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德遠
本文摘編自微信公眾號「觀察者網」（guanchacn），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在美國讀博兩年來第一次被斃論文，居然是因為俄羅斯。
論文怎麼被斃的呢，主要是因為結果太過於挑戰教授們的常識。本來這論文是想討論反美情緒和民主理念之間的關係，想看看是不是反美的俄國群眾也會傾向於把民主視為美式概念進而反對民主——這個假說得到了民意調查數據的支持。
但當導師讓我進一步調查是不是普京挑起了這種反美反民主情緒的時候，回歸結果顯示，普京的支持者其實反而比其他人更親美更支持民主。這個關聯不僅顯著而且十分穩定，從普京剛上臺和美國還熱乎的時候一直到顏色革命後普京跟西方徹底翻臉，支持普京的人都是一以貫之地支持民主和親美。
於是導師們就對這個結果表示匪夷所思了：那個說好的反美獨裁者呢？普京在美國人民心目中的傳統形象一下子就在數據面前崩塌了。
我就說這個其實很好理解啊，現在俄羅斯除了普京之外，稍有點規模的政治勢力，一個是左翼的俄羅斯共產黨，另一個就是被稱為俄國川普兼納粹的既不自由也不民主的極右翼民族主義政黨俄羅斯自由民主黨，跟他們比起來，普京當然就成了民主導師和美利堅人民的老朋友。
等等，那些真正的符合西方定義的自由民主人士呢？不好意思，他們早在葉爾欽時代就沒什麼影響力了。
導師就面露難色地跟我說，他們也不是不能理解這個結果，但是如果真的要在答辯的時候展示這麼「反常識」的結論，很難說服其他人啊。於是讓我還是先把這論文擱置下來，等著有時間找了更多的證據再說。
無獨有偶，班裡的臺灣同學也在中途被老師斃了論文。他的題目是探討難民和犯罪率的關係，本來是預計相對高素質的難民其實會減少犯罪率，結果回歸做出來又發現難民居然提高了犯罪率……於是這麼政治不正確的結論自然也被他的導師壓了下去。
我就跟他說，咱們要不索性直接把論文給川普團隊啊，又是親俄又是反難民，這麼喜聞樂見的結論，不正是美利堅合眾國需要的政治學研究嗎，說不定政府還可以把前些年一直砍下來的政治學經費補回來……臺灣同學及時制止了我的妄想，表示我們真要這麼幹，以後就不要想在政治學這個學術圈混下去了。
其實我還是挺遺憾最後沒能展示那篇關於俄羅斯的論文，美國人民如果能多了解一些蘇聯解體時期的歷史，對他們理解當下的美國還是有好處的。
這學期寫論文的時候，翻看1991年蘇聯解體前夕的報紙評論，就像是看一出荒謬的悲劇。從後人的角度來看，結局早已註定，但是我卻不知道究竟該如何去讀那些當事人的彷徨、掙扎，以及無奈。
有的人抱怨民主化最後帶來的結果只能是讓一群更不民主的人上臺，有的人擔心依賴西方援助只會培養被西方勢力操控的買辦，有的人控訴蘇共和戈巴契夫正在走上亡黨亡國之路……
最讓人感嘆的是讀者來信裡面普通民眾的抱怨，一個工人寫信說：「以前出了問題，至少他們還畏懼上層黨委機關的監督，我至少知道該去哪兒說理。可是現在地方上的民主人士說了，黨要放開啦，要民主啦，這些事兒都歸這些地方人士說了算了了，我可上哪兒抱怨呢……」
還有一封信是一個醫生寫的，他說：「民主化之後，現在的情況就是，沒有人負責任何事，沒有人害怕任何人……」我不知道這位醫生有沒有讀過伯克的《論法國大革命》，但是他這句話倒是和書中一句名言相互呼應：「完美的民主是世上最無恥的事物，它最為無恥，也最為無畏……」
當然，最終這些抱怨都被嘲笑為無稽之談，被諷刺為開改革的倒車，被攻擊為妄圖復活專制主義軍國主義的幽靈……主流的意見是積極樂觀的，期待著葉爾欽上臺之後改革的春風，期待著西方援助能夠帶來經濟發展，期待著新的聯盟條約可以使蘇聯重獲新生……
1991年8月23日，葉爾欽在俄羅斯議會當眾羞辱戈巴契夫
只是一切都發展得超乎預料。幾個月前，人們還為葉爾欽當眾指責戈巴契夫的僭越之舉震驚不已，幾個月後，大家就開始歡呼葉爾欽領袖將帶領俄羅斯走向偉大復興之路了。
雖說歷史不是簡單的複製，但是那滿眼的既視感卻是無法否認的。1991年的蘇聯，跟二十五年後2016年的美國有著驚人的相似度。當年顢頇無能卻自以為一切盡在掌握之中的戈巴契夫，不正是二十五年後不接地氣的歐巴馬和希拉蕊麼？
當年當眾指著戈巴契夫鼻子的葉爾欽，不也是神似二十五年後在大選辯論中要把某個「骯髒女性」關起來的川普？
那些以為葉爾欽被選為俄聯邦蘇維埃主席之後就該到頭的蘇共幹部，怎麼也想不到葉爾欽可以成為俄羅斯在蘇聯時期的第一任也是最後一任總統，他們的窘迫，不是正像那些初選時就嘲諷川普將是「最後一任美國總統」來自我安慰的不接地氣的美國自由派麼？
當然，最重要的是，當年葉爾欽最有力的口號可不只是自由民主，而是讓俄羅斯拋棄掉蘇聯的負擔，從而「讓俄羅斯再次偉大」。不知道當俄羅斯人如今回想起葉爾欽就任致辭的最後一段——「偉大的俄羅斯將再次崛起……我們有信心，俄羅斯終將復興！」——將會作何感想。不過我們可以等著看二十五年後美國人民回想起「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會是什麼心情。
俄羅斯人的預期壽命在解體之後迎來了斷崖式下跌
美國人民可能沒有機會去經歷俄羅斯人民在二十五年前所經歷的經濟崩潰和精神崩潰的雙重洗禮，不會理解活在一段人均壽命下降五歲、死亡率飆升30%的國家是什麼樣的體驗，但是他們也許有幸可以見證一個帝國體系的解體，儘管這個過程將會非常緩慢。
帝國的崛起各有各的不同，但帝國的崩潰總是相似的。羅馬帝國的崩潰被西方的學者和文藝工作者反覆念叨了幾千年，也是時候換一換新例子了。蘇聯解體那麼多年了，似乎他們也還是看不上，那就只好等著美國來為人類歷史貢獻新的題材了。
當然公平地講，俄羅斯的經驗還是有人重視的。比如跟俄國相愛相殺了幾百年的土耳其，就深得這段歷史的真傳。
雖說很多人認為土耳其的埃爾多安是模仿著普京的路徑，靠著民意支持以民主之名反民主，但是從政變到公投玩得這麼溜的一手，那還是有著葉爾欽的影子。
想當初1993年的時候，俄羅斯一場府院之爭，最後以葉爾欽以鎮壓政變為名帶兵炮擊議會結束，死傷不論。議會剛被清理完，葉爾欽馬上就發起公投修憲，以限制議會專權為名建立起了超級總統制，為日後普京執政奠定了憲法根基。
可是不管這1993年的新憲法賦予了總統多少獨裁的權力，當時的西方國家可沒這麼激烈地反對葉爾欽的公投，畢竟這憲法針對的就是掌握著議會的共產黨，不管是總統制還是超級總統制，在他們看來，「能反共的制度就是好制度」，西方國家當然是原諒他啦，哦不，是尊重「俄羅斯人民的選擇」啦。只不過1991年全民公投的時候，蘇聯人民還投票支持維繫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呢，他們的選擇又有誰來尊重呢。
1993年的府院之爭
當然，一國的歷史最終也只能靠本國人自己來銘記，指望著美國人民以俄羅斯人民的歷史為鑑，大概也是強人所難，更不用說美國人那根深蒂固的連川普都擰不過來的恐俄仇俄心理。
可是要說美國人民對自己的歷史就很了解麼？恐怕也未必。
且不說普通大眾了，就說學者教授們，一個個對川普上臺大驚失色，高呼美國政治學要完。但其實好多年前，美國學者們早就發現了美國民眾的反全球化心理，早就發現了鏽帶失業工人會在選舉中支持反對黨，早就發現了政治家為了選舉會充分動（shan）員（dong）起反移民反貿易情緒……
只不過當年學者們研究的，還是克裡在2004年大選中指責布希政府推動外包服務出賣美國人的工作。誰能想到，如今只不過是換了個人帶起一樣的節奏，怎麼大家就認不出來了呢？
川普以化學武器為名轟炸了敘利亞，我的自由派同學們扭捏了一下還是很快給川統領的雷霆行動點讚了。有的人還在經歷著「天人交戰」，表示雖然支持轟炸敘利亞但是擔心川普會利用自己的支持，有的同學就完全放下了矜持，熱情地讚揚川普的果斷和勇敢正符合美利堅民族懲惡揚善的光榮傳統：「不管你們說什麼，川普做的沒毛病，我爸爸從小就教育我，當我們看到他人在受苦時，怎麼能夠坐視不理？我們既然有能力，就要保護無辜的敘利亞人民……」
說得很好，只是不知道誰還記得，上一次美國人拿著一管說不定是洗衣粉的物質宣稱薩達姆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然後繞開聯合國去「保護」無辜的伊拉克民眾的時候，最後受苦的又是誰呢。如果說魚的記憶還有七秒，那某些美國人的記憶又有多久呢。
伊拉克戰爭前鮑威爾在聯合國展示著莫須有的證據聲稱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其實歷史上，美國人民倒也確實是有著真正的鋤強扶弱匡扶正義之心的。當年全歐洲圍剿法國大革命的時候，美國人民還是掛念著獨立時法國人抗英援美的恩情，想要支持法國進步的民主革命反對英國腐朽獨裁的霸權主義侵略。
只不過當美國人也走上了當年英國人的道路之後，英國在美國人的眼中就從獨裁的霸權變成了民主的保護者了，真的是天不生大英萬古如長夜，而法國大革命就變成了集權和恐怖的代名詞。
還記得幾年前看一個美國學者的文章，說要是沒有美英的霸權，這個世界上就不會有民主思想的傳遍，更不會有民主國家的建立與維持……然後法國就赫然出現在了他列出來的被美國拯救的民主國家之中。看著這些親英派，也不知道美國建國先烈們的棺材板還壓不壓得住。
不過說句公道話，有些歷史美國人還是記得很清楚的，而且能夠熟練地用來聯繫當下。比如蘇聯挑戰美國霸權的歷史啊，德國挑戰英國霸權的歷史啊，一直上溯到雅典挑戰斯巴達霸權的歷史提出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最後都可以毫無懸念地嫁接到如今的中美關係上。
從政客的言辭到學者的論文，只要談起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關係，很少有人會「先問是不是再問怎麼辦」，而是直接設定中國像蘇聯一樣是個崛起中的邪惡帝國（當然，不可否認的是也有很多對華友好的學者，但是他們的聲音有多大是一個疑問），那麼為了維護世界的和平，為了防止地球被破壞，美國該做什麼就很清楚了。
就好像幾年前美國學者Haggard寫了篇《自由主義的悲觀》，裡面通篇在哀嘆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將被中國這群崛起的勢力所破壞。他一個最大的感慨就是，不光中俄這種威權國家不聽話，連印度巴西這樣的民主國家也不願意接受西方發達國家的諄諄教導，無知的發展中國家不去接受英明神武的西方領導，非要去搞獨立自主的一套，這個隊伍真是沒法帶了。
於是Haggard就建議，不如暫時不要管什麼多邊主義了，先進民主的西方國家們還是先搞起TPP這樣的小圈子，等著其他國家仰慕TPP的恩澤而自願歸附……當然，這一口毒奶的後果我們都看見了。
可是，有的時候我也糊塗了，那些美國的學者政客們，一方面說中國想要崛起爭得自己的利益，就肯定要破壞當下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可是另一方面又反覆哀嘆中國撿了便宜搭了便車，成為自由主義世界秩序最大的受益者。
所以，假如當前的世界秩序真是那麼合理，那麼中國崛起合情合理，為什麼中國要破壞一個有利於自己的秩序呢？假如中國的崛起體現了當前的世界秩序是不公平的，那麼為什麼西方又總是想著維繫它呢？
此前，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在接受採訪的時候就很糾結：「這是個滑稽的（funny）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主要眷顧了一個共產主義一黨制國家。就是這樣。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後這個體系主要的受益人就是中國。當然三億中國人民脫貧是很偉大的，我沒什麼可反對的，但現實是，與此同時，美國中產階級和工薪階層的生活水準有了顯著的下降……」
弗格森的糾結大概反映了整個西方世界對於當前秩序的矛盾態度。對此，我也只能說，it’s not funny。
所以美國學者們如果想從歷史角度探討美國到底該怎麼對待中國，也不應該瞎翻歷史，與其回顧什麼古希臘兩個小國的地區衝突，還不如看看美國的革命家史。
當年美國革命的老前輩託馬斯潘恩在《人權論》裡對於霸權主義的批判就已經很清楚了：「除非尋找到另一個敵人，英國政府就沒法以戰爭為名獲取利潤和稅收。
所以英國就用俄國來代替法國來作為自己的敵人，就好像對全世界宣告，又或是在自言自語：『如果沒有好心人願意當我的敵人，我就沒有理由維持龐大的軍隊和艦隊，就必須要減少稅負……除非與俄國為敵，否則戰爭的收成就沒了……』」
如今兩百多年過去，革命者墮為霸主，屠龍者亦成惡龍，這樣的劇情倒也沒什麼稀奇的，畢竟太陽底下無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