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歡魯迅先生的這段話：「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裡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後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在西南聯大建校初期，全校有教師269人，其中一大部分都是來自清華的老師。梅貽琦在建設清華的時候非常注重師資的建設，網羅了一群相當優秀的教師來清華任教，這也為西南聯大閃耀的師資力量打下了基礎。這些老師都是在各自領域響噹噹的人物。胡適、馮友蘭、金嶽霖、聞一多、錢穆、吳戀、朱自清、陳寅恪、華羅庚.....
哪一個名字單挑出來放在今天，都可以成為一所好大學的招牌，但是這群大師，卻雲集在雲南昆明這樣一所破敗簡陋的學校裡面。
北平淪陷時，剛剛失去父親的陳寅恪，右眼視網膜剝離，必須儘快手術，可手術意味著要在北平待很長時間，難免會受到日本人拉攏和脅迫。自古文人崇尚「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陳寅恪再三考慮之後，決定放棄治療眼疾。1937年11月，陳寅恪隱瞞自己的教授身份，攜妻帶女，出逃北平，用唯一的左眼繼續教育事業。
芝加哥大學畢業的聞一多先生參加了步行老師團，湘黔滇步行團目的地昆明。與此同時，遠在國外留學的華羅庚、王竹溪、張文裕和趙九章，也開始穿越歐亞大陸，向昆明進發。
長沙到昆明距離3000裡，以聞一多為代表的教授和體檢合格的284名男同學，開始了漫長的西南徒步之旅。聞一多在自述中說：「國難期間，走幾千裡路算不了受罪。再者，我雖然是一個中國人，而對於中國社會及人民生活，知道得很少，真是醉生夢死啊，現在應該認識認識祖國了。」
途中，師生們寫生、作詩、唱歌、採集標本、體察民情，深切了解和認識了戰時人民。
後來經統計得知，在西南聯大培養的80位中國兩院院士中，參加此次徒步計劃的院士，佔比17.5%。
遷移本身即是教育。聞先生的課有十多門，講課之美，讓學生覺得穿一座城上課也是值得的。戰時的昆明，先生們生活艱苦，聞一多在給妻子的信中這樣寫道：「昆明房租甚貴，置家具又要大一筆款，我手上現無存款，故頗著急，快一個月了，沒有吃茶，只吃白開水，今天到陳夢家那裡去，承他把他吃得不要的茶葉送給我，回來在飯後泡了一碗，總算開了葷。」
1938年9月28日，昆明上空迎來第一次空襲，西南聯大師生們迅速撤離，等空襲過後，繼續上課。右眼失明、左眼視力惡化的陳寅恪，在空襲警報拉響時，常常帶著小板凳躲到坑裡去，昆明多雨，有時他要在深幾尺的水坑中等待警報解除。
「在昆明城外20裡的一個小村莊裡，全家人住在兩間小廂樓裡，食於斯，寢於斯，讀書於斯，做研究於斯。晚上，一燈如豆，所謂燈，乃是一個香菸罐子，放上一些油盞，摘些破棉花做燈芯，為了節省點油，芯子捻得小小的。晚上牛擦痒痒，擦得地動山搖，危樓欲倒，豬馬同圈，馬誤踩豬身，發出尖叫，而我則與之同作息。那時，我的身份是清高教授，嗚呼，清則有之，清則清湯之清，而高則未也。」華羅庚在昆明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學術專著《堆壘素數論》。
費孝通嘗試構建社會學版的卡文迪許實驗室，還寫出了《祿村農田》。
王力出版了中國現代語言學的奠基之作《中國現代語法》。
羅庸寫出了《鴨池十講》。
吳寵以課堂講義為基礎，用英文寫作《世界文學史大綱》。
湯用彤的《中國佛教史》、《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
趙九章的《大氣之渦旋運動》。
馮景蘭的《川康滇銅礦紀要》。
周培源的《湍流論》。
楊振寧請教吳大猷指導論文，李政道經吳大猷推薦赴美國留學，同時獲得1957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吳大猷被譽為「中國物理學之父」。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經過愛國教育和文明洗禮的讀書人，感到一種時不我待的迫切和國家正處於生死存亡關頭的焦慮，他們急切地想通過自身努力，保家衛國。先生們有時代錘鍊的風骨與責任感。家國情懷融入他們的血液，這份情懷韌如蒲葦，堅如磐石，似山脈綿延，如大江大河般浩蕩不絕。校訓剛毅堅卓更是烙在那一顆顆赤子之心上
和平年代的我們，大概永遠都沒辦法理解、體會，也不可能達到如這些前輩這樣厚重深沉的憂國憂民情懷和抱負。戰火年代，活下去甚難，更難是還保持風骨、知識分子的體面，而最難還是在精神上、在教育上不懈地帶領培育後輩，彈精竭慮地傳承歷史，以教育振興民族，以文化支撐國人的精神。
時代造就英雄，西南聯大在戰火紛飛年代應運而生，所有人都抱著救國的迫切心情，投身於教育、科學和戰場，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愛國人士和名家大師。
「1945年初冬，陳岱孫教授回北平接收清華園，問聞一多有什麼事要辦。聞一多說：『你看看我那屋前的竹子，還在不在。」
也許你真是哭得太累，
也許，也許你要睡一睡，
那麼叫夜鷹不要咳嗽，
蛙不要號，蝙蝠不要飛。
不許陽光撥你的眼帘，
不許清風刷上你的眉，
無論誰都不能驚醒你，
撐一傘松蔭庇護你睡。
也許你聽這蚯蚓翻泥，
聽這小草的根須吸水，
也許你聽這般的音樂，
比那咒罵的人聲更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