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8-29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史學理論研究中心在北京召開2020年度工作會議，會議的主題為「如何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史學理論體系」。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院、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首都師範大學、天津師範大學、東北師範大學、華南師範大學、上海財經大學、商務印書館等多家高校和科研單位的30餘位專家學者參加了這次會議。學者們圍繞會議主題做了精彩的報告，並就構建唯物史觀新的解釋體系、歷史理論研究的回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的關係等問題展開了熱烈的研討。
開幕式由中心副主任董欣潔主持，歷史理論研究所所長夏春濤研究員、中心名譽主任於沛研究員、中心主任吳英研究員先後致辭。
夏春濤所長首先對各位學者在周末參會表示歡迎和感謝。他表示，想藉此機會向大家匯報兩方面情況。一是歷史理論所一年多來的建所進展情況，主要歸納為三方面：研究所框架已搭建完成，9個研究室業已組建；《史學理論研究》雜誌完成改刊，獲得學界好評；邊建所邊搞科研，包括承接中央和歷史研究院的交辦課題。二是他自己近來著重思考的三個問題：（一）如何開展新時代歷史理論研究。新時代是一個呼喚歷史理論研究大有作為的時代，時代出題、史家作答，我們要有這種使命感和緊迫感，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二）如何推進歷史理論創新。我們研究古代和國外的史學理論，說到底是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旨在推陳出新。要把握網際網路、人工智慧、大數據所帶來的變化，與時俱進，及時概括提煉，努力推進理論創新。（三）如何統籌、引領全國的歷史理論研究。他希望會議的召開將對各項工作有所推動。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史學理論研究中心榮譽主任於沛研究員首先回顧了史學理論研究中心的建立過程，它是2005年成立的，目的就是加強史學理論研究，得到了當時院領導的大力支持。至今已經15年，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史學理論體系仍然是史學理論研究中心應當著力的重點。我們所處的時代經歷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和世界都在發生深刻的變革，無論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還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都需要歷史學的支持。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史學理論體系在中國歷史學和現實社會發展中都將發揮重大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所、史學理論研究中心主任吳英研究員首先代表史學理論研究中心向所有參會學者表示感謝。接著他指出，史學理論研究中心每年都會召開年度工作會議，就當年史學界最熱點的論題展開研討，今年的熱點論題無疑是三大體系建設，而三大體系建設的重中之重是史學理論體系的建設，所以今年我們選定的議題就是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史學理論體系。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史學理論體系所應遵從的原則和汲取的資源包括堅持唯物史觀的指導地位、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史學的優良傳統和借鑑西方史學的積極成果。但在這三個方面我們研究還都存在較大差距，這是史學理論工作者今後一個時期應當著重發力的方向。
在學術報告環節，龐卓恆教授（天津師範大學）以「新文科建設精神建設以唯物史觀為中心的歷史學理論學科」為題指出，必須以新文科建設為抓手，建構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並運用新的唯物史觀解釋體系來指導對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研究。
陳其泰教授（北京師範大學）以「恢宏的中國歷史激發我們理論創造的熱情」為題列舉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自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成就，指出新時代中國史學理論體系的構建，需要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並同中國重大歷史和現實問題緊密結合，使中國史學逐步走向世界。
於沛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以「構建有中國特色的史學理論體系：基於唯物史觀與中國傳統史學的思考」為題指出，建構中國的史學理論體系必須堅持論從史出的原則，從中國歷史實踐出發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貫穿於馬克思中國化的過程中。他同時強調建構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體系應該借鑑中國傳統史學的積極成果。
張越教授（北京師範大學）以「建立中國特色史學理論需要有創新意識——從林甘泉先生史學理論研究說起」為題指出，建立中國的史學理論體系，除了方向明確、回顧以往和借鑑他人外，根本還是在於中國史學自己的創新研究。林甘泉先生曾提出過歷史認識的三個層次之說：第一個層次是事實判斷，第二個層次是認識判斷，第三個層次是價值判斷，這是當代中國史家對歷史認識的創新見解，值得高度重視。
左玉河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所）以「歷史解釋學：為何與何為」為題，從闡釋學的角度闡述了歷史學進行解釋的緣由和必然。當前史學理論體系的建構就是以何種話語解釋歷史的問題，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史學理論體系離不開歷史解釋學的發展，但一定要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開展歷史闡釋。
包茂紅教授（北京大學）以「從海洋史研究到海洋環境史研究」為題指出，隨著海洋史研究的發展，歷史研究的時空範圍和主題都得到大幅度拓展。海洋史研究的內部創新衝動與現實需要相結合，促成了海洋環境史研究的興起和發展。雖然是後來者，但太平洋環境史研究有助於豐富和完善基於北大西洋環境史研究形成的模式和方法論，也有助於為編撰廣義的世界或全球海洋環境史奠定基礎。
劉文明教授（首都師範大學）以「中國的全球史研究：回顧與思考」為題指出，中國史學界是在20世紀90年代接觸到了「全球史觀」，但進入21世紀之後才將全球史作為一個研究領域。中國的全球史在最初10年左右主要集中於西學譯介和「全球史觀」討論。但歐美全球史研究的微觀化和實證化趨勢也很快影響到中國。於是最近10年來出現了基於原始資料的全球史研究，並得到國內越來越多學者的認同。但至今中國的全球史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全球史與中國史的結合不夠，尤其是與中國史研究相結合進行理論思考不夠。
董立河教授（北京師範大學）以「西方史學理論與中國特色史學理論體系的構建」為題指出，史學理論對於史學實踐具有不可或缺的指導意義或作用。中國史學理論有一個從自在到自覺的發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西方史學理論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新時期，構建一種令人信服的中國特色的史學理論體系，需要立足於我們的民族史學，堅持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原則，重視和借鑑西方史學理論或歷史哲學的一些合理成分和理念。
姜芃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以「雅典的民主」為題，以民主概念的形成和蘇格拉底之死為切入點，探討了雅典民主的形成、發展和衰敗的過程。
王旭東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以「信息史學視角：歷史信息模態演進催生21世紀新史學」為題指出，信息史學將信息的新認知引入歷史學，開啟了探討歷史和史學理論的新視角。基於新視角闡釋兩個相關性理論模型：其一為「歷史信息模態演化模型」；其二為「歷史學從『前信息社會』向『信息社會/智能社會』變革演進的結構化模型」。前者催生後者，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內在邏輯的必然結果。資訊時代歷史的參與者和「新歷史」書寫及研究的主導者，應該順史（勢）而為，主動擁抱滾滾向前的時代潮流！
張淑一教授（華南師範大學）以「出土文獻研究中的「默證」問題」為題認為，出土文獻研究中存在的「只要不能被證偽的就是真的」邏輯，是一種與疑古派反方向的「默證」，表現為非邏輯論證隨意對應、結論先行捕風捉影、以混沌臆測替代具體分析、用局部經驗包卷整體等方法錯誤，並造成以訛傳訛、以假亂真無謂爭論等次生危害。史學研究應回歸「求真」的本質。
張旭鵬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以「歷史理論的回歸：對當前西方史學中一種理論動向的反思」為題指出，進入21世紀來，對歷史理論的探討正在西方史學界悄然回歸。他以大衛•克裡斯蒂安、大衛•阿米蒂奇、佐爾坦•西蒙、迪佩什•查克拉巴蒂等學者為例，指出當前西方歷史學家開始重新考量人類歷史整體發展的態勢，並重新評估人類歷史統一性背後的動力與機制問題。其原因主要有兩點:第一，西方社會發展到今天，面臨著諸多難以解決的全球性問題。其次，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出現了問題，它並沒有帶來一個更加公平的世界，反而加劇了全球的不平等，造成了更多本可避免的動蕩與不安。因此，人們需要一個新的宏大敘事，藉此重建歷史的整體性，並獲得一個值得期待的未來。
楊祥銀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以「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的全球之旅：一種方法論的思考」為題，通過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Dr. Williams』 Pink Pills for Pale People，直譯：威廉士醫生蒼白人粉色藥丸）全球之旅的分析，試圖從研究對象、研究視角、研究方法與研究資料等角度對當前相關史學研究的可能性維度與存在的問題提出思考，核心內容涉及全球史與比較史研究的能與不能。
董欣潔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以「新時代史學理論研究的話語」為題指出，歷史發展兼有統一性和多樣性，但首要特徵是實踐性。歷史理論研究應當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運用生產和交往兩個核心概念，分析社會形態演化的特點和內容，分析世界基本結構和形態的變化；闡明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的辯證統一性，闡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不僅是中國歷史連續性的規律性體現，而且也是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具體表現並豐富了人類文明的發展模式。
孫嶽教授（首都師範大學）以「大歷史的反思與進路」為題，對大歷史的研究理路進行了反思，並對大歷史的發展前景進行了瞻望，主張科學家與史家的聯合實現不同文明間對話。為此，需要大歷史學者保持開放的心態，能夠吸納不同文明學者的方法和觀點。
高希中副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以「新時代需要什麼樣的歷史理論」為題提出新時代歷史理論建設需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基於中國歷史和社會現實，進一步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加強馬克思主義對中國歷史及現實問題的闡釋力。第二，重塑和彰顯歷史研究的「中國主體性」，在解讀中國和世界歷史問題時，擺脫西方思想的束縛，並取得創新性認識。第三，重建學術與現實的關聯，重塑和弘揚歷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人文情懷。第四，加強對中國歷史文化根脈的研究。
嶽秀坤副教授（首都師範大學）以「實證主義、歷史主義與建構主義：歷史認識的三種路」為題指出，全球史的書寫，可以區分為狹義的與廣義的兩種形態。狹義的全球史，是時間空間上覆蓋人類社會發展全過程的一種敘事，其邏輯核心是「宏大敘事」。廣義的全球史，是基於人類社會的普遍聯繫這一認識，著眼於聯繫和比較，為歷史研究重新定向。從史學史的角度來看，「全球轉向」是19世紀後期以來四種主要的歷史研究取徑之一：蘭克式，年鑑式，文化史，全球史。我們今天的歷史學是以上四種史學取徑疊加的結果。
廉敏副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以「比較的視野中認識中外史學理論」為題指出，對史學理論展開比較研究，並不是一個新鮮的提法。但是，隨著時代的前行，史學理論面臨的外部環境與內在發展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內外訴求迫切需要史學理論具有比較的視野。過去，我們對史學理論的比較研究，尤其是中外史學理論的比較研究，不僅成果不多，而且認識也無法適應史學理論新的進展。我們需要集中力量對中外史學理論展開系統深入的比較研究及異同論證，進一步明確中外史學理論各自的優點與缺點，理性地對待中外史學理論，為歷史科學「三個體系」的構建提供合理的意見與建議。
韓炯博士（上海財經大學）以「歷史學研究不能迴避規律」為題指出，在人類思想史上，正是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歷史學才從只能描述經驗事實的知識體系上升為能夠揭示出研究對象發展演變因果規律的科學體系，從反映「知其然」的潛科學上升為「知其所以然」的歷史科學。唯物史觀創立過程中發起的歷史本體論革命，及其所揭示的人類歷史發展規律，今天依然給我們以理論啟示。
謝進東博士（東北師範大學）以「科學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張力在現代中國史學上的印跡」為題指出，作為兩種主要社會思潮，科學主義與民族主義滲透到了現代中國史學領域。科學主義史學，強調歷史研究的客觀性，重視實證和求真。民族主義史學，注重通過歷史來建構或認同民族國家，帶有明顯的情感色彩和很強的主觀性。科學主義史學與民族主義史學之間的張力，不僅反映在一些現代中國史家的個人著述中，也體現在不同史家之間的學術批評中。
潘永強博士（商務印書館）以「以賽亞•伯林觀念史的哲學之根」為題指出，以賽亞•伯林的學術之路始於哲學，他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獨特的哲學觀，並在他的整個學術生命中一以貫之。無論在他後來的政治哲學還是觀念史研究中我們都能清晰看到它的影響。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伯林的哲學觀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伯林一生的智識品質。以往我們對伯林思想的哲學根源關注較少，這對我們深入理解和把握伯林思想的特質來說無疑是一大缺憾。他試圖通過梳理伯林哲學觀的思想根源及其主旨大意以期部分彌補這一缺憾。
吳英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以「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史學理論體系應當解決的四個問題」為題指出：首先要建構適應21世紀需要的、並具有深刻說服力唯物史觀解釋體系；其次，在運用唯物史觀於中國歷史研究時，一方面要避免以中國歷史的特殊性否定唯物史觀指導作用的傾向，另一方面要避免用唯物史觀來裁剪中國歷史事實的傾向；再次，應當釐清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的關係，使史學史研究為史學理論的發展服務；最後，應當釐清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的關係，使歷史理論研究受到更廣泛的重視。
會議閉幕式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副所長左玉河研究員做總結髮言。左玉河研究員指出，本次研討會聚集於「如何建構中國特色的史學理論體系」問題，學者們都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並進行了思想交鋒，為推動史學理論體系建構積極建言獻策，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接著，他總結了構建中國特色史學理論體系的三大資源：對唯物史觀做正本清源式的研究、對中國傳統史學優秀成果和西方優秀的史學成果吸收借鑑。最後，他表示，這次以「如何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史學理論體系」為題的研討會是推進新時代史學理論發展和創新的一次成功嘗試！
本次工作會議是在歷史學三大體系建設加速推進的背景下召開的，相信會對確定中國特色史學理論體系建設的發展方向和著力點有所助益。（吳英、宋成、楊琦帆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