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也不讀書啊，哪有空讀書啊。」靳元在河南某學校國際部教書，因為剛畢業比較年輕，他同學生私下關係比較好，對他們很了解。
靳元用「網感」很強的話語反問道，「快手不香嗎？王者不香嗎？抖音不香嗎？」但語氣裡充滿了無奈。
在這所學校裡，閱讀室、閱讀課、閱讀老師一應俱全，就讀的學生大多家境殷實，能夠提供充分的閱讀支持，「但問題不在於這些，他們真的不讀書，」靳元說，「他們與我們不同了，甚至連社交App都不一樣了。」
靳元說，孩子們覺得微信、QQ太老套，反倒用短視頻App作為溝通的方式。
與此截然不同又隱隱相似的是，距離僅20分鐘車程的城中村打工子弟學校，政府和社會捐贈的閱讀室光鮮亮麗，各類電教化設備一應俱全。但圖書束之高閣，閱讀室淪為擺設。
再向外開足1個小時車程的農村，即將要撤點並校的村小，僅剩的十幾個孩子和老師守著翻新沒幾年的教室。掛著圖書室牌子的空屋子裡，只有一塊黑板和一堆散落的桌椅。
兒童閱讀推廣所面對的問題錯綜複雜，為何讀？讀什麼？怎麼讀？對過往的反思勢在必行，對未來的探索不斷前進，一場閱讀實驗正在進行。
鄉村小學的一年級教室內，班長帶領同學早讀
「我們為什麼要閱讀？」這是導演關正文在「陽光關愛·i讀計劃」課堂上的提問。
「閱讀可以學習到課外的知識。」
「閱讀可以讓我們懂更多更深的道理。」
「閱讀可以讓人增長見識。」
孩子們一個接一個說出自己的答案。這堂課發生在海南屯昌縣的一所村小裡。而在數千公裡外的河北省阜平縣山區，相同問題所得到的回答截然不同。
面對輪崗到村小的老師王丹，講臺下坐著的十幾名同學鴉雀無聲，教室最後面的小男孩操著一口濃重的方言喊道，「讀啥書啊？」說罷，臺下一陣鬨笑。
王丹對這群即將升入初中的小學生感到陌生，這與她小的時候完全不同。她說，這種不同是深植在骨子裡的。
「他們覺得自己有很多機會，但我又覺得他們的機會並不多。」王丹在一次班會上問「夢想」時，孩子們回答的多數是「電競選手、主播、有錢人、大明星……」對於這些，王丹有些詫異，仔細想想又覺得可以理解。
這種矛盾基於王丹在這所村小及家鄉的認知，「他們基本上都刷短視頻，也都能弄到手機。」王丹認為，鄉村孩子如今能獲取到的網絡信息，幾乎與城裡孩子別無二致，「城市裡火的BGM，這裡也火。」
在那堂班會課上，王丹被那位小男孩嗆了一句，「你看那誰誰誰（指某主播），他小學畢業的，現在一場直播賺好幾十萬。」
「讀書無用論」在信息爆炸的時代有了新的「支撐」，王丹不知該怎麼駁回去，但視這種情況為洪水猛獸。
共青團中央維護青少年權益部、中國網際網路信息中心（CNNIC）於2020年5月聯合發布的《2019年全國未成年人網際網路使用情況研究報告》顯示，城鎮未成年人網際網路普及率達到93.9%，農村未成年人達到90.3%。
基於數據的直觀感受是：在鄉村，獲取一部手機的難度越來越小，玩手機的門檻越來越低，家長的管制態度越來越弱。
相比於王丹眼中的「洪水猛獸」，在長春市某區教師進修學院工作的姜怡則將手機應用視為雙刃劍。
「我小的時候，課外認知大都來自收音機。」姜怡說，「網際網路的出現將信息門檻放低，很多東西都可以看到，孩子們能獲得內容越來越多。」
不過，姜怡也對「過度遊戲」「碎片閱讀」和「視力傷害」三件事情表示擔憂，其中最為關注的便是「碎片化閱讀」。
「碎片閱讀是會帶來一定程度的快感，現在孩子不愛讀書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不愛長篇幅閱讀。」姜怡在一線教了二十六年的語文課，「這樣的危害很大，習慣碎片閱讀的孩子很難形成系統的思維架構。」
課堂瞬間
另一種「讀書無用論」則來自家長。靳元把原因歸結到認知上，認為最為重要的原因是一部分家長的「讀書無用」，「我說的不是課本，」是指讀書這件事情，「家長們話說得最多的就是，『看這個幹啥，考試又不考』。」
這些無用的論調在內生層面抑制了孩子閱讀的興趣。勉強逃過這種無用論的孩子，還要受困於閱讀本身的一些要求。
王丹說，「我幾乎沒有看到他們會帶什麼書到學校，課本和漫畫除外。」
書少，在一定程度上因為不買，但更重要的是買不到。「買書這件事情本身就不在這些家庭的開支之中，」王丹說，「鄉鎮根本就沒有書店，孩子們網購又不會買書。」
這種情況在大部分縣市的民營書店可見一斑，往往教輔類圖書佔比最高，有的書店甚至直接開到小學邊上，只賣教輔、文具和玩具。
家裡不買書，附近不賣書，學校發的都是教科書。在鄉村，私有閱讀空間的建設幾無可能，如何拓建公共閱讀空間成了鄉村兒童閱讀推廣的核心舉措。
在公共閱讀空間的初探索裡，圖書角是最經濟實惠，也是最可能實現的方式。
不過難管理、沒實效、缺書源等問題也頻頻發生，志願者老徐在支教過程特別關注學校的圖書角，據他觀察，校園已有的圖書角在質量及數量上並非都能達標，許多書甚至沒有被翻閱的痕跡。
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合適的閱讀空間被迫切需要，閱讀室應運而生。
2020年，南方周末公益研究團隊就兒童閱讀室問題，先後赴雲南、貴州、湖南、內蒙古、湖北、甘肅、青海、四川、河北等地調研，並與廣東、江西、江蘇等地學校教職員工以電話訪談的形式進行遠程調研，涉及學校六十餘所，涵蓋高中、初中、小學及學前各階段。
調研結果顯示，其中90.1%的學校擁有多媒體教室，超80%的學校擁有獨立的圖書閱覽室，各小學基礎設施建設較為健全。
但不可忽視的是，其中過半數閱讀室沒有按照年級進行明確的圖書分類，能夠定期在其中進行閱讀活動的少之又少。
「利用率很低，」志願者感觸很直觀，「客觀上有一部分學校情況如此。」而王丹所在的學校的閱讀室乾脆上鎖。
「我們學校的閱讀室窗明几淨。」王丹打趣地解釋圖書室只有兩個時間開門，一個是上級領導檢查，另一個是東西沒地方放了，「不過後者幾乎沒可能，學生走得差不多了。」
城市的情況與鄉村截然不同，「在哪讀書」幾乎不成問題。
負責區域內老師培訓的姜怡對此認識非常深刻，「我前一陣子去一個市裡的小學調研，閱讀室非常完善，書很多，不同年級有不同的閱讀空間，內容也非常豐富。」
靳元所在的國際部則要特殊一點，高昂的學費和基礎設施能力成正比。「華麗」的圖書室近乎重點高校圖書館的一角，現代化的設備、專職的圖書管理員、明確的空間區分一應俱全，並且對學生「徹底」開放。
「我們專門設置閱讀日和閱讀課，周末也向學生們開放，」靳元對此頗為驕傲，「我在教學中也會結合圖書進行深入挖掘，課後會要求學生前去閱讀。」
對於靳元來說，日常所需要的圖書基本可在學校圖書室找到。不過他也有擔憂，「這些書功利性比較大，大都與我們學校實際教學有關。」他自嘲道，「課外書都與課內有關。」
這種情況尚且可理解，更需關注的問題是書不對「板」，且其往往發生於欠發達地區的鄉村學校。多次參與支教活動的閆東曾在一所村小的圖書室裡看到名為《會計電算化》的高校教材，其他的書還有《大學英語》《如何處理兩性關係》《獨霸天下》……
據業內人士介紹，目前我國公益類型相關閱讀室的圖書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政府相關部門採購，另一方面是社會捐贈。
前者一般比較有保障，保證基本的兒童閱覽需求。但問題是，這些圖書一經採購便「端起鐵飯碗」，無法有效地做到針對學校精準投放、針對年級精準調配。而社會捐贈則面臨著圖書「供求關係不相稱」，一次性的捐助後往往沒有後續跟進。
當然，只解決「什麼書能看」，遠遠無法達到目的。對於面向學生尤其是少年兒童的閱讀推廣而言，更重要的是解決「什麼書孩子愛看」的問題。
學生正在閱讀
「不要什麼書都像課本一樣，」靳元對所在學校圖書室的情況也有一定程度的質疑，「我就覺得漫畫中國史這類的圖書很好看，形式新穎，內容活潑，還符合年輕人的語言體系。」
除了風格上的年輕化，對於「閱讀什麼」這個話題，最優的解答似乎是「多元」二字，浩如煙海的書籍背後蘊含著無窮力量。
從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員、科普作家羅會仟的角度來看，兒時從堂兄家藏書裡翻出的那套《十萬個為什麼》叢書是他的「一元」。這套「意外之喜」讓他如獲至寶，佐著《新華字典》，他把這本書從小學翻到高中。
對於中國作協副主席、文學評論家李敬澤而言，小時候讀過並深受影響的《哈克貝裡·芬歷險記》是他的「一元」。或許正是從這個歷險開始，他有了《顏色的名字》，到達《紙現場》，講起《河邊的日子》。
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研究員苟利軍在1994年第二次徵戰高考，終於如願考進南京大學天文系，並接觸到了彼時剛出版不久的《第一推動叢書》。二十餘年過去，他特別撰文，將這系列書籍稱為自己的科學啟蒙之書。
無論是科學家、作家、畫家，還是主持人、演員、醫生，無數個來自社會的「元」匯集，從不同角度釋放閱讀的魅力。
此時的閱讀，與任何事情無關，只與孩子們連結。
這些「元」該如何連結？它們以何種形式存在？
答案是經驗。是過來人的閱讀心得，更有他們在人生道路上行進多年後的真切體會。兩者相融，才讓關於如何閱讀的探討有了更深意義。
李敬澤、羅會仟、苟利軍的「經驗分享」，便發生在由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東風日產、南方周末聯合發起的「陽光關愛·i讀計劃」現場。與他們一道走進鄉村小學的，還有奧運冠軍鄧亞萍，演員婁藝瀟、李光潔，主持人張騰嶽、李艾，導演關正文、科幻作家韓松，繪本作家熊亮，學者張秋，援鄂醫生代表鄧醫宇等來自各領域的「領讀大使」。
點擊回顧2020「陽光關愛·i讀計劃」精彩瞬間
他們匯集在一起，試圖從多元角度探討如何閱讀。
疫情期間在抗疫一線戰鬥的鄧醫宇認為閱讀是永遠的，「永遠都需要保持學習的狀態，否則一次錯誤都可能是一條人命。」
這位曾經直面病魔不打退堂鼓的「戰士」在課堂上有些緊張，這是他第一次給小學生上課。
鄧醫宇為學生授課
「你們要精讀教材，」鄧醫宇的閱讀方法是精讀與泛讀相結合，「泛讀可以讓你的思想插上翅膀，能夠在天空中飛翔，看得更高，看得更遠。」
而主持人張騰嶽則用「問問題」的形式，希望引導孩子們找到「如何閱讀」的答案。
「變色龍為什麼會變色？」「長頸鹿的脖子為什麼那麼高？」「小熊貓肚子的顏色是什麼？」頻繁的互動交流既是興趣引導，張騰嶽亦希望藉此教會孩子們如何在閱讀中提問，「重要的是，他們要學會一種讀書的方法和學習的方式。」
除了這些硬視角，「陽光關愛·i讀計劃」的課堂上還有很多軟視角。
「愛」與「責任」，這是奧運冠軍鄧亞萍希望孩子們從《小王子》中體會到的關鍵詞。而談及自己的乒壇職業生涯及求學經歷，她則將講述的重點定格為「做自己」。無論是閱讀一本書或是終身學習，「一定要找到更加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
鄧亞萍帶領學生閱讀
此外，課堂上還有更多打動人心的瞬間：演員婁藝瀟將自己與親人的故事娓娓道來，引導孩子們思考愛的意義；科幻作家韓松寄語孩子們，「想像力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繪本作家熊亮鼓勵孩子們睜大眼睛、觀察身邊的人與事，珍惜屬於他們的獨有感知力……
王丹老師最喜歡的書，是主持人李艾向孩子們推薦的那本《你當像鳥飛往你的山》。
在閱讀課上，李艾回憶起拼命想成為「別人家孩子」的童年。她以過來人的身份道出成長後的體悟，「如果我不是這個樣子的話，這個世界上恐怕就沒有我。」
王丹同李艾一樣，站在講臺上回望自己，不免說出「閱讀改變了我的命運」，那本父親兒時送的《堂吉訶德》，給了她闖出大山又回到大山的力量。
「閱讀本身就是最終答案，」靳元在回答「如何閱讀」時，沉默了很久，「無論是在哪讀書還是讀什麼書，開始讀書最重要。」
從2019年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東風日產、南方周末聯合發起「陽光關愛·i讀計劃」以來，優質閱讀課程便是一大關鍵，另一個關鍵的「抓手」，則是基於鄉村小學的閱讀空間，「東風日產陽光關愛閱讀室」由此應運而生。
從2019年的甘肅、貴州、廣西、陝西，到今年項目走進的江西贛縣區、湖南龍山縣、海南屯昌縣、廣東連南縣四地，至今已有8間「東風日產陽光關愛閱讀室」相繼落成，共計配備超過20000本全新圖書。
「東風日產陽光關愛閱讀室」實景
龐大的書籍數量並非唯一亮點，「數據化」「智能管理」在鄉村小學的實現同樣備受矚目。
哪一個年級的學生最積極？各年級學生的借閱喜好有何差異？哪些類型的圖書是學生的「心頭好」？智能化借閱系統的存在，讓校方得以實時了解學生的借閱情況，也讓項目組後續的長遠維護及書籍更新真正實現「心中有數」。
面向孩子的閱讀課暫告一段落之後，閱讀室並未緊閉大門，而是迎來了一批又一批新「客人」。「陽光關愛·i讀計劃」每到一處，即與當地教育主管部門合作，邀請閱讀推廣專家面向當地一線教師開展培訓，傳遞校園閱讀的前沿理念與實踐模式。
除此之外，項目還輻射至家長群體，希望喚起家長對家庭親子閱讀的關注，放下手機成為孩子的「閱讀陪伴人」，而非孩子的「玩手機效仿者」。
教師及家長培訓現場
在實踐中，站點數量、課程數量、覆蓋人數等硬性指標並非「陽光關愛·i讀計劃」的核心聚焦所在，項目真正所致力於達到的，是設計出一個有效果、可複製的閱讀推廣模式。
如今這個模式正投入到一次又一次檢驗中，從教導學生到影響家長、教師乃至決策者，在項目發起方、當地教育部門、校方及廣大社會力量的聯動之下，項目的可持續價值逐步顯現，所引發的輻射效應亦不斷擴散。
「希望不僅僅是為了建一所閱讀室、送幾本圖書、上幾節課，」正如一位參與「陽光關愛·i讀計劃」的志願者所說，「更希望讓改變從此開始。」
對於項目聯合發起方東風日產而言，這種「改變」還可一路向前追溯。自2009年以來，東風日產「陽光關愛」公益行動連續十二年未曾停步，為欠發達地區師生持續提供精神與物質扶助。更值得關注的是，基於「陽光關愛」平臺，東風日產不斷整合全價值鏈體系的優質資源，並實現與社會資源的廣泛連結，打造著眼長期的創新公益模式。
「陽光關愛·i讀計劃」項目既是對過往的延續，又瞄準未來希望開創新裡程。「我們正在努力改變的，是中國兒童閱讀事業發展的一角」，一個可循環、有實效、易推廣的兒童閱讀模式已經在探索中建立，但仍需不斷完善，並讓更多個體參與進來，讓更多的孩子受益。
王丹所輪崗的鄉村小學已經被撤銷了，併入鄉中心小學，但王丹決定擔起學校閱讀老師的重任；姜怡鼓勵已經畢業的孩子堅持閱讀，並決定往城中村學校、打工子弟學校多看看，爭取推動兒童閱讀往更深處發展。
而靳元則選擇加入「陽光關愛·i讀計劃」，「明年志願者報名的時候記得提醒我，我也去」。
*本文圖片來源：漢晶、邱詩蕊、翁振繼、陳芳、齊方、潘趙、彭中、曾錫華、陳玉明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