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潘文捷編輯 | 黃月1
近日播出的歷史劇《大秦賦》因為劇情歪曲事實，且有為秦始皇「洗地」之嫌疑而遭到質疑。劇中一些歪曲事實的說法令觀眾頗感困惑，例如掃六合之前李斯和嬴政在糧倉前有這樣一段對話——李斯稱糧倉太滿了，如果再不統一天下，穀子就要爛了。嬴政回應道：「六國之民，多有不能溫飽，解天下庶民於倒懸，時不我待！」劇中處處顯示秦始皇是為了天下百姓而滅六國，甚至出現了百姓讚美秦始皇統治的劇情。
《大秦賦》劇照
實際上，這類美化秦始皇的影視作品並不鮮見。在2002年上映的張藝謀電影《英雄》裡，秦始皇的殘暴也都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天下」。此類讚美強權的做法在很多觀眾那裡難以得到認同。
焚書坑儒是為了「天下」嗎？《秦漢文明：歷史、藝術與物質文化》作者孫志新認為，統一的國家要有統一的思想綱領，限制人們獲得經典文獻的其他版本和注釋，是為了掌握政治話語權。修築長城是為了「天下」嗎？卡夫卡和博爾赫斯對此有著不同的解讀，但他們都認為，為了人民修建長城，只是一套說辭，它最終是為了皇帝和背後的帝國而存在的。
為了百姓還是為了皇帝
1917年，卡夫卡寫作了《萬裡長城建造時》，講述了萬裡長城這個工程，他先是提出「眾所周知，長城之建造意在防禦北方民族」，與《大秦賦》電視劇中宣揚的秦始皇初衷是為保護人民如出一轍。接著，他又通過人物之口，緩緩道出：「之所以要修築一道長城，是為了保護皇帝，因為皇宮前常聚集著一幫不信神的民眾——內中也包括魔鬼——他們向皇帝放黑箭。」所以實際上，卡夫卡相信，為了人民而修建萬裡長城只是一套說辭，它歸根結底是為了保護帝國和皇權而存在。
卡夫卡《萬裡長城建造時》
《萬裡長城建造時》對博爾赫斯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寫作《長城和書》的過程中，他也對秦始皇修築長城和焚書坑儒展開了思索。在博爾赫斯眼裡，修築長城是為了抗拒空間，焚書坑儒是為了抗拒時間，兩者結合起來，秦始皇是試圖從時間和空間兩個方面鞏固自身的權力。「始皇帝築城把帝國圍起來，也許是因為他知道這個帝國不是持久的……空間範疇的長城和時間範疇的焚書是旨在阻擋死亡的有魔力的屏障」。不論是卡夫卡還是博爾赫斯，他們都寫出了一個想要把遼闊帝國封閉起來的秦始皇，也是一個以長城為象徵的中華專制帝國。
這種觀點長期以來被中國人接受了，但也有看法認為，這是一種東方主義視角。例如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侯旭東就指出，現在，人們不僅用「專制」來描述秦始皇、漢武帝、明太祖等皇帝，也用這個詞來概括秦代以來的兩千多年帝制時代的中國政體，但是這個詞本身來源於西方人對東方的偏見。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西方人想像中的中國形象是積極的，認為中國的皇帝非常人道，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第一個把中國劃入了「專制政體」，他說：「中國是一個專制的國家，它的原則是恐怖。」在卡夫卡和博爾赫斯的想像中，中國就是這樣一個靜態封閉因此停滯不前的專制帝國。
侯旭東認為，中國知識分子接受「專制」說是「自我東方化」，這是一種結論先行、以論代史的做法，也是一種自我矮化，並提議我們不妨用馬克斯·韋伯所說的「家產官僚制」來取代「專制國家」的說法。侯旭東說，這是在皇帝以天下為一家的前提之下，利用官僚進行統治的制度，一方面有發達的官僚制，另一方面皇帝可以超越官僚制和律令，是因為這是他的家事。他還舉例說明，很多時候皇帝也會在鬥爭中失敗，例如在皇帝和官吏圍繞律令進行相互博弈，皇帝的職權是可能被臣下預支的。不過無論如何，皇帝在形式上是凌駕於官僚制之上的。
因此無論如何反對東方主義，有一件事不能否認，那就是秦代建立的制度是十分個人化的。藝術史家巫鴻在《藝術史中的秦始皇》一文中提到，今人在閱讀秦代文獻和銘文的時候，可以「非常直觀地感受到字裡行間仿佛總有一個人在發號施令」。這個人，就是秦始皇。他建立的政權具有強烈的個人色彩。巫鴻舉例說，正如古希臘馬其頓王國由亞歷山大大帝代表，羅馬帝國由凱撒大帝代表，「第三帝國」的代表人物是希特勒，有些時代的歷史書寫就仿佛是某些個人的編年傳記。秦始皇正是這樣一位君主。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在電影《英雄》中，戰國末期，七雄並起，為了對抗秦國的吞併，各地俠客意圖刺殺秦始皇。梁朝偉扮演的殘劍本來可以殺死秦王，但最終卻決定放棄，至於他放棄的原因，則是「天下」二字。
《英雄》海報
戴錦華在演講《大眾文化中的種種幽靈》中談到，關於秦的影視劇，比較著名的有1985年的《秦頌》、1999年的《荊軻刺秦王》和2003年的《英雄》等，她注意到，這些電影有一個一以貫之的主題——影片一開始我們認同的是刺客，到最後我們卻認同了被刺的帝王。戴錦華說，這展現了第五代導演「從造反者到對權力秩序認同的轉移」。
不論流行文化試圖講述什麼，總有一條標準可以讓我們衡量其中的水分——我願意生活在秦始皇的時代嗎？對這個問題的解答，就是我們內心的真實判斷。當然，如果說我們心中的定論是秦始皇作為一位暴君，不該獲得美化和謳歌，那麼對於中國歷史上數量繁多的其他皇帝，我們又該怎樣認識呢？
如歷史學家姚大力所說，近現代中國版圖是由兩種帝國模式共同參與的國家建構過程所型塑的，一是秦-漢-隋-唐-宋-明等帝國為典型的漢族帝國模式，一是非漢族的少數族群所統治的內亞邊疆帝國。但我們可以發現，在今天流行文化的改編裡，不論是對秦漢帝王，還是對元清徵服者，觀眾都秉持著類似的對於權力邏輯的體認。戴錦華看到，在電視劇《雍正王朝》劇作中，導演就曾透露：「這部戲我沒想說別的，只想說一件事，當家難吶！」作為一個普通觀眾，居然需要如此體諒統治者的「當家」心情。《大秦賦》也類似，它讓秦始皇進行自我剖析，向觀眾告白內心想法，就是想要觀眾與之共情。而劇作者歪曲史實、虛構出的脈脈溫情，都旨在讓觀眾認可這是一位好皇帝，甚至在觀劇過程中不知不覺體諒共情其所作所為。
《雍正王朝》海報
然而，不論是秦漢開創的外儒內法的專制君主官僚制體系，還是元代開創的內亞邊疆帝國的國家建構模式，有一個事實是不變的。正如歷史學者羅新在接受界面文化採訪時指出的那樣——傳統帝國都是一樣的建構模式，就是包含一切、無所不包，它包括任何文化因素，並不在乎對方是什麼語言、什麼族群、什麼文化，只要在政治上忠誠就行。
「元朝和漢朝只是統治集團不一樣，沒有什麼特別不同的。統治集團是西邊的秦始皇還是東邊的劉邦確實會有細節上的不同，有的時候經濟好，有的經濟不好，有的統治方式溫柔，有的暴烈，可是什麼是一樣的呢——統治者目標都是你服從他的統治，不擾亂他的秩序。統治都是一樣的，老百姓倒黴都是一樣的。」
文化產品背後的政治與經濟訴求
回到電影《英雄》。這部關於秦王的電影向前可以承接到張藝謀的另一部電影《古今大戰秦俑情》（1989）。《古今大戰秦俑情》是香港作家李碧華寫下的跨越古今三代的愛情故事，由香港和內地共同製片；《英雄》的卡司有章子怡、李連杰，也有張曼玉、梁朝偉。影視作品將大一統敘事巧妙而穩妥地挪用到了內地和香港的聯結上。
當然，這也不僅僅關於政治，和資本運作也密切相關。《別了，香港電影》作者江宇琦稱，當香港回歸的日期日漸臨近，很多金主選擇離開香港並且帶走了大量資金，周邊的中國臺灣、韓國等地為了擺脫對香港電影的依賴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政策，加上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港片開始尋求合拍，但彼時韓國和日本的電影行業都開始逐漸發展起來，香港電影只能夠把目光投向了中國大陸。
在這種困境中，張藝謀《英雄》為首的合拍片斬獲佳績，為很多香港電影人帶去了信心。《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稱CEPA）出臺後，在政策支持下，中國大陸電影爆發期到來，越來越多的香港電影人選擇進入內地電影行業。江宇琦引用了謝霆鋒的話，來解釋這樣一輪變化對香港電影來說意味著什麼——「北上代表了更豐富的可能性。」就這樣，一部講述大一統故事的《英雄》，把政治上的統一和經濟上的雙贏結合了起來。
秦始皇毫無疑問是一位暴君，歷史學者辛德勇甚至直接在他的著作《生死秦始皇》裡將其稱為「牲口」。但這依然不妨礙後人將這段歷史挪作他用，甚至到了為了挪作他用而歪曲篡改的地步。如果我們對歷史的解釋總是不可避免地會被現實政治影響，那麼我們或許也可以在其中選取更符合自身需求的部分。例如，《秦漢文明：歷史、藝術與物質文化》一書提到，維也納大學的倪克魯認為，古希臘的人體藝術激發了秦俑的產生，而這不僅僅是學術推測，可能性是確實存在的。歷史學家邢義田也認為，這一時期的很多古代器飾受到域外風格的影響，甚至遠至黑海地區。這些都揭示出了秦漢時代較少為人所知的國際情懷。或許在今天，我們也可以更多地發揮這樣的國際情懷，去看待中國古代君主在世界歷史中的位置，在文明的交流中去理解和豐富自身。
《秦漢文明：歷史、藝術與物質文化》孫志新 主編 劉鳴、徐暢 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20-12
參考資料：
侯旭東《中國古代專制主義說的知識考古》https://new.qq.com/omn/20210106/20210106A01HZI00.html
謝建文 《卡夫卡與弗裡施筆下的中國長城》中國比較文學2001年第3期
戴錦華華師大演講：大眾文化中的種種幽靈https://www.sohu.com/a/127227281_26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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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暴秦洗地，《大秦賦》可以說用心良苦
https://mp.weixin.qq.com/s/VVOjtNqCEhLfdYtIsnCW1Q
《別了，香港電影》江宇琦
《秦漢文明：歷史、藝術與物質文化》孫志新主編 劉鳴、徐暢 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20-12
《新雅中國史八講》甘陽、侯旭東 主編 / 孫慶偉、侯旭東、閻步克、張國剛、鄧小南、姚大力、劉志偉、楊念群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1-1
《第一堂課》 巫鴻 湖南美術出版社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