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去世後的蜀漢政權存續時期可稱為「後劉備時代」。以劉備精神內化作為政治動力、以「興復漢室」作為政治旗幟，體現了「後劉備時代」蜀漢政權的基本特徵。劉備去世後給蜀漢政權留下了沉重的政治遺產。鑑於劉備在認識和實踐上對於規劃先霸業政權繼而指向王業政權的蜀漢政權開闢道路的最高戰略綱領《隆中對》的理性考量不足，成為蜀漢政權衰勢命運走向的直接主觀原因。
一、「後劉備時代」及蜀漢政權的基本特徵
「後劉備時代」是指劉備去世後直至蜀漢政權滅亡這一時期。廣義上講「,後劉備時代」即劉備去世後整個蜀漢政權的存續時期；狹義上講「,後劉備時代」是指劉備託孤後，以諸葛亮為實際權力核心的蜀漢政權存在時期，其時間上限是劉備的逝世，下限是諸葛亮病逝。由此「,後劉備時代」的重心是以諸葛亮為統治核心的蜀漢政權存在時期。
從蜀漢政權的開國之君以及政權發展過程看「,後劉備時代」蜀漢政權有兩大基本特徵。其一，蜀漢政權的精神領袖是劉備，圍繞在劉備身邊並與之並肩奮鬥、創業的，基本上是劉備生時招賢納士而來的名臣與武將。劉備逝世後，懷著對先帝的追思與感恩，他們對後主劉禪的輔佐以及對蜀漢政權的維護確乎發自內心和理所當然。
劉備去世後，其精神內化為蜀漢重臣的政治動力，承繼者的傑出代表顯然是諸葛亮；其二，先霸業政權後王業政權(霸業政權和王業政權說的依據乃《三國志·諸葛亮傳》中所云：「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霸業政權是指在東漢末年，群雄蜂起，依仗武力建立的區域性地方政權。黃巾起義前後，漢朝政權日趨式微，特別是黃巾起義失敗後，諸侯聯合徵討董卓，漢家天下僅徒名耳。
此時之諸侯大都門閥士族出身，以名望和家資招募兵員，實際漢室，還於舊都」是蜀漢政權的政治旗幟。從劉備上是擁兵自重、各據一方的軍閥割據勢力。這與春秋時期的諸侯不能等而視之。春秋時期，諸侯國是以周天子為天下共主的王國政治體制，諸侯國霸主地位的確立要獲得周天子的冊封。
到東漢滅亡之前，國家政權仍是中央集權之帝國政治體制，雖然是名義上的。另，此時所謂霸業政權，亦不類春秋時期之諸侯國會盟而建立霸主之「名譽」地位政權。此處所說王業政權，對於劉備軍事集團來講顯系繼承漢統，恢復劉氏祖業，還漢家天下。
結合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的實際情況，天下形勢已經明朗，北有曹操集團之區域地方政權，東有孫權集團之區域地方政權，兩者都立足於雄踞一方，鞏固霸業政權，進而徵伐侵吞。諸葛亮顯然看到了建立區域性政權的重要性，因而先主張建立霸業政權，待條件成熟時指向王業政權，即恢復天於劉漢)是開闢蜀漢政權的道路。
在世時確定這一道路和付諸實踐這杆大旗指引的政治目標，且這一政治目標經《隆中對》到前後《出師表》得到重申和延續，始終貫徹著這一政治主題。因而，儘管劉備去世，但由於確立這一政治目標的核心人物諸葛亮的存在，依然能夠堅定地倡行不輟。
需要說明的是，對於諸葛亮而言「,後劉備時代」蜀漢政權雖然在政治格局、政治目標以及軍事鬥爭上沒有較大實質性的變化，或者認為在劉備去世後諸葛亮集大權於一身，有利於實現其治理蜀漢以及實現「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的政治目標，但畢竟與劉備生時不可同日而語。
劉備的去世雖然沒有把作為精神領袖的個人魅力以及蜀漢政權的政治旗幟一併帶入墳墓，以權臣諸葛亮及其他元老重臣為權力體系構成的人依然報先帝遺恩和打出政治旗幟，但與劉備在世時卻有很大不同。非但如此，劉備的去世，並未終止蜀漢政權的衰勢命運走向。就是說，劉備的去世也不能成為「後劉備時代」與劉備在世時蜀漢政權的一個強弱分水嶺，這可從對「後劉備時代」蜀漢政權政治遺產的清理中發現端倪。
二、「後劉備時代」蜀漢政權的政治遺產
(一)荊州丟失——規劃與實踐的矛盾
《隆中對》是一篇謀求霸業政權繼而指向王業政權的戰略描繪圖。「跨有荊、益」是霸業政權的基礎，它成為其後所有戰略步驟的基礎和關鍵之處。在《隆中對》裡「,跨有荊、益」具有完全性，既包括荊州和益州的全部，也應該包括襄陽和東三郡連成一片這樣一些區域。但是「,跨有荊、益」也只是「若跨有荊、益」,這對劉備集團給出了這一戰略步驟的必要性。實際上，這一假定在後來實現的可能性中確實打了折扣，最終只能是佔據益州一州之地，荊州丟失了。
「跨有荊、益」實質是奪取地盤。東漢群雄割據的戰爭實踐給時人最深刻的印象是奪取並割據地盤，在此基礎上謀取發展。荊州所處的地理位置遂成為曹操集團、孫權集團、劉備集團的必爭之地「,湖廣之形勝，在武昌乎？在襄陽乎？抑在荊州乎？
曰：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荊州是中原進入南方的要衝，進可統一天下，退可盤踞襄陽：對於孫權來說，可將揚州與荊州建立一體的軍事防線；對於劉備而言，則是「跨有荊、益」戰略步驟的基礎依據，由此出兵，北可克中原，東則可徵東吳。
三方政治勢力中，曹操在北方進行「滅國大戰」,漸次統一北方，向南方進軍統一全國是題中應有之意，而盤踞於荊州的劉表地方軍閥自然成為徵伐的對象。在《隆中對》之前，魯肅業已有了奪取荊州的規劃「,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魯肅的想法是先佔有荊州，控長江水域天險，繼而進可成就王業天下，退而求其次亦可自保。劉備求賢諸葛亮時制定的「跨有荊、益，保其巖阻」的戰略規劃，實質上是在佔據荊、益的前提下由霸業政權指向王業政權。
對《隆中對》中的「跨有荊、益」與「保其巖阻」是不能割裂看待的。「跨有荊、益，保其巖阻」不僅僅是空間戰略上對底盤的佔據，也應該是時間概念上對其的經營。赤壁之戰後天下未三分而荊州先三分，曹操佔有南陽郡，孫權佔有南郡、江夏郡，劉備佔有長沙、桂陽、武陵、零陵四郡以及由南郡分出的宜都郡，因而使得荊州成為三方政治、軍事實力並存且紛爭的利益交集點。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孫權發兵奪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當孫、劉大戰一觸即發之際，曹操進兵漢中，孫劉遂息兵，長沙、江夏、桂陽歸孫權，南郡、零陵、武陵歸劉備。對於孫權來說，這是在承認劉備佔據部分荊州而非還荊州的讓步；對於劉備來講，則是在佔據部分荊州基礎上實現了「跨有荊、益」的既定步驟，從此荊州不再存在「借」與「還」的問題，而是實際控制並統治經營的問題。
至此，二分荊州似乎是孫、劉兩家不錯的利益分割結局。但是，由於劉備對「跨有荊、益」的戰略步驟缺乏足夠的認識，在「保其巖阻」上就顯現了出來。劉備任命「善待士卒而驕於士大夫」的關羽鎮守荊州以及調諸葛亮守成都，都是一種非理性的考量。後人有言：「荊州之敗，始於嬈吳，終於失援，則先主之褊迫疏慢為之」。
由此，在如何「跨有荊、益」、奪取荊州問題上，劉備與諸葛亮有著認識和實踐上的差異。諸葛亮從理論認識的高度充分肯定了荊州的戰略價值以及奪取荊州的必要性。其為劉備規劃之前，放眼天下，唯有荊、益可漸次取得，而其他地方不是為曹操佔據就是為孫權所有，故諸葛亮對於荊州的重要性是有著清醒的認識的。
劉備求賢，諸葛亮託出《隆中對》,從認識上來講「跨有荊、益」不是劉備思考的結果，而是諸葛亮研究天下大勢得出的基本結論。這是建立霸業政權的基礎條件，至於在實施手段上則是可能性問題。隆中一席話，劉備稱「善」,只能理解為漂泊半生而今處於窮途末路的劉備看到了諸葛亮為其量身定做的「先霸業而後王業」的戰略規劃，如撥雲見日，喜不自禁。
此時，從理論規劃乃至全局上，劉備是認同諸葛亮的謀略的；但從實踐層面上看，劉備並未按照諸葛亮的策略奪取荊州，只是赤壁一戰客觀上幫助劉備部分地佔據了荊州。在赤壁之戰前，劉備具有奪取荊州的機會，當諸葛亮勸劉備對荊州採取行動時，劉備卻道「吾不忍也」念及同宗及其立身處世之道，劉備沒有按照諸葛亮的策略實施《隆中對》中「跨有荊、益」的戰略步驟，使這一計劃的實施得以延遲。
赤壁之戰給劉備集團帶來了挑戰和機遇，甚至可以說打亂了《隆中對》中「跨有荊、益」戰略規劃原定的實施意圖，但卻使劉備意外地從沒有地盤到部分佔據荊州，為實現「跨有荊、益」打下了基礎。與此同時，在荊州之後「借」與「還」的問題上亦給荊州的歸屬帶來了隱患。
就孫權而言，本來目標是據有荊州，但此時因為聯盟的關係，予劉備權「借」荊州，只是戰後「分贓」的權宜之計，因而與劉備就荊州問題產生了糾葛。總之，在如何「跨有荊、益」以及「保其巖阻」上，劉備對《隆中對》戰略規劃的實施是缺乏理性認識的，這是導致以後荊州的失去來自於劉備主觀方面的原因。
(二)險象環生——夷陵之戰的惡果
劉備發動夷陵之戰是在其稱帝之後進行的，此時，距關羽被殺已有近兩年的時間。「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將東徵，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吳」。這是一般意義上理解劉備發動夷陵之戰的原因。實際上，劉備借報關羽之仇行奪取荊州之實而發動戰爭，其直接目標是重新奪回荊州。
儘管劉備在認識和實踐上對《隆中對》的戰略規劃缺乏足夠理性的考量，但不可否認的是，他仍然是《隆中對》戰略規劃的支持者和踐行者，更何況他業已實現了霸業政權。劉備發動對東吳的戰爭，直接目標就是奪取荊州；即便不是如此，奪取更多的底盤是由霸業政權指向王業政權的常理動機選擇，至少替關羽報仇而發動戰爭為這一選擇提供了藉口。
劉備發動戰爭，孫權隨即「遣書請和」,劉備「盛怒不許」,表明了他發動這場戰爭的決心。當劉備決意伐吳時，趙雲曾勸道「: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不應置魏，先是為奪取荊州，消除割據，實現王業政權，徵伐東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劉備弗聽，並將其留守後方。從道義上講，難道劉備不知道篡漢的是曹操嗎？當然不是。劉備之所以下如此決心應更有一層深意。從表面上看是為了復關羽之仇，直接目的是奪回荊州，深層次包含著藉此一役而行滅吳之實，固然伐吳不佔道義之先。
從蜀漢政權的發展邏輯來看，首先，按照《隆中對》的規劃最終目標必然是指向王業政權。荊州從無到部分佔有再到完全丟失，不能不引起劉備對「跨有荊、益」這一戰略規劃的重新審視。如果此役能夠奪回荊州，將霸業政權的根基夯實，可為王業政權奠定兩路出兵的基礎。其次，即便不
吳也是題中應有之意。劉備自己不能以這樣的方式號召並發動戰爭，但趙雲的勸解之辭又使劉備在道義上感到理屈，因而對趙雲既不聽其勸亦不用其人。再次，劉備其時已是人過中年，大半生奮鬥，目標是奪取天下。此時，乘自己有生餘年為子孫後代擴展疆土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最後，從劉備發動戰爭的準備來看，陣容頗為強大：一是親徵，具有無比的號召力；二是動員了蜀漢相當強大的軍事力量。由此，劉備發動夷陵之戰的最終目的應是徵伐孫權，消滅東吳。
劉備伐吳，從奪回荊州的直接目標看，表現了其在認識和理解上對《隆中對》的回歸，但從最終目的看又是對《隆中對》的偏離。這樣一場缺乏理性和不佔道義之先而發動的戰爭背離了《隆中對》中「外接好孫權」的聯盟策略。劉備伐吳時荊州已經丟失，關羽已經被殺，三國力量的強弱仍然很明顯，曹魏依然是兩方皆弱小的劉備和孫權共同的敵人。
此時，把槍口對準東吳是對孫、劉聯盟理性認識的不足。後來，諸葛亮在北伐之前遣鄧芝重結孫、劉聯盟即是對劉備錯誤發動夷陵之戰惡果的修正。劉備伐吳，初時不聽勸誡之言，起而喪弟張飛，繼而一心求戰，東吳陸遜則採用疲敵之計，避而不戰，使得尋求殊死之戰的劉備放鬆警惕，結果被陸遜用火攻之法致其全軍覆沒。
「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屍骸漂流，塞江而下」。夷陵之戰最直接的損失莫過於蜀漢損失了四萬餘將卒，未復荊州而自身元氣大傷，進而劉備一病不起，使蜀漢政權喪失了精神領袖，進入了「後劉備時代」,繼而導致蜀漢政局不穩而發生叛亂。
(三)外交困厄——聯盟策略起伏跌宕
孫、劉聯盟大體上經歷了「初盟——破盟——再盟」三個階段。初盟建立在曹操大軍揮師南徵、劉備新敗於當陽之際。劉備集團中倡行孫、劉聯盟並制定「外接好於孫權」策略的是諸葛亮。諸葛亮曉孫權於厲害，獻計於周瑜，聯盟既成，隨之共同解除了曹操對南方的威脅。
初盟的建立，最重要的現實是孫、劉力量薄弱且又共同面臨傾覆的命運，這個聯盟是雙方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初盟之際，劉備幾無容身之地，所以《隆中對》中將東吳作為外援的既定策略，遂獲得劉備的積極支持。
破盟則是在三國鼎立後，三國矛盾交織，孫、劉為爭奪荊州而發生的。荊州問題由初盟而來，發展到三國鼎立以後已不存在所謂「借」與「還」的問題，恰恰正是在這種「借」與「還」的表面下掩蓋著對於荊州控制的實質利益問題。關羽在荊州問題上最大的失誤，在於沒有貫徹、至少沒有認真貫徹諸葛亮的「北拒曹操，東和孫權」①這一策略。
關羽為配合劉備與曹操爭奪漢中，發動襄樊戰役，取得輝煌戰果「,威震華夏」,達到了「北拒曹操」的目的；但在「東和孫權」的問題上卻犯了低級錯誤。先是簡單粗暴地拒絕孫權的聯姻之意，再則沒有處理好內部團結問題，當出師順利之際又主動進犯東吳的湘水關，最終在東吳的進攻下身陷囹圄，身首異處。固然關羽的性格「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是其敗亡的原因，但是對於聯合孫權的策略認識不足則是主要原因。
那麼，問題究竟出在哪裡呢？命關羽鎮守荊州的是劉備，諸葛亮留守成都也是劉備的安排，關羽素性劉備豈有不知？雖然在鎮守荊州人選上關羽較為合適，但劉備對於荊州的重要性以及孫、劉聯盟的認識上首先顯得不足「,徒以信羽者驕羽」。有鑑於荊州在三方政治勢力中的相對不平衡位置以及對孫、劉聯盟的認識不足，破盟隨即產生。
再盟的實質是對《隆中對》的回歸。再盟問題是在沒有劉備的情況下，由諸葛亮單獨完成。但這與劉備有很大關係，實際上是劉備留給諸葛亮的一個外交困境。劉備發動夷陵之戰，慘敗而歸，其死後，曹魏發動五路大軍攻蜀，諸葛亮安居平五路，其中一路即是派使者入吳重新結盟。
「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為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修好於權。」鄧芝果然不辱使命，曉利害於孫權，再盟於東吳。那段人物對白與鮮活行為特徵躍然紙上。從再盟可以看出，三國紛爭，區分戰爭的敵友是非常重要的。
但當荊州丟失、劉備置本已疏遠的孫劉聯盟於不顧，貿然發動對吳戰爭時，諸葛亮曾勸道「:但念遷漢鼎者，罪由曹操；移劉祚者，過非孫權。竊謂魏賊若除，則吳自賓服。願陛下納秦宓金石之言，以養士卒之力，別作良圖。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劉備置若罔聞。夷陵之戰加劇了孫、劉之間的裂痕。「初盟——破盟——再盟」過程中，始終對孫、劉聯盟有著清醒認識的是諸葛亮，而劉備對孫、劉聯盟關係的認識缺乏理性把握。
(四)昏暗之君——政權的繼承人
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劉備永安病篤，召諸葛亮於成都，託孤有言「: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這句話包含著劉備本人對於其政權及事業的繼任者———劉禪的才能和德行的中肯評價。「知子莫若父」。劉備對於自己身後事的安排，從父子相傳以及政權的生死存亡來講首要考慮的是繼承人問題。
因為繼承人的德行與才智對於國家而言是相當重要的，後來的事實證明，劉備的擔心不無道理。夏五月，劉禪「襲位於成都」。劉禪是三國最高統治者中德行和才能最平庸的一位君主。劉禪受江山之重而胸無大志，缺乏一國之君的才略與志向。建興五年(公元227年),諸葛亮第一次北伐之際上前《出師表》,諄諄告誡道「: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
翌年，諸葛亮第二次北伐之際上陳《出師表》(是為後表),以劉漢開國之君漢高祖劉邦與劉禪作比，明確以禪「未及高帝」勸勉之，希望他繼承先帝遺志，一如既往地支持自己北伐。這些名為開導之言，實際上也是由劉禪登基以來的德行和才智而得出來的對其的基本看法。劉禪寵幸宦官，聽信讒言，沉溺於聲色犬馬，實為亡國之君。《三國志·後主傳》中有一段文字，可謂對劉禪德行與才智最為生動的描繪：晉春秋曰：司馬文王與禪宴，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
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而況姜維邪？」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並之。」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郤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后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對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
三、結語
把「後劉備時代」限定在狹義上即劉備去世後以諸葛亮為實際統治核心的蜀漢政權存在時期，並不排斥「後劉備時代」蜀漢政權的政治遺產對整個非劉備時代的影響。鑑於劉備本人對於《隆中對》整個戰略規劃的理性認識不足，使之成為蜀漢政權滅亡的直接主觀原因《;隆中對》作為蜀漢政權立國的最高綱領和先霸業政權繼而指向王業政權的戰略描繪圖，倡行者、支持者劉備與制定者、實施者諸葛亮之間存在著認識上的差距，因而對「跨有荊、益，保其巖阻」
認識不足帶來的相關問題是：空間上不能完全、穩固地的佔據荊州(部分佔據也不可得),時間上未能長久、有效地經營荊州。時空二者的失誤導致蜀漢在三方政治勢力角逐特別是在孫、劉兩方的角逐中徹底地失去荊州。對於劉備政權來講，部分據有荊州本身是對《隆中對》「跨有荊、益」戰略的非完全實現，更何況未能妥善處理「保其巖阻」,則是對《隆中對》基礎戰略規劃實施效果可能性的偏離。夷陵之戰是在表面原因下發生的孫、劉兩家唯一一次大規模的戰爭。
這樣一場理性考量不足的戰爭，顯示出蜀漢政權由霸業而指向王業政權狹隘意識的局限性，以及對《隆中對》中聯盟於東吳外交策略的嚴重非理性認識。先是鎮守荊州的最高軍政長官關羽對孫、劉聯盟的認識不足，最終是蜀漢最高統帥劉備對於孫、劉聯盟的認識不足。劉備接受孫、劉聯盟在初盟上是為情勢所迫，是權宜之計；在破盟上是從實踐和認識上缺乏雙重考量；及至到再盟，則顯現出諸葛亮的政治遠見和智慧。蜀漢的繼承人問題雖不是劉備的直接責任，但後主的少才寡德，從最高統治者身上已然也折射出蜀漢政權的衰勢命運走向。
歷史人物的活動有著特定的時、空條件和指導其在歷史舞臺上活動的信念理想與實踐規劃，他們既是歷史活動的主體也是歷史活動的客體。作為主體，歷史人物的活動有成功也有失敗，這與其從事的實踐活動密切相關，影響著其事業的開拓與發展；作為客體，歷史人物的活動又成為後人觀察、評價那個特定時代歷史走向的依據。劉備是這樣，對於諸葛亮也是如此。
顧祖禹有言「: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爭霸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險而坐守之，則必至於亡。」雖然劉備與諸葛亮共同開創了霸業政權，終極目標旨在實現王業政權，且劉備去世後，諸葛亮力行北伐而未「坐而受之」,但是「孔明有漢高之略，而無漢高之時」。
從蜀漢衰勢命運可看出，三國力量強弱的變化、三國時事的紛擾和蜀漢政權存在的問題纏繞在一起，共同反映出歷史走向整合的必然趨勢。三國分而割據，三國合而走向統一，其間強弱易位是從割據走向統一的必然過程，是不以作為主客體的歷史人物的意志為轉移的。孫、劉強則三國割據、鼎立時間長些，其中有一方走向衰敗，或兩方都漸漸走向衰敗則統一的時間可來得快些。
參考文獻《三國志》《隆中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