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是一個民族整體或地區的文化傳承，給公眾一般的認識是，儘量不要隨便改來改去，否則不僅會給生活帶來麻煩，還會失去文化底蘊。
這就像故宮房頂上的黃琉璃瓦，即便是現代工藝再先進精密、產品再堅固耐用，無論如何也不能換上現代工藝品，還是會追求古法傳承，原汁原味。看到它們，就像一幅歷史畫卷徐徐展開，一磚一瓦一草一木，都透著歷史的滄桑厚重。
古今中外亂改地名的國家有很多，這一點也很正常，多少民族多少文明都已經消散在異族徵伐的塵煙之中，土地的新主人不會有保留失敗者文化傳承的意識。
近代史上改名風氣較盛的典型代表，除了我國就是俄國，主要原因是因為政權交替頻率比較高。
蘇俄在一段時期內最喜歡把人名賦予一座城市，比如伏爾加格勒改成史達林格勒，聖彼得堡改成列寧格勒，都是為了紀念偉人。話說回來，舊名字聖彼得堡同樣也是為了紀念沙皇偉人，葉卡捷琳堡也是以女沙皇名字命名，不同時代的偉人的定義不一樣，所以當改換朝代時，列寧格勒還是會換回聖彼得堡，俄羅斯人對偉人的崇拜意識可見一斑。
可是歷史永遠在發展，朝代總是要更迭，偉人總是層出不窮，假如每一位統治者上臺都自認比前人偉大，就把城市或廣場街道換成自己的名字，可以想見，這個模式註定將是永遠改不到頭的無限循環，徒增國際笑料。
我們歷史上也經歷過中山路改成紅衛路、革命路再改回的過程，關鍵是各座城市道路幾乎千篇一律，建築樣式也都大同小異，叫人暈頭轉向，很容易錯認他鄉為故鄉。
可是比較起太平天國的改名，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太平天國得勢後，好多地名都改了，理由很充分——要迴避諸"王"的名諱。
這個說辭很古典，的確在很多歷史朝代中有為尊者諱的傳統慣例，皇帝親王的字號，在民間是要避諱的。
太平天國不僅避諱天王名號，其他王的名號也享有這種待遇，問題的關鍵在於太平天國的王太多了，到了後期都有三千多位，一本字典上的常用漢字才多少？避諱都避諱不過來了。
像山東，山西兩省，因為南王叫馮雲山，就不能有"山"了，叫珊東，珊西。
雲南也不能有雲了，改為芸南，真是醉了。
貴州也不能"貴"了，叫桂州，因為西王叫蕭朝貴。
這些地名可真是倒黴，叫了千百年的名字，因為他們掌權，就要改動。
這還不是最倒黴的，最倒黴的要數河北和天津。
天津當時是直隸首府，被太平軍攻佔後，天王洪秀全對這裡的人很痛恨，覺得當時他們居然敢於抵抗太平軍，明顯是被大清洗腦了嘛，就將直隸改為罪隸，意思是你們都有原罪，天津則改名為添津，天王、太平天國的「天」字，豈能是你們能夠僭用的？
地名就像人名，整天改來改去，會失之嚴肅，叫他人和本人都無所適從。
改地名是中國人的傳統習慣，與封建思想和強人模式有關，我們很難相信本地人民會醉心於樂此不疲改本地的地名。
民國的時候，河南省增加了四個響噹噹的地名。一個是"民權縣"，一個是"博愛縣"，還有一個「自由縣」、一個「平等縣」。
這幾個縣的地名被改，功臣是孫中山先生和馮玉祥將軍。
當時的自由縣和平等縣，可謂是迎來了歷史上最高光的時刻，隨著馮玉祥對它們的重點關照，這兩個縣成為了河南最著名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隨之而來的就是大量人口的遷入，人口多了，自然也就帶動了工商業的蓬勃發展。
人是群居動物，越熱鬧的地方越容易聚集人氣，隨著自由和平等兩縣名聲的傳出，河南東南部一帶的工商業者途經洛陽時，都會到這兩個縣參觀。尤其是自由縣，縣內有一條興隆街，聲名遠揚，遊人如織，生意興隆，當時還有一首民謠，是這麼唱的：「京廣雜貨居中央，西南兩街花糧行。北門以裡鐵匠鋪，飯館小吃味飄香。」
但是好景不長，本來與蔣介石是結拜兄弟的馮玉祥，因「反蔣」失敗，被迫下野，而馮玉祥在河南設置的大部分行政區劃也被更改，自由縣、平等縣被裁撤，合併成為伊川縣。
這兩個縣的輝煌僅僅只存在了三年，就如曇花一現，盛極而衰。
而位於河南焦作市的博愛縣，則是在1927年時，馮玉祥根據吉鴻昌將軍的建議，將沁陽縣和崇下鄉的部分村莊合併後設立的。
但是到了1938年，日軍侵華時，博愛縣被改名為清化縣，直到1961年才又改回博愛縣。
直到今天，民權縣和博愛縣的名字還一直在使用著，向人們無聲地訴說著曾經那個時代的歷史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