·達爾德裡（Stephen Daldry）的身影，他曾被奧斯卡提名最佳導演獎，曾拍攝過《舞動人生》（Billy Elliot）、《時時刻刻》（The Hours）和《朗讀者》（The Reader）等影片。
「音樂廳能把人們聚在一起講故事，」他說，「人們很少聽到他們的故事，這些了不起的人類故事。難民危機不應只寫在新聞裡，我們要講述這些人的親身經歷。」
圓頂蓋好了，土地也推平了，人們重新把燈掛起，把吉他放在舞臺上。好運加來的創辦者喬·羅伯遜說，「這就是你們的瑪拉，這就是你們的劇院，我們會陪你們度過這個冬天。這是個安全的地方，是個溫暖的地方，我們要讓這裡充滿音樂、戲劇、詩歌和舞蹈。」
阿蘭靜靜地站在角落，抬頭望望著白色的穹頂。記者問他是否還會像別人一樣，每晚都試圖去往倫敦，他回答說，「不，我不再想去倫敦了。我想待在這個音樂廳裡，這裡有我的夢。」（歐洲時報/木槿 編譯）
編輯：何無月，小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