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這個年份是最能考驗和檢驗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韌性的時刻。我們今天討論的話題具有特別意義。今天的會議由「田野政治學」公眾號主辦。這個公眾號是由學人創辦的學術共同體，旨在從田野汲取理論源泉，將田野調查提升為理論，建立田野與理論的關聯，這是一個有待努力的方向。今天田野政治學主辦的第一次論壇，議題是「小農韌性與韌性國家」。
今天的主講人陳軍亞教授，可以說和我們今天的主題「小農韌性」特別相似。近幾年田野調查，走遍中國，包括西藏高原。特別是擔當調查團隊的開路先鋒，遇到無數艱難險阻。經常是擦乾了眼淚，繼續前行。正是在此基礎上，她撰寫了《韌性小農：歷史延續與現代轉型——中國小農戶的生命力及自主責任機制》，發表於近期的《中國社會科學》。為了煉土為金，將田野調查資料轉換為政治學理論，現在又進入北京大學，追隨名牌老師王浦劬教授進行深造。
第一位與談人徐湘林教授是北京大學博雅學者。華中師範大學的校訓便是「忠誠博雅」。湘林教授留學美國，追隨政治學大家戴維·伊斯頓，是國內最早倡導國家治理研究的學者。這幾年，湘林教授對鄉土民情也非常關注。他的父親是多年的基層老幹部，是我們田野調查的重要訪談對象。
第二位與談人是吉林大學的周光輝教授。在國家理論方面的造詣很深，培養了多位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的獲得者。
第三位與談人姚洋教授，擔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執行院長。姚洋教授在國際化和本土化、國家高層和小農基層、經濟學和政治學方面都成就非凡。他今天將從一個經濟學者的角度與談我們的話題。
陳軍亞（華中師範大學政治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我今天主要是向各位老師報告一下「韌性小農」這篇文章，以及最近由這篇文章所引發的一些想法。同時也是提出這樣一個話題，向各位老師求教，也歡迎大家一起參與討論。
韌性小農：歷史延續與現代轉型——中國小農戶的生命力及自主責任機制一、韌性：一種國家特性中國是一個什麼國家，如何定義中國，是一個古老又常說常新的話題。之所以常說常新，源於視角的不同。我們不斷的從新的視角去發現中國，也對中國有不同的定義。我們可以從制度、文化觀念等視角去定義中國。但是，國家並非一個抽象的制度或者觀念的共同體。國家建立在一定的社會基礎之上，社會基礎決定國家的制度和觀念特徵。
韌性是當下熱詞，尤其是面對疫情發生對國際國內經濟政治社會領域所造成的一些困難局面，有許多關於中國韌性的聲音。在此之前，學界也有關於中國政體韌性的研究。除此以外，我們還有許多非學術的表達，比如「艱苦奮鬥、自力更生」、「中國人是打不垮的」等生活話語。
不管是我們自己的認知，還是西方學者基於不同前提的觀察，韌性已經成為中國國家品格的代表，不管是精神品格，還是制度品格。那麼，問題就在於：國家的韌性從何而來？是一種憑空產生、突然出現而被觀察到的國家特性？其當下特徵的歷史社會基礎何在？
二、小農社會：國家韌性的歷史社會基礎國家是倫理觀念的現實。倫理觀念來自何處？來自歷史，生長於社會。思維或觀念在實體世界中運行，而不是在大腦的構想之中。對中國國家品格的韌性特徵，需要超越國家體制或者制度本身，去尋找它背後的社會基礎；也需要超越當下特徵，看到它背後的歷史根基。
那麼，長期歷史存在且構成國家歷史根基的社會是一個什麼社會？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可能有不同角度，但有兩點共識不容忽視。一是一個古老中國，這個古老中國建立在家戶小農所構成的社會基礎之上。中國歷史上是一個由漫長農業文明歷史所形成的家戶小農為主體的社會。中國的歷史在家戶小農的社會基礎上長期演化發展而來。迄今為止，小農仍是社會的主體成分。第三次全國農業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2016，全國規模農業經濟戶只佔農業經營總戶數的2%。第二個特點，從小農社會與國家的關係看，就是雙軌治理，自我發展。縣上一軌是國家正式的權力體系，縣下一軌是小農社會的自我發展。
也就是說：在中國歷史上長期存在的是一個以小農為主體的自我發展的社會。那麼這個小農社會有什麼特點呢？
三、小農的韌性特徵小農的特點，馬克思恩格斯的概括最為經典：相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有落後性，脆弱性。小農的脆弱性也得到其他一些學者很形象的描述，比如「就像一個人長久地站立在齊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湧來一陣細浪，就會陷入滅頂之災。」
那麼問題是：這種概括是否適用於對中國小農的描述？
經驗現象總是發生在特定的時空之中。處於特定時空之中的人，在觀察和理解經驗現象時，所處的方位和視角非常重要。馬克思恩格斯對小農的判斷，主要是對法國和德國小農的觀察。是站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獲得發展的這樣一種歷史方位，從與資本主義生產房子相比較的視角來認識的。但觀察中國小農，中國的歷史是缺少這個方位和視角的。
從視角看，中國小農沒有受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碾壓，中國直到近代以前，在世界歷史上表現出的並不是落後性。恰恰相反，直到清代，以小農經濟為代表的中國農業仍然是世界上最發達的農業經濟，清代代表了全世界農業文明的頂峰。這是註明的經濟史學家李伯重先生的觀點。一位英國經濟史學家也說過，他說「相比較於19世紀以前任何一個時代的歐洲大多數國家，中國農業的效率非常神奇。中國的農業從來沒有得到過系統知識的幫助，完全是農民個人技巧的成就。」這是視角。
再看方位。從後往前看，小農生產方式和小農為主體的社會結構存在了幾千年；從當下看，他們仍然是中國社會的主體成分，而且未來一段時期，他們也不會被消滅。用姚洋老師的話說，中國農業現代化的出路，不在於農業規模化和農民組織化，小農經濟具有存在的歷史合理性。用黨和國家的話說，中國的農業現代化，要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有機銜接，也就是說，傳統小農要轉型為現代小農。這是十九大報告的定論。
2015年，我參加了「深度中國調查」項目，對全國七大區域的村莊進行調查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傳統時期中國小農十分豐富的生產生活形態。這些細微但十分豐富的事實不斷的提醒我們反思既有理論的觀點。中國小農所表現出來的特性很難在「小農脆弱性」的結論下進行解釋。我們認為，需要對中國小農的特性進行「再認識」。我們發現，相對於「脆弱小農」而言，中國小農具有韌性。小農的韌性是指小農戶在與外部環境交互中，特別是面對各種壓力所表現出來的 「脆而不折、弱而不怠」的特性，並從對環境的適應中獲取自我穩定的力量，獲得持續生存和發展的意志和能力。韌性的特徵表現在五個方面。
一是環境的適應性。我們知道自然環境和氣候條件對農業生產的制約性非常大。比如說水對稻作農業的重要性就好比鋼鐵和煤炭對工業的重要性一樣。中國小農對環境的適應性就特別體現在對水的運用上。我們的調查發現，在傳統中國的村落社會中存在非常精妙的用水制度和安排。比如湖南村落中的塘會，對一口水塘實行股份化的管理方式，有水權和水份。除此以外，還有四川地區的冬水田。我調查的村莊位於四川省廣安市嶽池縣。那裡以丘陵和平壩地形為主。那裡的氣候不缺雨水，但是雨水的季節分布和農業生產周期不一致。村民怎麼做呢，他們將家中的土地分為三塊田，一塊淺水田，正常耕種，一年可種兩季。還有一塊地，叫做冬水田，一年只種一季，秋天穀子收穫以後，就加高田坎，用來存儲今年冬天和明年春天的雨水。還有一塊壩上不容易儲水的田土，第二年耕種需要用水的時候，就從冬水田的水。農民會根據家裡田土的數量、位置分布等等，安排三塊田的用途和面積。這是第一個表現。
二是面對外部壓力時的一種內在的穩定性。和商業文明不同，農業文明的特點是安土重遷。商業文明需要在時間和空間的不斷位移中才能創造財富，農業文明是一種生產性文明，更強調空間的穩定性。所以我們說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反映了對土地穩定性的追求。這裡看起來似乎有一個悖論，一方面，我們知道有一種說法叫做「千年土地八百主」，就是說土地交易十分頻繁，另一方面又是對土地穩定性的追求。我們都知道，傳統中國的土地產權制度是「土地私有制」，我們的調查發現，土地私有制有非常豐富的實踐形式。這些實踐形式背後幾乎都隱含著一些實現土地穩定性的機制。比如，安徽的土地產權有田面權和田底權之分。田面權是永久佃耕權、田底權是所有權。還有壓板金，繳納了壓板金，在這個期限內田主就不能再轉租出去。還有在雲南紅河地區發現的長買、短買等，長買就是長期租種權。所以實際上，土地的頻繁交易，是人多地少壓力下追求土地穩定性導致的結果。但是土地交易的很多形式，又體現著農戶對穩定性的追求。
三是處理複雜情境的靈活性。農事生產經常面臨複雜環境，比如勞動力不足和季節性的閒置，又比如天災人禍的意外等等。這裡要十分強調農民的分工分業、生產調整等應對這些問題的能力。我還是要提到四川。四川我們知道山多地少，怎麼實現生存？對家庭勞動力的管理。我在調查中的感受，我感覺一個家庭的家長，他對家庭勞動力的管理水平，相當於我們現在公司裡人力資源部經理的水平，甚至還要高。比如我曾經調查到一個村的裁縫，他家田很少，勞動力也少，我很好奇他們怎麼生活。他跟我們講，每年冬月他的父親就開始做裁縫，過完春節以後大家都不做新衣服了，他父親就開始帶著家裡的孩子們一起背石灰去賣，石灰是烤紙用的。過完春節就快到清明節了，清明節黃紙賣的好，所以這個季節背石灰的收入高。清明節之後就到農忙季節，白天就到別人家幫工，晚上再幹自己家的活。等農忙季節結束，他的父親又開始做裁縫了。
四是對外部因素的吸納性。家庭農業中總是存在勞動力的季節性不足。幫工和換工是解決季節性不足的方式。內容十分豐富。我們都知道，在南方，牛對於耕種土地特別重要，北方是騾子和馬。但是不是家家戶戶都有牛。一是養不起，二是土地太少不需要養一頭牛。四川村民告訴我們家裡要有20畝地，才適合養一頭牛。沒有牛怎麼辦呢。辦法很多。第一種，牛工換人工。我幫你幹一天活，第二天你家的牛幫我幹一天活。這是一種換工的形式。第二種，你家有牛，但沒勞力，我家有人，但沒牛，我們也可以換。我用你家的牛，幫你犁你家的地。這是第二種。第三種。幫牛腿。我家田少，不養牛，你家田多，但養一頭牛也有富餘。你買牛時我出一半得錢，這叫幫兩條腿，或者出四分之一的錢，這叫幫一條腿。犁地的時候我可以用你家的牛。第四種，合犋。你家有牛，我家有犁，咱們合在一起兩家都用。這種形式北方也很常見。
五是面對困難和壓力時的相互救助性：血親救助、鄉紳義助、村民互助、政府賑濟等等。特別是村民之間的互助，調查發現傳統時期村落中存在很多的「會社」組織。這些組織的主要功能是生活互助，「打會」幾乎覆蓋生老死葬的所有方面。越是貧窮的地方，會社組織越豐富。比如安徽亳州的一個村，村裡的婦女也打會，用雞蛋打會。這方面的調查材料特別多。我在浙江桐鄉調查時對村民面對災害和危機時的互助安排，印象特別深。桐鄉河浜比較多，不缺水，但容易遭水災。水災以後，田地都被水淹了，怎麼排水，先從誰家田地排，流經哪些家的田地，最後從誰家田地排出去，由一個領頭人，田首安排。因為最後排出去的田地，受災肯定是最嚴重的。安排什麼呢？安排災後的救濟。水排完以後，田首組織大家一起按各家田地的面積湊錢，對最後過水受災更嚴重的人家進行補償。所以互助性就好比一張密集的關係網，小農處於不同的網格之中，相互聯結起來抵禦風浪和危機。
那麼，問題又來了，中國的家戶小農為何具有韌性特質？
四、自由即責任：家戶小農的韌性來源我們經常說，中國人有特別強的家庭責任感。我們知道宗教有兩大功能：一是為人生提供意義；二是對人的行為提供約束。宗教對於歐洲國家和社會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基本的認識視角，在中國，提供這一認識視角的是家庭。 家庭觀念對宗教的兩大功能提供了替代機制。「意義」和「約束」表現為一種責任感。我們經常聽到一些說法，比如「孩子還小」、「上有老下有小」。這些話很簡單很樸實。說的就是一個道理：家庭責任意識。
責任意識因何而生呢？源於家戶小農的歷史。
有一句話叫做如果不了解歷史，就不了解中國，但是如果你只了解中國，你也不了解中國。這是一位老師說的。
從世界小農歷史看，在世界歷史上長期存在的，有歐洲的莊園農民，也有俄國的村社農民；其共同的特點是農民與其所屬共同體之間的依附。從中國的歷史看，中國小農的歷史經歷了從宗族隸農到家戶小農的演變過程，但與世界不同的是，宗族隸屬農的歷史比較短暫，在歐洲還屬於被莊園領主所控制下的農民社會時，中國已經早早進入家戶小農的歷史。
在早期，中國的農業生產從公社農業開始。早期的公社農業以宗族為基本單元，聚族而居，形成自然聚落，聚族生產，土地為族所有。家庭依附於宗族村社，從族內獲取耕種土地。宗族村社隸屬於封建領主。依附於宗族村社的小農與國家最高統治者不發生直接關係。隨著鐵器的運用帶來生產工具的極大改進，增強了宗族村社中家庭小農的拓荒能力，家庭逐步脫離對族的經濟依附關係。
同時，為了維持國家公權力的運行，國家基於賦稅動機對土地兼併進行抑制，一方面，導致了宗族村社的解體；另一方面，實施分家、立戶的戶籍制度。戶籍制度與賦稅制度一起，帶來了「家」與「戶的結合，家戶小農成為國家賦稅和農業生產的基本單元。從此，家戶小農成為中國小農社會漫長歷史的主體成分。 這張圖大概呈現了中國家戶小農的發展歷程。
我們知道「編戶齊名」。無論是大規模土地所有者的地主，還是小規模土地生產者的農民，都是國家的子民，同等交納賦稅。縱向上，與政府保持相對獨立，我們在河北聽到老人這樣說，他說「孝敬老的不怕天，交完皇糧不怕官」。橫向上，與其他土地所有者具有同等身份，租佃土地交納地租，但不具有人身控制關係，可以撤佃、也可以改佃。
所以對於傳統中國的家戶小農來說，可以用這樣兩句話概括：無依附賦予自由：生產自主，遷徙自由。無保護意味著責任，政治自力，自我負責。
所以，與歐洲農民經歷了漫長的農奴身份的演化過程不同，中國的家戶小農較早擺脫人身依附和經濟控制獲取了自由。正是這種無依附無束縛的自由，內生出家戶小農的責任意識，並構成其韌性來源。我們可以看小農韌性的責任機理，四個方面。
作為命運共同體的責任對等機制：血緣性的對等關係，家庭成員的共同責任機制。「血緣共同體成員只有履行了與其位置和名分相應的責任，才能具有居於相應位置並獲得相應權力的正當性」。所以我們說「養兒防老」就是這一個對等性，你養了兒的小，兒會養你的小。這是正當性，如果不這樣做，你的行為就失去了正當性，就會受到道德譴責。
作為生活共同體的責任分擔機制：共同責任、彼此分擔。分家析產，各負其責。我在四川一個村莊裡面看到一家三代人的分家合同。它不叫分家合同，叫分管合約。分管就是個子管好自己的家庭。每一代的分管合約上，前面詳細列出家產的分法，大到田地房屋，小到把掃帚，一支雨傘。合約的最後，都有這樣一句話：「如不安分守己，外面惹是生非，各自抵擋，兄不得扳弟，弟不得扳兄。」這就是各負其責，分家就是分責。
作為生產共同體的責任內化機制：在長期共同生活中，形成彼此之間的親情約束，生產活動有著共同的期待和目標。以家庭為單位的共同勞動，責任機制內化於家庭成員內心，成為一種自覺和習慣，免於外部監督的困難。這種責任是一種「無意識」的意識。我們在調查中發現村民之間在請工的時候，有一些隱秘的安排很有意思。比如，插秧。一般會請一個比較能幹的人最先插秧，叫做開田。為什麼請能幹人呢。因為這個人站在最前面，後面大家一字排開，如果你偷懶，或者技術不行，那麼你就會掉隊掉很遠，這樣就很難看。那麼家裡人幹活有沒有這樣的安排呢？肯定沒有，為了家庭利益共同勞動是一種不需要監督的習慣。
作為政治共同體的責任連帶機制：「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戶」為國家賦稅的徵收單元，徵兵也是以戶為單位，戶是治理單元。家戶成員對國家承擔連帶責任。即使在當下，我們看到有一些現象，其實背後的道理就在這裡。
韌性國家：結語最後做一個結語。中國長期歷史存在且巳經構成歷史基因的社會是由億萬家戶小農所構成的社會。以往對小農的品性認識不夠。只見其脆弱性，未見其百折不饒的堅韌性。正是這種韌性支撐了一個東方大國的悠久文明，並巳深深植入中國人的基因之中，使之成為國家的特性，這就是韌性國家。
中國向現代國家轉型，不是一個孤立的社會變遷，是向世界歷史轉變中的國家轉型。但基因性的因素，在轉型過程中不會輕易消失。費正清先生說過：「中國根本上是一個既不同於俄國又不同於美國的社會，是按照它自己的傳統和環境而發展的......現代中國的底層和它的後面，隱藏著一個紮根在另一種古老文化傳統中的中國社會......」。 費正清先生所言的「這個隱藏在底層和背後的傳統的中國社會」是西方人不能理解中國人的關鍵，也是我們理解現代中國的關鍵。這個「底層和背後」的中國社會以及它的特點，就是我們所強調的「底色」或者「基因」，需要我們進一步發現它，認識它，理解它。
徐湘林（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我就這次論壇涉及的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在座的有很多中國農村問題專家，而我在這方面知識有限，所講內容不一定都對，供大家批評指正。
我想講四個方面。首先講講近些年中國政治學出現的一種氣象，就是本土派政治學的異軍突起。國內一些有影響的知名學者帶領他們的團隊開始打出自己的學派番號，舉辦系列的學術研討會，吸引更多的學者參與。這些本土派政治學派具有本土的關懷，觀察本土政治現象，關注本土的政治經驗，試圖在本土政治研究的經驗積累中提出自己對本土政治的一些看法，一些新的概念，一些新的理論框架。這些學者都在試圖提出一些西方經典的或者傳統的研究中沒有使用過的概念，用這些概念來引導我們去觀察中國的政治現象，或者從觀察中提煉出能夠解釋本土政治現象的一些概念。
那麼，這些本土派政治學最後能不能成大氣候？或者說這些本土學派能夠產生多大影響？中國政治研究的本土派學者需要有更大的學術志向，不能滿足於提出新概念和通過田野調查獲得經驗數據的積累，還要有意願和能力進行自主的議程設置。也就是從新的觀察中提煉出有意義的研究議題，這是其一。其二就是通過提出新的概念和經驗數據積累，本土派能不能將研究推進到一個理論化的進程，因為只有通過理論化，我們才有可能擴展出一個更大的研究領域，發展出新的系統性知識體系。我覺得我們今天討論的小農韌性與韌性國家這兩個概念就很有意義，這裡包含了一些相關的可研究的一些理論內涵。這兩個概念的提出，總體來說是蘊含了某些理論假設與設想的，或許能夠為中國本土政治學拓展出新的理論和知識領域，但是要做到這一點我們仍然有很多的問題需要去理清楚。也就是說，小農韌性和韌性國家這兩個概念以及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是否真正能夠構成本土政治學的一個議題設置呢？如果可以，我們需要去回答哪些基本的理論？田野政治學派立足於經驗性研究，除了事實的呈現之外，還應該在理論上做哪些努力？以及引發我們更多的理論思考？這些方面是值得我們進一步去探討的。
因此我認為，中國政治研究的本土派在強調中國經驗的重要性的同時，還要試圖在理論解釋上產生具有影響的學術成就。中國政治研究本土學派應該強化自身理論建構的專業水準，培養議題設置的意願和能力，以及研究方法選擇上的深思熟慮，才有可能發揮本土研究的比較優勢，並獲得有影響的成就。
第二，我們來分析一下今天主題講座的第一個概念。今天的研討會提出了兩個重要的概念，一個叫小農韌性，另外一個叫韌性國家。
我們討論一下第一個概念：小農韌性。我們也可以用提出問題的方式來理清楚我們是在什麼條件下使用這個概念。我們可以問自己，我們使用韌性小農的概念要回答哪些問題？小農韌性的概念是用來解釋、說明什麼問題的？我們要搞清楚，這是一種解釋性概念，還是一種描述性概念？我們講，小農經濟的基本定義是指以家庭為生產單位，不產生共同勞動力和共用勞動關係，並且是以自給自足為主的一種經濟形式，小農韌性是建立在這種經濟形式之上的。這種韌性的解析是否能夠真正在理論或在經驗水平上推翻「小農經濟脆弱性」的命題呢？還是說他們之間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我覺得這些理論問題需要去解釋清楚，不然我們沒有辦法弄清楚小農韌性提出來到底是為了解決什麼問題，也不知道進一步的研究我們會有什麼問題可設置，可進行進一步的補充。因此我們需要去回答韌性小農的概念是用來解釋什麼問題，我們看到它不能夠反駁或者不能夠替代脆弱小農理論，同時小農經濟的韌性它的定義是什麼？剛才我聽陳老師的主題發言好像沒有給出一個準確的定義，只談了一些特徵，舉了四個方面的特徵。當然，陳老師從她深厚的田野調查研究中歸納出來的這些特徵非常有說服力。但這個好像又超出了我們經典定義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呈現出一種歷史的文化現象。那麼是否說我們講的小農經濟只是這麼一種經濟學定義上的現象，但還需要一種外在的文化包裝和文化框定，才能體現小農的韌性？因此我們可以講小農經濟的韌性是他自身的特質還是外在條件所決定的。我也曾經在一個學術會議上聽過陳老師在雲南的一個長期研究的個案，我們也曾做過交流。記得那是一個雲南邊寨的長期調查，當地村民長期以來都始終保持了傳統山寨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關係。土改、集體化和人民公社體制都沒有改變他們傳統的權威體系、分配體系。直到國家戰略需要在那個地方大規模開發橡膠種植園，情況才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而橡膠園是一種完全現代的經濟生產方式，加上國家的強力推廣，一下子把這麼多年來頑強生存下來的所謂的部落組織、權威分配關係就打破了，把年輕人吸納到了一種現代生產關係中間來，脫離了原先的環境。這些案例可以使我們提出一些很有趣政治人類學的理論歸納。當然還有歷史文化層面的影響和路徑依賴。上個世紀我在美國UCI念書時經常向歷史學家何炳棣老先生請教，何老先生曾經給我說起中國與西方文明之間的最大差異是什麼。他說中國是沒有宗教的，但是中國有一個類似於宗教的祖先崇拜。他還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概念叫做宗法基因，也就是說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中始終存在這一種宗法的觀念，它就像基因一樣存在於中華文明的機體之中，它可以用來解釋中國歷史上的很多文化現象。當然宗法關係和觀念在歐洲歷史上也存在過，但是在近現代是被現代法治關係給打破了。但是中國的宗法觀念和關係沒有被打破，而是頑強的生存下來了，形成了整個的一套以血緣親情為中心圓的一種信任關係和生產關係。這種特色當然具有很強的東方傳統文化的色彩，所以我們講小農韌性本身是否就具有某些歷史文化的特點，因此這種傳統路徑依賴與小農韌性是不是有一些理論上的關係。
第三，有關韌性國家的概念。韌性國家講什麼？這一概念與美國一些中國問題專家所提的中國威權主義的韌性有什麼關係？西方主流的政治發展理論體系中威權體制一直被看作是一種不大穩定的政體形式，與西方自由主義的民主政體相比具有脆弱性。這種理論曾經被用來分析中國政治的發展前景，並反覆被用來作為論證中國崩潰的理論依據。但是後來發現中國通過40年改革開放，西方的一整套理論解釋不了中國的現象，理論所期待的中國體制崩潰或者說現行制度瓦解一直沒有發生，而且做的越來越好，這裡就出現了理論與實際經驗之間的矛盾。後來，美國專家學者就提出了威權主義韌性的解釋。我一直很關注美國主流的政治發展理論為什麼解釋不了中國經驗的問題。在2009年的北京論壇上提交了我的一份研究成果，提出了轉型危機與國家治理的解釋理論，用以解釋中國的經驗。在我看來，西方主流政治學理論迴避國家基本問題，只談政治體制類型和比較政體制度性優劣的研究方法是有問題的。比較政治研究以國家政體類型為主要觀察對象來分析政治問題，這種研究的方式是具有重大歷史缺陷的。一個是它帶有西方的意識形態的偏見，總以為自己的政治體制是最好的，二是忽略了國家的基本政治功能和經濟社會功能的不可替代性。因此我認為應該從一個所有類型國家都會共同面臨的國家治理問題入手來研究政治問題，而不是只關注政體類型。因此我在2009年就提出了國家治理的一個觀察方式。
這裡我們講韌性國家應該與美國專家提出的威權主義的韌性的觀點區分開了。我們在這裡所說的韌性國家的概念應該是為了解答什麼問題的呢？我認為韌性國家概念應該有不同的理論視角。比如在國家治理的層面上國家的韌性來自於哪些特徵？在這裡，政權類型不再是關鍵性的因變量。同時在這裡面，國家的定義也是需要去重新確定。最近我在做這方面的一些理論問題研究，比如說國家治理的結構和要素，要素之間的關係和均衡條件等。還有就是如何維護國家治理結構的穩定和體制性變革之間的均衡等問題。當然，韌性國家的概念也是有很多的理論和經驗的研究擴展空間的。
第四，我們如何來認識小農韌性與韌性國家之間的關係，就是說小農韌性跟韌性國家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小農韌性是否能夠推導出韌性國家的結論？從理論的建構而論，我覺得要在兩者之間建立某種聯繫的話，會遇到一個邏輯跨越的難題，而且可能是邏輯鏈上一個很大的跨越難題。也就是說韌性小農的屬性與基本特徵很難自然而然地推導出國家韌性的結論。這個中間沒有一個很密切的因果鏈，所以還需要再去探討。如果一定要建立某種相關性的話，我們能夠想到就是傳統國家在稅收和徭役方面對小農經濟和社會結構的某種依賴。反過來，小農經濟的存續也有賴於國家提供的最基本的社會經濟持續。小農韌性跟韌性國家之間的關係我覺得還有很多的方面可以去假設和探討。
我總的看法就是：第一，小農韌性所強調的是圍繞小農經濟所形成的生產關係、家族關係、親朋關係的一種存續，以及這種存續的原因。如果外部壓力不夠強大到一定程度，這種小農經濟形式就能夠生存下來。第二，我們講的韌性國家，韌性國家涉及到的是國家作為一種統治形式的存續問題。任何一種國家形式，不管其權力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源泉是什麼，其存續都與國家治理能力的發揮，面對危機、挑戰風險的掌控能力有關。這方面還可以有很多更加具體的內容在田野調查中間去汲取經驗來論證相關的問題。
周光輝（吉林大學行政學院教授）：我想就韌性國家如何成為一個共識性概念，談三點認識。
韌性國家是一個描述性概念，是對中國國家形態長期延續性的經驗描述。目前還是基於中國國家形態長期延續性的歷史事實給出的主觀定義，也就是，貼上了一個理論化標籤。要成為一個共識性概念，還需要精緻的理論化建構過程。從社會科學知識生產需要描述現象、解釋原因、預測未來的角度講，韌性國家的概念化需要完成呈現、解釋、建構，即呈現事實、解釋原因、建構概念三個階段的工作。
第一，呈現事實。韌性國家是以中國為對象的定性研究。呈現事實不是將歷史事件的再現和重塑，而是要通過深度研究，探尋其內在構成要素間的內在邏輯關聯—要素間的關係在時空維度上的分布—即內在關聯結構，把決定和影響歷史行動者的情境因素或深層的結構性因素呈現出來。而只有通過深度研究，通過紛繁複雜的歷史表象去發現深層的結構性因素，韌性國家的主觀定義才會有客觀性基礎。例如，鴉片戰爭後，馬克思在1853年《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一文中曾經預言：中國必然要解體。他有一段話，大家經常引用的話：「英國的大炮，破壞了中國皇帝的威權，迫使天朝帝國與地上的世界接觸。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在英國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木裡的木乃伊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這是馬克思當年的預言，中國必然要解體。後來辛亥革命爆發，軍閥割據，制度變了，也有分裂的活動，但為什麼中國沒有解體呢？可以做一下比較，當時在時間差不多的同時代，奧斯曼帝國在一戰後就解體了，而中國在王朝國家向民國轉型的過程中卻沒有解體。這就說明，制度變革與社會結構變遷並不同步。所以軍亞他們要探討國家背後的社會結構因素，是非常有意義的。歷史學家也講，中國是以一個統一的進程進入現代的。中國歷史有統一，有分裂，但總體是一個統一的進程，這樣一個統一的進程的結構性因素是什麼？我想應該呈現出來。根據國家要素理論，韌性國家呈現的情境因素，應圍繞地理結構（實際上，當代中國是建立在清朝的疆域基礎上的。清朝完成了農耕社會與遊牧社會的融合。清雍正帝認為：「中國之一統始於秦；塞外之一統始於元，而極盛於我朝。」所以當代中國實際上是一個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的結合。所以我想，我們在考慮結構性因素的時候，要考慮地理結構）、人口結構（包括中國是原住民佔主體的國家）、民族文化結構、歷史傳統，還有重要的權力結構，要進行深度研究。深度研究的難度在於，需要在歷史的變遷中呈現情境或結構，在呈現情境和結構的過程中，表現歷史的變遷。
第二，解釋原因。中國是一個複雜的政治系統，在歷史的變遷過程中，一些重大事件的發生都是許多因素的交互作用，是眾多因素交互作用下的產物。政治學不是歷史學，政治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不僅要呈現事實，更重要的是揭示其內在的因果機制。需要解釋韌性國家形成的原因，展現邏輯，揭示形成的因果機制。只有從歷史紛繁複雜表象中，揭示那些決定系統性特徵的因果機制，處於變革中的複雜中國，才能被理解。我舉個我們團隊正在做的研究為例，也有相關性。這個例子就是對口支援。近些年來我們在研究國家建構過程中，中國是一個領土範圍廣闊的國家，在世界上領土排在前七位的國家中，只有中國實行的是單一制體制。那麼，中央政府始終面臨著一個重要挑戰，即治理規模以及由此產生的治理負荷。周雪光教授一篇文章講的非常好，「中國社會良性發展的關鍵，在於是否能找到有助於減輕國家治理負荷的制度安排」。所以我們要找到減輕治理負荷的制度安排是什麼，機制是什麼。我們用對口支援這樣一個機制來解釋這種現象。對口支援最初是作為一種應對地方重大問題時，為減輕中央政府治理負荷而臨時採取的具體措施，後被中央政府在諸多事務中廣泛應用，成為解決重大社會問題、經濟問題，應對各種突發事件的有效機制。我們發現對口支援具有四種重要功能，即分散風險、分攤成本、匯集資源、形成合力。像現在我們講的精準扶貧、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過程，得到了充分證明。由於時間關係，就不再展開了。
第三，建構概念。闡明韌性國家概念的構成要素，概括韌性國家的韌性特徵。那麼在呈現事實、解釋原因的基礎上，需要進一步對韌性國家進行概念化，要闡明韌性國家的關鍵性構成要素。只有完成了概念化，來自於歷史現象的經驗性描述，才可能成為一種共識性概念。
我講的概念化的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呈現事實，這是概念的客觀性基礎是呈現事實，這是深度研究。第二個階段是解釋原因，實際上要揭示內在的因果機制，這樣才能把複雜的現象簡化，變成可理解的現象，才可能被人們所理解。第三個階段是概念的建構，包括它的內涵、關鍵因素、特徵。只有概念化，建築在呈現事實、因果機制的揭示上的概念化才可能是真正意義上的概念化。如果離開了呈現事實，離開了因果機制，這種概念化是外在的，不可能內在化。我所說的概念化的進程，呈現事實就是把你引用的概念和你的對象實現一個內在的聯結，而不是外在的標籤。現在我們好多的概念都是外在的標籤。軍亞教授做的很好，她有了非常好的韌性小農的研究基礎。那麼在此基礎上，它和國家韌性之間怎麼建立勾連，非常具有挑戰性，還有長期的路要走。
另外我講，韌性國家的概念化，最重要的是要經受現代性的挑戰。過去講，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義大利史學家哲學家克羅奇在其專著《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中提出的觀點）。因為國家生存的條件和情境，也是在不斷變化的，韌性小農與韌性國家，同樣都在經受著全球化、工業化、市場化、城鎮化、信息化的挑戰，韌性的一個最重要的特點是具有適應性和求變性。中國的《周易》講的非常好，「變則通，通則久」。實際上，我們現在的改革開放的兩大主題，就是要回應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與和平融入世界體系的兩大問題。實際上它要回答的韌性國家概念建構面臨的理論課題，也是當代中國國家形態延續的現實挑戰。所以我非常認可軍亞教授的努力，但我想，後面還需要更加艱辛的努力過程。我希望我們能夠很好的合作。
姚洋（教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這個報告提出來一個很好的問題，就是小農的韌性和韌性國家。我是做經濟學研究的，但是這些年更多是在做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說是離開了農村經濟這個領域，但事實上還是有很多的關聯。我首先從經濟學的角度談一談中國這個小農存在的一個必然性，談一談所說的這個韌性，然後我也想和湘林一樣談論一下這個小農和國家之間的關係。聽起來這個好像不僅僅講這個小農的韌性，而是要把小農的韌性和國家關聯起來，這又有許多問題值得仔細的探討。
我先講第一個問題，就是小農的必然性，我覺得小農的必然性是由中國人地關係決定的。這完全是根本性。我們看中國所謂的土地私有，是從宋代開始。從北宋開始，建立了土地的完全私有，但是這個北宋還是保留了很多莊園制度，看《水滸》裡寫的盧俊義逼上梁山，他下面有莊戶。莊戶就是他的半農奴，或者說農奴，也是他的私人軍隊。到了南宋，這種關係就完全瓦解了，基本建立了現代所說的小農經濟，明清進一步加強。為什麼中國會出現這種小農經濟，還根深蒂固的，其實很簡單，就是人地關係，我覺得沒有別的原因。人那麼多地那麼少，那只有搞小農經濟，這是個必然的結果。中國今天，雖然我們農業比重下降了，城市化的速度很高，說來我們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包括了進城但沒有戶籍、戶口，在城市生活的人。這裡就有一個問題，在未來，中國的城市化率會穩定在什麼樣的水平上？我的估計，中國的城市化率不可能超過百分之八十，這是不容易的。當然和我們城市化率統計的口徑有關係，必須按照所謂的城市建制才能叫做城市。但是我們的好多村莊，按照國外的標準，比如美國的標準，按照人口密度，那就是城市化地區了，那就算城市化了，但是中國不算。所以就按照我們國家的口徑來統計，我估計我們的城市化率最後差不多穩定在80%。十年後可能我們的人口數量會下降，但是這個下降速度不會太快。可以想見未來的二三十年、三四十年，我們的人口在14億左右，14億的百分之20就是2.8億人口，我們的耕地是多少？我們現在說要保留十八億畝，簡單的一算人均大概就是6.4畝，這是我們的現實，無法逃脫的。人均就是6.4畝，三口之家就是18畝，這是什麼概念呢？美國的一個小農場，他可以是200英畝，1英畝等於6市畝，就是說一個小農場1200畝地，我們平均的一個農戶只有18畝地，或者說20畝地。再去算，哪怕將來我們只有百分之十的人住在農村，也達不到美國的十分之一。所以如果我們期待中國的農場能夠變得和美國一樣，能跟美國競爭，這種判斷肯定是不現實的，這是一個人地關係造成的。東亞都是這樣。像日本這麼發達的國家，去看那些農村，也是小農。因為我在日本教過書，我教書的學校叫做日本國際大學，就在水稻田裡，田中角榮的故鄉，旁邊都是小農，而且那裡的農民和中國的農民一樣，扛著個鋤頭，這是東亞的宿命，人多地少，這是必然性。
因為有了這個必然性，順著此次報告來說，就是小農是不是有韌性，就今天來說就是小農能不能生存下去。這裡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涉及兩個問題，一個就是小農的經濟基礎，另外一個就是小農的經濟效益。以前我們認為小農不會採取先進技術，這有一定的道理，因為小農的資本少，所以不太容易購買大機械，採用很冒險的、新的糧種。但是隨著中國科技的進步還有機械的推廣，這些都不成問題。機械化這個一點問題都沒有，因為現在農用機械基本都商業化了，每年到麥子收割的時候，現在剛過了，收麥子的麥客好多都是從新疆過來，開著康拜因一路南下，然後從武漢那邊開始收起，江淮一帶向北收。等收到季節結束，他們也回家了。剛好中國這個南北差異讓他們一路收上來。他就是開著康拜因幫別人去收麥子。我的家鄉在江西，我回去問一下我們村水稻收割這種，還割不割稻子？說現在誰割稻子，全是機械，完全已經商業化了，阻礙機械化的那些因素已不存在了。生物技術的發展也使得我們小農很容易去採用先進技術，比方說在南方拋秧，以前這個插秧是很困難的，插秧是一個苦力活，現在都拋秧去了，一拋就行，剛才軍亞講到插秧，要有領插人，現在都不用了，一拋就行了，用不著這麼累。以前還要除草，我看現在頂多是撒點除草劑，我們現在還有GM種子，GM種子可以改造抗病蟲害等等。我們國家在生物技術推廣方面，在農機、農技推廣方面做得非常好，所以也為小農的存在提供了很好的條件。
那麼小農的經濟效益是什麼樣的呢？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小農肯定是沒有利潤的，小農賺不到什麼錢。因為他這個人工花的還是多，普通的小農基本上能餬口就不錯了，頂多賺到工資，很多工資都賺不到，農村地區工資還是很高的。這種情況下，要讓我們的小農和美國的農村去競爭。那是絕對不可能的，除非是國家給巨額補貼，就像日本做的一樣。另一方面小農不可能支持很高的收入，現在我們農村的人均純收入只有城市的三分之一左右，就這樣的一個水平，過去十年間這個比例稍微上升一點，但仍然還是非常非常低。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專靠農業，你想要維持一個農村家庭的體面生活，這是不可能的，絕對沒有這種可能。所以中國的這個小農經濟還是要走日本的路。看日本的那些小農，說是小農，但比我們農場的規模大多了，他這個農場所謂的賺錢就是賺國家的補貼，如果沒有國家的補貼他基本賺不到錢，這就是中國未來面臨的一個巨大挑戰。你要想保留這種小農，特別是種大田作物的，如水稻、玉米、麥子等。想活下來將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你能看到這個小農活的比較好的都是做蔬菜大棚的，那個是可以賺到一些錢的，這是我們未來一個很大的挑戰。這是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一下小農的韌性問題，
那麼這個報告很大的一個主題就是小農和國家之間的關係。我覺得在這裡恐怕需要做更多的工作，首先第一點就是中國這個城市化不會停下來，很多的人口會遷移到城市裡面去，所以我們的村莊每天都在消失，每天都有好幾百個村莊在消失，這是一個必然的情況，也是不可阻擋的一個趨勢。農業的重要性在下降，現在農業值只佔我們GDP的8%，肯定還會往下降，但這裡就產生了一個巨大的矛盾，就是說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迅速下降，但是我們有大量的人口還在農村，怎麼辦？根據其他國家的經驗，小農將是國家的一個包袱，也就是說社會的其他部分必須補貼小農。事實上我們現在已經做了，就是給農業補貼，種糧食就給你補貼。然後農村做農業的是沒有一分錢的稅收的。這種情況下，我總感覺小農的韌性到韌性國家的跳躍有點太大。小農是有韌性，其實所謂的小農這個韌性，我覺著放眼未來就是一種必然性，如果國家不去保護他，他們就會破產，或者說他就是勉強餬口而已。那麼小農之所以將來還能夠存在下來，恐怕就是要有海量的政府補貼，那麼，所以剛才提的這個問題，小農的韌性和韌性國家的關係是正向的還是負向的？其實日本就看到了，補貼農業成了政府的一個巨大負擔，某種程度上也左右了他的政府。那麼這個我覺得是需要仔細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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