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日本詞學史是詞學研究海外傳播的重要組成部分。日本的平安時代、江戶時代和明治大正時代是日本詞學的興盛期，明治大正時代大致相當於中國的近代，此際中日的文學交流非常活躍，詞學也出現了繁榮的局面，產生了「明治三大家」等許多詞人，非常值得中國詞學界關注。這三篇論文或通過詞作比較探索日本對蘇軾詞的接受，或從文學史角度分析日本學者的詞學觀念，或從日本詞人生平事跡中揭示日本詞學傳承的脈絡和中日詞學的交流。日本詞學正在成為新的學術熱點，有待兩國學者繼續深入發掘。（王曉驪）
作者：王睿（系河南農業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日本的古人是如何理解和接受詞學，並將其移植到日本的？這是日本詞學家神田喜一郎（1897—1984）在《日本填詞史話》中提出的問題，也是中日詞學交流的核心問題。日本的詞人從平安時代，到近代的明治大正時代，不過寥寥一百多人，與日本的漢詩、漢文作家的數量完全不能相比；而即便是熟悉中國文字的日本漢學家，對於詞作的情感，大多也難以理解。只有少數真正投入且沉醉於這種輕柔婉約文體中的人，在大量的填詞練習中，不斷熟悉詞的音律格調，才能真正體味到詞的妙處。近現代的日本詞學家水原琴窗與渭江父子就是這樣的詞人，具有家學傳承，又諳熟中國音律，才能以畢生之力填詞和研究詞，肩負起接續傳統、聯結中日文化的重任。
水原琴窗、渭江父子出身漢學世家，二十五代均研究漢學。水原琴窗（1892—1977）原名子瑞，原籍兵庫縣，為紅蓼吟社主筆，寶林寺十四世住持。他是近代日本著名詞人，對中國音樂和詩學也有研究。有《換巢鸞鳳》《日本雅樂傳來考》《琴窗詞稿》《琴窗詞稿二集》《菩薩蠻一百首》《鳳凰臺上憶吹簫》等。其子水原渭江既是詩詞作家，也是著名學者，別名水原蓬心，1930年生，師從鈴木虎雄，畢業於京都大學中國哲學史專業，後在香港大學就讀中國文學博士，曾任職於香港大學、龍谷大學、大谷女子大學等，主要從事敦煌學與詞學研究。其著作除其整理的森川竹磎《夢餘稿詞集》和藤本煙津《煙津詞》外，還有《詞樂研究》《敦煌舞譜的解讀研究》《南唐李後主詞研究》《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日本文藝的研究》《中國音樂關係著述論文目錄》《水原渭江學術精華》等多種，又有《水原渭江詞集》。水原父子二人專精詩詞與音樂，創作成果之豐，於日本近現代詞人中亦數佼佼者。水原渭江尤精敦煌舞譜與音樂。他自幼接觸唐樂，後被送到日本「宮內廳樂部」接受嚴格的雅樂教育達十年之久，工吹篳篥與獨笛。父兄也是樂舞專家。家學的陶冶使他通樂律、習樂器，築牢了實踐的堅實基礎。他又得到日本著名音樂理論家林謙三教授和神田喜一郎的親自指導，嗣後轉益饒宗頤、羅忼烈等學習詩詞與文學，在美術、繪畫、篆刻、書法方面均有造詣，形成了敦煌樂舞研究的先天優勢。他積極吸收任二北、饒宗頤、王昆吾等中國學者的意見，形成了自己獨到的學術見解。
水原琴窗與日本近代多位詞人都有密切關係，尤以其師森川竹磎為最。森川竹磎（1869—1918）名鍵藏，字雲卿，號鬢絲禪侶，是日本近代填詞史上的重要人物，與森槐南、高野竹隱並稱「日本詞學三大家」。他不僅是「光耀日本填詞史的唯一專家」（神田喜一郎語），而且是影響近代日本詞學發展的重要人物。竹磎通過在雜誌上發表詞話的方式，系統地對日本讀者進行詞學啟蒙，使詞學在日本深入人心。琴窗在《菩薩蠻》詞中說「吟聯每侍填詞席」「白髮及門生」，《鳳凰臺上憶吹簫》也說「及門弟子，涕淚交頤」（均見《日本文藝的研究》），可知琴窗對老師的感情十分深摯。在竹磎去世後他成立遺稿刊行會，請久保天隨圈點森川的《聽秋仙館詞稿》並刊印發行。水原父子與神田喜一郎的交往也非常密切。琴窗《高陽臺》詞寫道：「海西既有傳佳話，隔千裡竟獲知音。」小序云：「南京《同聲志》有『槐竹角逐記事』，李圭海所筆。譜寄神田鬯盦。」（《琴窗詞稿》二集）海西指中國。鬯盦是神田喜一郎的號，琴窗與其為友，故寄詞告知日本詞壇填詞酬唱的盛況已經引起了中國詞學界的關注。他在《菩薩蠻》中亦云「萬裡傳佳話」「遺芳五十年」，顯現出對森川詞學得到中國詞壇認可的喜悅。水原渭江還有書評《神田喜一郎著〈日本的中國文學——日本填詞史話〉》，介紹了神田氏的詞學成就。琴窗還與鈴木虎雄（1878—1963）有詩詞酬唱。其詞《念奴嬌》（滿城秋麗）小序雲鈴木虎雄和詩云「詞界肩隨『二竹』豪」（《琴窗詞稿》二集），稱讚琴窗的詞學幾可比肩森川竹磎和高樹竹隱。其他交遊的漢學家還有詩人巖溪裳川、橋川醉軒，音樂家多重雄樂長等。
水原父子曾數次訪問中國，與多位中國學者進行過學術交流和詩詞唱和。其中知名學者有饒宗頤、唐圭璋、曾克耑、金啟華、羅忼烈等。饒宗頤（1917—2018）先生號選堂，是享譽海內外的學界泰鬥，對敦煌學和音樂文學很有建樹。1964年秋，饒宗頤赴京都時與水原父子相識。饒先生擅古琴，精樂論，水原渭江對其非常傾慕，琴窗也精通音樂，工於填詞，於是邀請饒先生至其書舍「燃林房」剪燭談詞，出其詞集請其潤飾。饒先生的《冰炭集》有《燃林房與水原琴窗論詞》即言此事。琴窗詞集出版時特意將選堂指點更改之處刊印出來，足見欽佩之意。水原渭江曾送饒先生到皇居宮內廳欣賞日本雅樂，饒先生興之所至，即譜《蘭陵王》詞以贈。水原渭江在香港大學就讀期間，又隨饒宗頤教授專門研究唐宋文學，奠定了其學術研究和創作基礎。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水原父子與港臺文壇學界交往甚密。《琴窗詞稿二集》中匯集了水原琴窗與港臺詞人的唱和作品，專列為「海外唱和」一卷。如香港大學羅忼烈教授，有詞《菩薩蠻》：「鬢絲禪侶嗟天墮，琴窗窗老傳薪火。」集中收錄與何敬群、方寬烈、曾克耑、潘重規等多位詞人的酬贈之作。水原渭江也在《香港三遊記》中回顧了與香港文壇交往的經歷：1971年，他在香港大學文學院開展研究時向多位當地學者求教詞學，得到了非常熱情的反饋。他與黃文山、潘重規、羅香林、甄陶、羅忼烈、周億孚等多位教授數次往還，與甄陶教授談論中日詩壇的動態（《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這些交流不僅增進了兩國文壇和學界的互相了解，也豐富了彼此的創作。
改革開放後，水原渭江與著名詞學家、《全宋詞》的編者唐圭璋先生有深入的交流。1981年他通過香港學者羅忼烈向唐老介紹自己，並贈寄《琴樂淺說》《中國古代音樂思想研究》《中國音樂關係著述論文目錄》等書；1982年他曾與唐老通信，並寄照片一枚，寄贈《近代日本叢林之詩人之作品》；1985年，水原渭江拜會唐先生呈示新作《敦煌寫本南鄉子舞譜之解讀》。唐先生熱情幫助聯繫發表，還欣然為《琴窗詞稿》題寫了一首《菩薩蠻》，詞云：「芙蓉清水調。瀟灑東坡老。文化好交流。飛行不泛舟。」（《夢桐詞》）既有對詞作的讚譽，也有對改革開放後中日開展詞學交流活動的喜悅和期盼。唐先生在編輯《詞學》時在《編輯後記》中又一次提到了渭江在詞學方面的貢獻：「今承惠寄其《敦煌寫本南鄉子舞譜之解讀》的漢譯本，亟為發表。我國學術界研究敦煌學者，為數無多，而研究敦煌舞譜者，猶寥若晨星。此文發表，希望能推動一下敦煌詞學。」（《詞學》第7輯）唐先生去世後，水原渭江特撰文《敬輓老師唐圭璋教授》以示紀念。金啟華教授（1919—2011）也曾與水原父子有過交流。琴窗曾寄贈《浣溪沙》，金啟華和作云：「仙島風情入素描。宛如十五國歌謠。書來不覺路迢迢。晚鳥遲花高境界。新詞美句自嬈嬌。才同司馬不題橋。」（《中國詞史論綱》附錄《匡廬詞》）將其詞與《國風》相提並論，頗稱其境界之高，詞句之美。1987年金先生又在《賀新郎》詞中與《琴窗詞》唱和，敘述改革開放後神州氣象煥然一新的局面。其他與水原父子交往的國內學者還有董錫玖、王儼思、唐君毅、吳天任、餘少帆、施議對，新加坡的黃勗文教授等。
綜觀水原父子的詞學，其目的一是傳承日本綿延不息的填詞傳統，且將日本的詞學發展出新的特色。二人廣泛搜集和研究日本近代詞人詞作，自己也進行創作實踐，在中日都產生了巨大影響。二是促進中日詞學的交流。他們數次訪問中國，與眾多詞學家書信往還，唱酬切磋，加強了詞學界的聯繫（《日本文藝的研究》）。他們的詞學也將繼續影響東瀛詞學的存續流傳。《琴窗詞》代表了日本20世紀中後期詞作的高度，足以和同期的中國詞人相頡頏。雖然日本詞學在戰後曾一度式微，但近年來隨著中國影響力的增強和兩國交流的深入，日本的詞學研究也開始逐漸繁榮。水原父子的詞學研究和創作具有國際性的影響力，對中日詞學的交流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值得中國學者學習和研究。
《光明日報》（ 2020年06月01日 13版）
[ 責編：孔繁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