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以來，西方史學呈現出「轉向」（turn）與「回歸」（return）層出迭見的現象。一方面，各種「轉向」交替顯現，如對當前史學影響甚巨的全球轉向、空間轉向和記憶轉向，以及近年來方興未艾的情感轉向、數字轉向、動物轉向等。另一方面，各種「回歸」也接踵而至，如長時段的回歸、普遍史的回歸、觀念史的回歸、革命史的回歸、政治史的回歸等，不一而足。如果說「轉向」意味著趨新或變化，那麼「回歸」則是對舊有史學現象和方法的重新審視和再次利用。在眾多的「回歸」中，歷史理論的回歸是一個頗為值得關注的現象。
歷史理論興起與衰退
歷史理論一般又稱作歷史本體論或思辨的歷史哲學，主要探討歷史的規律、動力、價值、主體、目的等問題。在西方，歷史理論的脈絡悠長。古希臘羅馬的崇古信古說、基督教的末世論、中世紀的普遍歷史觀念、啟蒙運動時期的歷史進步主義，都可以看作是歷史理論的表現形式。19世紀，歷史理論隨著黑格爾歷史哲學的興起達到鼎盛，成為一種主導性的認知和理解歷史進程的宏大體系。不過，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是以狹義的普魯士和廣義的歐洲為制高點的，人類的歷史在這一體系中被理解為由低級到高級的線性演進，歐洲理所當然地位居人類歷史進化的頂點。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因而帶有濃鬱的歐洲中心主義色彩。
進入20世紀，歷史理論在斯賓格勒和湯因比那裡得到發展。兩人挑戰了黑格爾的歐洲中心主義，不再將歐洲視為人類歷史的主敘事和終點。在斯賓格勒看來，不論是西方的歷史還是其他地區的歷史，都孕育在各自獨有的文化和文明中，也都會歷經起源、生長、成熟和衰敗的周期性過程。因此，西方並無凌駕於其他文明之上的特權，「西方的沒落」同樣體現著歷史的必然性。與斯賓格勒類似，湯因比也是從文明的角度考察人類歷史。湯因比強調，每一種文明都是平行和等價的，並無高下之別和優劣之分，人類歷史的發展將遵循多線而非單線的邏輯。斯賓格勒和湯因比試圖拆解源自黑格爾的那種「大寫歷史」（History），以一種對歷史的多元理解去應對西方所面臨的時代危機和文明危機。
令人詫異的是，歷史理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旋即衰落，遭到了哲學家和歷史學家的共同冷落。學者們對普遍而宏大的歷史問題興趣不再，對何謂歷史的探究逐漸從本體論轉向了認識論，從歷史本身轉向了歷史學。究其原因，既有時代的因素，又是歷史研究本身的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方經歷了一個長期穩定和繁榮的發展階段，社會矛盾和危機的緩和讓人們暫時擱置了歷史的走向和未來等終極問題，轉而去關注與當下密切相關的文化和政治問題。對一些思想家而言，19世紀以降的那種科學與理性的歷史愈發成為一頭壓抑個性和多樣性的總體性「巨獸」，其鮮明的目的論也似乎讓人類無法擺脫被命定的歸宿。為此，他們反對宏大敘事和決定論，倡導後現代主義的解構之道，歷史發展的整體性規劃被進一步摒棄。同樣，對歷史學家而言，一元單線的歷史有著明確的終點和不可逆轉的目標，身處其中的個體除了期待之外並無能動性可言，這不啻一種卡爾·洛維特（Karl Lwith）所謂的「世俗化的末世論」（secularized eschatology）。因此，歷史學家亟須打破這種強硬的統合了各種歷史的「集合單數」（collective singular）歷史，去展現鮮活的、多樣化的，以及包含了個體經驗的歷史。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關注底層和提倡「自下而上」的社會史和文化史興起，一度成為史學研究的主流。總的說來，除了福山在20世紀80年代末拋出「歷史終結論」外，歷史理論再無更大的影響。
歷史理論探討悄然回歸
然而，最近十年來，歷史學家重新對思辨的歷史哲學表現出強烈興趣，對歷史理論的探討正在西方史學界悄然回歸。2010年，英國歷史學家大衛·克裡斯蒂安（David Christian）發表《普遍史的回歸》（The Return of Universal History）一文，宣稱古舊的普遍史將在未來50年再度流行，而回歸的形式則是他所宣揚的大歷史（big history）。早在2004年，克裡斯蒂安就出版了大歷史的奠基之作《時間地圖：大歷史導論》（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系統提出了大歷史的理念與目標。2017年，他的新著《起源：萬物大歷史》（Origin Story: A Big History of Everything）問世，從創世神話的角度再次詮釋了大歷史的當代價值。就其本質而言，大歷史表現為一種重構宏大敘事的努力，它既是對當今人類所面臨的種種危機和不確定性的回應，也是對人類歷史未來走向和命運的思考，體現了其對歷史理論問題的獨有興趣和深入思考。
似乎是與克裡斯蒂安形成呼應，2012年，哈佛大學思想史教授大衛·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發表《何謂大觀念？思想史與長時段》（What’s the Big Idea?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Longue Durée）一文，強調從長時段去研究人類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大現象，進而重建歷史與整體性的必然關係。兩年後，他與喬·古爾迪（Jo Guldi）合作撰寫了《歷史學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一書，再次重申長時段的回歸，號召歷史學家不要沉迷於細微瑣碎的史學考辨，而應將眼光投向氣候變遷、國際治理、社會不平等這樣的時代重大問題，並藉助宏大敘事重塑歷史學鑑古知今、放眼未來的傳統。顯然，在阿米蒂奇那裡，歷史學的意義和價值不僅涉及更具學科特點的史學理論問題，而且關乎更具現實性的歷史理論問題。
同樣值得關注的是，「庶民研究」學派的開拓者、後殖民史學的代表人物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在2019年出版了新作《文明的危機：對全球史與星球史的探索》（The Crises of Civilization: Exploring Global and Planetary Histories）。他對文明危機的考察，與思辨的歷史哲學對文明這一主題的偏好一脈相承。不過，與斯賓格勒和湯因比不同的是，查克拉巴蒂所探究的「文明」不是某一具體的文明，而是超越了國家與民族，甚至超越了人類的從星球意義上而言的文明。他指出，作為地球上的居民，人類所面臨的危機一方面來自資本主義或全球化，另一方面則來自氣候的惡化。這一雙重危機對人類及其賴以生存的地球都構成了巨大挑戰，而應對危機的方法就是建構一種全新的、可持續發展的歷史觀。這種歷史觀在空間上不再以人類的活動軌跡為中心，在時間上則以更加宏闊的「人類世」（Anthropocene）為基點，具有典型的「後人類」特徵。
歷史理論回歸有其根源
歷史理論的興起與社會的危機和轉型有著密切的關係，可以視為人們對這種危機與轉型的自覺反思，以及為了提出因應之道而對未來進行的設想和規劃。西方歷史學家對這種代表了總體性和統一性的歷史理論問題的再次關注，同樣可以在近年來西方社會發展的矛盾和危機中找到答案。
首先，西方社會發展到今天，面臨著諸多難以解決的矛盾和危機，而這些矛盾和危機一旦爆發，往往會帶來全球性的不良後果。比如，令人擔憂的全球氣候變暖問題、過度開發導致的生態和環境惡化問題，等等。上述危機促使西方歷史學家重新反思當前社會發展模式的價值、意義及合理性，歷史理論問題因而受到重視。
其次，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出現了問題，它並沒有帶來一個更加公平的世界，反而加劇了全球的不平等，造成了更多本可避免的動蕩與不安。不僅如此，西方主導的全球化也引發了西方國家內部民粹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的回潮，這對西方引以為豪的政治和文化建制構成了嚴峻挑戰。這一狀況也推動歷史學家去重新考量人類歷史整體發展的態勢，並重新評估人類歷史統一性背後的動力與機制問題。
最後，後現代主義、當下主義和短期主義對歷史學中的宏大敘事進行了持續解構。在這一情景中，人們將難以把握人類歷史發展的大勢，從而加重對未來的不確定感。而確定性的喪失，將進一步加劇當前的社會危機。人們因而需要新的宏大敘事，藉此重建歷史的整體性，並獲得值得期待的未來。以上三種原因的相互作用，導致了歷史理論問題在西方史學界的再次興起。
歷史理論在西方史學界的回歸，具有兩個鮮明特點。其一，思辨的歷史哲學的提出者多為哲學家、思想家和政論家，與此不同的是，歷史理論的思考者和提出者多為實踐中的歷史學家。比如，提倡普遍史回歸的大衛·克裡斯蒂安此前一直研究俄國史和蘇聯史，號召重返長時段的阿米蒂奇在政治思想史領域浸淫多年，考察文明危機的查克拉巴蒂則是南亞史研究的知名學者。這表明，歷史學家不再僅僅滿足於書齋中的學問，而是渴望以行動者的身份參與社會的變革。其二，歷史理論問題與史學理論問題緊密結合，難以分割。此前，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分野相對明顯，前者被認為是哲學研究的對象，後者才屬於歷史學。但是，考慮到歷史學疆界的拓展以及歷史學家參與社會意識的增強，近年來歷史理論問題與史學理論問題愈發糾合在一起。以大歷史為例，它不僅涉及歷史研究的時間尺度、結構框架、敘事視角等歷史編纂問題，而且對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和動力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同樣，對歷史時間的研究除了要考察過去與現在的分離、現代歷史意識的產生等歷史認識論問題，還要分析歷史性的體制（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為一種歷史演進模式）與相應的社會文化制度之間的關係這樣的歷史本體論問題。
總之，從歷史理論在當下所體現出的這兩個特點中可以看出，歷史學家或實踐中的歷史學家在保有其擅長的經驗研究的同時，越來越多地投身於對時代的重大理論問題的探討之中。
歷史理論的回歸雖然是西方史學界的重要動向之一，但它對中國歷史學家也有著積極的借鑑意義。在中國，儘管歷史學家一向輕歷史理論而重史學理論，但對唯物史觀的接受，使得中國歷史學家對歷史理論問題有著天然的熱情和持久的興趣。中國的歷史學家也更有志於將史學的經世致用傳統融入對具有普遍意義的歷史的探求之中，尋找它對國家、社會和人生的意義。今天，世界正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身處時代的激流中，中國的歷史學家不會無動於衷，他們會更加積極地思考和建構統合了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的新的理論形態，在總結歷史經驗、揭示歷史規律、把握歷史趨勢中盡到自己的責任，完成自己的使命。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張旭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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