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對外翻譯活動至少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時期，此後對外翻譯一直斷續進行著，但主要是由個人或團體發起的小規模翻譯行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對外翻譯得到國家和政府的支持，在規模和數量上遠遠超越以往的水平。其中，集中體現國家意志的紅色經典外譯尤為引人注目。
從狹義上說，紅色經典特指「三紅一創，青山保林」，即《紅巖》《紅日》《紅旗譜》《創業史》《青春之歌》《山鄉巨變》《保衛延安》《林海雪原》。從廣義上看，紅色經典指產生於解放區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一大批反映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及土地革命和農村合作社等歷史巨變的文學作品。這些作品以激昂的英雄主義基調，書寫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民族獨立解放的歷史進程，展現中國人民實踐革命理想的精神歷程。紅色經典外譯背後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是新生的現代民族國家在冷戰國際大背景下，主動輸出本土文學、彰顯民族國家身份的努力。它不僅是民族國家自我確認的方式，也是對彼時冷戰國際局勢的積極響應，在這一意義上，這一時期紅色經典外譯及其蘊含的價值值得我們深入探究。
紅色經典外譯的國家意志體現
紅色經典外譯作品主要由1952年正式成立的外文出版社（前身是與新中國同時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出版及在其旗下的英文雜誌《中國文學》（法文版1964年創刊）上發表，並由中國國際書店負責對外發行。以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譯單行本為例，這些紅色經典首先是農村題材作品，如反映土改運動的長篇小說有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反映解放區農民鬥爭和生活的有趙樹理的作品集《李有才板話與其他故事》和《李家莊的變遷》，以及解放區時期集體創作，賀敬之、丁毅等執筆的歌劇《白毛女》等；反映農村合作社運動的包括歐陽山的《高幹大》和《前程似錦》、趙樹理的《三裡灣》、柳青的《創業史》，周立波的《山鄉巨變》，以及短篇小說秦兆陽的《農村散記》、王汶石的短篇故事集《風雪之夜》、馬烽的《三年早知道》以及康濯的故事集《太陽初升的時候》；等等 。
其次是革命戰爭題材作品，如反映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長篇小說包括高雲覽的《小城春秋》、梁斌的《紅旗譜》、楊沫的《青春之歌》，短篇小說有王願堅的《黨費》和《七根火柴》，陳其通的話劇《萬水千山》等；反映抗日戰爭的有徐光耀的《平原烈火》、袁靜和孔厥的《新兒女英雄傳》、知俠的《鐵道遊擊隊》，以及胡可的話劇《在戰鬥裡成長》等；反映解放戰爭的包括柳青的《銅牆鐵壁》、劉白羽的《火光在前》、 陳登科的《活人塘》、杜鵬程的《保衛延安》、吳強的《紅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等長中篇小說，以及劉白羽的《無敵三勇士》、峻青的《黎明的河邊》、茹志鵑的《百合花》等短篇小說。
紅色經典外譯的目標語呈多元化態勢，除英語以外，還包括法語、德語、西班牙語和印尼語等語種。但目標語的多元化並沒有削弱英語在對外翻譯中的重要地位。相反，這一時期包括紅色經典作品在內的文學對外翻譯仍以英語為主，並發揮著極其重要的文化宣傳作用。
首先，由於中西意識形態尖銳對立，英美等西方世界與中國的文化交流較之前急劇減少。體現在文學翻譯上，便是較少翻譯中國文學，只是偶爾翻譯出版少量與中國社會政治現實較為疏遠的中國古典和現代文學作品，如劉鶚的《老殘遊記》，以及老舍的《四世同堂》和《貓城記》等。而對於解放區時期以及1949年至1966年的文學，尤其是代表著彼時文學最高成就的紅色經典作品，西方英語世界基本沒有主動翻譯。同時，針對新生的共和國，美國構築了文化外交網絡，以遏制社會主義文化的影響。因此，由國家組織人力物力對紅色經典加以譯介，是時代必然的選擇。
其次，把紅色經典作品翻譯成英語這一國際語言，勢必能擴大中國文學的影響力。事實上，許多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書籍和刊物，往往成為其他語種尤其是小語種國家轉譯的藍本，其影響力不可低估。如1956年印度本土譯者努爾·納比·阿巴西將外文出版社《新兒女英雄傳》英譯本轉譯成印地語。1958年印度尼西亞著名作家普拉姆迪亞·阿南達·杜爾將《白毛女》英譯本翻譯成印尼文版。類似情況還有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荷蘭等國的一些翻譯家把《中國文學》上發表的作品轉譯出來，在其本國刊物上發表，或編輯成冊出版。
此外，主要由國際書店負責的外譯作品發行工作，同樣也發揮著關鍵的作用。即針對以亞非拉第三世界為主的愛好和平、願意了解新中國的各國人民，積極出訪和派出常駐代表，開拓書刊發行渠道與網絡，以貿易發行為主、非貿易發行為輔的方式，大力推廣和傳播包括紅色經典在內的外譯書刊。這一切體現了作為譯介主體的新生國家對彼時國際政治形勢具有較清醒的認識，也彰顯了其尋求發展的努力。
紅色經典的本地化譯介
與上述輸出型國家翻譯實踐同時進行的，是中國政府協助那些與中國友好的國家進行紅色經典的本地化譯介。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東歐民主主義國家和部分亞非拉國家，主動通過本地化譯介方式輸入中國紅色經典。中國政府在這其中同樣發揮著不可或缺的積極作用，即通過友好機構，籤訂文化合作協議等方式，向對方推薦翻譯書目。而紅色經典以其特有的中國革命和建設經驗，吸引著這些國家主動譯介，為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主義世界文學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如《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暴風驟雨》《白毛女》這三部作品，在1952年獲得1951年度蘇聯「史達林文學獎」，廣泛流傳於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和東歐人民民主國家。其中《暴風驟雨》在1951年首先由蘇聯莫斯科外國文學出版社翻譯出版，之後迅速在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德國、阿爾巴尼亞、蒙古國、朝鮮以及越南翻譯出版。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同時開啟了國家翻譯實踐的重要新篇章。紅色經典外譯充分彰顯了特定歷史時期的國家意志，以外文出版社和國際書店為主體的機構，努力突破西方對新中國的封鎖，向國際社會尤其是向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闡述新中國的由來，展現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成就，以及中華兒女的奮鬥精神。其歷史意義與價值非比尋常，對當下建構中國特色對外話語體系具有重要的啟迪作用與參考價值。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國家翻譯實踐史書寫研究」（18BYY019）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廣州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