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在網上看到一則消息，位於上海虹口區多倫路上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紀念館，在完成了修繕改建和展陳改版工程後重新對公眾開放。其中特別提到「左聯」誕生的搖籃——公啡咖啡館，將通過一個做工精緻的建築模型加以呈現。
公啡咖啡館是舊上海一家頗為出名的咖啡館，地處北四川路和多倫路的交界處，是一幢三層磚木結構的街角樓房。據說由一個猶太人開設經營，樓下賣糖果點心，二樓喝咖啡。1995年角樓因四川北路拓寬而拆除，現多倫路8號源寶樓喝咖啡的地方，就是公啡咖啡館的舊址。
▍公啡咖啡館舊照
我曾在某年一個雨後的下午走過多倫路，去虹口公園拍攝滬上的秋色，沿路的景觀營造已然給我留下印象，想著出來時再到這裡走走，領略一下舊上海的風貌遺存。然而從虹口公園出來時天色已暗，細密的秋雨又下了起來，便只好作罷。看到網上的消息，又勾起了我對多倫路及公啡咖啡館的興趣，計劃待疫情緩解，南下上海了卻夙願，無奈諸事阻隔，行程便一再被擱置了。
在上海，一座咖啡館本不算什麼，公啡咖啡館不是上海開得最早的，也未必是最好的，但卻因為它與左聯的不解之緣而被賦予了特殊色彩，成為後人口中「那個年代最有名的咖啡館」。今年是左聯成立九十周年，所以有關這個咖啡館的回憶，註定會被很多人想起。
壹
夏衍先生曾回憶：「我記得左聯第一次籌備會議，是1929年10月中旬，地點在北四川路有軌電車終點站附近的公啡咖啡館二樓，參加者有潘漢年、馮雪峰、陽翰笙、錢杏邨和我等10個人。」又說：「籌備會一般是每周開一次，有時隔兩三天也開過，地點幾乎固定在公啡咖啡館二樓一間可容十二三人的小房間。」至於咖啡館的具體環境，田漢早年以「公啡」為原型創作的話劇《咖啡店一夜》，也提供了一些想像：「正面有置飲器的櫥，中嵌大鏡，稍前有櫃檯，上置咖啡、牛乳等暖罐及杯盤等……適當地方陳列菊花，瓦斯燈下黃白爭豔，兩壁上掛油畫……」這被視為對當時公啡咖啡館場景的還原，使得《咖啡店一夜》不僅是中國最早抒發咖啡情結的沉浸式戲劇，也無意間具有了現代文學的史料價值。
▍公啡咖啡館舊址
據說，咖啡是上海開埠不久由一位英國藥劑師（J.lewe lyn）傳入的，他在花園弄（今南京西路）1號開有老德記藥店。這種棕色的奇妙液體一開始被稱為「咳嗽藥水」，後隨著西點的興起，才逐步被上海人接受。去咖啡館喝咖啡的休閒方式，最早流行於法租界，到了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後，便形成了以北四川路、霞飛路和南京路為「金三角」的咖啡店圈，所謂的「上海腔調」和其特有的都市品質便是在這一氛圍的浸潤下慢慢洇暈而成。
咖啡與文學似乎有著天然的默契。在歐洲一些老街區的咖啡館，曾因為一些文化名人的光顧，而被當地人引以為豪，如卡夫卡、茨威格常去的「紳士咖啡館」，薩特、波伏娃常去的巴黎左岸「伏羅爾咖啡館」等；而上海當年除了公啡咖啡館外，也還有文化人開的如張資平的「文藝咖啡座」、創造社的「上海咖啡店」以及周全平的「西門咖啡店」等。上海本就是一個追求時髦的小資城市，得風氣之先是這個城市的風格，並孕育出以陰柔嫣淨的「輕文學」為基色的海派文學，比如「新感覺派」、「鴛鴦蝴蝶派」，比如張愛玲、徐籲、穆時英……他們以對都市男女的精神解讀為追求，在燦爛和糜爛交織的土壤上澆灌出詭譎明麗的上海「惡之花」，這種沉醉式的文品與滬上靜默風塵的情調很搭，也是沿海消費文化催生的必然產物，為當時頗為嚴肅的文壇帶來了一席清朗。然而，當「小資」泛濫為一種常態，「革命」就成為新時髦，在風氣的驅使下依舊被追求起來。1930年前後的上海，社會主義觀念的出現，為改變萎靡、頹廢的現狀提供了希望和可能，坊間都把激進的無產階級革命當作時髦的話題來討論。在咖啡館從事左翼作家的文學革命，既踐行了革命的使命，又不失浪漫的城市底色，這是只有在上海才會有的現象。它把原本不搭界的咖啡的優雅情調與革命的凜然姿態匪夷所思而又渾然天成地結合在了一起。而之所以選擇公啡咖啡館作為場所，是因為它處於公共租界邊緣，又由外國人經營，巡捕房不易控制，它為左翼作家的交流提供了更為寬鬆、安全的環境，成為他們釋放文化情懷的理想棲息地。想來「公啡」的咖啡味道也許平常，並不會有什麼特別之處，倒是通過「公啡」去品味左聯，可以嘗出別一番滋味來。
貳
魯迅在《三閒集》中的《革命咖啡館》一文寫道：「遙想洋樓高聳，前臨闊街，門口是晶光閃爍的玻璃招牌，樓上是我們今日的文藝界的名人，或則高談、或則沉思，前面是一大杯熱氣騰騰的無產階級咖啡，遠處是許許多多『齷齪的工農大眾』，他們喝著、想著、談著、指導著、獲得著，那是，倒也實在是『理想的樂園』。」這是對咖啡館革命眾生相的生動寫照。由於當時魯迅與創造社、太陽社尚在論戰中，所以語氣中帶有明顯的調侃、奚落之意，其中所諷「齷齪的工農大眾」就是創造社成仿吾的語言，他在《創造月刊》發表的《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中說：「把你的背對向那將被奧伏赫變的階級，開步走，向那齷齪的工農大眾！」之後魯迅又說：「我是不喝咖啡的，我總覺得這是洋大眾所喝的東西，不喜歡，還是綠茶好……這樣的樂園，我是不敢上去的。你看著裡面不很有些在前線的文豪麼，我卻是『落伍者』，決不會坐在一屋子裡的。」
然而一年以後，魯迅不僅登上了公啡咖啡館的二樓，而且還出席了籌備左聯的聚會，與那些本不會坐在一起的人坐在了一起——時為中共宣傳部文委書記的潘漢年，召集在上海的黨員作家和進步文學工作者座談，要求立即停止對魯迅、茅盾的圍攻，倡導革命作家必須聯合起來，才能有力地進行文藝思想鬥爭，突破當局的文化「圍剿」，並醞釀成立以魯迅為旗幟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也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執拗的魯迅才與創造社、太陽社冰釋前隙，坐在了一起。儘管他依舊是不喝咖啡，只喝綠茶。
▍左聯五烈士：李偉森 胡也頻 柔石 殷夫 馮鏗
經過一番籌備，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於1930年3月2日在多倫路的中華藝術大學舉行，大會通過了左聯的理論綱領和行動綱領，選舉了夏衍、錢杏邨、魯迅、馮乃超等7人為常務委員，周全平、蔣光慈為候補委員。魯迅在會上發表了題為《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演說，第一次提出了文藝要為「工農大眾」服務的方向。魯迅是左聯推出的旗幟性人物，這主要基於他擁躉眾多的名望，以擴大左聯的影響力，而實際掌控工作的是中共領導人瞿秋白。左聯成員主要由創造社、太陽社、語絲社及文學研究會的人員組成，上海各方原存在分歧的文學力量，在公啡咖啡館裡卸下了各自的防備，暢所欲言，交流主張，分享對社會、文學的反思，在怡然氤氳的咖啡氣息中找到了共通的精神依附，形成了文化同盟。
攝影家沙飛拍攝的魯迅與青年木刻家一起圍坐的場景，非常典型地顯示了魯迅與當時的進步青年之間的友誼。
叄
公啡咖啡館無疑是左聯誕生的搖籃，但我更願意把它視為左聯的精神驛站，特別是對於青年作家來說，六年的左聯時期，他們在「公啡」經歷了不同含義的精神洗禮和思想蛻變，或覺悟，或堅守，或轉折……這在後來都不同程度地影響到了他們的人生軌跡。在這個過程中，魯迅自然又成為觸及他們世界觀的靈魂人物，使原本不喜歡喝咖啡的他成了「公啡」的常客。1934年至1935年間，由於左聯自身存在的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加上時局環境的原因，魯迅與左聯的聯繫漸漸疏離，一些文藝小報開始挑撥左聯與魯迅的關係。1934年田漢向魯迅追問胡風的問題，引起了魯迅的反感，又使隔閡加深。他曾對茅盾抱怨：「左聯的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是相當嚴重的，他們實際上把我也關在門外了。」可見，魯迅此時雖身在左聯，但已心殊隔膜，瞭然和散淡了許多。然而魯迅利用左聯平臺與青年作家的交往卻不曾中斷過。因為在陰山路的寓所離公啡咖啡館不遠，他常常借座這裡約見友人，以文學青年最多，其中包括周揚、柔石、蕭軍、蕭紅等。他一般是先和他們在內山書店見面，然後再帶到公啡咖啡館長談。1934年，蕭軍和蕭紅帶著《八月的鄉村》和《生死場》兩部書稿，從東北輾轉來到上海，因生活創作窘困而求助於魯迅。11月30日午後，他們如約與魯迅在公啡咖啡館見面。據蕭紅表述：「魯迅先生很熟悉地推門進去，上了二樓。我們也隨後跟進去。店裡一個外國人很熟識地跟魯迅打招呼，魯迅回禮後便在靠近樓梯的一個廂位中坐了下來，我們也坐進去。這處廂位很僻靜，進門的地方有個小套間部分地掩住了它。座位的靠背很高，鄰座的廂位互相看不見，坐在廂位裡就如進了一個小房間。」顯然魯迅對「公啡」的環境諳熟，且有自己習慣的固定座位，這裡儼然成了他的「第二客廳」。
蕭紅和蕭軍當時並不是左聯的成員，他們也曾想過要加入，但卻感到了來自上海文壇的某些偏見，視他們為「不順眼」的「外來者」「東北佬」，宗派風氣可見一斑。而此時魯迅的態度對他們來說就如同空氣和太陽，許廣平在《憶蕭紅》一文中曾記錄了他們的那次會面：「他們爽朗的話聲把陰霾吹散了，生之執著，戰，喜悅，時常寫在臉面和音響中，是那麼自然、隨便，毫不費力，像用手輕輕拉開窗幔，接收可愛的陽光進來。」可見，魯迅對蕭軍、蕭紅不僅是生活上的幫助，更有精神上的教誨和引領，他後來為蕭紅《生死場》的出版作序，就是一個例證。
▍左聯創辦的機關刊物。
肆
1930年2月16日的《魯迅日記》記載：「午後同柔石、雪峰出街頭飲咖啡。」那是到公啡咖啡館參加左聯的最後一次籌備會；6月5日又載：「同柔石往公啡喝咖啡。」這是與柔石的單獨會面。柔石是「左聯五烈士」之一，因在北大旁聽過魯迅的《中國小說史》，亦可稱為魯迅的學生。魯迅對柔石的作品和人品很是欣賞，曾助他創辦了旨在介紹東、北歐文學，輸入外國版畫，提倡質樸文藝的《朝華社》，關係可謂親密無間，僅《魯迅日記》載及的往來就有數十次。我們認識柔石通常是因為電影《早春二月》，那是由柔石的中篇小說《二月》改編而成的。作品表現了被五四精神喚醒的一代知識青年在現實社會裡的苦悶和迷惘。它試圖以人性展示創作理念，記錄了所謂個性解放和人道主義在現實中如鏡花水月般的破碎過程，思想主題通過江南情調和人物情懷融合得具有詩性，從而擺脫了左翼文學概念先行的一些通病，成為左聯具有影響的重要作品。柔石遇害後不久，魯迅便寫下了那篇著名文章《為了忘卻的記念》。
今天的多倫路上，一個個歲月的印跡恰如一些個故事，能把人引向封塵許久的歷史深處。在與秦關路交叉的東北角，有一尊丁玲的塑像，這是少女的丁玲，一雙未脫稚嫩的明眸包蘊著對未來的洞察和憧憬。她坐在一隻旅行箱上小憩，這種造型突出了人在旅途時的驛站意識——目標尚未達到，一個理想的歇腳之地既可給精神充電，也可以設想具有任何可能的將來，這正是處在人生路口上的丁玲的狀態。據楊纖如回憶：「30年代陽翰笙同志經常帶領我們參加作家的活動，北四川路底的公啡咖啡店去過多次……記得馮乃超說話的時候，手裡玩弄著橡皮筋，他把近視眼鏡伸到一位女作家面前問：蔣女士有啥子意見呀？這位蔣女士就是丁玲。」
▍多倫路上的丁玲塑像
當時丁玲正受命主編左聯的機關刊物《北鬥》，她常常在公啡咖啡館內審閱稿件，在她周圍聚集著一批有才華的文學青年，如艾蕪、沙汀、沈從文等。左聯時期的丁玲，其文學觀呈現出矛盾的二元傾向，「為革命」和「為自我」兩種不同的語系就像「革命」和「咖啡」一樣被她主觀地焊接在一起，但在具體的創作實踐中，又往往是形象的意義大於觀念鋪陳，不自主地洩露了一位青春女性本能而真實的情感傾向。「五四」退潮後，中國作家陷入了孤獨和彷徨，丁玲早期的作品也烘託出一個個孤寂傷感的心靈世界。在左聯環境的歷練中，尤其是她的愛人，同為「左聯五烈士」的胡也頻遇難之後，她終於做出了自己的抉擇，這個抉擇被瞿秋白稱為是「飛蛾撲火」，而在她眼裡，這火就是拯救她靈魂的路標和燈塔。在矢志「向左轉」的同時，她並沒有忘記將自由精神和五四傳統嵌入自己的文學觀中，這既說明了其思想轉變的複雜性、漸進性，同時也昭示了五四精神所具有的頑強生命力。不管怎樣，這位曾寫過《莎菲女士日記》的少女，此刻已經走在了《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路途中，且毅然決然。據說左聯紀念館的茶座裡，有一款當年丁玲在公啡常喝的咖啡，它幾乎成了一個品牌，詮釋著當年丁玲在「公啡」的溫度。
左聯雖發軔於上海，但並不是一個地域的概念，而是一種更加積極開闊、立足大眾的文學主張，表現了很強的社會責任感和文化擔當。1936年初，為建立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左聯宣布解散，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公啡咖啡館也在沉浮變遷了半個多世紀後，湮滅在一片被翻新了的市井繁華中，只留下一塊牌匾，提示著曾經的「文學革命」的摩登時代。從一些老照片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公啡咖啡館的原貌，它被時光雕刻的有些疲倦和滄桑，黑白照片好像有一種固有的深刻，仿佛還有密紋唱片刺刺啦啦的聲音和咖啡的香氣伴隨而來，那感覺真是有些奇特和複雜，就像我們看左聯，不論側目還是回眸，都是五味雜陳。（責編：孫小寧）
來源 北京晚報·五色土 | 作者 奚耀華
編輯：姜寶君
流程編輯：王夢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