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中有一個情節，司馬昭手下的心腹大臣賈充指使手下的成濟，在曹魏皇帝曹髦率軍出宮時，刺殺了曹髦，曹髦當時可是曹魏皇帝，作為一國之君，卻被臣子刺殺，這在當時是一件非常大的事，這事還傳到了蜀漢。
蜀漢以此事為藉口，由姜維率軍北伐攻打曹魏，很多人想不通這個道理，司馬昭弒殺了曹魏皇帝，從蜀漢的角度來看，不是幫了蜀漢了，應該是蜀漢的大功臣才對，怎麼會興兵討伐司馬昭呢？很多人認為這個邏輯想不通，那麼這事如何理解？
姜維北伐
想要理解這個問題，就得從蜀漢的角度來分析，以蜀漢來看，司馬昭弒殺了曹髦對蜀漢來說並不是一件好事，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蜀漢希望曹魏越亂越好。
曹髦被殺，對蜀漢來說，其實沒有一點好處，曹髦死了，魏國會不會滅亡？不會，無論誰當權，蜀漢的敵人都是魏國，魏國的當政者都是蜀漢的敵人，都不會改變兩國的敵對關係，但是，蜀漢此舉可以拉攏一些忠於曹魏的舊臣。
三國鼎立
當年高平陵政變，司馬懿誅殺了曹爽一黨五千多人，忠於曹魏的夏侯霸因為擔心遭到司馬氏的迫害，逃到了蜀漢，這對蜀漢來說，不就是好處嗎？如果蜀漢能以司馬昭弒君為藉口，出軍北伐曹魏，那麼就能搏取曹魏舊臣的好心，如果曹魏舊臣需要藉助蜀漢的力量來反攻曹魏，那對蜀漢來說，不是憑空增加了盟友，有了削弱曹魏實力的機會嗎。
從這個角度出發，蜀漢希望曹魏內部越亂越好，政治鬥爭越激烈越好，最好是因為這件事引發兩方的火拼，導致曹魏內部兩敗俱傷最好，這樣蜀漢就能坐收漁翁之利了，但是反司馬昭這一方的勢力實在是太弱了，根本無法與司馬昭對抗，所以蜀漢最好的辦法就是聲援曹魏皇帝以及忠於曹魏的舊臣，擴大他們的勢力，讓他們與司馬昭繼續鬥爭下去，才符合蜀漢的利益。
曹髦被殺
二、司馬昭掌權理論上比魏帝曹髦掌權更加強大。
司馬昭這個時候已經殺了魏帝曹髦，並且司馬代魏的進程已經進入到關鍵時候，司馬昭這個人有能力，有野心，有計劃，有謀略，正在進行司馬代魏的進程，如同當年的曹操封公稱王一樣，走著同樣的流程，如果曹魏內部沒有激烈的反對，那司馬昭大概率就要成功。
如果蜀漢以此為藉口，大舉發兵進攻曹魏，等於是把這事公開化，激烈化，讓所有曹魏臣民和百姓都來關注這事，這事可不是什麼光彩事，弒君在中國歷史上都是遺臭萬年的行為，司馬昭肯定是拼命想把這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是如果蜀漢執意挑起戰爭，並以這事為藉口，那就等於是阻止或者延緩司馬代魏的進程。
成濟弒君
一旦讓司馬昭代魏成功，並整合內部的話，曹魏政權就變成了司馬政權，那將會比之前曹姓皇帝更加強大，曹氏在這個時候已經人丁凋零，人才稀少，而司馬氏卻恰恰相反，正好人丁興旺，人才濟濟，司馬昭建立的這個國家，肯定要比之前的曹魏強大，那就不符合蜀漢的政治利益。
曹髦只是一個傀儡皇帝，殺了他對曹魏來說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損失，蜀漢最想看到的是曹魏實力的損失，實力都掌控在司馬昭手上，所以討伐司馬昭才符合蜀漢的政治利益。
三、從封建倫理道德的角度來看，弒君是任何政權第一反對的事情。
三國傳承自東漢，東漢傳承自西漢，兩漢近四百年江山，是以儒家思想為治國思想的，儒家講的是三納五常，第一個就是君為臣綱，這話的意思是指：國君是臣子一切行為的準則。整個國家的道德標準以尊重皇帝為第一標準，弒君那是第一重罪，是要誅滅三族的，封建社會，無論是誰敢弒君，都是受人唾罵，並且遺臭萬年的。
君為臣綱
司馬昭當時的行為就是弒君，雖然不是他直接命令殺的，可這事不是明擺著嗎，司馬昭是掌權人，成濟是賈充的手下，賈充是司馬昭的心腹，憑誰都知道這是司馬昭的主意，所以在當時引發了巨大的轟動效應，全天下的人能夠接受司馬昭禪讓曹髦的帝位而稱帝，但是完全不能接受司馬昭弒殺曹髦而稱帝，這是有本質區別的。
區別就在於皇帝當時是整個天下的準則，殺了皇帝，等於打破了所有的信仰，讓人無法接受，魏、蜀、吳三國的政治理念和道德準則都是來自於兩漢，如果司馬昭弒君的這種行為不被阻止的話，那蜀漢也會擔心自己的皇帝之位是不是也會像曹髦一樣被人所模仿，這會動搖了封建社會的統治基礎，無論是蜀漢還是曹魏，都以這個基礎來統治天下的，一旦沒有這個道德準則，被統治階層隨時會起來推翻這個政權，到時候統治階層就會後悔莫及。
司馬昭
蜀漢也有維護這個封建道德準則的因素，當年曹操對關羽那麼好，關羽仍然離開曹操回到劉備身邊，曹操不是說了一句：各為其主嗎？曹操欣賞關羽的忠心，卻放走關羽這個敵人的做法，就是想向手下人傳遞一個信息：做臣子的都要像關羽一樣忠心。即使關羽後來在戰場上威震華夏，殺了曹操很多將士，但曹操收到關羽首級後還是按諸侯之禮厚葬關羽，因為曹操提倡關羽的忠義，這種忠義同樣也是封建社會的道德準則之一，與忠君有著類似的本質。
所以，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蜀漢要以司馬昭弒殺曹髦為藉口出兵北伐，事實上，一旦司馬昭成功稱帝，他也會成為封建道德準則的堅定守護人，但在這之前，他是屬於不同階層的，是曹魏的臣子，蜀漢發兵攻打是以司馬昭以下犯上的理由北伐的，這是根本性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