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硝煙瀰漫，屍橫遍野，生靈塗炭，貴賤皆歿，兵起之際萬民癲狂，鳴金之年舉世齊喑，古今悲愴悽慘者，莫若一戰。
往期回顧
一戰硝煙|尼維勒攻勢:一場慘敗導致的大兵變
一戰硝煙|點燃世界大戰的男人,竟是稀有的皇室情種
作者|陸大鵬，網易歷史頻道專欄作者，外文譯者，譯有《1453：君士坦丁堡之戰》《金雀花王朝》《伊莎貝拉：武士女王》等。本文為網易歷史頻道獨家稿件，謝絕轉載。
2011年，德國新聞雜誌《焦點》（Focus）委託著名的民意調查機構Emnid在德國作了一次關於君主制和貴族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9%的受訪者希望德國能有類似英國的君主制。十四歲到二十九歲年齡段的受訪者中，這個比例是14%。
21世紀初的德國是全世界最穩固、最繁榮的自由主義民主共和國之一，竟然還有相當多的人對君主制抱有憧憬或懷舊，有點令人意外。當然這些人未必全是硬核的君主主義者。不過，自1918年帝制滅亡以來，德國君主主義的潮流一直存在。經歷了群魔亂舞的魏瑪共和國、萬馬齊喑的納粹統治和意識形態激烈對抗的兩德時期，這股潮流有過曇花一現，受過殘酷鎮壓，但一直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堅持著。前朝舊人已經辭世，但遺老遺少仍然在德國存在。他們經歷的風風雨雨，很能幫助我們理解20世紀德國史。而這段歷史裡最有意思的問題也許是：德國君主主義為什麼失敗？帝王為什麼始終不能在德國復闢？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回去審視威廉二世退位、帝制崩潰的那個時間點。
走向共和
十月革命爆發，布爾什維克黨在俄國掌權之後，列寧與德國議和。1918年3月，雙方籤訂了《布列斯特立託夫斯克條約》，俄國以屈辱的條件退出戰爭。德國得以將大批部隊從東線轉往西線，希望集中力量打一場大勝仗，迫使西方盟國議和，爭取到對德國有利的和平條件。這就是此時德國的實際領導者埃裡希·魯登道夫將軍「通過勝利取得和平」的戰略。
然而1918年春季德軍寄予厚望的西線攻勢大敗，喪失大片土地（不過主要是在原先的敵國境內，尚未波及德國本土）。德軍的預備隊消耗殆盡，無力再戰。同時美國不斷向歐洲輸送新的生力部隊。從軍事的角度，魯登道夫相信德國必敗無疑。9月29日，魯登道夫向皇帝威廉二世報告，他無法保證繼續維持前線二十四小時，請求皇帝準許向協約國求和。他還建議修憲，實施改革，將政權移交給當時議會的第一大黨社會民主黨（屬於溫和左派，受到魯登道夫和皇帝等右派的敵視）。魯登道夫這麼做是為了轉移民眾的注意力，保護軍隊的名譽。「背後一劍」的傳說就這樣誕生了。後來的德國極端民族主義者和右派大肆宣傳，德國輸掉一戰非戰之罪，是社會民主黨等左派出賣了國家。這些背黑鍋的人被稱為「11月罪人」。魯登道夫和軍隊保住了自己的名譽。這可以說是歷史上最大的騙局之一。
社會民主黨願意在大廈將傾的危急時刻接管政府。10月28日，議會正式確定修憲。然而此時德國內部已經陷入混亂，很少有人注意到德國的政體已經從君主立憲制變成了實際上的議會制國家。皇帝主動把權力交給了社會民主黨領導的議會。隨後政府按照魯登道夫的建議，向協約國求和。
社會民主黨領袖弗裡德裡希·埃伯特
然而與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交涉並碰壁之後，魯登道夫改了主意，要求取消議和，讓德軍繼續作戰。但大廈將傾，德軍內部發生很多譁變，軍隊沒有力量也沒有意願繼續打仗。全國各地發生動亂。極左、中左、中右和極右各種勢力群魔亂舞。為了防止極左勢力掌權從而發生俄國布爾什維克式的革命，為了掌控這場「11月革命」，為了滿足協約國的要求，也是為了保護皇帝（以免他成為各種敵對勢力的靶子），社會民主黨領袖弗裡德裡希·埃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1925）於11月6日請求皇帝退位。
最後一任帝國首相巴登公子馬克西米利安，1914年
皇帝拖延了幾天。他意識到自己受到的壓力太大所以必須放棄德皇的身份，但還抱有幻想，希望保住普魯士國王的位子。埃伯特在11月7日說：「如果皇帝不退位，社會革命將不可避免。我不希望發生革命，我對革命恨之入骨。」他打算親自去當時德國陸軍大本營所在地，比利時的斯帕，去拜見皇帝，勸他退位。但局勢發展太快，超出了埃伯特的預期和控制範圍，柏林爆發了動亂，極左派發動起義。為了控制局勢，最後一任帝國首相巴登公子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 von Baden，1867—1929）於11月9日下午在沒有得到皇帝本人確認的情況下，在柏林單方面宣布皇帝退位、皇儲也放棄繼承權（許多天之後才得到皇帝和皇儲的書面確認）。當天，社會民主黨領導人菲利普·謝德曼宣布建立共和國，就是我們熟知的魏瑪共和國。不久之後，極左翼領導人卡爾·李卜克內西在柏林也宣布建立「自由的德意志社會主義共和國」。
出逃的皇帝
以上是皇帝退位、帝制覆滅的基本時間線。那麼皇帝在這段時間做了什麼呢？11月9日，還沒有得知馬克西米利安宣言的時候，皇帝對隨從說：「孩子們，拿起武器！」他似乎鬥志昂揚，但針對誰戰鬥呢？革命者？「出賣了帝國」的社會民主黨？還是協約國？皇帝的心情肯定是非常複雜的。
然而得知馬克西米利安宣言之後，皇帝就帶領隨從乘火車出逃，第二天清晨踏上了荷蘭領土，一去不復返。
談到復闢的可能性，就要問：除了倉皇出逃之外，皇帝有別的路可走嗎？
絕大部分右派，包括貴族，相信他原本有三個讓大家可以接受的選擇，而他一個都沒選，而是作了第四個，也是最壞的決定。正因為此，復闢的可能性大大減小。
在帝制的最後幾天，在小鎮斯帕，皇帝和他身邊的軍官、外交官與侍從武官激烈地探討著他的三個選擇。首先，按照首相馬克西米利安的主張，皇帝應當「及時」退位，這樣還有保存君主制的一線希望。首相派普魯士內政部長威廉·德魯斯博士（Wilhelm Drews，1870—1938）去見皇帝。德魯斯在11月1日向皇帝匯報了首相和外交部的建議：儘快退位。皇帝當場斷然拒絕，並豪情萬丈地說：「我要用機槍在石子路上打出給你的答覆。即便把我自己的皇宮炸爛，也必須維持秩序！」
德魯斯等人苦苦哀求，說皇帝如果不退位，那麼柏林可能爆發布爾什維克革命。皇帝提出了他的第二個選擇：「那麼我就親自帶幾個師向柏林進軍，把叛徒全部絞死。到時候看群眾是不是站在皇帝和帝國這邊！」 「若有必要，把柏林城都炸爛。」
興登堡和魯登道夫在1916年後是德國的實際統治者
主張皇帝率軍回國鎮壓革命的，在高層圈子裡大有人在。「德國皇儲」集團軍群參謀長弗裡德裡希·馮·德·舒倫堡伯爵（Friedrich Graf von der Schulenburg，1865—1939） 是堅定的保皇派。他堅信，此時仍然有辦法集結一些忠誠可靠的部隊，撤回本土，向柏林進軍，武力鎮壓革命。好幾位將領支持舒倫堡的想法。舒倫堡聲淚俱下地懇求皇帝「上前，到我們當中來」，去打一場內戰。而在戰爭的大部分時間裡都是興登堡與魯登道夫的傀儡的皇帝，此時也有一個機會去擺脫傀儡狀態，真正做一次大事。
威廉·格勒納
那麼皇帝親自率軍鎮壓革命，是否可行呢？在11月8日和9日的陸軍大本營軍事形勢報告會上，軍需總監（實際上是陸軍總部的一號首長）威廉·格勒納（Wilhelm Groener，1867—1939）對德軍狀態的評估非常悲觀。格勒納冷靜地指出，此時軍官對部隊的控制力已經很弱，無法約束和有效地指揮士兵；部隊已經不願意跟隨皇帝，所以用陸軍來鎮壓革命是辦不到的。陸軍總參謀長（實際上是陸軍最高統帥）興登堡贊同他的分析。皇帝徵詢了大本營三十九位將領和高級軍官的意見，大多數人相信，軍隊已經不可靠。
弗裡德裡希·馮·德·舒倫堡伯爵
與此同時，柏林政府不斷打來電話和發電報催促皇帝退位，隨後馬克西米利安首相又單方面宣布皇帝和皇儲都放棄了皇位。興登堡想到法國大革命期間路易十六出逃、被捕和被處死的悲劇，以及幾個月前俄國沙皇全家的悲慘結局，沒有勇氣支持舒倫堡的計劃。他提議皇帝逃往僅僅50公裡之外的荷蘭王國。最後皇帝選擇的就是這條路。
很多貴族相信，皇帝原本可以有另一個選擇，那就是：他可以去死。在洪水滔天的危急時刻，皇帝應當親自上戰場，向協約國軍隊發起最後的攻擊，轟轟烈烈地戰死。這樣才能捍衛君主制的威望，讓君主制有希望在德國生存下去，並為後世留下光輝燦爛的象徵符號。
路德維希·馮·法爾肯豪森將軍
按照格勒納的記述，他在斯帕曾主張「皇帝立刻上戰場去求死。皇帝充滿英雄主義的壯烈犧牲能夠一下子改變政治局勢。或者即便他沒有陣亡而只是負傷，民意也極有可能轉變到對皇帝有利的方向。後來陸軍總部的一些較年輕的軍官接受了我的想法，表示願意與皇帝一同赴死」「……在我看來，皇帝應當上戰場，就像他的偉大祖先在類似的絕望形勢下會做的那樣」。格勒納甚至還和總參謀部作戰處處長約阿希姆·馮·施蒂爾普納格爾少校（Joachim von Stülpnagel，1880—1968）一起做了安排皇帝壯烈犧牲的準備工作。他們打算在前線選擇一個合適的地段，並尋找願意陪皇帝最後一程的志願者，最後讓皇帝親自率領這些死士向敵人發起攻擊。確實有很多人願意與皇帝一起慷慨赴死。德軍駐比利時總督，路德維希·馮·法爾肯豪森男爵（Ludwig Freiherr von Falkenhausen，1844—1936）據說曾在皇帝面前發誓：「請陛下保持堅定，為了您，我們都甘願一死！」海軍總部的高級軍官構思了更靠譜的方案：讓皇帝登上一艘旗艦，在海上發起自殺式攻擊，與軍艦一起沉入大海，這樣可以避免皇帝沒有死卻被俘的尷尬局面。不過格勒納說，他是符騰堡人，不適合向皇帝指明這條路，這應當是普魯士將軍們的使命。但顯然沒有人直接向皇帝提出這個建議。
弗裡德裡希·馮·貝格
不止是大本營的這些狂熱軍人，其他方面也有人主張皇帝以死謝天下。曾任首相的格奧爾格·米夏埃利斯（Georg Michaelis，1857—1936）早在1918年10月就主張皇帝參加「最後一戰」，「親自拔劍參戰」。不過米夏埃利斯在最後一次覲見皇帝的時候也沒敢說出來。御前樞密幕僚（Geheimes Zivilkabinett）的最後一位主管，弗裡德裡希·馮·貝格（Friedrich von Berg，1866—1939，後來曾任德國貴族協會主席）也在回憶錄中說，皇帝待在軍隊裡，不應當是為了保護自己的人身安全；皇帝應當親自上前線，並待在前線，而不是躲在後方。「生命無足輕重，重要的只有榮譽、君主制和祖國。」
皇帝曾經的好友菲利普·奧伊倫堡侯爵，同性戀者，1906年
就連皇帝曾經的好哥們菲利普·奧伊倫堡侯爵（Philipp zu Eulenburg，1847—1921，因同性戀醜聞而失寵）也覺得，皇帝錯失了挽回自己顏面、挽回帝國體面的最後機會：「既然國王的大業已經瓦解，那麼國王只能上前線，而不是逃往荷蘭！只有上前線，才能維護他的王朝的榮譽。也許通過他作為軍人的犧牲，能夠鞏固王朝的榮譽。或者他可以待在柏林，帶領仍然忠誠的部隊，去嘗試鎮壓叛亂。不管興登堡怎麼說，都沒有別的路！」
格奧爾格·米夏埃利斯，1932年
皇帝不肯及時退位，沒有勇敢地鎮壓革命，也沒有以死挽回榮譽，而是不加抵抗地溜之大吉。年紀較大的貴族們相信，皇帝本人有堅強的戰鬥意志，但他身邊簇擁著軟弱無能的謀臣，這些人慫恿和背叛他，誘騙他走上了逃亡的不光彩道路。而更多貴族相信，皇帝這麼做是臨陣脫逃，是當了可恥的逃兵。原本在第二帝國後半期，貴族圈子（尤其是下級貴族）裡就對威廉二世有諸多批評和不滿（比如批評他拉攏和勾結資產階級，尤其是猶太資本家，忽視了貴族的利益），而當逃兵的皇帝的威望更是一落千丈。
威廉二世的皇帝旗，上有格言：上帝與我們同在
而且不僅僅是當逃兵，皇帝還食言了。他曾多次向不同人承諾，要與軍隊待在一起，絕不拋下官兵，哪怕死路一條。侍從武官西古爾德·馮·伊爾澤曼（Sigurd von Ilsemann，1884—1952）回憶，皇帝曾說：「只要我身邊的先生們還有幾個人對我忠誠，我就和他們一起死戰到底，哪怕我們全都戰死！我不怕死！我要留在這裡！」舒倫堡伯爵也有這樣的回憶：「我對陛下說：『請親自領導軍隊……請您答應我，無論如何要和軍隊在一起。』陛下向我道別時說：『我會和軍隊在一起！』我親吻了他那親愛的、堅強的手，此後就再也沒有見過他。」這麼煽情的場面其實很空洞。皇帝對自己的長子也有過承諾：「我要留在這裡，和忠於我的人們在一起！」君無戲言，然而皇帝輕而易舉地背誓了。廣大貴族對威廉二世的惡評和鄙夷達到了一個高峰。
赫爾曼·埃爾哈特在1920年卡普政變期間
在魏瑪共和國時期聞名遐邇（或者說臭名遠揚）的右翼人士和準軍事組織領導人赫爾曼·埃爾哈特（Hermann Ehrhardt，1881—1971）能夠代表相當一部分年輕軍官和貴族的立場。他後來娶了一位侯爵小姐，也算進了貴族圈子。他說，皇帝和皇儲在1918年11月有兩個選擇，要麼「率領幾個近衛團向柏林進軍，徹底粉碎赤匪」，要麼「手執利劍，戰死在通往自己寶座的臺階上」。1919年，有傳聞說協約國打算要求德國交出皇帝，將其作為戰犯審判。埃爾哈特和其他一些舊軍官安排了計劃，打算突襲皇帝的流亡地，將他救走。這時他對皇帝還有一份忠心。而到了1926年，他就公開譴責皇帝在危急關頭背棄了德國，背叛了貴族和人民。還有一群年輕貴族軍官也公開表態：「從此我們應當將君主制和具體的某位君主作嚴格區分，因為這位君主背叛了君主制。」
1918年的德意志帝國紋章
歷史學家史蒂芬·馬林諾夫斯基挖掘了大量這一時期的貴族私人通信、日記和回憶錄，發現類似上面的情感表達俯拾皆是。這對君主主義思想造成了沉重打擊。皇儲的副官路易斯·米爾德納·馮·米恩海姆（Louis Müldner von Mülnheim，1876—1945）早在1919年就斷言：驕傲的「君主威嚴」竟落到了這樣可恥的結局，這對君主主義思想造成了「可怕的損害」。貴族地主和騎兵軍官威廉·馮·奧彭-託爾諾（Wilhelm von Oppen-Tornow）在1925年的日記裡寫道：「德國的所有君主未經一戰便放棄了寶座，這是無與倫比的奇恥大辱！……第一個跑路的皇帝罪責最大！」
末代皇儲威廉
既然威廉二世的形象已經難以修復，那麼他的長子皇儲威廉的形象怎麼樣呢？如果他能保全體面的話，霍亨索倫家族和君主制是不是還有希望？
1922年，皇儲威廉寫了本回憶錄，把自己在帝制最後歲月裡的表現描繪得愛民如子、堅定勇敢。不過回憶錄其實是多個寫手為他捉刀代筆的。在1918年11月9日前後這幾天，威廉皇儲的表現並不比父皇強，甚至更糟。有傳聞說，在國家危亡的這幾天，他沒幹什么正事，而是和幾個法國娼妓玩樂。皇儲的荒淫放蕩在貴族圈子裡人人皆知。舒倫堡在戰後有幾年對皇儲還抱有一絲希望，希望艱苦歲月的磨礪能讓皇儲成熟起來，成長為一個「真正嚴肅的人」。然而舒倫堡漸漸大失所望，後來說：「皇儲在民眾當中最有名的一點，就是他寫了這本書，而這本書裡沒有一個字是他自己寫的。這讓我感到噁心。」他還說：「如果德國知識分子知道了皇儲的真實面目，會造成巨大的反彈。皇儲的角色就完蛋了。」施蒂爾普納格爾也有同樣的擔憂：「德國是君主國還是共和國，完全取決於有沒有合適的人當君主。如果沒有的話，霍亨索倫的皇帝夢就破滅了。」
1918年12月初，撤回國內的德軍
皇帝和皇儲在1918年的糟糕表現，違背了德國貴族的傳統價值觀，粉碎了他們習以為常的世界觀。所以在貴族乃至廣大民眾當中，君主主義變得非常邊緣化和不流行。而即便在出於懷舊、守舊和敵視民主制等原因仍然信奉君主主義的少數人當中，也沒有多少人支持威廉二世復闢。這些君主主義者在原則上主張德國應當有君主制，然而內心裡沒有人願意看到威廉二世及其兒子捲土重來，因為覺得他們不配。所以霍亨索倫君主主義只能是一種有氣無力的思想，很難有實際的支撐、切實的目標和可行的事業。君主主義組織「保守派主要協會」（Hauptvereins der Konservativen）的主席埃瓦爾德·馮·克萊斯特-施門金 （Ewald vonKleist-Schmenzin，1890—1945）在1927年的一次聚會上祝酒，向「戴皇冠的人」致敬，卻不肯說威廉二世或者皇儲的名字。德國貴族協會（Deutsche Adelsgenossenschaft，簡稱DAG）在1926年一次會議的決議是：「威廉二世皇帝不是能得到大家認可的君主人選，這一點我們都同意。他的已成年的兒子們也沒有一個合適。目前我們的希望在皇儲的長子身上。」
魏瑪時期的霍亨索倫君主主義
所以霍亨索倫君主主義有至少三個皇位覬覦者：威廉二世、皇儲威廉和皇長孫威廉。魏瑪共和國時期有一些霍亨索倫皇朝的遺老遺少組建了一些君主主義組織，不過都不成氣候。
德國人民黨（Deutsche Volkspartei）和德意志民族人民黨（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都是君主主義政黨。不過他們嘴上說著君主主義的言辭，吃飯時向皇帝或皇朝敬酒，卻沒有真正的復闢計劃，更談不上實踐了。
威廉二世，1915年
1918年11月9日，也就是皇帝退位的當天晚上，右翼作家漢斯·普法伊費爾（Ernst Pfeiffer，1876—1942）在柏林建立了「正直者聯盟」（Bund der Aufrechten），該組織的宗旨就是君主主義和反猶，到1919年有超過1000會員。在其第一次大會上有140名來自普魯士的代表參會。「正直者聯盟」網羅了不少有名的政客、軍人和貴族，如普魯士王子埃特爾·弗雷德裡希（1883—1942，威廉二世的次子）、奧斯卡王子（1888—1958，威廉二世的第五子）、卡爾·馮·艾內姆（Karl von Einem，1853—1934，陸軍大將，曾任陸軍部長）、庫諾·馮·韋斯特阿爾普伯爵（Kuno Graf von Westarp，1864—1945，國會議員）等。興登堡總統的女婿，普魯士地主和軍官漢斯·約阿希姆·馮·布羅肯胡森（Hans Joachim von Brockhusen，1869—1928）是「正直者聯盟」第一任主席。 1922年，「正直者聯盟」在柏林的弗裡德裡希斯海因（Friedrichshain）舉辦了「普魯士大會」，有3000人參加。此時「正直者聯盟」有60個地方分支，約2.5萬會員。這些活動當然引起了共和國政府的注意。這年6月，外交部長瓦爾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被右翼分子刺殺。共和國政府藉此機會對形形色色的右翼和反共和國派系進行調查和鎮壓。「正直者聯盟」雖然與這起刺殺案件沒有直接聯繫，但也被查禁。該組織的半月刊《正直者》（Der Aufrechte）第26期在拉特瑙遇刺之前剛剛出版，也被查抄。「正直者聯盟」的若干單位繼續活動，直到1934年被納粹黨徹底解散。1945年，戰爭結束之後，曾經的「正直者聯盟」成員海因裡希·馮·馬森巴赫男爵（Heinrich Freiherr von Massenbach，？—1962)找到了幾位老夥伴和一些新的志同道合者，組建了一個新的君主主義協會「傳統與生活」（Tradition und Leben）。
多倫宮，皇帝陛下在荷蘭的流亡住所
「忠皇青年團」（Kaisertreue Jugend）是魏瑪時期的一個遺少組織，1922年成立，主要在柏林活動，定期去荷蘭多倫宮（Huis Doorn）拜訪在那裡過流亡生活的老皇帝，並向皇帝介紹組織的新成員。1934年，「忠皇青年團」被納粹黨查禁。二戰結束後，部分「忠皇青年」加入了「傳統與生活」組織。
有一個主要侍奉老皇帝本人的君主主義組織是「園藝組織」，1924年建立，1928年解散。
一戰結束之後的右翼準軍事組織「鋼盔隊」（主要由一戰老兵組成）也有君主主義的色彩。它極力反對民主制，反對共和國，但在1934年被納粹黨強迫吸納進了衝鋒隊。
魏瑪共和國的倒數第三任總理（任職時間1930—1932）、中央黨政治家海因裡希·布呂寧（Heinrich Brüning，1885—1970）是德國歷史上的爭議人物，有人說他是魏瑪民主的最後捍衛者，也有人說他葬送了魏瑪民主。他反對共產黨，也反對納粹黨。他任總理期間德國國內政治極其動蕩，又趕上大蕭條，經濟衰退，而他的經濟政策不受歡迎，給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帶來很多困苦。他禁止共產黨的準軍事組織「紅色陣線戰士同盟」，也禁止納粹黨的衝鋒隊。他最擔心的是興登堡總統活不了多久，而他一旦去世，呼聲極高的希特勒很可能成為他的繼承者。
1932年的總統大選，布呂寧為興登堡拉票
根據布呂寧去世後留下的回憶錄，他在1932年，也就是受到納粹的壓力極大的時候，為了阻止希特勒掌權，曾做過孤注一擲的最後努力，企圖復闢帝制。他打算讓國會取消1932年總統大選，延長興登堡的任期，然後宣布恢復君主制，由興登堡擔任攝政者，並推舉皇儲威廉的某個兒子來當皇帝。不過新的霍亨索倫皇朝將是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國家，實權掌握在國會手裡。布呂寧自稱已經說服了大部分主要政黨（除了納粹黨、共產黨和一些民族主義者），所以他的計劃很可能成功。然而興登堡雖然是君主主義者，卻拒絕支持布呂寧，因為他堅持要求迎接老皇帝威廉二世回來復闢。布呂寧告訴他，社會民主黨和國際社會都不會接受威廉二世。興登堡大怒，迫使布呂寧辭職。於是復闢計劃不了了之。
得罪了納粹黨之後，布呂寧逃往英國，後來去了美國，最後在哈佛大學當政府管理學教授，在美國去世。他這部回憶錄被歷史學家認為不太可靠，而他復闢帝制的努力也沒有旁證，所以我們不知道他有沒有真的這麼做過。
對皇室的失望，讓貴族尋找新的領袖
既然魏瑪時期的霍亨索倫君主主義不成氣候；既然皇帝和皇儲都是逃兵和軟蛋，沒有能力和資格繼續領導德國；既然貴族、右派只是暫時與共和國有合作，骨子裡仍然敵視共和國與民主制，那麼問題來了，德國應當往何處去？貴族們對這個問題做了很多思考。
皇儲威廉在1924年表示：「只有一個獨裁者才能把德國這輛破車從屎坑裡拉出來。」我們不知道皇儲說的獨裁者指的是不是他自己。但在貴族眼裡，他肯定不是這樣的英雄。鐵桿的霍亨索倫保皇派舒倫堡伯爵說：「只有一位泰坦巨人，才能掌控當前的局勢。而目前無論左派還是右派都沒有這樣的偉人。」
既然缺少值得尊重的新皇帝人選，大部分貴族又不接受共和國，貴族們就非常需要新的領導者，新的領袖，也就是新的「元首」。借用馬林諾夫斯基的名著的標題，這就是對貴族而言的「從國王到元首的」轉變。這是一個世界觀的大幅度轉變。貴族渴望、呼籲和需要一個新型的領袖。尤其在普魯士貴族當中，這種思想相當普遍和具有代表性。
那麼貴族渴望的新型領袖應當是什麼樣的人呢？有一個現成的樣板：墨索裡尼。安德列亞斯·馮·伯恩斯託夫-威登多夫伯爵（Andreas v. Bernstorff-Wedendorf）在日記中寫道：「只有出現一位獨裁者，我們才有救。他要用鐵掃帚橫掃這些國際寄生蟲無賴。要是我們像義大利人一樣，有一位自己的墨索裡尼就好了！」他這裡的「國際寄生蟲無賴」指的就是魏瑪時期德國右派（包括貴族）眼中的敵人：英法資本主義、俄國共產主義，以及本土的社會民主黨，當然還有猶太人，因為前三者包括了太多猶太人，至少在反猶主義者眼中是這樣的。
墨索裡尼成功地建立了新秩序，把義大利的舊精英（王室、貴族）與新精英（法西斯黨）融合起來。這對在共和國體制下無所適從、如坐針氈的德國貴族來講，似乎也指出了貴族階層的出路。欣賞墨索裡尼，是當時德國貴族當中常見的現象。薩克森-科堡-哥達公爵卡爾·愛德華（Carl Eduard Herzog von Sachsen-Coburg und Gotha，1884—1954）甚至專門在1931年與著名的右翼軍官和軍火商瓦爾德馬·帕布斯特 （WaldemarPabst，1880—1970）一同組建了「法西斯主義學習社團」（Gesellschaft zum Studium des Faschismus），組織學習班和講座，來學習和研究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希望把墨索裡尼的成功經驗搬到德國，還經常組織大家去義大利實地調研。到1933年，該社團共有329名成員，四分之一以上是貴族，包括皇儲威廉。這個社團把很多右派人士聚到了一起，包括鋼鐵大亨弗裡茨·蒂森和銀行家亞爾馬·沙赫特博士等人，其中很多人後來加入了納粹黨。
君主主義的癱瘓，讓很多貴族做好了心理準備，去接受一位強有力的墨索裡尼式獨裁者，即便這位獨裁者出身草根。希特勒得到很多貴族歡迎和支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能扮演霍亨索倫皇室無力扮演的強大領袖角色。那麼，納粹對這個問題是怎麼想的呢？
納粹對君主主義的態度
波茨坦日，希特勒在興登堡面前顯得很謙卑
1933年3月21日是所謂「波茨坦日」。在宣傳部長戈培爾的精心策劃下，剛剛上臺的納粹黨在普魯士小城波茨坦的駐軍教堂這個迴蕩著普魯士和第二帝國光輝歷史的地點，「在弗裡德裡希大王的靈柩前」，舉行了一場盛大的儀式。用學者赫爾弗裡德·明克勒的話說，這一幕把普魯士的神性賦予了希特勒。此時希特勒雖然已經當上德國總理，但他的權力還不穩固，納粹黨還沒有佔據議會的絕對多數。他還需要與國防軍和普魯士的保守派舊精英合作，比如興登堡總統這樣有君主主義思想的人。所以希特勒在身穿筆挺軍服、胸前佩戴許多勳章、偉岸挺拔的興登堡元帥面前俯首，顯得謙卑而恭敬。「波茨坦日」儀式象徵著納粹黨與國防軍和普魯士舊精英締結了聯盟。這個聯盟一直維持到陸軍上校施陶芬貝格伯爵往希特勒的會議桌底下放炸彈的那一天。
「傳統與生活」組織的徽記，即第二帝國皇冠
戈培爾天才地剽竊和借用了普魯士王國與第二帝國的光輝遺產。之所以選擇這一天，是因為六十二年前的這一天，俾斯麥宣布成立第一屆帝國議會。駐軍教堂是普魯士國王弗裡德裡希·威廉一世（「士兵國王」）為軍人修建的，也是為自己準備的墓地。教堂的塔尖沒有十字架，只有普魯士的雄鷹；教堂內沒有聖人畫像，只展示兵器、軍號和普魯士陸軍各團的軍旗。儀式中演奏的音樂都是普魯士和霍亨索倫皇室常用的曲子。流亡的老皇帝沒有出席，但給他留了位置。興登堡還舉起元帥權杖向皇帝的空位子敬禮鞠躬。皇儲、皇次子（埃特爾·弗雷德裡希）、皇四子（奧古斯特·威廉）、皇五子（奧斯卡）都參加了典禮，接受興登堡和希特勒的檢閱。興登堡還向普魯士國王弗裡德裡希·威廉一世與弗裡德裡希大王的棺木敬獻花圈，在演講中也呼籲大家「回想起老普魯士……願這個光榮地方的古老精神，也鼓舞我們今天的人……」
就這樣，希特勒對皇室和皇朝歷史作了選擇性的、實用主義的借用。但在《我的奮鬥》裡他清清楚楚地表達過對君主的態度：「他們[德國統治者們，以皇帝為首]如驚弓之鳥一般逃竄，看到紅袖章就驚慌失措、溜之大吉，火速把帝王之戟換成散步手杖，系上資產階級的領帶，搖身一變成了愛好和平的市民！……這樣的騎士只能丟掉王位，卻沒有本事掙得王冠。……大廈開始晃動的時候，他們就被吹走了。」這應當更接近希特勒內心的真實想法。
納粹理論家理夏德·瓦爾特·達雷
納粹黨的宣傳機構有時也運用類似上面的說法來攻擊和抹黑舊權威。這是納粹黨對貴族立場的一個矛盾之處，納粹黨既要借用貴族的力量，又以「社會主義工人黨」和群眾運動自居，敵視代表著封建社會等級制的貴族，主張建立民族內部人人平等的「民族共同體」。曾任農業部長的納粹理論家理夏德·瓦爾特·達雷（Richard Walther Darré，1895—1953）可能是黨內最敵視貴族的人。他在1934年說：「這些人[流亡的君主]在人民最危急的時刻背棄了人民，我們為什麼還要迎接他們回來？……我們農民對領導者只有一個要求，就是他們愛我們，好好地領導我們。」達雷甚至主張，如果皇帝回來，要把他送上納粹黨的人民法庭。
納粹黨對君主制和高級貴族「怯懦」的批評雖然言辭激烈，但內容和廣大（下級）貴族對君主制的批評差不多：威廉二世的臨陣脫逃，意味著他已經沒有資格當領袖。
霍亨索倫君主主義對納粹的態度
如果說納粹對君主主義的態度是利用和排斥，那麼保皇派對納粹的態度是什麼呢？
在信奉君主主義的貴族當中，對納粹黨抱有幻想的大有人在。希特勒在《我的奮鬥》裡嚴厲批評過臨陣脫逃的德國君主，但對未來的德國國家形態究竟是什麼樣，卻表達得模稜兩可，說這不是「一個具有根本性意義的問題」，需要「相機而動」。在1934年正式查禁君主主義組織之前，納粹黨高層雖然有達雷那樣明確敵視貴族和君主制的人（並且達雷很快就失勢），但還是對君主復闢的問題很曖昧。這就足夠吸引很多有君主主義思想的貴族投到納粹門下。
有的貴族幼稚地相信納粹也是君主主義運動。舒倫堡伯爵在1929年說：「我覺得目前國家社會主義運動是通往君主制的唯一道路。」1933年，已經入黨的舒倫堡居然還說：「希特勒是君主制的關鍵所在，這毋庸置疑。」 1933年秋季，退役陸軍中將奧古斯特·馮·克拉蒙（August von Cramon，1861—1940）等人向興登堡請願，說1934年1月27日是威廉二世的七十五歲生日，給皇帝最好的生日禮物莫過於幫助他在那一天重新登基。克拉蒙說，納粹思想和君主主義是相符合的，「元首思想」必然引向不死的元首，也就是世襲君主制，「希特勒自己就是君主主義者」。興登堡和他身邊的人顯然比克拉蒙更懂得政治現實，告誡克拉蒙，復闢的時機尚不成熟。
也有的貴族心裡敵視或厭惡納粹，但幻想利用納粹的力量復闢君主制。換句話說，這些貴族和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很多保守派一樣，高估了自己的能耐，相信可以讓納粹為己所用，自己可以把納粹操控於股掌之間，如天主教貴族和中央黨政治家弗朗茨·馮·巴本說，希特勒「是我們僱來的」。更有不少貴族可以做到人格分裂，寫信給流亡的老皇帝時落款「陛下最恭順最忠誠的僕人」，給納粹黨領導和黨衛軍同志寫信時落款「希特勒萬歲！」
那麼霍亨索倫家族自己對納粹的態度是什麼呢？對於這個話題，敘述最詳細專著的作者居然就是霍亨索倫家族的人。普魯士王子弗裡德裡希·威廉（1939—2015）是霍亨索倫族長路易斯·斐迪南（1907—1994）的兒子，也就是威廉二世的曾孫。他於1984年發表的歷史學博士論文題為《霍亨索倫家族與國家社會主義》。大家可以想像，對於這個話題，他擁有得天獨厚的研究條件，畢竟大量的文獻資料就在他自己家裡。不過歷史學家馬林諾夫斯基批評這篇論文，認為它對霍亨索倫家族與納粹的關係作了粉飾，刻意對霍亨索倫家族的幾位重要成員（皇儲威廉、威廉二世流亡期間娶的第二任妻子赫米內、皇四子奧古斯特·威廉）積極支持納粹的醜行避而不談或者輕描淡寫，而著重寫霍亨索倫家族反納粹的一面。馬林諾夫斯基說，這是貴族「選擇性記憶」藝術的表現。
在赫米內等人的牽線搭橋之下，流亡荷蘭的威廉二世與納粹有過一些接觸。赫爾曼·戈林曾兩次到多倫宮拜訪皇帝。威廉二世嘲笑戈林的衣品和粗魯的餐桌禮儀，但馬林諾夫斯基認為這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對資產階級的輕蔑，不能說明皇帝是反納粹的。威廉二世通過全權代表馬格努斯·馮·萊韋措（Magnus von Levetzow，1871—1939，海軍將領和警官）和「宮廷事務總管」利奧波德·馮·克萊斯特（Leopold von Kleist，1872—1946）與納粹政權保持緊密的溝通。萊韋措還在皇帝的許可下成為納粹黨員和國會議員。在1932年之前，以皇帝為首的霍亨索倫家族實際上一直明確地把尋求與納粹合作當作自己的主要戰略。皇室對納粹抱有幻想，希望藉助納粹的幫助復闢，一直到這種希望破滅之後，霍亨索倫家族才與納粹拉開了距離。1932年12月，皇帝與萊韋措絕交。
希特勒上臺之後，皇帝通過官方代表多次向希特勒詢問復闢的可能性。起初希特勒含糊其辭，說恢復君主制是可能的，不過只能恢復霍亨索倫皇朝，不能恢復其他邦君的地位；復闢的時間還不能確定，必須等戰爭打贏之後再說。再往後，希特勒的口氣越來越強硬，對君主主義也越來越敵視。他說，德國的任務是消滅共產主義和猶太人，而無論是作為機構的君主制還是作為個人的皇儲都不夠堅強，沒有能力完成這樣的偉大任務。在1934年2月的最後一次會談中，納粹高官巴爾杜爾·馮·席拉赫和達雷乾脆怒斥皇帝是懦夫。希特勒說自己的使命是懲罰11月罪人和重建國防軍，這工作需要十二到十五年時間，請德國君主們不要再來煩他。
1934年1月27日是威廉二世的七十五歲生日，君主主義者在柏林舉辦慶祝活動，不料遭到身穿褐衫的衝鋒隊員打砸搶。希特勒趁機宣布禁止所有的君主主義組織。君主主義貴族們顯然沒想到黨的拳頭會打到自己身上來。即便他們胸前戴著黨徽，也仍然遭到衝鋒隊暴徒的毆打。身為柏林警察局長的萊韋措也沒有辦法阻止這些暴力活動。漸漸地，一些普魯士保皇派走到了納粹的對立面。
抵抗運動領導人之一卡爾·格德勒
在卡爾·格德勒（Carl Goerdeler，1884—1945）和施陶芬貝格伯爵領導的反納粹密謀集團中就有一些君主主義者和普魯士的遺老遺少。格德勒是反納粹抵抗運動的主要領導人，按照計劃，刺殺希特勒和政變成功之後，他將成為德國總理。他本人是君主主義者。1940—1941年冬季，格德勒花了很多時間與同謀者（路德維希·貝克大將等）討論，一旦政變成功，霍亨索倫家族的哪一位成員應當成為皇帝。格德勒反對迎接老皇帝威廉二世回來，覺得他不是合適的君主。格德勒還反對皇儲威廉，因為他貪戀女色、嗜酒貪杯，是個不負責任的花花公子，並且公開支持納粹。他支持皇五子奧斯卡。另一種路線是推舉皇儲威廉的次子路易斯·斐迪南為皇帝。
和布呂寧一樣，格德勒主張的也是英國式的君主立憲政體，皇帝僅僅是象徵意義上的國家元首，沒有實權，「不是為了統治，而是為了守護憲法和代表國家」。密謀分子甚至準備好了復闢的宣言。然而1944年「7月20日事變」中，施陶芬貝格刺殺希特勒失敗，密謀集團幾乎被一網打盡。皇孫路易斯·斐迪南早在30年代就與反納粹密謀集團有聯繫，遭到蓋世太保逮捕和審訊。普魯士王室的全權代表庫爾特·馮·普萊滕貝格男爵（Kurt Freiherr von Plettenberg，1891—1945）是施陶芬貝格等人的好友和密謀集團內層圈子成員，他被蓋世太保逮捕後，為了避免洩密和保護同志，在提審過程中一拳打倒警衛，跳窗自殺。看來君主主義者不乏有血性的鬥士。
藍白夢想：巴伐利亞君主主義
霍亨索倫皇朝復闢夢想的障礙，不僅有納粹黨、左翼和霍亨索倫君主主義者自己，還有德國其他地方性的君主主義思潮，其中最強勢的要數巴伐利亞王室維特斯巴赫家族的擁護者。
維特斯巴赫家族的紋章
他們強大到足以讓普魯士君主主義者擔憂的程度。皇帝逃往荷蘭之後，普魯士王儲身邊的謀士驚慌失措地注意到，巴伐利亞有人公開宣稱：「維特斯巴赫家族應當接過帝國的戰旗！」巴伐利亞王儲魯普雷希特（Rupprecht Kronprinz von Bayern，1869—1955）說，魯登道夫在1921年12月向他表示：「現在是決定大局的時刻，我身後有一支特別強大的力量。不管是霍亨索倫，還是維特斯巴赫，誰伸手，這支力量就是誰的。」
巴伐利亞的魯普雷希特王儲
魯登道夫如果真的這麼說過，那麼他相當看好維特斯巴赫家族。也難怪。與普魯士霍亨索倫君主主義的混亂和內部爭吵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巴伐利亞有著相當強勁有力的君主主義。首先，霍亨索倫君主主義者吃不準應當支持哪一位王子復闢，而巴伐利亞君主主義者擁有一個毫無爭議的核心人物和王位覬覦者：魯普雷希特王儲。他享有相當好的聲譽和威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過集團軍群一級的司令官，獲得陸軍元帥軍銜。他是一戰期間德軍最優秀的將領之一，並且可能是諸多憑藉自己的高貴出身而獲得高級軍職的王室成員當中唯一稱職的軍人。普魯士王儲威廉也擔任過集團軍群司令，但他沒有軍事才幹，是個空架子，主要依賴身邊的參謀軍官
巴伐利亞王室的名聲沒有像霍亨索倫家族那樣被搞得很臭，還得到相當多民眾的愛戴和懷念。並且，巴伐利亞末代國王路德維希三世（1845—1921）在1918年11月12日的《阿尼夫宣言》並不是退位宣言，而是解除文武官員和士兵對他的效忠義務。從技術上講，他和他的兒子魯普雷希特都沒有放棄王位。
巴伐利亞國王的紋章
巴伐利亞有一個組織嚴密而高效的君主主義組織：1921年建立的「巴伐利亞家鄉與國王聯盟」。它在民眾當中有不錯的群眾基礎，與政界也有很好的人脈紐帶。到1926年底，「巴伐利亞家鄉與國王聯盟」有1330個分支，會員共65000人。
「巴伐利亞家鄉與國王聯盟」還有一位優秀的領導者。埃爾維因·馮·阿雷廷男爵（Erwein Frhr. v. Aretin，1887—1952）是個奇人，雖然銜級不高，也不富裕，但在巴伐利亞貴族當中威望很高。並且在德國貴族當中，他的人生經歷也很不尋常。他曾在萊比錫、慕尼黑和哥廷根深造，攻讀數學、天文學和藝術史，曾在維也納天文臺工作，後成為記者。他因為心臟不太好，所以遠離德國貴族最常見的職業——從軍。而他對普魯士貴族的軍事色彩和軍國主義也經常發出尖刻的挖苦。他在1924年的著作《巴伐利亞問題》中主張，應當建立一個新的巴伐利亞王國，取代之前的奧地利帝國，成為「德意志人民的東方堡壘」，以免「巴爾幹-猶太人的精神毒害健康的德意志身體」。這種種族主義和反猶主義思想，在當時的保守派當中是很常見的。
普魯士的君主主義往往耽於清談，大家都不是真誠地希望老皇帝回來。而阿雷廷對自己的君主主義使命非常認真，投入了很大精力。1926年，他報告稱，「在城市居民當中的宣傳鼓動工作進展不好，」但在鄉村取得了很大進步。他從一些大地主及其社團那裡獲得資金來從事君主主義宣傳工作。也有一些貴族慷慨地把自己的宮殿和莊園拿出來供「巴伐利亞家鄉與國王聯盟」使用。1929年，阿雷廷「無比恭順地」向魯普雷希特王儲匯報：「雖然還有很多不足，但今天的『巴伐利亞家鄉與國王聯盟』是殿下能夠運用的最鞏固的組織。它當然需要改進和新生力量。但它隨時可供調遣，並且有發展前途。……德國其他沒有一個邦擁有能與之相提並論的組織。」
「巴伐利亞家鄉與國王聯盟」在宣傳工作上相當前衛，不像某些貴族那樣守舊，而是樂於接受和運用新技術。它有自己的報紙，有傳單，有幻燈片，有自己的車隊可以送人到各地去搞宣傳活動和講座。魯普雷希特王儲還打算拍一部宣傳電影，並親自編劇。他的設想是拍一部講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一世（1786—1868）的故事片，把他描繪成反抗拿破崙的德意志民族解放戰爭的英雄。因為一般來講，最受媒體和文藝界關注的德國英雄人物都是普魯士人，比如弗裡德裡希大王和俾斯麥。魯普雷希特希望讓公眾更多了解巴伐利亞的英雄。阿雷廷也希望這部電影能克服北德人對巴伐利亞的偏見，並提升巴伐利亞君主主義的聲望。
拍攝電影宣傳片的計劃一方面展現出巴伐利亞君主主義者和貴族的思維前衛，但另一方面則證明他們還不夠前衛。畢竟與同一時期納粹黨的宣傳工作，以及萊尼·裡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短短幾年後為納粹拍攝的的宣傳電影《意志的勝利》《奧林匹亞》等相比，巴伐利亞貴族遺老遺少的宣傳電影還是太稚嫩了些。
巴伐利亞君主主義者也考慮過和納粹合作的可能性。1933年2月，也就是希特勒剛上臺不久，巴伐利亞君主主義者計劃發動政變，此時部分人對納粹黨還沒有死心。他們相信：「巴伐利亞若是建成君主國，就會讓現政府癱瘓，阻止法西斯主義在德國蔓延。而國家社會主義當中真正好的部分、所有人都能贊成的部分，可以留下來。」不過在魯普雷希特王儲的親信圈子裡，反納粹人士佔多數。他們在1933年2月籌劃的政變的宗旨就是「反抗納粹獨裁」。阿雷廷男爵1933年被蓋世太保審訊期間說：「信奉希特勒的人，只要還有正常人類的理智，就不可能忠於皇帝。」所以總的來講，巴伐利亞君主主義對納粹持敵視態度。這和上文講到的普魯士君主主義希望利用納粹來達到自己目的，是迥然不同的路線。政變計劃甚至得到了巴伐利亞社會民主黨的支持，但因為興登堡總統和國防軍的反對，最後仍然沒有實現。
「巴伐利亞家鄉與國王聯盟」於1934年被納粹黨禁止，其部分成員後來與好幾個反納粹的抵抗組織有聯繫。法學博士和律師阿道夫·馮·哈尼爾男爵（Adolf Freiherr von Harnier，1903—1945）和威廉·索伊特·馮·勒岑（1901—1982）領導的抵抗運動「哈尼爾集團」從1933年開始積極反對納粹，散播傳單，主張維特斯巴赫家族重登王位，反對霍亨索倫家族復闢，並要求改善勞工階層的福利。蓋世太保的奸細滲透進了哈尼爾集團，並於1939年將其鎮壓。哈尼爾病死在獄中。
1939年11月，木匠約翰·格奧爾格·埃爾澤（Johann Georg Elser，1903—1945）單槍匹馬刺殺希特勒，事敗被捕。戈培爾在日記裡寫，此次暗殺「可能是巴伐利亞君主主義者做的」。埃爾澤和巴伐利亞君主主義沒有關係，但戈培爾會這麼想，顯然納粹對巴伐利亞君主主義已經非常敵視。
魯普雷希特王儲本人一直與各個極右派系保持距離。希特勒曾試圖拉攏他，並承諾幫助他復闢。但在希特勒的啤酒館政變期間，魯普雷希特勸說當時巴伐利亞的實權人物古斯塔夫·馮·卡爾（Gustav von Kahr，1862—1934）不要支持希特勒。希特勒曾在私下裡表示討厭魯普雷希特，而魯普雷希特於1934年在倫敦與英王喬治五世一起用午餐時說希特勒是瘋子。
1939年，魯普雷希特王儲與納粹的關係嚴重惡化，他不得不逃往義大利，接受義大利國王的庇護。他和家人都被禁止返回德國。王儲的妻兒在匈牙利避難，1944年10月德軍佔領匈牙利之後，這些王室婦孺被逮捕並投入集中營，1945年被美軍解放。
在二戰期間，魯普雷希特王儲仍然夢想恢復巴伐利亞君主制，也許讓巴伐利亞與奧地利合併，成為一個獨立的南德意志國家。在1943年的一份備忘錄裡，他表示相信德國在戰爭中必敗無疑，希望能保護德國人民逃避毀滅。他甚至說，自己可以當德意志皇帝，因為歷史上維特斯巴赫家族曾有兩人當過神聖羅馬皇帝。
其他的地方性君主主義潮流
除了巴伐利亞之外，漢諾瓦也有相當強勢的君主主義思想，主張恢復韋爾夫家族的統治。1866年的普奧戰爭中，漢諾瓦王國站在奧地利那邊，曾經在一次戰役中打敗過普軍，但畢竟寡不敵眾。奧地利戰敗，漢諾瓦被普魯士吞併，成了普魯士王國的一個省。原先統治漢諾瓦的韋爾夫王室被推翻，流亡奧地利。1867年，漢諾瓦保王黨人組建了「德意志-漢諾瓦黨」（Deutsch-Hannoversche Partei），要求恢復韋爾夫王室的統治。 1918年11月革命之後，「德意志-漢諾瓦黨」要求在魏瑪共和國框架內建立一個漢諾瓦國家，但為此舉行的公投沒有達到法定人數。1925年，鼓吹韋爾夫君主主義的德國貴族協會（DAG）漢諾瓦分支還因此與德國貴族協會柏林總部發生了衝突。由此可見，君主主義不但不能把貴族團結起來，反而讓他們更加分裂。韋爾夫君主主義和巴伐利亞君主主義一樣，有反普魯士的成分。畢竟這兩個地區都曾站在普魯士的對立面。
德國西南部的部分天主教貴族還對哈布斯堡家族抱有憧憬，甚至相信古老的神聖羅馬帝國才是正統，哈布斯堡家族是理所當然的德意志領導者，而霍亨索倫家族只不過是篡位者。修道院長奧古斯提努斯·馮·加侖（Augustinus von Galen，1870—1949）在1926年表示：「霍亨索倫家族的帝國與老帝國沒有一絲一毫關係，所以根本不是老帝國的合法繼承者。從這個角度看，他們絕不應當是未來皇冠的主張者。」德國西南部的有些貴族，尤其是諸侯，對神聖羅馬帝國的思想還堅守不放，不喜歡普魯士和霍亨索倫家族，對哈布斯堡家族親近，同時又篤信天主教，與奧地利教會有緊密聯繫，所以支持哈布斯堡家族統治德國的貴族大有人在。不過，哈布斯堡君主主義在德國同樣主要是一種模糊而曖昧的思想，沒有實際的行動。何況，這比霍亨索倫君主主義更不切實際。
阿提拉·馮·奈佩格伯爵（Attila Graf v. Neipperg）向一位巴伐利亞貴族解釋說，巴伐利亞貴族忠於維特斯巴赫家族，但西南部的貴族對本地的統治王朝符騰堡王室和巴登統治者策林根家族沒有好感。因為這兩個統治家族是在拿破崙扶持下得到提升的，許多原本直屬於神聖羅馬帝國的陪臣諸侯的地位與符騰堡和巴登（至少在理論上）是平起平坐的，如今卻不得不臣服於他們，非常不服。相應地，尤其是符騰堡王室對曾經與自己平等的陪臣諸侯非常敵視，對其加以各種限制和約束。很多貴族對這些君主頗為怨恨。所以沒有出現符騰堡君主主義。
後繼無人
魏瑪共和國和第三帝國時期的君主主義除了地區性的差別和互相牴觸之外，還有一個嚴重問題是後繼無人。即便在年輕的貴族和右派當中，也越來越少有人對復闢君主制感興趣。貴族和大資產階級的精英社團紳士俱樂部（Deutscher Herrenklub）在1928年的調查表明，年輕一代的右派雖然堅決反對共和國體制和議會民主，但與一戰之前的世界沒有什麼聯繫，對那個舊時代沒有多少懷舊與憧憬，所以很難把這些人引導到君主主義道路上去。克萊斯特-施門金於1932年在易北河以東地區做的調查得出的結論也是這樣。
就連對君主主義最熱心的巴伐利亞貴族，也是青黃不接。雖然老一代信奉君主主義的巴伐利亞貴族非常努力地向年輕人灌輸君主主義思想，但德國貴族協會的巴伐利亞分支承認，在年輕一代貴族當中「沒有正統主義和君主主義思想」。年輕貴族雖然堅定反對魏瑪「體制」，但他們「拒絕毫無意志力地盲從長輩的信念」。1928年的一份報告擔憂地指出，很多年輕巴伐利亞貴族公開表態：「我們對君主制沒有感覺。」
1945年之後的君主主義
普魯士，霍亨索倫
經歷了納粹時代的壓抑之後，50年代的西德出現了很多關於君主制的討論。西德公民一度有三分之一希望建立某種形式的君主制。有猶太血統的歷史學家和哲學家漢斯-約阿希姆·舍普斯（Hans-Joachim Schoeps，1909—1980）主張重建普魯士國家並請霍亨索倫家族回國復闢。他還打算組建「君主制人民聯盟」，但計劃被媒體揭露之後就沒有實現。
有人希望在西德《聯邦基本法》的框架下恢復君主制，比如讓世襲君主來代替本身也主要是吉祥物而沒有實權的聯邦總統。不過《聯邦基本法》規定國體是共和國，不可改變，除非修憲。
「正直君主主義者聯盟」（Bund Aufrechter Monarchisten）是「正直者聯盟」在西德的後繼組織，不過這個新的聯盟表示認可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和聯邦制政體，只是希望由霍亨索倫家族的人來當主要是象徵性的皇帝，取代聯邦總統。2014年，該聯盟自行解散。
1969年的聯邦總統大選期間，雜誌Quick和《圖片報》（Bild）做的讀者調查顯示，大部分受訪者認為，霍亨索倫家族當時的族長路易斯·斐迪南王子是合適的總統人選。
但從60年代開始，君主主義的影響力在西德變得越來越弱，主要原因是西德的「經濟奇蹟」使得它成為一個富強的民主國家；受到1918年事件影響很大的那幾代人漸行漸遠；新一代年輕人對君主制的往昔既不了解，也不熟悉。所以君主主義喪失了絕大部分的延續性。
21世紀的德國還有不少形形色色的君主主義組織，其中最有影響力的兩個是「傳統與生活」和「君主制之友公民聯合會」（Bürgervereinigung der Monarchiefreunde）。這兩個組織的宗旨都是建立霍亨索倫家族為首的議會制君主立憲國家。「傳統與生活」堅決主張通過和平手段爭取大多數公民的支持，就像1989年東西兩德和平統一一樣。它的口號是「我們為民主加冕！」，並主張在全國層面上實施君主制，但各州公民可自行決定施行君主制或共和制。
巴伐利亞，維特斯巴赫
二戰結束之後，巴伐利亞在美軍佔領區內。1945年9月，艾森豪親自安排飛機將魯普雷希特王儲送回慕尼黑。他繼續宣傳君主制思想，美國人不支持他，但對他頗為禮遇。
1952年，維特斯巴赫家族的遺老遺少重建了「巴伐利亞家鄉與國王聯盟」，但美軍立刻查禁了該組織。魯普雷希特王儲提出，在第二帝國時代就有一些地方政府是共和性質的，比如漢堡和不萊梅政府，那麼在西德的聯邦體制之下，也應當允許某些地方政府是君主制的。比如，在巴伐利亞建立服從聯邦中央的君主制政府，讓州總理擔當實際掌權的政府首腦，讓世襲君主（也就是維特斯巴赫家族的人）擔當代表性質的國家元首。此時冷戰已經開始，在嚴酷的大環境下，這個提議不可能得到響應。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和美國支持的西德政府當然對這不會感興趣。
1954年9月，巴伐利亞地方議會的193名議員中有70人宣稱自己是君主主義者。
1955年魯普雷希特王儲去世之後，顯然大部分巴伐利亞人接受了新體制。不過巴伐利亞人對維特斯巴赫家族的傳統仍然很有好感。1967年，「巴伐利亞家鄉與國王聯盟」重建，不過更名為「巴伐利亞聯盟」（Bayernbund）。今天的「巴伐利亞聯盟」已經放棄了君主主義主張，新的宗旨是保護巴伐利亞獨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增強人民對歷史的認識、保護西方基督教傳統，以及保護巴伐利亞的各種方言。
除了「巴伐利亞聯盟」之外，還有1945年組建的君主主義組織「巴伐利亞家鄉與國王黨」，注意它與「巴伐利亞家鄉與國王聯盟」沒有關係。「巴伐利亞家鄉與國王黨」於1946年被美軍禁止，1950年重建，但很快就在政壇失敗。
澤霍費爾總理從前任手中接過君主主義的獎章
代表巴伐利亞黨（Bayernpartei）的聯邦議會議員安東·貝索爾德（Anton Besold，1904—1991）和歐根·厄廷根-瓦勒施泰因侯爵（Eugen Fürst zu Oettingen-Wallerstein，1885—1969）都在1951年底表示過支持君主制。1988年，巴伐利亞黨的青年組織「青年巴伐利亞聯盟」（Jungbayernbund）要求在巴伐利亞實施君主立憲制。不過巴伐利亞黨作為一個正式政黨，本身與這些呼籲保持距離。巴伐利亞的主要政黨基督教社會聯盟（CSU）在1945和1949年間也有君主主義色彩，今天基督教社會聯盟還與一些君主主義組織有聯繫。比如，雷根斯堡的君主主義組織成員幾乎全都是基督教社會聯盟的政治家，2010年的時候還包括巴伐利亞州總理和基督教社會聯盟主席霍斯特·澤霍費爾（Horst Seehofer，1949—） 。
漢諾瓦，韋爾夫
從「德意志-漢諾瓦黨」（Deutsch-HannoverschePartei）發展出來的「德意志黨」（Deutsche Partei）在1952年的黨章裡有明確的君主主義色彩。他們認為國家元首應當是超越和獨立於各種政黨的。連續擔任多個部長級職務的「德意志黨」政治家漢斯-約阿希姆·馮·梅爾卡茨（Hans-Joachim von Merkatz，1905—1982）於1951年10月在聯邦議會公開主張恢復君主制。 1952年組建的「韋爾夫聯盟」（Welfenbund）在1992年有約300名成員。
1914年，歐洲大部分主要國家都還是君主國，而到了1918年底，包括俄羅斯皇帝、德皇、奧匈皇帝和德國二十幾個邦君在內的許多王冠已經落地。復闢帝制或許是痴心妄想，並且德意志君主主義者曾經誤入與納粹惡魔合作的歧途，不過說到底，君主主義最兇殘的敵人仍然是納粹。出人意料的是，君主主義一直存活到21世紀初的德奧，儘管它存在的形式已經與威廉二世和魯布萊希特王儲所認識的模樣大不相同。今天的德國貴族是民主社會的一份子，而君主主義在思想自由、結社自由、言論自由的社會裡有自己棲息的空間。
2011年8月27日，霍亨索倫家族的現任族長，普魯士王子格奧爾格·弗裡德裡希（1976—）與伊森堡侯爵小姐索菲·約翰娜·瑪麗亞在波茨坦的大婚典禮吸引了德國媒體和民眾的熱情關注。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期間德國女子希爾維亞·索梅爾拉特邂逅瑞典王儲，後成為瑞典王后的，對很多德國人來說是美妙的傳奇。而與德國有著血緣關係的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多次訪問德國，都引起民眾的關注。學者赫爾弗裡德·明克勒哀嘆聯邦德國沒有自己的神話，身為民主共和國的德國與英國、丹麥、瑞典等君主國相比，有時的確缺少那麼一點光輝，也少了很多讓人津津樂道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