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生活是觀察社會變遷和理解制度實踐的田野場域，也是理論構建的基點。生活如何形塑制度？其機理及邏輯如何？2020年11月7日晚，田野政治學系列論壇第六期圍繞「生活形塑制度：一項田野觀察的初步思考」這一主題進行了深度探討。論壇由華中師範大學徐勇教授主持，華中師範大學袁方成教授作主題發言，浙江大學耿曙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何豔玲教授作為與談嘉賓，參與討論並作深度交流。
本文系論壇實錄節選，內容由主辦方提供。
徐勇（華中師範大學教授）：
第6期論壇即將開始，今天的論壇主題是《生活形塑制度：一項田野觀察的初步思考》。制度是政治學的重要研究內容，制度從何而來？我們今天論壇圍繞這個主題展開，我們今天的主講人和與談人是我國學術界的中堅力量。主講人袁方成教授具有很強的學術敏銳性，關注前沿問題，並通過田野調查研究取得了很多的成果。我在《國家化、農民性與鄉村整合》這本書，專門引薦了他的研究成果。今天的講座是他最新的思考。耿曙教授是一位國際化程度很高的學者，所以他作為與談人與我們探討時將耳目一新。何豔玲教授是一位分量很重的學者，其成果非常豐碩，也有獨到的建樹。她的與談必將為今天的論壇增添色彩。有請我們主講人袁方成教授開講。
生活形塑制度：一項田野觀察的初步思考
袁方成（華中師範大學教授）：
謝謝徐老師和各位老師的支持和參與，我將向大家匯報近年來我們團隊在田野調查基礎上的一些初步思考。這項研究來自團隊對當下中國基層的觀察和判斷，同時也有自己的爭論或者是辨識。
故事的開頭我想從這樣一個角度出發。宅基地改革是當前學界關注的重點之一，不管是經濟學、社會學還是政治學，還是公共管理的學者，對這個方面都有諸多研究，也形成了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2017年，我們團隊開始對中部地區一個試點縣（Y縣）的宅基地改革進行田野觀察，可以說是一個持續跟蹤的主體性觀察。同時，我們也觀照了中部地區湖南L市和湖北Y市兩個試點市，發現三個地方改革績效或者說改革成效具有比較明顯的差異。從這樣一個以Y縣為基礎的或者為主體的觀察中，陸陸續續的產生了一些成果，如公開發表的《「同意的治理」：理解政策認同的實踐邏輯》《治理「短板」：地方改革的效率邏輯》《行政嵌入、村莊本位與治理多樣性》三篇文章，這些成果的背後是「國家與社會」研究視角的偏好。
儘管從政策認同、改革效率以及行政與村治的角度解釋了Y縣宅基地改革的實踐邏輯、效率邏輯和多樣性邏輯，但我們發現對於資源的制度生成及主體互動的解釋程度還有待進一步拓展的空間。於是，我們嘗試跳出來、轉換研究思路，理解社會中的「資源-制度」及其影響下的主體互動。也就是運用奧斯特羅姆提出的公共池塘資源理論分析本土情境中具有封閉性公共池塘資源特質的農村宅基地及其改革，形成了《封閉性公共池塘資源的多層級治理》。這個研究中，我們辨識了中國場景中該類資源存在的較強封閉性特質，並且把研究焦點從自組織的集體行動擴展到其他相關主體及其行動邏輯。同時，立足基層實踐對IAD框架情景化拓展。這項研究可以說，我們從宏觀關照轉向了中觀拓展，也就是對奧斯特羅姆的公共池塘理論做了一個具體的演化和拓展。
隨著改革實踐的進一步推進和研究團隊的持續跟蹤觀察，我們越來越覺得需要對當下中國基層社會、生活場域中的主體行動和內在關聯進行一種更為深刻細緻和完整的刻畫。目前我們覺得這樣一個理論工具，還具有在操作中的種種局限性，所以我們嘗試著進行一種新的探索，這就引出了今天的話題。現在，我們從對國家與社會理論的再審視來切入。
首先我們針對國家與社會的理論特質做一個簡單的梳理。實際上，學界很多學者已經對這個問題有過一個階段性的總結和反思，成果很多，由於時間關係，這裡不一一列出來。可以說，國家與社會的分析框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面，受到了學界的青睞，甚至是多學科的交叉重疊下的一種青睞。也正是學界的過度青睞，使得這一框架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成為中國社會變遷中的主導性視角。結合我們國家與社會框架產生的背景來看，我覺得有四個方面的特徵：
一是說它根植於特定的歷史經驗，並非是一種活態化的實踐。它是屬於歷史的範疇，按照馬恩經典作家的理解，它是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它的功能和職能是把社會衝突保持在這種秩序範圍內，所以它是從社會中產生，居於社會之上，而且是社會異化的相差異的力量，這就對國家作出了界定。這樣的界定，實際上可以上溯到亞里斯多德有關城邦的論述，可以從霍布斯、洛克和盧梭來談起。圍繞「保衛社會」和「利益代表」，形成了「社會本體論」和「國家本體論」，分別以啟蒙思想家和黑格爾為代表。也就在這個階段，社會和國家被視為兩個實體，這可以看作是「國家與社會」框架的立論基礎。
第二個特徵，從這種系統論論和結構主義的角度來說，帶有比較濃厚的理論想像，從本體預設、關係界定、價值取向和適用範圍來看，都有它的鮮明特徵。作為實體的界定，從整個社會的系統論和整體主義分析框架來看，國家和社會實際上是預定的具有外在獨立性和內在統一性的結構實體。韋伯曾說，國家是「在給定疆域中（成功地）壟斷暴力的合法使用權的人類共同體」。米歇爾說國家不僅「不應被看作是一個獨立的實體」，更應該視作「與另一個實體—社會—相對存在的代理人、工具、組織或者是一個結構體」。所以，社會是與國家相對應的一個實體，那麼社會就成為國家的剩餘範疇。
從關係界定來說的話，既然是兩個實體，投射到認識論上來講，就是把國家和社會放在這種靜態的結構中來比較兩者之間的力量強弱，其中一個主流的結論是在現代性的話語體系裡面，國家意志至上並瀰漫在社會之中，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是凝滯在既定的規則和程序中且不可變動的。社會生活成為圖海納所講的「以國家（或掌握國家的政黨）為主軸而動員各種價值、觀念和情感帶動的變遷」。因此，國家強勢控制，而社會性不足，缺乏生活整齊劃一的規則和實體。國家與社會的二元關係就形成了兩者之間相互約束，權力對應的這樣一種基本預設。
從第三個角度來說，市民社會是一種非常顯著、非常鮮明的價值取向，它是國家與社會範式生成的前提條件，也成為它目標性的價值取向。第四從適用範圍來看，二元劃分比較分析相對宏觀的現象，靜態結構宏大是它的主要場景。
以系統論和結構主義預設的國家與社會框架，並非真實世界的現實反映，這種概念和關係預設投射到現實中是有偏誤的。有很多的學者都在反思，集中表現在以下幾點：
一是國家和社會並不是一個均質性的實體。國家是一個被觀念和實踐塑造著且與自身相矛盾的實體，米格代爾曾經講過，這樣的實體既表現為「一個領土內具有凝聚性和控制力的、代表生活於領土之上的民眾的組織的觀念」，又體現為「國家各個組成部分的實際實踐」。國家在實踐中的這種碎片化、具體化和縱向層級制安排，包括地方性國家關係性，使得國家並非表現出鐵板一塊。同樣，現實中的社會也並不是內部高度統一，而是邊界邊緣非常明確的，其實體也充滿著不確定性。所以國家是這樣，社會也是這樣。那麼，系統論的一個預設的話，就忽視了這種實體內部的變動，包括利益的紛爭等等這一系列具體的問題。
第二個方面的反思來自於國家與社會之間並非是二元對立的，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關係，特別是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條件下，具有流動性、變動性和更替性的特點。所以兩者不是一個線性的關係，是一個雙向的、轉化的、複雜的、多型的這樣一種關係模式，這對基本的假設也是一種挑戰和質疑。還有一個方面就是說公民社會的價值取向，實際上是公民社會在所據的「西方」僅是「理論上的相似對應物」，它只是一個模式而不是現實。所以到了社會事實上來做一個解釋的時候，這種框架更多的是用於宏關層面的研究。那麼對於具體過程和情景所反映的這種中觀和微觀現象，難以解釋這種背後的複雜的機制，這是我們對國家社會的一種理論投射現實偏誤做了一個初步的梳理。
那麼當我們把它放到中國的這樣一個場景中來看，中國場景中也是很有意思。放在中國場景來看，同理會發現這樣的質疑是存在的。海外學者在這方面對框架的價值取向已經提出這種質疑。放到一個複雜的豐富的基層社會的場景中、生活中來看的話，這樣一些問題是同樣是值得深思的，或者是思考的。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基層社會中的國家指代是什麼？如果說指代的是政府，體現在這樣一個多層級政府中具體的哪一個序列？如果說僅指代的是居民的這種生活單元，比如說社區這種社會屬性的一些實體。那麼兩者之間的這種基本範疇是應該如何去界定它？包括我們說在我們這樣一個特定的這樣一個黨領導下的國家體制中，那麼黨會在哪一個實體裡面，需要我們再進一步的去釐清。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國家與社會的交互的界面在哪裡？我們應該把這種交互界面放在哪一個層級上去考慮。而我們看到現實中有很多的例子，有很多的實踐，兩者之間實際上是這種交界是滑動的，滑動的顯著的彈性，所以很難作精細的界定。
第三個問題就是說在具體的研究中，框架實際上是沿襲結構化的理論，說的就是說把靜態化的這種宏大的敘事，宏大敘事沿著這樣思路和陳述的方式展開。但田野恰恰就是微觀的動態的，而且是多維的。所以它是通過這個場域裡面的這種行動者的具體行為來呈現出的。但是理論又是從這樣一個定型化的結構和想像中所進行的一種靜態化的描述。所以能不能夠完整的來刻畫我們這樣一個本土的事實，以及背後所蘊含的豐富而均衡複雜的這樣一種內在的機理。
第四個我們看到當現代的權力已經穿透社會、到達社會、並且穿透了某些方面到達社會個體的今天，我們再來看國家與社會的框架，能不能解釋這樣一些直面個體的現象。所以黃宗智曾斷言，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是從那種並不適合於中國的近現代西方經驗裡抽象出來的一種理想構造。
當然，我們也看到，儘管這樣一個分析框架在中國應用性受到質疑、批評，但運用這種路徑分析展開的城鄉基層治理還是取得了豐富的成果。這樣的成果實際上是沿襲著化約主義的路徑，把國家約為層級政府，或者低層級的政府，或者說是一個科層關係，或者是一個準科層關係；把社會化約為村委會，居委會、業委會、民間組織鄉村精英，或者說是一個村民和居民的一個社群，那麼把它具象化為實體組織，所以簡單化的處置我們國家社會這樣一個框架具備了一個操作的可能性。
但是問題也出現了，社會本身在抽象意義上是由全體的成員所集合構成的，生活世界裡的普通民眾構成了我們社會的絕大多數，同時我們的政治和行政機構黨政工作人員本身也是社會中的一員。那麼，這些群體是通過這種生活日常的生活行動來演繹著整個社會，而這樣一個奉行化約主義、以「國家與社會」關係展開的基層社會研究極易遮蔽生活世界中主體行動軌跡及其蘊含的豐富意蘊，忽略國家層面的各種管理制度設計同人們的日常生活之間的相互建構過程。這樣的簡化使得已有的研究面臨一種風險，也就是陷入到同質生產中，難以取得這種理論上的突破的一種經濟上去。所以我們想能否從系統論方面想像轉化到這樣一個生活實踐的本體中去，實現一種觀察和思考角度的一個轉換。
我們看到社會生活，尤其是基層社會生活，不是高度一致的，是相當彌散的，這種迷散性是有利益訴求的眾多的社會行動者動態互動的過程和結果。所以行動者不只是存在於社會情境（歷史）之內，更重要的是回應並創造著社會情境。行動者的意圖和創造，同時也表達著社會生活的變現過程。
國家與社會的這樣一個範式，從整體主義來出發，對社會進行沒有行動者的這種本體論想像和二元關係的論述，來呈現出宏觀力量格局的變化。但它難以切入中觀和微觀社會實踐，難以觀察到紮根於日常生活中的觀念、行為所具有的豐富內涵。既然社會是多個人的集合，是由這種表層的外在的這種制度結構和日常生活實踐所構成的這種結構形態，那麼能不能夠把這樣一些生活，社會生活理解為行動者之間這種社會關係的網絡。能不能理解為這些行動者，能夠根據他們的策略和計劃，按照他的角色和方案採取行動，從而貫穿為一個制度約束下的行動者的一個自主的實踐過程。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切入的話，那麼社會生活也好、社會變遷也好，不再是完整意義上的或者是絕對意義上的國家支配或者主導的這種整體性的一個變動。社會更多的是一個特定場景中制度主體和生活主體，展開了一個具體的微觀的動態的互動過程。
所以我們這個研究，嘗試著從一個微觀視角的演變，通過這種場景中這樣一個大眾的具體的行為行動所演繹的生活狀態角度來理解社會的變遷，理解這樣一種制度的建構。實際上，日常生活的面向是具有這種隱蔽性的，這種隱蔽性就形成於特定場景中，由社會行動所表達出的一些事件。這些事件是一個制度和社會關係的複雜產物。這樣一個過程，受到這樣一個場域邏輯的制約，它能夠反映出現實的社會結構和過程。
實際上，對建構中國場景下的學術話語和理論範式的理論工具中國學者一直在努力。我們尋找的理論資源是李友梅和肖瑛老師他們的主張，是從中觀和微觀層面對制度過程的正式制度的代理人與生活主體之間的這種行為互動進行討論，發掘正式制度中的民情的變動軌跡和作用。所以他們提出了制度與生活範式。作為一個替代性的視角來展開研究。制度與生活，強調行動者和行為的訴求，重視從日常生活中來洞察社會的變遷邏輯。所以這裡對制度和生活進行了相對比較清晰的一個概念界定。制度是工具理性，充滿著這種簡單化、清晰化、科層化的，而生活與之相對應，是一個彌散性的日常化的、複雜化的和局部合理的。
從關係維度上來說，有幾個要點，第一個就是非系統性。第二個就是非對稱性，制度建構在生活環境中，制度的建構是以生活的合法性為目標，制度不能安排生活。生活的彌散性使得制度和生活之間不是一個主客體對應的關係。相反，我們的田野觀察發現反而表現出生活對制度的反向型塑。第三就是複雜性，制度與生活相互再生產的機制，它的邏輯是複雜的。而這個邏輯的複雜性根本在於參與互動的行動者的構成是複雜的。所以這樣的理論可能會克服，在一定程度上它可能會克服國家與社會框架概念解釋不明、簡單以及適用範圍宏大這樣一些適用性的局限。
理論資源的啟示在於，只有進入到具體的制度實踐中去，以事件為中心洞察行動者在互動中如何通過習慣和一系列的經驗再生產來詮釋拆分分化，來連接整合各種各樣的正式制度，來推動制度的真正有效的形成，同時為自身創造這種合法性的空間。所以它能夠分析解釋社會維繫民情的具體邏輯，能夠做一個較有深度的考察和展開。
下面，我把田野經驗和理論資源在這裡做一點點說明。我們嘗試把宅基地改革個案經驗和理論資源進行銜接。生活世界中，宅基地是一類與絕大多數民眾有著利益關聯的資源。因此，改革所激起的利益方面、觀念方面以及規則方面的變化是巨大的，這實際上是一個具體的事件。通過對這樣一個事件的解讀，能夠洞察生活場景的實態，同時把利益關涉的行動主體的利益情感等要素聚合在一起，理解並非均質化的實體中場景中行動者的行動邏輯。而且在這個過程中還存在權益性行動，還包括一個機動性的行動，而不是此消彼長的力量對比。所以我想通過具體制度實踐的一個分析，以事件為中心的觀察，以及對互動策略的討論來嘗試建立起一個新的分析框架，這是我們談到這樣一個方面。
回到我們的事件的主線上來，這實際上就是田野場域中的事件，以及我們的所提出了一系列問題。當然這個問題是作為一種研究策略的手段，也就是我們給自己的提問，然後我們在後續研究中逐步的來解答這些問題。2014年12月，中央辦公廳發布了關於三塊地改革的試點文件。按照頂層設計，宅基地、經營性建設用地，農村徵地都是改革內容。其中，15個縣級單位承擔宅基地試點任務。我們所觀察的這樣Y縣就處在中部地區。Y縣宅基地改革前的統計數據具有代表性，可以說是亂象叢生。有意思的是，它們的改革取得了一個非常顯著的成效。截止到去年底，95%以上試點村已經通過了驗收，差不多所有的都完成了。而相對應的是，其他地方的改革顯出非常明顯的滯後性。
如果把視野放大，到現在來說全國還處於穩慎穩妥推進的階段。Y縣改革的主線是這樣的，改革分四步走。具體來說，第一步，2015年7月-11月，精心選擇41個自然村先行先試，探索方法；2015年12月-2016年6月，選擇20個行政村整村推進，完善制度；2016年7月-12月，在全縣96個行政村選擇50%自然村進行第三批改革，實現行政村全覆蓋，構建成熟的制度機制；2017年1月，已開展第四批96個行政村50%自然村改革，實現自然村100%全覆蓋，統籌協調推進「三塊地」改革。
「四步走」改革策略帶給我們思考的問題是，作為承擔宅基地改革的試點單位，地方政府在改革過程中為什麼沒有全域推進，而是選擇了部分的自然展開？是因為考慮到整縣推進，單元過大，容易造成政府部門的一個精力有限、無暇顧及？如果是這樣，為什麼不是選擇行政村進行先試？畢竟行政村是一個法定的知識單元，也有比較成熟完善黨組組和自治組織，也是現階段實施農村改革的普遍做法，這是存疑的地方。地方決策者謹小慎微的實施「試點中的試點」策略，這刺激著人們去思考，自然村這樣一個生活單元、生活場域在基層改革中，或者說在這樣一個制度化的實踐中，究竟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同時，還必須去認識宅基地存在著哪些特性，與農戶之間存在著怎樣的利益關聯，由此使地方政府採取了這樣的改革策略？
我們可以繼續延伸。我們發現，三個地方宅基地改革的工作機制是不一樣的。Y縣的主體或者說主導力量是什麼？是村民事務理事會，用個簡單的講法就是一個村民理事會。它的機制是縣委領導、國土部門指導、鄉鎮統籌，村級來實施，然後有小組層面的理事會來主導，群眾為主體。
我們通過對一系列宅改文件進行技術化的處理，並結合這樣一些改革動態進行輔助性的理解。實際上，2015年部門討論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如何加強村民理事會建設、推進改革。換句話說，就是怎麼樣形成一個共識，這個共識就是如何激發村民理事會參與改革，這是工作的關鍵所在。那麼，為什麼要將主導激勵改革的操作主體設定為村民理事會這樣一個組織，而不是縣級政府，也不是鄉鎮政府，也不是村委會。換句話說，相對於政府或者說村委會來說，理事會主導的優勢在哪裡？是否僅僅是責任下沉？如果不是，為什麼會特別倚重本身不是正式組織的組織？還還需要提及的是，儘管試點單元放在了村莊，但首選的是新農村建設試點地方，而不是其他的村莊，這是什麼原因導致的？
當主體確定後，接下來第二個問題是，這個縣的有償使用和退出政策經歷了反覆的調整過程？那麼，有償使用和退出制度為什麼反覆調整內容？這個也是一系列相關文件顯示出來的。這樣一個前前後後的調整過程，不禁讓人去思考政府部門在這樣一些制度設計、制度確定包括制度推進過程中，是一種什麼樣的姿態？特別是先期制定的制度辦法，與現有的規章進行梳理，然後探討已經改進已經突破，還有待改進，有待突破的地方等等反反覆覆在強調。
我們可以看到，地方出臺的制度體系及其文本內容，呈現出明顯的先強化管理，後續強化保障權利的制度安排。是多樣制度疊加在一起使用，這是為什麼？此外還有這些問題，制度的疊加和捆綁。改革中，在制度的制定過程中，Y縣還邀請理事會參與到縣級層面的這樣一個制度設計中來。在有償的使用和退出方式上，Y縣只是劃定了標準範圍，但是沒有給出具體的絕對標準。所以最後村莊實行的時候，就出現了一個現象，就是村莊的標準不完全一樣。這些村莊的操作制度在最後落地時候，呈現出多樣性態勢。那麼，為什麼會需要這種創新，為什麼要允許這些創新？理事會成員在改革過程中帶頭執行，但是又會陷入到犯難的狀態。當我們把這些問題梳理了之後，由我們這樣一個生活場域的事件發生之後，這些發生所呈現出的這樣一個事件性的問題。
回到我們所談到的生活與制度的框架來看宅基地，如何認識宅基地？它實際上是一種生活福利，是在我們這樣一個二元戶籍制度的基礎上，農民依據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這樣一個身份所無償獲得的制度安排。所以第一個是無償獲得，第二個是集體所有，第三個是宅基地的使用權。第四個就是Y縣的農村社會結構，也就是宗族型村莊的社會結構的樣態。
試點的內容就是，變革作為一種生活福利的農村宅基地。原因是，無償取得導致存在著一戶多宅、面積超標等等這樣一些亂象。也正是因為這樣亂象出來，所以它成為制度的改革的一個對象。當講到集體所有的時候，就有可能是成為一個改革場域選定在自然村先試的重要的一個參照，也就是說生活福利所有權的安排在村莊。第二個就是一個產權角度，在宅改的自然村，也是生活福利的受眾是最多的。那麼在這樣一個使用權和財產權分配的制度要求下，必須在自然村展開。最後就我們回到這樣一個場域中來，跟村莊結構的一個特殊性，我們說南方特別是這樣一個宗族型村莊，形成了一個特色的單個姓氏的生活共同體。儘管外部的現代性要素已經捲入了村莊，但是這樣村莊宗族的要素或者宗族的內化的這種認同，仍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所以，宅改與這樣一個宗族的情感密切的關聯起來，而且在後續的策略化的行動中發揮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們說，在這樣一個作為制度變革環境的宗族型村莊這樣一個生活場域裡面，眾多生活主體佔有宅基地這樣一個生活福利。兼具情感連接、力量凝聚和利益代表的理事會，成為一個改革的抓手。當然也可能是改革潛在的對手，所以改革能夠推進，能夠真正把這個制度立起來，而且運行下來，那麼關鍵是如何用好這樣一支隊伍，如何能夠讓主體能夠有序的行動，能夠減少利益損失。這是從政府的角度來看，所以面向生活場域我們就看到了，他是如何對這樣一個制度進行形塑的。宗族村莊這種社會結構和社會場域，尤其是理事會可能成為一個抓手，也可能成為一個對手。宅改的制度設計既要有利於調動村民理事會的積極性，同時要減少潛在的利益群體的利益損失。
所以，這樣一套制度設計必然的會由一個場域中的多方主體來形塑出來。一是生活主體參與制度設計，我們說這樣一個制度設計，政府會邀請這樣一個理事會來增加這樣政策的適應性程度，能夠把這樣一些關鍵的組織、關鍵的力量能夠納入到這樣一個整個的體系中來，能夠讓他們感受到自己的一個價值的發揮，所以參與製作。第二個維度就是說適應生活場景這樣一種制度彈性，重視這樣一個由民情所引發的這樣一個態度層面、觀念層面和行動層面的差異。最直接的體現在它沒有給一個具體的數值，沒有給一個具體的標準，而是給定了一個範圍，然後由理事會自主的來討論確定來採用什麼樣的這樣一個補償方案。第三個方面就是增加這種生活利益的制度，制度整合、或者是制度組合，或者說我們增加這種制度的複合性、增加老百姓的這種行動主體的這種利益獲得感，讓他的這種生活主體感受到這種生活福利，能夠獲得的改革的是值得的，買賣是划算的。包括這把跟新農村建設捆綁在一起，包括美麗村莊那裡捆綁，包括農民市民化的多種各種待遇等等，增利於民。第四個方面就是先嚴後利的制度安排，改革涉及到的面是很多的，所以改革實際上不能半途而廢，讓村民知道改革一推到底的決心。所以先強化管理，後保障這樣的權利的一個制度的順序安排，才能夠讓村民真正的參與進來，發揮重要的作用。
我們圍繞宅改，再來做一點小結。宅基地改革，本質上是以生活世界為基本單位的生活利益調整。圍繞宅基地改革進行的制度創製以適應生活世界實態為前提條件，而非單純的實現政府目標。換句話說，前置性條件是需要達成的基礎。宅基地作為一個生活福利，廣泛的受眾性，包括對生產和生活的維續，以及這樣祖業的接續的價值傳遞，使其有著強烈的動力形塑制度。那麼生活世界裡面特別是這種組織結構，特別是這種團結性的這種宗族村莊，它也天然具有反制和型塑制度的天性。
我們也在考慮由宅改的具象性過程，我們能不能把它更提升一個層面，生活中的這樣一個慣習也好，資本也好，那麼這些能動性的要素，實際上在形塑者甚至於改造者這樣一個層面，改造原初的制度內容和執行。適應生活場景的這樣一系列的要素，成為一個穩定的常態。而我們的單一性的與多樣性相對應的一統的制度會引起生活的不適，各種各樣的反對，生活場域中與生活處理息息相關的這樣一些要素，也反向形塑制度，不同生活利益和主體，對其制度的形塑這種差異是具有顯著性的。所以我們既是聚焦到這樣一個個案上來，也關注到了其他的兩個改革的個案，從生活本身出發，我們要重視這樣的利益對制度形塑的機理，這就是我們談到的一個基本討論的問題上去。
那麼回顧一下我們剛才所談到的一個內容。我們說整個國家和社會視角，他是把社會想像成國家結構化建構的被動的均質的統一的這種反思。當這種反思展開的時候，我們覺得這樣一個視角會遮蔽掉社會的本源性的基礎。所以難以刻畫非常清晰的主體互動所產生的這種秩序和規則來進行制度。我們嘗試著汲取了生活論和行動者的中心主義的這樣一個核心的要義，嘗試構建的生活制度的積極性的解釋框架，我們聚焦到了一個縣裡面宅改的實踐，來探討生活事件中的制度形態和他這樣一個形塑的邏輯，我們提出這樣一個分析的框架，可能也會為我們來理解當下中國的權益，中國的故事，中國的理論的發展，提供一種新的可能，這是我們想著手來做的一個方面。我要給老師和同學報告的內容就是這麼多，請老師和同學們批評指正，謝謝。
徐勇：
好，謝謝袁教授非常有意思的講解。袁教授的研究，他應該說是從鄉鎮體制改革開始的，現在一直到農村宅基地改革，他是從改革田野中有所發現，然後已經有了理論化，提出了自己很有創意的見解。我感覺到好像制度從鄉鎮體制到現在的宅基地也接近日常生活，他設定的制度成效好像不一樣。制度安排生活，生活形塑制度，好像是方成教授給我們的這麼一個觀點。那麼今天聽眾很多，僅僅是會議室就有200多人，還有通過學術志公眾號、華中師大社科處等等的各種方式來進行轉播的，所以聽眾也來自不同的場合需要，大家都想一睹專家的風採。下面就有請我們耿曙教授來給大家講解。
耿曙（浙江大學教授）：
謝謝徐老師，很高興也很榮幸有機會參加我們華中師大的一個純學術的這種交流活動。我個人的報告大概分成兩個重點，第一個是對於袁老師剛剛所說的一個研究策略的商榷，重點不在我的質疑，重點在等一下聽聽袁老師怎麼來回應這樣的一個，我覺得合理的但也可能其他老師也存在著質疑（的想法）。然後第二個是就個人目前的研究策略來稍微介紹一下，某種程度的體現出另外一種策略。
我個人學習的結果是我覺得袁老師是通過宅基地改革，一個紮根於生活的案例研究，回頭去反思國家社會視角的不足，找出超越這樣一個化約主義視角、簡單化均值化。另外一方面被動的去情感策略的這樣的一個框架。這在某個意義上充分體現咱們中國研究華中學派的這樣的一個使命。
然後具體的理論的思路，這個案例是用來等於說支撐研究思路的。如果我們看研究思路，我覺得核心是這樣子，可能是先檢討國家社會框架。接下來我們可能有兩條路，一個是改進提升國家社會框架，第二個是拋棄國家社會框架。我覺得剛剛的思路比較像是拋棄了國家社會框架，而代之以一種新的制度生活的一個分析框架。制度生活這個框架相對來說比較廣泛，他可以涵括更多的行為者，更多的動機，更多的社會聯繫，所以在某個意義上是更實實在在植根於我們的鄉土社會，所以它是一個給我們找到一個更廣闊的天地，學者可以更自由地體驗。但是另外一方面我的可能的質疑是，請袁老師指教，它的範圍可能過於泛了，而且層次是過於豐富了，最微觀的、中觀的、宏觀的，所以需要從一個田野當中很開放的去提煉它，這在某個意義上是比較困難的。因為我們失去了一個非常清晰明確的理論框架，像國家社會框架的引導，但是我們看剛剛袁老師所匯報的宅基地研究，比方說談到為何自然村非行政村和理事會，為何新農村建設的點，有償使用退出反覆的調整，強化管理優於先於保障權力多種制度設計的疊加，各地標準的差異。總的來說，比方說四步走的改革策略，我們可以看到裡面一個很重要的成分還是國家。所以我對袁老師提出兩個總的挑戰或質疑。請袁老師等一下給我們說明。
第一個就是我剛剛說的，會不會新的制度生活框架會比較開放，但是因此曠日費時，因為他沒有一個那麼清晰的理論視角來指導。然後第二個，如同某案例研究中某些地方反反覆覆出現的，國家還是一個分析的重心。他是理解中國現象社會現象的主軸，也是中國研究的特色，失去了國家的重心，就沒辦法那麼清楚地反映出中國研究的特質所在。所以這個是我的兩個質疑，所以在某個角度來說，我個人覺得，我們如果能夠以國家社會視角為中心，結合制度生活，我們考察國家策略如何形成，在考慮到其所植根的生活背景之下怎麼去形成它的策略，然後這樣的一個社會如何去平衡甚至抗拒國家的策略，然後這當中的互動博弈結果如何？所以變成說既有制度生活的層面，又通過制度的視角，還是把原來國家社會的框架保留住，這是我覺得一個或許可以思考的一個視角。
從這個角度來說，比方說個人最近的一些研究，基本上就是在國家社會的視角上進行延伸，甚至某種程度也許有可能去改進它。比方說我們做了一個地方公共品的類型，這些提供的程度數量的決策的一個研究，嘗試去論證：即便像中國這樣一個強勢國家，甚至有人覺得是威權，還是受很清晰的合法性的約束。否則就像很多西方的人，你說的他永遠不懂，認為中國這樣強勢的國家，為什麼還要給老百姓去提供各種公共品、各種服務，沒必要，是吧？所以我們這個很明顯的強勢國家也有合法性的約束。但是在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各式各樣公共物品的決策，國家又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就形成了中國這樣國家治理的一些特色，從公共品的決策裡面可以看到，比方說既有信息問題也有博弈，比方說國家社會的博弈，我們看到中國的強勢國家之下，我們的制約強的制度下，因為國家的能力跟制度的權威之間有一個對抗，所以國家社會的關係肯定跟西方國家與社會關係是不一樣的。
然後中央地方的關係，我們也從公共品的研究裡面可以看到，在西方的這樣的一個體制當中，每一層級的地方政府，比方說縣裡面，市裡面，省裡面都有相應的議會來代表社會進行對抗節制。然後在中國這樣一個體系當中，一方面它單一制，一方面又是一個強勢國家，我們說平行的節制是弱的，地方議會是不容易能夠節制地方政府的，所以地方政府最主要節制的力量來自上級。所以中國這樣一個強國家體系之下的央地關係跟西方的關係肯定是不一樣。所以我們在進一步看進去以後又會發覺說，中國的體制裡面又有內在的制衡，比方說垂直的制衡，我們都覺得說國家政府一竿捅到底的，我們可以發覺中國從古代到現在，徐老師在做中國傳統治理精華的再調理再發現，我覺得我們應該追隨。從以往到現在或者說我們地方實踐都可以看到，有很清晰的內製衡。比方說兩委關係這是一個簡單的方面。政府裡面常常有一批人是比較傾向地方利益的，基本上長期留在地方工作，然後有一批是經常調動的，然後他是比較接受屬於整個系統的這樣一個制度，這麼個組成的人員的成份，也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所以在這個意義之內，中國國家內部有一個制衡，不會西方這樣認為說垂直的經濟關係，而不可能有制衡，只有水平的三權分立，這些有制衡，而中國有這些西方所沒有發現的設計，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從國家社會從央地關係，政府體制內部其實都有很多可以去挖掘，可以去提煉的。所以這就是我的第二個論點。我們可不可能基於中國特色，而不是把這個國家社會關係的框架放到一邊，而是直接跟他對話，進一步的發展提煉，用中國的案例，因為中國不同於西方，然後中國顯然是這一類國家最偉大，歷史最悠久，最可能提煉出不同於西方17、18世紀以來的整個經驗的一個案例。從中國的案例當中提煉出這樣的一個治理體制的一個特色。這是我的第二個想請教袁老師的地方，我的報告分享大概告一段落。謝謝，徐老師。
徐勇：
耿老師剛從方法論的角度陳述了方成教授的研究思路，給我們方成教授提出了問題，等會方成教授再給回應，這樣子提出問題非常好，這樣子我們把主題研討就可以引向深遠。在這裡耿教授剛才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我想要講到強勢政府這麼一個概念，其實我覺得強勢政府就不是簡單的憑藉強制力，因為在中國它還可以把政黨要素也引入到分析框架裡面來。因為我們歷史上中國政府他還得要以民為本。現在我們政黨還要以人民為中心，我們社會不是簡單的和國家的這種一種簡單的互動關係，通過政黨這種要素給民眾的參與公共事務給提供了一定的空間，是吧？所以這個話題很有意思，我們可以下一步再探討。接下來我們就請今天的一位重量級的學者何豔玲教授給我們分享。
何豔玲（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非常感謝徐老師的邀請，非常感謝剛才方成的介紹。我接到這個任務以後，在今天下午做了一個PPT，剛才在一邊聽一邊修改，以此表示我對這個團隊的敬意，也表示我對這個議題的偏愛，因為現在這個時候討論這個問題非常重要。我的評述圍繞「重提以中國作為方法論」而展開，是我此前的一個思考，也是從「生活形塑制度」所得到的啟示。與剛才耿曙老師相比，我的角度稍微有些不同，這樣可能讓我們的討論變得更豐富。
討論之前先有個大前提，這個大前提來自於我們這些年持續不斷的反思，也就是黃宗智先生所說的「既定的理論並非答案並非假設，而恰好可能是問題」。這是一個前提，也是一個建構理論的切入口。我認為剛才方成的講述，事實上是在試圖找到這個切入口。
我們來簡單回顧一下國家-社會框架的演進歷程，總體上有一個從一元到二元的發展過程。在古希臘古羅馬時期是樸素的一元論，而中世紀隨著國家社會的分離，開始出現國家社會的二元論的萌芽。到了18世紀，發生了一些大事件。法國的資產階級大革命以及思想啟蒙運動，以及英國的產業工業化進程。這意味著思想解放，工業化和城市化同時發生，經濟結構迅速分化，社會結構與分層結構多元化複雜化，人們的思維和思想日趨開放。此時，國家-社會框架進入二元經典時期。
我們再回到中國。我在這裡用的是國家-社會遇見了中國的90年代。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家-社會框架之所以在中國成為一個熱點，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彼時中國改革實踐的某一個邏輯；特別是它契合了彼時公眾和知識界對於改革和轉型的價值期許。在這種情況之下，國家-社會變成熱點以後催生了很多的學術成果，甚至也影響了某些改革實踐。同時這一場遇見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國家社會理論的中國啟蒙。這是一場遇見，它有點偶然，但也是註定的，因為背後有一個結構。
我之所以做這個簡單回顧，是想表明理論是具有時空結構和時空限度的。國家-社會的理論和框架，本質上是特定文化情境、特定經濟過程、特定社會結構共同推動下的一種觀念結構，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理論的本質。當文化情境，特定經濟過程，特定社會結構發生改變的時候，既定的理論可能就會產生非適用性，也具備了探究新理論的可能。從這點來說，理論往往具有隱而不顯的時空限度，而時空邊界的清理與確認是理論運用的前提，這是我從國家社會這個框架得到的基本啟示。
我們可以繼續往前推進討論。有關國家-社會的理論和分析框架，米格代爾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從國家社會的相互作用的二重性出發，將國家社會的關係理解為是隨著時空場域的轉換而不斷變化中的關係實踐。可以看到他的「社會中的國家觀」對國家-社會已經進行了糾偏，並深化了對複雜事實的理解。中國學術界在此推動下，也進行了持續反思。而在21世紀以來，我們可以看到已經有眾多的學者試圖去做出一些回應和一些新的框架的建構，包括結構制度分析（2000年）、過程事件分析（2001年）、生活制度分析（2014年），到今天的「生活形塑制度」，我想這個邏輯其實都是比較一貫的。他們在試圖做出的探索是：
時空尺度的精細化
喚醒「情境」並操作化
聚焦過程與互構
生活主體與常人方法學
用事實修正理論而不是用理論剪裁事實
更中國（彈性、韌性、柔性……）
去「理論霸權」
也就是說，我們一直在試圖用更中國的方式來解釋中國並探究理論。在探究的過程當中，還形成了一些新的範式。比如，是社會中的國家還是國家中的社會？對中國來說，可能國家中的社會比社會中的國家更契合。當然，徐老師也提出了更加具有衝擊力的「關係中的國家」，這可能更契合中國的一些問題分析。我覺得今天方成老師的論述，事實上也在將這場大討論延續到今天。他本人在田野工作中非常紮實，有很切身的體會來進行突破和建構，我覺得這種突破和建構是非常有意義的。
事實上，在剛才方成老師的講述中，我們看到了一些有力量的提問。比如，為什麼會反覆調整制度的內容；為什麼會先強化管理，而後才強調權利，即制度序列的問題；為什麼有的村莊會自行設定執行的標準，而且這些標準又會不一樣？我覺得這些提問內涵很豐富，這些問題本身就是情境的細微的真切的。我也長期在城市在基層進行調研，我認為這些問題的提出已經呈現了相當的理論想像力，也更有可能成為對中國正在發生的事實的恰當解釋。方成老師已經給出了一些有邏輯關聯的基本結論，這些結論打開了生活-制度這一新框架如何運用於實際研究的一扇窗。
當然，雖然我們已經做出了非常多的反思和嘗試，但一個新框架的提出和建構也會遇到新挑戰。這些挑戰可能體現在這幾個方面：
第一，如何建構生活和制度的邏輯關聯；
第二，如何建構生活細節之間的邏輯關聯；
第三，如何建構生活的彌散性和理論的普遍性之間的邏輯關聯；
第四，如何建構生活的豐富性和理論的簡約性的邏輯關聯。
剛才耿曙老師也提到類似問題，這些都是挑戰。我相信隨著這個領域的研究的不斷積累，我們一定會在這裡面找出更加有確定性的邏輯性關聯。另外，當技術和數據足夠充分的時候，也更有可能改善研究的這種困境並克服理論的時空限度。技術和數據對研究的加持意味著不僅僅從樣本推斷個體，也有可能從個體推斷總體。因此，個體不僅具有了個體的鮮活性、豐富性、立體性，也將具有總體的結構性、普遍性和確定性。而只有做到了這一點，才可以說生活和制度達到了高度融合。
當代中國的改革和發展被高度的緊迫感和強大控制力所驅動，時間的集聚、空間的共存、內容的廣泛、幅度的強烈以及參照系的異質性，都是它的特質。如何面對這樣一個盛大而特定的歷史進程，需要研究者更持續更誠懇的自我反思，並作為研究假設提出和研究方法使用的前提，這是我今天的重要學習體會，也是徐老師團隊的堅持帶給我們的啟迪和鼓勵。「將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不僅意味著我們需要找到真實的而且具有普遍性的中國問題，更意味著我們的研究立場，研究範式、研究方法的轉變和再造，這一點更具有實質性意義但也更艱難，但我們還需要去做。當然還有一點需要指出：我們今天的討論更傾向於基於中國場景對分析框架和分析方法的反思，但這種反思並不等於對一些經驗事實的辯護。
最後我想說一下研究者的代際責任。對一個大國的轉型來說，不同代際的研究者在特定的情境當中，特定的結構中都有特定的使命。所以當我們在反思國家-社會分析框架的時候，並非是否定，也是對那一代研究者所做貢獻的梳理和承繼。再一次謝謝方成老師做了這麼好的講述，謝謝徐老師。這個是我的討論。
徐勇：
好，謝謝何教授。剛才何教授提出了一個我覺得很有衝擊性的命題，就是以中國為方法，我覺得這個命題非常有意思。因為我們知道許多創新一般用了一個是改良性的創新，所謂改良性的創新就是你承認這個大前提，在這個大前提之下，我們再做一些修補和延伸。比如說我們現在對國家和社會分析框架，這個結構性的分析框架，我們首先是承認它的，然後我們再怎麼樣去在這個框架之內，我們做一些根據我們的研究和調查，我們做一些進一步的延伸，擴展，這是一種創新。那麼另外一種創新就是顛覆性創新，我們經常講的範式革命，顛覆性的創新，就是說整個大前提我是可以提出質疑的，甚至可以推翻的，也就是在跟國家和社會的這種結構化的二元框架，我們是可以重新打破的。這就是我們所謂顛覆性的創業。我覺得何教授他剛才提出了以中國為方法，好像有這麼一點意思，當然只是提出這個問題，怎麼以中國為方法呢？我想等一會我們何教授還可以給我們做一些進一步的講解。下面我們就到提問和討論的環節了。
首先是我們根據主講人和與談人，我們下面給一些聽眾觀眾也留了一些話題，你們等會也可以做一些對這些話題這些問題提出你們的一些解答。剛才首先是耿教授對於方成教授的這種研究，他提出了一些問題，想必方成教授也有所準備，然後耿教授也提出了他的一些進一步的思考。比如說我們前面講到強勢政府這些觀念，還是以國家為中心，這是他的一些思考。接下來我想何教授剛才提到過以中國為方法，大家很感興趣，怎麼以中國為方法，我想也請何教授做出一些進一步的講解。下面我們是否先請方成教授做出一些回答。
袁方成：
好的，謝謝徐老師。也非常感謝各位點評。那麼這裡也跟各位同學報告一下，實際上我們從碩士博士階段，徐老師就是我們的老師輩，同樣耿老師也是我們在2006年的這樣一個人大社會學的方法論的一期班的時候，是我們的主講老師，也是我們老師輩，所以我作為一個學生在老師面前這樣一個做匯報，也是忐忑不安，生怕老師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出來。那麼我想剛才耿老師這兩點從這樣一個方面，一個是我們也嘗試著對運用國家與社會的這樣一個框架，包括我們對這樣一個鄉村的治理的一個研究，同樣在大概是近六年以來，那麼我們也轉向了對城鎮城市，特別是基層社區的研究，我的一個項目最後的結項的成果，就嘗試著從我們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到互動，來自於後面走向一個互構，來探討我們社區的當下所處的情景，以及它的一個未來變遷的一個邏輯關係問題，那也是一個項目的國家社科項目的跡象，作為一個成果。
當寫完了之後，我們就感覺到就說是往前在推，甚至於談到國家與社會的一個互構，甚至於都太由於個人能力的一個局限，個人能力的理解上的和運用方法運用上的理論上越大的這樣一種局限，就不太能夠去真正要把我們所觀察的那樣一個具象的那樣一個豐富的，然後充滿著他的這種內在機理和邏輯能夠呈現出來。所以這個時候確實也有點著急。當然寫完之後自己覺得儘管過了，而且評價還可以，但是個人感覺到在這個方面還是感覺到有所局限。那麼我覺得這個時候我們也在考慮能不能從這樣既有的這種理論的一個資源，進行一個有所拓展，有所創新。有這樣往前的一個拓展，所以我們就轉向來考慮，還是從回到我們的這樣一個事實本身來出發。那麼也就是在大的一個國家的政策推動的背景下，為什麼在個案的地區，它會呈現出與其他地區迥然不同的改革成效。這是一個結果，然後我們從結果的設問，然後倒推回來，然後復盤，對整個過程進行一個調研，復盤整個過程，那麼從這個過程裡面，我們嘗試著去提出一系列問題，也就是我剛才在這個報告過程中所呈現出的這樣一系列問題，然後再嘗試從這樣一些問題中去把握，去提出來，我們可能發揮出重要的一個作用的這樣一些關鍵性的一些變量，關鍵性的要素。這是一個考慮。
另外一個考慮就是說現在來說，我們因為已經有了這麼多理論上的一些資源，如果是做一個新的概念的表述，做一種新的提法，做一個新的概念，新的一些東西，那麼也可行，我們也冒出過這樣一些理念，這樣一些念頭出來。我想還是說回到我們的一個最基本的從理充分的吸取現有的一個理論資源，能夠用於這樣一些非常樸實的大家都能夠理解的，而且是能夠對接各種這樣一個理論的概念。比如說生活，比如說制度，當然在不同的理論場景下，在不同的這樣一個理論的一個範式中，那麼這樣一些概念，它是有它獨特的一個含義，但是這樣一些基本的基礎的和原初的一些概念，可能會成為貫穿理論，把你已有的理論搭向現實的中間的這樣一個便於理解、便於接受、便於解釋的這樣一種橋梁和工具。所以我們是從這兩點出發，嘗試來提出從生活來形塑制度，這樣一個基本的一個概念性的東西。那麼豔玲老師重點的談到了在她的研究中，他已經談到了制度與生活之間的這種內在關聯，那麼我們也是嘗試著通過回顧這樣一個經驗，回顧田野中的經驗，能不能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再往前用這樣一個非常樸實的非常樸素的這樣一個概念，這樣一個對應性的概念，我做了一個基本的回應。何老師這邊也是非常好的非常支持我的師友，也感謝何老師的這樣一個點評和鼓勵，謝謝。
徐勇：
我再有幾個問題，方成教授你記一下。有聽眾觀眾提這麼幾個問題，第一個是在場域、資本、慣習之外，個體意願在制度形塑是否有影響？這是一個問題。第二個就是生活指的是什麼？如何與社會所區別？然後生活怎麼樣來形塑制度？這個機制是什麼？這樣請你再進一步的做一些闡述了。第三是制度生活框架是否繼續沿用結構化理論，在國家社會領域的國家社會領域的運用，再請你準備這麼三個問題，然後有一位還給我們何老師何豔玲教授提這麼一個問題，就是講的樣本個體和總體之間的關係，除了我剛才說的以中國為方法論，也請何老師再就這個問題做一點闡述。
何豔玲：
謝謝徐老師，謝謝大家。我簡短回答下這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個體和總體。首先，理論在本質上是對總體進行勾勒或者進行發現。在傳統方法中，我們只能在個體中選擇代表性樣本，然後通過對樣本的的觀察得到某些關於總體的結論。我剛才提到的，在足夠多數據的情況下，我們對每一個個體的納入就成為了一種可能。在此情況下，我們不需要通過樣本去推斷總體，而是直接就可以從個體得到個體。剛才方成的把生活帶進來，其實是在生活中去還原個體的鮮活性。每個鮮活的個體，都可能以更靈巧的方式進入到研究中，這是我對未來研究的設想，我認為是很有可能的。第二個問題是以中國作為方法論。關於這一點，我今年在《中國行政管理》上的文章進行了初步討論。事實上我覺得這更多是一種倡導，特別是對後發理論國家研究者的倡導。理論都有非常深刻的文化情境和文化的場景。當我們在使用概念和理論的時候，已經將其他的國家場景帶進來了，這意味著理論的前提並非不言自明。對於中國這種後發理論國家來說，「以中國作為方法論」就變得非常重要。這些年政治學、社會學強調將田野帶進來或者將歷史帶進來，我認為都是這樣的嘗試，意義重大。
耿曙：
我覺得剛跟方成老師的一些交流的核心內容就是徐老師剛剛給我們總結的所謂理論創新的策略，到底是基於現有的理論框架進行闡述修正，然後進而提出一個漸進型的創新，還是屬於替代一種新的框架，然後屬於全面的綜合性的這種辦事轉換性的創新，我想剛剛的一部分的爭論或者說思路不同，就在剛剛徐老師總結這個部分，然後在這個之上，我們除了考慮這個問題之外，其實何老師剛剛的發言，把這個問題要往更深一個層次去帶了。我覺得牽涉到概念跟它所源自於的背景。我們知道人沒有概念，不用概念，不用語言是沒法思考的。所以這時候我們就需要用一個概念來進行思考，觀察、描述、分析，比方說我們所考察到比如說田野中的社會現象，然後我們所運用界面工具，就像何老師說的基本上大多數都是源自於西方背景的，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就出現這個問題，我們在運用的時候就肯定會有一定程度的削足適履的問題，拿西方的這種尺寸來做和服，是做不出來很合適的和服的，這時候又出現另外的視角，我們如果脫離了這些西方的既有的概念，能不能做一個很好的思考，能不能等待我們去提煉出本土性的概念，來幫助我們去思考，這個過程是不是曠日費時，是不是一個更好的研究策略？我覺得第二層次的問題更深刻，也需要我們去探討。所以總的來說就是有兩個，理論的跟現實的修改漸進的，或者說概念運用上到底是借用現有的還是提煉本土的兩條路，所以這兩個問題我覺得今天晚上提出來，這是應該是還蠻有意義的，也值得徐老師帶著我們大家一起去思考。報告完畢，謝謝徐老師。
徐勇：
好感謝耿教授做了很好的回應。下面我們請袁教授，剛才對你提的問題比較多，你主講吧。
袁方成：
謝謝徐老師。剛才有三個問題，然後第一個問題就是場域資本關係之外，我們作為個體來說，生活中的個體的意願確實是形塑這種制度的一個重要力量。不管是說在這個過程中他去支持改革，支持這樣一個變化，還是說他反對的，還是說他一個默認的沉默的，不同的個體，持有不同態度的個體，這樣對制度來講的話，制度最後的一個定型，制度最後的一個塑成來說的話，都是具有重要的一個意義和價值。那麼這個意義和價值正是傳遞在生活場域的過程中產生或產生的這樣一個具象化的演繹過程中，互動交互過程中，他說是然後實驗出來的。所以這一次我們強調的生活主體和生活認知的這樣的認知價值所在，也是我們對國家社會框架做了一個反思的目標所在。我們說還是這樣一個關注或者說是倡導，回到我們這樣一個活動者，他的一個鮮活的實踐中來，我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那麼生活是一個什麼呢？生活跟社會實體是一個什麼樣的？然後我想說的是生活它既涉及到這樣實體性的生活空間和生活的一個主體，它又涉及到這樣一個非實體化的日常的生活的經驗，生活的知識，包括民情，包括習慣法之類的，所以它是一個彌散性的，它是一個日常化的，它也是一個複雜化的，然後它是一個局部的，它是一個具象的現實的存在。比如說我們今天討論的，比如說我們現在正在進行一場這樣一個學術的交流，學術的討論，這就是一種學術研究的生活。我從這個角度來看，它既包括在場的幾位老師，也包括匯報人，也包括在座的聽眾的各位同學，就包括這種這樣一種主體，那麼同時也包括我們所交流的這樣一個話題，以及我們所交流這樣一個話題背後，我們的思路，包括我們這種交流的規則，包括我們所倡導的這樣一個學術的取向等等，我想用這個例子我們是可以感受得到的。感到何為學術生活，何為生活，用這個來感受一下。
那麼第三個問題在這很簡單的回應一下，就是剛談到這樣一個認知的結構化理論，結構二重性，是在國家社會理論應用，實際上我們說確實是這樣，我們對這樣的認識來說的話，沒有拋棄，甚至說我們可以說我們在某種程度上的這種延續，或者說是一種承繼的關係，這樣一種思路往下走，這就是我對三個問題的一個回答。謝謝各位同學，謝謝徐老師。
徐勇：
我們在還有一個比較好的提問，生活這種分析框架的邊界性在什麼地方？因為有的觀眾沒有進入我們聊天室裡面，但是他們提出了很好的問題，請哪位再做一點回應。
袁方成：
生活的分析的，就他這種邊界性來說的話，並不是說我們去人為的劃定一個邊界，並不是說我們說談到這種，這就是生活，我們是指向這種生活。而是說我們說這樣一個分析來說是放到我們具體的場景和實踐中去來看。還是回到剛才那個例子來說，我們說學術平臺學術講座作為學術生活中的一種我可以用生活這樣一個概念。同樣我們換一種比如說教育，比如說大學英語學生生活，教育生活，比如說我們的其他的生活，我覺得把這樣一個抽象性概念放到一個具象性的環境中去。在環境討論過程中，那麼由這個問題來生發，而不是一個由實踐中的問題來跟理論上的一個探討問題，把它關聯起來，由這個問題的深發來形成這樣一個分析的邊界在這裡，我覺得這個是可一個可行性的路徑。這是我的初非常初步的思考。
徐勇：
接下來是生活如何形塑制度的渠道是什麼？是不是生活的行為主體還是什麼？請你再做出進一步的解答。
袁方成：
其實我想就完善角度出發，我其實特別希望各位老師和同學們能夠提出一個修改性的一個意見，有利於我們這個作品更加完善。我想的話其實從剛才的這樣一個介紹中可能是比較短暫的，沒有講得很明確或者沒有很具體。形塑制度的權利，就是說我們可以把生活拆分為很多要素，比如生活的主體，比如生活的福利，生活的場域以及生活的慣習，我們把它分為這樣幾個方面來說的話，比如說我們場域，場域是如何來的，能不能夠以及如何與制度形態發生關聯。生活的主體它是在這種制度創製中去怎麼如何實現的。生活的慣習，那麼對於制度的認知發揮了作用，發揮了哪些作用，以及生活的福利與制度的內在價值，他做了一個怎樣的內在的規律。我覺得這幾個方面我們初步的就是從場域、主體、慣性和福利這四個角度，來對制度的形態，制度的創製，制度的認知以及它的價值做出一個具象性的這樣建構的過程，或者說一個形塑的過程，這是我們談到了這樣一個渠道，就是按照這個問題的提出，這是一個渠道。
徐勇：
我們今天論壇的主講人和與談人都做了很好的回答，我想一次有意義的論壇不在於解答了多少問題，而在於提出了能夠引發人思考的問題。所以今天看起來我們從這個角度看，我們今天的論壇還是很有收穫的，也很有成效。特別是前面兩位老師更多的是從原來原有的方法論上面做了更多的一些探討。最後一位何教授他提出了以中國為方法，我覺得這個對於我們資深學者是一個很重要的期待，就是我們知道科學的革命就在於方法論創新，所以提出來以中國為方法，我想那麼接下來我們要思考什麼是中國，何為中國？這個就是給我們引發我們思考的。其實我們講中國確實有它的一些特殊性，是它的國家和社會，它不像西方那樣邊界那麼清晰，應該說國家我們過去用的是設計這個詞兒是吧？技術比較多，設計可能是國家和社會，我們後來的那種科學分析方法可能就包含在其中，它具有混沌狀態，覺得很難說哪個是國家哪個是社會是吧？不像這個邊界那麼清晰，所以我們國家就是說你要了解你中國為方法，你要知道中國是什麼，何為中國，這就需要引發我們的進一步的思考了。所以說從中國的歷史來看，他在過去國家和社會之間沒有那麼嚴格的邊界，那麼非常清晰的這麼一個界定。所以說我們現在更多的用另外一個詞是吧？國家化的社會，社會化的國家，我們就把這兩者注意加深，就是說注意到它有區別，但是之間的這種包容性理性也非常緊密。我最近寫的關係中的國家試圖就有一個核心概念叫做疊加關係疊加，關係疊加就是說這關係疊加的意思，它不是那種像西方國家和社會演進過程當中，那麼結構化清晰，所以說他任何一個概念，任何一個分析框架都與經驗有關係。西方它能夠產生那種分析框架，它一定除了一般的抽象以外，肯定還有他們這些這些國家的文明進程，與他們的一些歷史經驗有關，它能夠抽象出一個國家和社會的一種邊界，非常清晰的分析框架。那麼如果以中國為方法，可能我們就要理解什麼是中國，什麼是中國的國家特性和社會特性是什麼，這樣就開闊了我們的思路了，所以我想這個是我們今後，我們的學問再往前進一步，這就是我們努力的方向。而這個是我們到農村去，我們為什麼做田野調查，田野調查當中就可以發現很多和理論上他不是能夠一一對應的東西，所以今天這個方成教授我覺得他非常好。實際上我理解就是他在田野調查當中發現了和理論不是那麼一一對應的問題，然後產生了對理論的一個回應，我覺得這是他今天的講解主要的貢獻。我們要以中國為方法，那麼就要首先要了解中國，來發現中國，在發現中國有很多事實和我們現有的理論也不是一一對應的，那麼我們有可能有向前推進一步的空間了。我們說田野政治學，它的宗旨就在這個地方，我們從田野當中有新的發現，然後新的發現和我們現有的理論，我們怎麼樣能夠對話，能夠相交流，如何通過田野上的發現，進一步把理論往前推一步，這種推一步有可能是一種修補式的，也可能是一種顛覆式的，使我們學術能夠不斷的再往前邁進一步，比如說我作為中生代以前的學者，所以說很期待我們現有的中生代學者能夠把我們的學術理論再往前推一步。今天我們由於時間關係，我們今天講論壇就到這裡了，因為這次論壇應該說提出了很好的問題，引發了思考，展開了比較深入的研討，大家的收穫都很大。在這裡我想作為主持人要感謝我們今天的主講人，我看今天就是我們主講人做充分準備，但是可能今天聲音有點嘶啞，說明我們主講人非常喜歡做這次講話，感謝他們。與談人也給我們的這次的講座提出了問題，也是引起了我們進一步的思考，做了很多貢獻。最後我們還是要感謝我們的與會者，今天因為是周末，所以說我們中國人就是有本事，沒有什麼周末，我們照樣在學習在工作，他不是邊界那麼清晰的，也是我們把學習當成生活，生活當成深入學習，所以說大家在周末時間，我們還這麼多聽眾觀眾，非常積極踴躍來參與，特別感謝。那麼最後我們還得感謝我們的技術人員，因為是他們給我們提供了這麼一個方便的渠道，使我們的講座能夠不受空間的限制，讓更多的人能夠聽到能夠看到，這是要感謝我們的技術人員。最後我想還是要祝大家周末愉快，今天是收穫滿滿，但是我們度過了一個非常開心，非常有收穫的這麼一個周末，謝謝大家，今天的講座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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