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朝鮮王朝立國之初，以編年體官修《高麗史》，幾經努力不果。世宗年間改紀傳體，編成139卷本《高麗史》，以塑造朝鮮王朝的正統性。《高麗史》對元東徵日本歷史的書寫，強調高麗的自主性，刻畫高麗對元朝需索的巧妙周旋，細緻記錄高麗所供給的糧草、人工等，凡背叛高麗、投身元朝的高麗人，都被稱作「反人」而被列入《叛逆傳》中，體現宗藩關係下高麗追求自主意識的努力。編寫者在該書《忠烈王世家》與《金方慶傳》中，塑造了兩個類似的元東徵日本歷史的版本，高麗將領被視作左右戰場勝負的關鍵，蒙古統帥的剛愎自用、一意孤行，加上「大風雨」，最終釀成東徵的失敗。對照《元史》，《高麗史》對元東徵日本的書寫極為偏頗。因此，對涉及東亞三國的歷史事件，一定要擺脫「一國史」的局限，而用「東亞史」的視角，方能趨近歷史的真相。
關鍵詞：《高麗史》；元東徵日本；忽必烈；忠烈王；洪茶丘；金方慶；《叛逆傳》；歷史書寫
至元十一年（1274年）和至元十八年（1281年），忽必烈兩次派大軍徵討日本，乃近世東亞史上一件大事，對後世有著深遠影響，而高麗王朝是東徵日本的重要參與者。作為元朝的藩國，高麗王朝被迫為東徵建造戰艦、準備物資，高麗軍隊也隨元軍徵討。檢視朝鮮王朝官修《高麗史》中對這一歷史事件的敘述，既可以獲取考察高麗王朝在這次徵討中地位的重要史料，也可以察知朝鮮王朝對這場戰爭的認識。《高麗史》有關這場戰爭的歷史敘述，散見於《元宗世家》、《忠烈王世家》、《兵志》、《金方慶傳》等相關篇章中。儘管零散，若仔細分析，有助於我們理解這場戰爭，且通過分析戰爭中高麗如何巧妙地與元朝周旋，可以具體而微地解剖元麗宗藩關係的特質。本文從歷史書寫的視角，以《高麗史》為中心，探討朝鮮王朝官方對於這件歷史的認識，並對影響這種歷史書寫的思想和文化根源略作探討，以就教於海內外方家。
一、朝鮮王朝官修《高麗史》的意圖與歷程
1392年，李成桂取代高麗幼主，自立為王。為了儘快樹立王朝的正統性，一方面，李成桂當即以「權知國事」的名義，派韓尚質以「和寧」、「朝鮮」請國號於明朝，積極謀求建立以明朝為宗主國的宗藩關係。明太祖朱元璋以為，「東夷之號，惟朝鮮之稱美，且其來遠矣，可以本其名而祖之」，乃賜其國號為「朝鮮」，李成桂君臣欣然接受。同時，立國之初，李成桂就把編修高麗王朝史作為要務，試圖從本國歷史中尋找新朝的合法性。誠如有韓國學者指出：「通過對高麗時期的整理，指出高麗王朝存在的問題，以此不僅可以體現為克服這些問題而建國的朝鮮的正當性，還可以確定新統治理念的方向。」在這種政訴求下，朝鮮王朝開始了高麗史的編纂。
太祖四年（1395年），李成桂令鄭道傳等人以高麗實錄等史料為據，纂成編年體《高麗國史》，全書37卷。此書現已失傳，有曾校讎者論之曰：
恭惟我太祖開國之初，即命奉化伯臣鄭道傳、西原君臣鄭摠修高麗國史。於是，採摭各朝實錄，及檢校侍中文仁公閔漬《綱目》、侍中文忠公李齊賢《史略》、侍中文靖公李穡《金鏡錄》，匯而輯之。仿左氏編年之體，三年而成，為卷三十有七。顧其書，頗有舛誤。至於凡例，以元宗以上，事多僭擬，往往有所追改者。
此書成書雖快，但史料搜集有限，且當時以為此書對李成桂史實記載不真，「事多僭擬」，因而受到批評。不過，該書史論大多被《高麗史節要》採用，因而得以留存，也為隨後高麗史的編纂奠定了基礎。
太宗十四年（1414年），太宗命春秋館事河侖、卞季良等重修《高麗國史》。兩年後，河侖去世，重修停止。世宗元年（1419年），再令重修，三年（1421年），書成，世宗仍不滿意。五年（1423年），令卞季良、柳觀、尹淮等繼續改撰，次年成《校讎高麗史》，因意見分歧，未能頒行。世宗十三年（1431年），世宗令監春秋館事申概、權踶等編纂高麗史長篇，廣泛採納高麗史料。世宗二十四年（1442年）八月，書成，名為《高麗史全文》。此書初印於世宗三十年（1448年），史料相當豐富，但以編纂主旨不明，後亦停止頒行。不過，此書為以後《高麗史》和《高麗史節要》的編纂，準備了豐富資料。
最初幾十年，朝鮮王朝官方為編高麗史不遺餘力，卻並未編成一部滿意的史書。世宗三十一年（1449年），金宗瑞、鄭麟趾等奉旨再次纂修《高麗史》，變編年體為紀傳體。《進〈高麗史〉箋》載：
我太祖康獻大王⋯⋯顧麗社雖已丘墟，其史策不可蕪沒。命史氏而秉筆，仿《通鑑》之編年；及太宗之繼承，委輔臣以讎校。作者非一，書竟未成。世宗莊獻大王遹追先猷，載宣文化，謂修史要須該備，復開局再令編摩。尚紀載之非精，且脫漏者亦夥。況編年有異於紀、傳、表、志，而敘事未悉其本末始終，更命庸愚，俾任纂述。凡例皆法於遷史，大義悉稟於聖裁。避本紀為世家，所以示名分之重。降偽辛於列傳，所以嚴僭竊之誅。忠佞邪正之匯分，制度文為之類聚，統紀不紊，年代可稽。事跡務盡其詳明，闕謬期就於補正。
儘管朝鮮王朝從太祖開始，歷經數代，陸續編過幾部史書，但因編年體並不利於王朝正統性的塑造，只得採用紀傳體重編。文宗元年（1451年）八月，《高麗史》終於完稿。全書139卷，其中目錄2卷、世家46卷、志39卷、年表2卷、列傳50卷。接著，金宗瑞在紀傳體《高麗史》基礎上用編年體改撰，次年二月，編成35卷本《高麗史節要》。這兩部書都得以流傳，終於實現了編纂《高麗史》以塑造王朝正統性的意圖。
《高麗史》雖然用「世家」載國王史實，以示名分，然而全書並沒有用宋、元等中國皇帝的紀年，而是用高麗國王在位年為全書紀年方式，表明高麗王朝的相對獨立性。其實，高麗立國以後，先後採納過五代、宋、遼、金年號。高麗元宗開始，行蒙古年號；忠烈王開始，行元朝年號，一直到被李成桂推翻。儘管在文化上，高麗與朝鮮王朝都有強烈的慕華之風，但高麗與宋朝的宗藩關係持續並不長。高麗開國，太祖王建即教導：「惟我東方，舊慕唐風，文物禮樂，悉遵其制。」因而確立慕華之道，展開與宋朝的交往。對於遼、金雖有交往，但視之為「禽獸之國」，不得效仿其制度。對於元朝，「今元氏之主中國，未聞用夏變夷，脫落菱甲，滌去腥羶。徒能竊據疆土，肆然以令於衣冠之族，則是乃陰反統陽，天地古今之變逆，豈復有大於此哉！」亦視同夷狄。
可見，在高麗與中原王朝交往的歲月裡，從文化上，高麗只臣服宋朝，但與宋朝宗藩關係持續時間最短，後來就先後被遼、金和元取代。對於這些遊牧民族所建立的中原王朝，高麗王朝儘管政治和軍事上不得不臣服，但文化心態上始終有著高昂的心態，並不臣服。朝鮮王朝官方修纂的《高麗史》，儘管國王用世家體裁，不用本紀，以顯示藩王的本色，但是全書不用中國皇帝的紀年，而是用高麗國王的在位年作為紀年方式。這種折中辦法，顯示朝鮮王朝的一種基本認識：既承認高麗藩國的地位，又不完全臣服，且保持一種強烈的獨立自主意識。這兩種意識的結合，構成了《高麗史》歷史書寫的基調。朝鮮王朝秉承強烈的華夷思想，將元朝視作蠻夷，即便高麗王朝是元朝藩國，在朝鮮王朝所編高麗史書中，亦不採用蒙古與元朝皇帝的年號。事實上，官修紀傳體斷代史本身，即凸顯王朝的自主性和正統訴求，這也是朝鮮王朝君臣經過幾十年摸索後，最終採納紀傳體的原因。
高麗王朝與蒙古帝國的接觸從1218年開始，與元朝的交往，則從高麗元宗開始。高宗五年（1218年），蒙古軍隊追擊契丹遺民進入高麗境內，其後開始正式與高麗政權接觸。不久，雙方締結兄弟盟約，正式交往。但蒙古屢向高麗索取財物，引起高麗不滿，並曾發生蒙古使臣歸國途中被殺事件，終於引發戰爭。從1231到1258年，蒙古出兵攻打高麗竟有7次之多。高宗四十六年（1259年），高宗王皞派太子王倎前往蒙古，雙方議和。恰在此時，蒙古大汗崩逝，王倎親迎忽必烈，忽必烈繼位，建立元朝。不久，高麗高宗去世，忽必烈遣使將王倎送回高麗繼位，是為元宗。正是從元宗時期開始，忽必烈在高麗幫助下，開始了徵討日本的準備。以高麗為中心進行歷史書寫的意識，貫穿於整部《高麗史》，其對元東徵日本的歷史書寫，也就呈現出一個朝鮮王朝版本的「蒙古襲來」故事。
二、《高麗史·世家》對元東徵日本戰爭之書寫原則與史實選擇
元東徵日本之前，忽必烈派使臣前往日本，希望建立一種密切的關係，這個過程相當長。從一開始，高麗王朝幾乎就被綁在元朝東徵的馬車上，成為馬前卒。對於這個過程，《高麗史》不遺餘力，盡力記述，字裡行間，飽含著無奈卻又不甘的意識，顯示高麗王朝在元朝高壓下，試圖尋求一種獨立性。以高麗王朝為中心，凸顯本國意識與本國立場，成為《高麗史》書寫的最基本原則。對於元東徵高麗的史實，《高麗史》是選擇性地書寫，而支配其選擇的原則，就是以高麗為中心，以高麗的利益為中心。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戰爭準備階段，面對元朝的無端要求，高麗被動應付，全面地予以敘述。
元宗七年（1266年），在徵討日本之前，忽必烈派遣使臣，途經高麗，出使日本。《高麗史》曰：
癸丑，蒙古遣黑的、殷弘等來詔曰：「今爾國人趙彝來告，日本與爾國為近鄰，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漢唐而下亦或通使中國，故今遣黑的等往日本，欲與通和。卿其道達去使，以徹彼疆，開悟東方，向風慕義。茲事之責，卿宜任之。勿以風濤險阻為辭，勿以未嘗通好為解！恐彼不順命，有阻去使為託，卿之忠誠，於斯可見！卿其勉之。」
因為高麗人趙彝告密，忽必烈知悉高麗與日本常通往來，於是派遣使臣黑的、殷弘帶詔書前來，令高麗必須派使臣陪同前往，威脅說若不聽令，即其忠誠可疑。高麗無法，只得命樞密院副使宋君斐、侍御史金贊等與黑的等前往日本。但這次使行並未到達日本，元宗八年（1267年）正月，宋君斐、金贊與蒙古使節至巨濟松邊浦，畏「風濤之險，遂還」。元宗只得令宋君斐隨黑的去元朝復命，奏曰：
詔旨所諭，道達使臣通好日本事，謹遣陪臣宋君斐等伴使臣以往。至巨濟縣，遙望對馬島，見大洋萬裡，風濤蹴天，意謂危險若此，安可奉上國使臣冒險輕進？雖至對馬島，彼俗頑獷無禮義，設有不軌，將如之何？是以與俱而還。且日本素與小邦未嘗通好，但對馬島人時因貿易往來金州耳。小邦自陛下即祚以來，深蒙仁恤，三十年兵革之餘，稍得蘇息。綿綿存喘，聖恩天大，誓欲報効，如有可為之勢而不盡心力，有如天日。
這篇奏疏文，表達著幾層意思：第一，先對此次使行未能如期抵達日本，加以解釋。認為風濤駭浪，極度危險，擔心使臣安全；加上日本人「頑獷無禮義」，對於蒙古使臣的安全，難以保證，故而只能半途而廢。第二，對於蒙古聽信趙彝之言，以為高麗常與日本通好，予以辨白。特別強調「日本素與小邦未嘗通好」，只是偶爾與對馬島人稍有貿易，對於其他日本人，則根本沒有往來，故而趙彝之言不確。第三，自從元世祖即位以來，高麗就深受隆恩，並銘記於心，只期望能報之於萬一。這是一篇表決心的奏疏，也是一篇為高麗開脫罪責自我辯白的奏疏，充滿了外交辭令。蒙古第一次通使日本，就這樣落空了。可見，高麗當時對於此事，實在沒興趣，只是應付而已。
蒙古對高麗這種刻意推脫，非常清楚。八月初一，黑的、殷弘及宋君斐等再次來到高麗，並攜來忽必烈的問罪諭旨。忽必烈在諭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高麗的推脫詭計，嚴詞指責高麗敷衍塞責與不誠實，「天命難諶，人道貴誠，卿先後食言多矣，宜自省焉」，對高麗給予嚴重警告。進一步強烈表達他通使日本的決心，「以必得要領為期」，一定要有結果，否則不會善罷甘休。最後追問高麗「誓欲報効」的說法，明確點出當時正是報效之時！軟硬兼施，高麗毫無辦法，只得硬著頭皮派使臣前往日本，充當東徵日本的馬前卒。
過了十數天，高麗元宗遣起居舍人潘阜齎元國書及高麗國王書去日本。元國書有曰：「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忽必烈向日本表達一種通使往來的願望，希望日本能夠上表通好，「以相親睦」。若置之不理，就要興兵問候，以示威脅。同時，高麗亦給日本奉上國書，現身說法，將其對蒙古的看法，向日本表露，規勸日本向元帝國遣使稱臣。高麗王國儘管並不大願意充當媒介，但在蒙古帝國的高壓之下，只能將忽必烈帝詔書送達日本，同時附上高麗國書，表達通使願望，但日本對此並不理睬。
可見，《高麗史》在《元宗世家》中，將高麗在蒙古的威嚇下被迫遣使前往日本的史實，細緻陳述出來。在史實陳述的背後，有種無奈與被動的感覺，字裡行間，顯示出蒙古帝國的威力，儘管並無評論，但元朝的威嚇，相當明顯。這是朝鮮王朝史官在書寫這段歷史時，所流露出來的厭惡情感。其實，通過高麗使節傳話，只是先聲，忽必烈對日本的遐想遠不只是通使往來就能滿足的。
元宗十二年（1271年）正月，「蒙古遣日本國信使秘書監趙良弼及忽林赤、王國昌、洪茶丘等四十人來」，並帶來忽必烈詔書，詔曰：
「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國，又與卿國地相密邇，故嘗詔卿道達去使，講信修睦，為渠疆吏所梗，不獲明諭朕意。後以林衍之故不暇，及今既輯爾家，復遣趙良弼充國信使，期於必達。仍以忽林赤、王國昌、洪茶丘將兵送抵海上。比國信使還，姑令金州等處屯住，所需糧餉，卿專委官赴彼，逐近供給，鳩集船艦，待於金州，無致稽緩匱乏。」王迎詔於郊，茶丘見王不拜。又出示中書省牒曰：據洪茶丘告說，父洪福源，欽奉累朝聖旨，王國有父母兄弟親屬曾教取發，今有叔父洪百壽等五戶尚未曾得，今欽奉聖旨：洪百壽等並取發來。
這段史料有幾點值得注意：第一，這是蒙古帝國通過高麗派往日本的第一個使團。使團實際上分兩批：第一批，以趙良弼為國信使，並以高麗「幸臣」康允紹偕同前往；第二批忽林赤、王國昌和洪茶丘，將兵送到海上，作為後備使臣。洪茶丘原本是高麗人，因為其父投靠蒙古人，他也就成了蒙古將領。第二，史料中特別提及，洪茶丘見到郊迎的高麗國王元宗「不拜」，也就是不再向國王稱臣。書中特別提及這個細節，顯示洪茶丘的傲慢，也映襯出高麗君臣與朝鮮史官的不滿。第三，中書省牒文稱，因洪茶丘之父洪福源為蒙古功臣，故召其叔父洪百壽等五人一併去蒙古帝國定居。可見此次洪茶丘來時，是公私兼顧。
因為日本對蒙古之通使要求不予理睬，蒙古開始用兵準備。軍隊未動，糧草先行。為了準備糧草，蒙古派忻都率兵前往高麗屯田，並要求高麗予以配合，準備三千頭牛，並農器、種子之類備用。隨之，高麗遣殿中監郭汝弼前往蒙古上陳情表，對於蒙古所需之物，表示頗有困難，儘量回絕：
承中書省牒，鳳州屯田，農牛、農器、種子、軍糧等事。若乃農牛，如前表奏，小邦京中鮮有畜使者，外方農民雖產之，饒者畜養亦不過一二頭，貧者多以耒耕，或相賃牛而使之。今外方牛畜，悉因全羅道糧餉轉輸，以至飢困，損失者大半。農器，則小邦人民元來未有贍庀者，此皆雖不得如數，並當隨力供辦。種子，則百姓趂年畊作，以修貢賦用，其餘以為糧料，稍存若干鬥斛，以備明年耕種。以故雖或戶斂，殆是不多碩耳。軍糧，則大軍之後，小邦元來蓄積，除逆賊攘奪外，悉因供億留屯軍馬及追討軍馬，罄竭無餘。中外臣民徵斂者累度，猶不連續，且又泛計種子、蒭秣，接秋軍糧凡幾萬碩，此則何從而致之耶！況今逆賊日益蔓衍，侵及慶尚道金州、密城，加又掠取南海彰善、巨濟、合浦、珍島等處，至於濱海部落悉皆侵奪，以故凡所徵斂，難於應副。而慶尚、全羅貢賦，皆未得陸輸，必以水運。今逆賊據於珍島，茲乃水程之咽喉，使往來船楫，不得過行。其軍糧牛料種子雖欲徵斂，致之無路。然不敢違命，當以力盡為限。但念所謂農器、農牛、谷種、糧料，則斯皆百姓之資生，如盡奪而供給，乃此三韓之遺噍，實荐饑以耗淪！愚情憫望之在茲，睿鑑裁量之何似。
高麗所上陳情表，可謂百般推諉，通篇都在講其困難。《高麗史》對於這類陳情表，以及高麗如何應付蒙古需索的情況，作為重點敘說內容。儘管沒有評論的言辭，但其立場相當明顯，充滿對於高麗的同情與理解。朝鮮王朝史官在編此書之時，寄託著對宗主國明朝同樣的情感。儘管明朝對朝鮮王朝並沒有與元朝對高麗同樣的索取，但是明初連年的處女與火者需索，宦官的來使，也使得當時朝鮮王朝疲於奔命，不堪重負。所以《高麗史》對於這類史實的敘述，既表達著藩國的無奈，也顯示著藩國並非逆來順受的自主和抗爭意識。
陳情表不夠，高麗接著派斷事官沈渾上表，繼續請命，力圖使忽必烈汗解除這種需索。其曰：
經略使史樞與忽林赤、趙良弼、王國昌、洪茶丘等議農牛、農器、種子，必定其成數，多般詰責。茲用約以農牛一千一十頭、農器一千三百事、種子一千五百碩，尋委中外，當及農時。又於今年內續後須索，僅可得農牛九百九十頭，以定其數。使臣沈渾繼至，復諭之以農牛等事。竊念向件元約數外，農牛農器之今未足辦者，漸次當依元數。其軍馬接秋糧餉，限以力盡，不令受飢。噫！此百姓皆是皇帝之百姓。乃此農牛、農器、種子一皆收奪，使失其業，則恐百姓決定飢死。其又在此者役煩力竭，不堪困苦，而從逆賊者，靡有歉艱，則焉知愚民有所貳於彼哉！聖鑑若知如此，必曰何不揆力陳實，早達宸所，使我百姓至於此極？然則誰當任其責？茲用昧死，庶幾一曉於哀悰！
此表中，儘管高麗表示盡力置辦，但更重要的是在為百姓申訴苦楚，申說一旦農牛、農器、種子都被收走，百姓將無以為生，只能幹坐等死，或許因此而走向叛逆，而「此百姓皆是皇帝之百姓」，相信皇帝也不願發生這樣的事情。實際上這是表達對需索的抗爭，表示無論高麗君臣還是百姓，都不堪其擾，無法承受此重負。
元宗十三年（1272年）正月，趙良弼從日本回到高麗，並帶來日本使臣12人。元宗馬上派使臣前往大都報告，上表祝賀。同年十二月，元復遣趙良弼前往日本招諭，這次卻不如第一次順利。元宗十四年（1273年）三月，趙良弼抵達日本大宰府，不得入國都，只得再次回到高麗。趙良弼的兩次出使日本都經高麗前往，高麗國王給予了很大方便和幫助。在蒙古派使臣前往日本之同時，蒙古大軍在忻都、洪茶丘的指揮下，截止元宗十四年（1273年）四月，攻佔了三別抄所佔領的朝鮮半島東南沿海諸島，珍島、耽羅先後平定，掃清了朝鮮半島東南諸島的障礙，為徵討日本作了準備。對於徵討經過，《高麗史·忠烈王世家》予以敘述，但相當簡略。
有鑑於第一次徵討日本前，高麗只是被動應對元朝的需索，在第二次徵討前，高麗國王主動出擊，試圖參與其決策過程，以儘可能地限制蒙古將領的權限及其對高麗的侵擾。第二次徵討日本決策之際，高麗忠烈王正在大都，親受諭旨。《高麗史》對決策過程作如下記述：
王至上都時，帝在闍幹那兀，王遂如行在。乙未，謁帝。帝宴王，仍命從臣赴宴。先是，王使樸義奏曰：「東徵之事，臣請入朝稟旨。」帝許之。忻都、茶丘、范文虎皆先受命。茶丘曰：「臣若不舉日本，何面目復見陛下！」於是約束曰：「茶丘、忻都率蒙、麗、漢四萬軍發合浦，范文虎率蠻軍十萬發江南，俱會日本一歧島。兩軍畢集，直抵日本，破之必矣。」王以七事請：「一，以我軍鎮戍耽羅者，補東徵之師；二，減麗、漢軍，使闍裡帖木兒益發蒙軍以進；三，勿加洪茶丘職任，待其成功賞之，且令闍裡帖木兒與臣管徵東省事；四，小國軍官皆賜牌面；五，漢地濱海之人並充梢工水手；六，遣按察使廉問百姓疾苦；七，臣躬至合浦閱送軍馬。」帝曰：「已領所奏。」
從中看出幾點：第一，高麗國王對參與東徵之事，非常重視，他先讓大臣上奏，要入朝親受東徵之旨，不想由其他朝臣傳旨，以爭取主動。第二，對於排兵布局，忠烈王提出他的七點見解，直接參與決策過程，這是高麗國王變被動為主動的一種努力。從他所提出的七點建議看，一則希望少用漢軍和高麗軍，多用蒙古軍隊，於水手也希望多用漢地之人，不要專門依靠高麗水手，以減少高麗王朝的負擔；二則削弱洪茶丘的職位，因為洪茶丘是其死敵。與此同時，忠烈王希望由闍裡帖木兒與他共同掌管徵東事項。忠烈王這麼做，意圖十分明顯，就是不希望在東徵過程中受制於人，更不希望因為這次出徵讓政敵得以再次掌權從而影響高麗的國政。《高麗史》也對此過程做了詳細敘述。儘管忽必烈並未採納忠烈王之建議，但對他的意見還是給予了重視。九月丙辰，徵東元帥府鎮撫也速達齎二份文書來，乃是專為約束蒙古徵東軍隊，嚴禁蒙軍中作奸犯科者：
其一，奉聖旨：委忻都、茶丘、範右丞、李左丞徵收日本行中書省事，即目軍馬調度，據本國見管糧儲船隻梢工水手，一切軍須，請照驗行下合屬如法準備，聽候區用，勿值臨時失誤。其一，經行去處，竊恐不畏公法之人，放火燒草，事系利害，請照驗行下合屬出牓禁約。如違，罪有所歸。
這兩條約束，可以說是對忠烈王所提七條建議的回應，免得徵東將領胡作非為，傷害高麗。儘管《高麗史》對蒙古東徵軍之危害並沒有詳述，但從忠烈王在第二次東徵之前的積極努力可以看出，為了避免東徵軍的危害，忠烈王的主動努力，受到忽必烈重視，獲得了回報。
可見，《高麗史》對在戰爭準備階段，高麗王朝如何從被動應對，巧妙周旋，極陳困難，到第二次徵討前，高麗國王爭取主動，做了系統的書寫，凸顯了高麗王朝對於宗主國元朝的敷衍、抗爭，與其爭取獨立自主的努力。
第二，《高麗史》對高麗於戰爭前後所耗費的人工、糧食、馬料及遭遇的困難予以詳述。
《高麗史》對於高麗為元徵日本耗費物資、人工，造成對百姓的妨礙等情況，不厭其詳地加以敘述，充分顯示高麗為元徵日本付出了巨大代價。如：元宗「十五年春正月，元遣總管察忽監造戰艦三百艘，其工匠役徒一切對象，全委本國應副……興役催督甚嚴……於交州道各為部夫，使徵集工匠役徒三萬五百餘名，起赴造船所。是時，驛騎絡繹，庶務煩劇，期限急迫，疾如雷電，民甚苦之。」元宗十五年（1274年）二月甲子，高麗國王派遣別將李仁前往元朝匯報準備情況，將他們所做的事情和所耗糧餉，無分巨細，一一上奏，特別表明高麗面臨巨大困難，百姓因之更加窮困，「乞皆蠲免，以惠遠人」。督造船隻者是洪茶丘，他雖出身高麗，但任元將領，只為元朝辦事，對於高麗所提要求，並不予以重視，高麗對他深惡痛絕。
高麗常常跟元朝算經濟帳，對於他們所提供的糧草數目，時時向元朝稟報，一筆一筆地算清。忠烈王三年（1277年），高麗遣使上書中書省，其中有言：「小邦自至元七年以來，徵討珍島、耽羅、日本大軍糧餉，悉於百姓科收，爾後見在合浦鎮邊軍、耽羅防護軍、鹽白州歸附軍並闊端赤，一年都支人糧一萬八千六百二十九石二鬥，馬牛料三萬二千九百五十二石六鬥，皆以漢鬥計，亦於百姓科收。今者所遣屯田軍三千二百並闊端赤等糧料，更於何處索之？」特別提及是以漢鬥記，可見，高麗是多麼在乎這些糧草。這是在第一東次徵時，高麗所籌集的糧草。《高麗史·兵志》更詳細敘述了高麗如何為第二次東徵籌集軍糧而費盡心機。
忠烈王三年二月，令諸王百官以至庶民，出米有差，以充洪茶丘軍糧。四年正月，以西海道丁丑年轉米給元帥茶丘軍。五年四月，遣使諸道審檢兵糧。七年三月，分給官絹二萬匹於兩班及京外民戶糴兵糧。十月，發龍門倉兵糧給領府。八年四月，東徵所支兵糧十二萬三千五百六十餘石。九年二月，命各道祿轉未輸京者悉充軍糧。三月，令諸王、百官及工商、奴隸、僧徒出軍糧有差。諸王、宰樞、僕射、承旨，米二十石；致仕宰樞、顯官三品十五石；致仕三品顯官、文武四五品十石；文武六品、侍衛護軍八石；文武七八品參上解官六石；東班九品參外副使校尉南班九品四石；正雜權務隊正三石；東西散職業中僧一石；白丁抄奴所由丁吏諸司下典獨女官寺奴婢十鬥；賈人大戶七石；中戶五石；小戶三石。唯年七十以上男女勿斂。
這段史料記錄高麗王朝為籌集軍糧，不得不採取的辦法。其中可見幾點：第一，東徵日本期間，為了籌集軍糧，高麗王朝上至國王，下至販夫走卒，都必須籌集定量的軍糧，以保證前線軍需。第二，充分說明，徵討日本給高麗社會帶來的損害是全方位的，幾乎無人可逃。第一次徵討之前，蒙古軍隊來高麗軍屯，生產糧食，可以給高麗減輕軍糧的負擔；第二次出徵之前，似乎並沒有再行軍屯之事，故而高麗王朝只得全民動員，人人出力。第三，《高麗史》在《兵志》中將籌集軍糧的問題予以陳述，可印證《世家》部分對於軍糧等物資供應的細緻敘述，充分說明關注這部分史實之必要性。
《高麗史》卷二十九《忠烈王世家》忠烈王六年（1280年）十月戊戌條，特地收錄一份元東徵軍事牒文書，主要涉及士卒逃亡事故及其處置辦法。較之敘述徵討日本的戰事經過，此牒文書篇幅長出數倍。這一方面說明這是當時一件大事，同時也反映朝鮮王朝修史官一種特別的心態，似乎有些幸災樂禍。同年十一月，高麗再次上書中書省，匯報準備情況，曰：「小國已備兵船九百艘，梢工水手一萬五千名，正軍一萬名。兵糧以漢石計者十一萬，什物、機械不可縷數，庶幾盡力，以報聖德。」這也是一篇極長的表文。同一卷中收錄這兩個極長的表文，顯示高麗為徵討日本做出了巨大努力和代價。在朝鮮王朝修史官看來，元徵高麗，如果沒有高麗的準備與付出，大概也是不可行的，此舉對高麗社會的影響也是深遠的。
第三，《高麗史·忠烈王世家》對兩次元東徵日本經過敘述簡略，且所記史實以高麗將領為中心。
至元十一年（1274年）十月，元麗聯軍第一次徵討日本，日本稱之為「文永之役」。《高麗史·忠烈王世家》，敘述此次戰爭，只有數行：
冬十月乙巳，都督使金方慶將中軍，樸之亮、金忻知兵馬事，任愷為副使；金侁為左軍使，韋得儒知兵馬事，孫世貞為副使；金文庇為右軍使，羅裕、樸保知兵馬事，潘阜為副使，號三翼軍。與元都元帥忽敦、右副元帥洪茶丘、左副元帥劉復亨，以蒙漢軍二萬五千、我軍八千、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戰艦九百餘艘徵日本。至一歧島，擊殺千餘級，分道以進，倭卻走，伏屍如麻，及暮乃解。會夜大風雨，戰艦觸巖崖多敗，金侁溺死。
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朝第二次東徵，日本稱之為「弘安之役」。對於此次徵討日本的經過，《高麗史·忠烈王世家》也只有寥寥數行字，其曰：
七年五月戊戌，忻都、茶丘及金方慶、樸球、金周鼎等以舟師徵日本。
癸亥，行省總把報：是月二十六日，諸軍向一歧島，忽魯勿塔船軍一百十三人、梢手三十六人，遭風失其所之。遣郞將柳庇告於元。
六月壬申，金方慶等與日本戰，斬首三百餘級；翼日復戰，茶丘軍敗績，范文虎亦以戰艦三千五百艘、蠻軍十餘萬來會，值大風，蠻軍皆溺死。
八月己卯，別將金洪柱自合浦至行宮，告東徵軍敗，元帥等還至合浦。
……
是月，忻都、茶丘、范文虎等還，元官軍不返者，無慮十萬有幾。
十一月壬午，各道按廉使啟：東徵軍九千九百六十名、梢工水手一萬七千二十九名，其生還者一萬九千三百九十七名。
綜合這兩段史料，可知幾點：第一，敘述相當簡略，說明《高麗史·忠烈王世家》對於這次徵討日本的戰爭，並不重視；或者說，敘述戰爭經過，並非其關注的重點歷史事件。第二，在如此簡單的敘述中，其內容選擇值得關注，重點介紹高麗軍隊的將領以及建制情況。首次東徵，高麗軍隊儘管只有八千人，但是分左、中、右三路，各有將領指揮，對於元軍將領，一筆帶過。儘管從人數上看，高麗軍隊是絕對的少數，但是在《高麗史》的敘述中，卻是主要關注的對象。第二次東徵的敘述，依然是以高麗將領優先，既點出了隨軍徵討高麗將領的名字，書中所記錄唯一一場勝仗，還是高麗將領金方慶所指揮的高麗軍隊，斬首三百級。對於元軍戰事情況，未提一場勝仗，只述其敗仗。第三，具體戰事情況，敘述極其簡略，兩次戰敗，都提及了「大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東徵失敗的直接原因。第四，兩次戰爭的敘述，都提及了具體的損失。首段史料中，除提及戰艦敗沒外，特別提及左軍使「金侁溺死」，這是高麗溺死的最高指揮官。而在隨後的《年表》中，則曰：「十月，金方慶與元元帥忽敦、洪茶丘等徵日本，至一歧戰敗，軍不還者萬三千五百餘人。」第二段史料對於元軍傷亡情況，有多個數據，十分清晰地呈現出東徵傷亡之慘重。在下文《年表》中則曰：「元至元十八年，忠烈王七年五月，金方慶與忻篤（都）、茶丘徵日本，至覇家臺戰敗，軍不還者十萬有奇。」這與第一次徵討的敘述類似，字數不多，敘述簡略，但是絲毫不掩飾其漠視的態度。
可見，在《高麗史·忠烈王世家》對這場戰爭的敘述中，高麗軍隊是主角，蒙古軍隊只是配角，日本海戰則作為背景而已，這顯示《高麗史》並未全面敘述這場戰爭，而是重在揭示高麗軍隊在其中的作用，做一種選擇性的歷史書寫。
《高麗史節要》繼承和發揮了《高麗史》的這種敘述原則。以首次東徵的敘述為例，其曰：
冬十月，都督使金方慶將中軍，樸之亮、金忻知兵馬事，任愷為副使；樞密院副使金侁為左軍使，韋得儒知兵馬事，孫世貞為副使；上將軍金文庇為右軍使，羅裕、樸保知兵馬使，潘阜為副使，號三翼軍。與元都元帥忽敦、右副元帥洪茶丘、左副元帥劉復亭，以蒙漢軍二萬五千、我軍八千、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戰艦九百餘艘，發合浦。越十一日，船至一歧島，倭兵陣於岸上。樸之亮、趙抃逐之，倭請降而復戰。茶丘與之亮、抃，擊殺千餘級。舍舟三郞浦，分道以進，所殺過當。倭兵突至衝中軍，方慶拔一嗃矢，厲聲大喝，倭闢易而走。之亮、忻、抃、李唐公、金天祿、申奕等殊死戰，倭兵大敗，伏屍如麻。忽敦曰：雖蒙人習戰，何以加此！諸軍終日戰，及暮乃解。方慶謂忽敦、茶丘曰：我兵雖少，已入敵境，人自為戰，即孟明焚舟、淮陰背水者也，請複決戰。忽敦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策疲戰大敵，非完計也。而劉復亨中流矢，先登舟故，遂引兵還。會夜大風雨，戰艦觸巖崖多敗，金侁墮水死。
此處敘述，主要有幾點內容和特點：第一，高麗軍隊的作戰表現為主要關注的對象，從高麗軍隊的將官以及部隊的安排、分布，再到死傷，所記全部是高麗軍隊的情況，元朝軍隊的情況只是簡單提及。從這段歷史書寫看，這場大戰似乎高麗軍隊是主力。第二，在全面介紹高麗軍隊的情況下，重點突出了金方慶的戰功。當日軍攻擊中軍時，中軍主將金方慶厲聲大叫，率領士卒英勇奮戰，「倭兵大敗，伏屍如麻」，且得到元軍主帥忽敦（忻都）的稱讚「雖蒙人習戰，何以加此」。金方慶且進言希望速戰速決，但未被採納，以至於夜晚大風雨，戰艦觸巖而敗。這實際上是吸收了《高麗史·金方慶傳》中的內容，後文會加以討論。第三，故由此看來，戰事失敗，應該由元軍主帥負責。隨後提到人員損失慘重，「東徵軍師還合浦，遣同知樞密院張鎰勞之，軍不還者，無慮萬三千五百餘人。」這段敘述乃是綜合了《高麗史》的敘述而來，二者在敘述原則上是一致的。
綜上所述，《高麗史》對元東徵日本之事的歷史書寫中，關於戰爭前後高麗如何應對元朝的需索與壓力、高麗為此次戰爭耗費過多少物資與人工，都極盡其詳，而對戰爭的經過，敘述相當簡單，即便提及戰事，也主要是寫高麗將領的戰功。呈現高麗在這場戰爭中所付出的代價和主要表現，是其書寫的最主要動因。
三、《高麗史》對高麗參與元東徵將領之書寫
紀傳體史書，人物是中心；各種歷史事件的敘述，也都貫徹到人物傳記的書寫之中。高麗參與這場戰爭的將領，《高麗史》中有專傳的人不多，主要有《金方慶傳》、《金忻付傳》、《樸球附傳》、《金周鼎傳》、《羅裕傳》，及《金文庇傳》附《李貞傳》。另外，一些相關人物如李藏用、洪福源、趙彝也有傳。在這些傳中，比較詳細討論這次戰爭的是《金方慶傳》，其他人物的傳，對這場戰爭只是一筆帶過，甚至根本未曾提及。根據人物的生前表現，有正面敘述的，如《金方慶傳》；有反面典型的，如《叛逆傳》中的《趙彝傳》和《洪福源傳》。可見，《高麗史》對這些人物的選擇與書寫，都是有著強烈政治訴求的。
《高麗史》中《叛逆傳》佔很大篇幅，共有6卷。序曰：「孔子作《春秋》，尤嚴於亂臣賊子及據地以叛者，其誅死者而不貸，所以戒生者於後也。夫人臣忠順，則榮其身、保其宗，而美名流於後；叛逆者未有不脂潤鼎鑊，赤其族而覆其祀者，可不戒哉！作《叛逆傳》。」《高麗史》中，對於那些投靠元朝、危害高麗之人，大多列入《叛逆傳》中，如東徵將領中以《洪福源傳》與《趙彝傳》為代表。趙彝「中進士，後反，入元稱秀才，能解諸國語，出入帝所」。他並未率兵前來高麗徵討，《高麗史》中所記，只是他向忽必烈進言：「高麗與日本鄰好，元遣使日本，令本國鄉（向）導。」這才導致高麗派使臣宋君斐陪同元使前往。後來又有幾次進「讒言」，故而《高麗史》曰：「彝常以讒毀為事，竟不得志而死。」他以言辭加害高麗，《高麗史》編纂者對之深惡痛絕，予以貶斥。另有「金裕、李樞者，亦反人也。」《高麗史》也將之列於《叛逆傳》，稱為「反人」。
洪福源，乃洪茶丘之父，亦被列入《叛逆傳》中。《高麗史》中無洪茶丘傳，乃是將洪茶丘看成元朝人，但在《洪福源傳》中，對洪茶丘所做事情多有記述。洪福源原本為高麗西京郎將，高宗二十年（1233年）起兵反宣諭使鄭毅，失敗後，逃到蒙古。「福源在元為東京總管，領高麗軍民，凡降附四十餘城民皆屬焉。讒構本國，隨兵往來⋯⋯然自是元兵歲至，攻陷州郡，皆福源導之也。」後洪福源得罪高麗人質永寧公王綧之蒙古妃子，被處死。「籍沒家產，械其妻及子茶丘、君祥等以歸。福源諸子憾父之死，謀陷本國，無所不至。」元宗二年（1261年），忽必烈即位後，才為洪福源雪冤，並令洪茶丘襲其父職「管領歸附高麗軍民總管」，此後洪茶丘一直擔任元朝官職。因其來自高麗，凡涉及高麗事務，元朝大多委託洪茶丘辦理。洪茶丘對高麗從不顧恤，處處與高麗為難，高麗君臣恨之入骨。
高麗國王忠烈王對於洪茶丘相當忌憚，他曾親自向忽必烈進言，希望將洪茶丘召回元朝，不能留置高麗。「然茶丘在焉，臣之為國，不亦難哉？如茶丘者，只宜理會軍事，至於國家之事，皆欲擅斷。其置達魯花赤於南方，亦非臣所知也。上國必欲置軍於小邦，寧以韃靼漢兒軍，無論多小（少）而遣之。如茶丘之軍，惟望召還。」這數言已將他們之間的矛盾，暴露無遺。忽必烈問忠烈王以忻都替換茶丘如何，忠烈王曰：「忻都，韃靼人也，可則可矣。使茶丘在，則與高麗軍妄構是非，雖忻都不能不信，望令茶丘與高麗軍皆還於朝，以韃韃漢兒軍代之。」可見，忠烈王寧可讓韃靼人忻都取代洪茶丘，也不讓他在高麗搬弄是非，致使他難以為政。其時，洪茶丘鎮守耽羅，於是忽必烈下令，將忻都與洪茶丘等皆召回，免生事端。高麗趁此機會，接管耽羅鎮守任務，也進而將耽羅置於控制之下。
關於洪茶丘在東徵時期的表現，《高麗史》還作如下書寫：
十五年，帝將徵日本，以茶丘為監督造船官軍民總管。茶丘剋期催督甚急，分遣部夫，使徵集工匠，諸道騷然。帝又命茶丘提點高麗農事，又命為東徵副元帥。茶丘以忠清道梢工水手不及期，杖部夫，使大將軍崔沔以大府卿樸暉代之。茶丘與忽敦、金方慶等徵日本。忠烈三年，帝欲復徵日本，以茶丘為徵東都元帥，時韋得儒等誣構方慶大獄起，茶丘在東京聞之，奏帝來問，欲令方慶誣服，嫁禍於國，栲訊極慘酷。未幾，帝召還，語在《方慶傳》。
這段記載雖涉及元徵高麗之事，但主要是講洪茶丘借戰事而危害高麗的種種惡行。《高麗史》雖然沒有給洪茶丘單獨立傳，但在洪福源傳中清楚交代了洪茶丘的所作所為。該傳所述元徵高麗事，只是作為說明洪茶丘作為的背景而已。《高麗史》將洪茶丘之父列入《叛逆傳》，視作叛逆，也充分顯示著鄙視與痛斥。這與前面所提到的趙彝被歸入《叛逆傳》一樣，反映朝鮮王朝史官為高麗王朝抒發對於投靠元蒙帝國高麗人的一種批判性評價。
與把洪福源、趙彝列入《叛逆傳》相對照，金方慶則是作為肯定的對象被記述的。金方慶，字本然，安東人，新羅敬順王之遠孫。父孝印，性嚴毅，少志學，善書登第，官至兵部尚書翰林學士。在兩次東徵日本過程中，金方慶都任高麗軍隊的最高統帥，因此在其傳中，對兩場戰爭都做了篇幅較長的描述。關於第一次東徵，《金方慶傳》述曰：
（元宗）十五年，帝欲徵日本，詔方慶與茶丘監造戰艦。造船若依蠻樣，則工費多，將不及期，一國憂之。方慶為東南道都督使，先到全羅，遣人諮受省檄，用本國船樣督造。是年元宗薨，忠烈即位，方慶與茶丘單騎來陳慰，還到合浦，與都元帥忽敦及副元帥茶丘、劉復亨閱戰艦。方慶將中軍，樸之亮、金忻知兵馬事，任愷為副使，樞密院副使金侁為左軍使，韋得儒知兵馬事，孫世貞為副使；上將軍金文庇為右軍使，羅佑、樸保知兵馬事，潘阜為副使，號三翼軍，忻即綬也。
以蒙漢軍二萬五千、我軍八千、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戰艦九百餘艘，留合浦以待女真軍，女真後期。乃發船入對馬島，擊殺甚眾。至一歧島，倭兵陳於岸上，之亮及方慶壻趙抃逐之，倭請降，復來戰。茶丘與之亮、抃擊殺千餘級，舍舟三郞浦，分道而進，所殺過當。倭兵突至，衝中軍，長劍交左右。方慶如植，不少卻，拔一嗃矢，厲聲大喝，倭闢易而走。之亮、忻、抃、李唐公、金天祿、申奕等力戰，倭兵大敗，伏屍如麻。忽敦曰：蒙人雖習戰，何以加此！諸軍與戰，及暮乃解。方慶謂忽敦、茶丘曰：「兵法：千裡縣軍，其鋒不可當。我師雖少，已入敵境，人自為戰，即孟明焚船、淮陰背水也，請復戰。」忽敦曰：「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策疲乏之兵，敵日滋之眾，非完計也，不若回軍。」復亨中流矢，先登舟，遂引兵還。會夜大風雨，戰艦觸巖崖多敗，侁墮水死。到合浦，以俘獲器仗獻帝及王，王遣樞密副使張鎰慰諭，命方慶先還，加上柱國判御史臺事。
關於第二次徵討情況，《金方慶傳》如斯寫道：
七年三月，出師東徵。方慶先到義安軍閱兵仗，王至合浦，大閱諸軍。方慶與忻都、茶丘、樸球、金周鼎等發，至日本世界村大明浦，使通事金貯檄諭之。周鼎先與倭交鋒，諸軍皆下與戰，郞將康彥（康師子）等死之。六月，方慶、周鼎、球、樸之亮、荊萬戶等與日本兵合戰，斬三百餘級。日本兵突進，官軍潰，茶丘棄馬走，王萬戶復橫擊之，斬五十餘級，日本兵乃退，茶丘僅免。翼日復戰，敗績。軍中又大疫，死者凡三千餘人。忻都、茶丘等以累戰不利，且范文虎過期不至，議回軍，曰：「聖旨令江南軍與東路軍必及，是月望會一歧島。今南軍不至，我軍先到數戰，船腐糧盡，其將奈何？」方慶默然。旬餘，又議如初。方慶曰：「奉聖旨，齎三月糧，今一月糧尚在，俟南軍來合攻，必滅之。」諸將不敢復言。既而，文虎以蠻軍十餘萬至，船凡九千艘。八月，值大風，蠻軍皆溺死，屍隨潮汐入浦，浦為之塞，可踐而行。遂還軍。
這兩段書寫，清晰呈現了東徵戰場的另一個版本，有幾個特點：第一，這是《高麗史》有關元東徵作戰情節敘述的最詳細版本，較之《忠烈王世家》的敘述更為詳細，也更為形象。這段書寫以金方慶為中心，意在凸顯金方慶的戰功及其英勇事跡。誠如前面所提到的，金方慶是高麗名將，出身名門，戰功赫赫，也是與忻都、洪茶丘一道剿滅三別抄的高麗主將，在擊敗耽羅三別抄後，得高麗王專門下諭褒獎。金方慶在這兩次戰爭中的表現，充分說明他是位英勇善戰的棟梁之才，值得倚重。第二，從這段史料看，金方慶似乎是戰爭的主宰，第一次戰鬥正酣之際，金方慶「拔一嗃矢，厲聲大喝，倭闢易而走⋯⋯倭兵大敗，伏屍如麻」，甚至蒙古主帥也稱讚他比驍勇善戰的蒙古人更為勇武。在戰事有利之時，他建議乘勝追擊，可惜不被採納，以至於遭遇風暴，戰艦損壞，因而大敗。第二次徵伐之時，也是金方慶指揮高麗軍隊，「斬三百餘級」，取得一場勝仗。蒙古軍隊則屢打敗仗，洪茶丘僅以身免，最終遭遇大風，軍士多溺死。這種強烈對比的書寫，凸顯了金方慶的戰功。第三，這段描述與《高麗史》其他記載一樣，呈現的主要是高麗軍隊在戰場上的表現。如果只看《高麗史》，讀者並不能全面掌握戰事情況，只能了解朝鮮王朝官方所塑造的高麗軍隊的表現而已。事實上，拋開這些史料的片面書寫，而從戰事的角度來考慮，這場戰爭是元朝發動的，高麗被迫跟隨，高麗軍隊只能是輔助而已，不可能成為戰爭勝負的主宰。因此，《高麗史》將某些情節誇大，甚至有可能杜撰一些情節。如金方慶與主帥的對話，就很難說是真實存在的。朝鮮王朝的編纂者固然不可能聽到這些對話，即便高麗王朝留下的相關檔案資料，也不大可能有這樣的對話記錄。
綜上所述，《高麗史》以是否忠於高麗作為判定人物的標準。凡是背叛高麗，投身元朝者，都會被視作「反人」而打入《叛逆傳》中，趙彝、洪福源就是典型代表。金方慶是東徵日本時高麗級別最高的將領，也是高麗東徵的代表人物，被塑造成英雄典範。他的傳記通過對話等方式，在塑造蒙古東徵的一個更為生動版本同時，也把金方慶塑造成為東徵戰事的主宰，蒙古將領則是失敗的化身，對東徵失敗要負最主要責任。
四、結語
朝鮮王朝官修《高麗史》，對於元東徵日本史事，在《忠烈王世家》與《金方慶傳》中，呈現出兩個相似而又有細微差別的版本，但二者的主旨相同，都是凸顯高麗王朝在這場戰爭中的貢獻，宣揚高麗將領的戰功。這種敘事呈現給讀者的是，高麗是這場戰爭勝負的關鍵，只因元朝統帥一意孤行，不聽高麗將領的忠言，東徵軍才遭遇大風雨而敗。誠如法國歷史學家米歇爾·德·塞爾託（Michel de Certeau）所指出的那樣，官方的歷史書寫，是由國家理性來完成的，「它要依據一些現成的材料，通過專門手法，來『處理』某個『環境』下的各種因素，以構建縝密的敘述。」《高麗史》的相關敘述，正是朝鮮王朝官方史家所構建出來的。如果將《高麗史》與《元史》兩相對比，我們會發現有很大的不同。即如所謂洪茶丘誣陷金方慶案，《高麗史》載：金方慶有功得賞，隨之受到朝中黨人排擠，被誣告欲謀反。「茶丘與本國有宿憾，欲伺釁嫁禍，聞方慶事，請中書省來鞫。」洪茶丘百般迫害，試圖置之於死地，金方慶受盡折磨，忽必烈過問後，才將金方慶莫須有的罪名去除。《元史·高麗傳》則曰：「十四年正月，金方慶等為亂，命王愖治之，仍命忻都、洪茶丘飭兵御備。」《元史》將金方慶視作叛亂者，而《高麗史》將金方慶之事說成是遭洪茶丘誣陷，二者看法絕然相反。《高麗史》與《元史》，許多事情的記述相左，金方慶案件僅是其中一個典型事例。金方慶在《高麗史》中作為重臣而有傳，《元史》則站在洪茶丘一邊，將其視作叛亂嫌疑者。而洪福源在《元史》中被視作功臣，《高麗史》則將他列入《叛逆傳》中。無論是《高麗史》，還是《元史》，都沒有洪茶丘的傳，儘管他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元史》中甚至見不到茶丘多少事跡，而《高麗史》則將他的事跡放入《洪福源傳》，相當於被置於《叛逆傳》中了。
如此巨大的差別，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覺。在處理涉及東亞三國的歷史事件時避免類似的問題，或者在使用史書記載時避免受一些刻意構建的影響，就不能只從一國立場和視角來思考問題。史料上，既要如陳寅恪所說的「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更重要的是，要跳出國族的窠臼，擺脫一國史的羈絆，採取「東亞史」的視角，方有可能趨近歷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