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時期收復臺灣，第一功臣當然是施琅，然後是姚啟聖，其實還有一個重要人物李光地，明珠也能算半個。這幾個人之間有著錯綜複雜的關係，在收復臺灣的問題上都很堅決，都有貢獻，但在收復臺灣以後，對臺灣是棄是守上則意見相左，好在康熙深明大義，終於把臺灣納入版圖。這些人的故事我們一個一個說。
一、施琅與鄭成功的恩怨。
先說施琅為什麼會背叛鄭成功投奔清朝。最早，施琅的堂叔施福投靠了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鄭芝龍最初是擁有海上武裝的商業巨頭，他的通商範圍廣及東洋、南洋各地：大泥（今泰國北大年府一帶）、浡尼（今汶萊一帶）、交趾（今越南北部）、佔城（今越南橫山關以南廣大地區）、呂宋（今菲律賓）、魍港（今臺灣省嘉義縣布袋鎮北港溪下遊一帶）、北港（今臺灣省北港溪下遊右岸）、大員（今臺灣省臺南市安平區）、平戶（今日本長崎縣西北地區平戶島）、長崎（今日本九州島西岸港口）、孟買（今印度西部濱海港口）、萬丹（進印度尼西亞爪哇島西部）、舊港（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南部）、三佛齊（今印度尼西亞巽他群島大部分）、巴達維亞（又稱咬留巴，今印度尼西亞雅加達）、麻六甲（今馬來西亞半島西部港口）、柬埔寨、暹羅（今泰國），他的武裝力量有漢人、日本人、朝鮮人、南島人和非洲黑人等20多萬，擁有3000艘大、小船隻，力量不可小覷。但他於1628年（崇禎元年）歸順大明後，部下多叛明入海，僅剩下少數原部跟隨。鄭芝龍在福建官府支持下重組軍隊，對老部下並不信任，提拔了一些沒有任何背景的人。施福是晉江衙口人，距鄭芝龍安身的晉江安海鎮不遠，鄭芝龍以老鄉名義重用施福。鄭芝龍又建立起來3萬人的隊伍。1633年（崇禎六年）鄭芝龍在金門海戰擊敗了荷蘭東印度公司，肅清了海上貿易的障礙，成為他的巔峰時期。
明末清初的中國海上貿易路線
1628年（崇禎元年），鄭芝龍招納福建漳州、泉州災民數萬人，「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用海船運到臺灣墾荒定居。在臺灣歷史上，鄭芝龍是組織大規模移民的第一人。這就造成一個局面：在臺灣的荷蘭殖民者僅有兩千人，而大陸移民則多達數萬，這為未來的鄭成功收復臺灣打下了人民基礎。
臺灣漢人先民主要來源地
施福是鄭芝龍的智囊，他投入鄭芝龍部，僅三年就升任中軍都司。施琅於1643年（崇禎十六年）從軍鄭芝龍部，施福推薦他做了一個小官。明末福建饑民起義，遍及全省，鄭芝龍所部能夠比較順利鎮壓各地民眾起義，施福與施琅從中起了很大作用。施琅因戰功得授遊擊將軍，施福地位更在其上。南明弘光（朱由崧）政權建立後，施福得授都督之銜，而施琅得授副總兵，兩人成為鄭芝龍的骨幹，掌管主力部隊「中軍」。後南明隆武（朱聿鍵）朝，施福被封為武毅伯，施琅為僉都督、左衝鋒。此時鄭成功開始嶄露頭角，被封為御營指揮，成為施福和施琅的頂頭上司。但在具體的戰爭指揮中，施琅叔侄二人暗中只聽命於鄭芝龍。當清軍入閩時，施琅叔侄不聽鄭成功調遣，不在杉關前線堅守，而是退到安海依附準備投降清朝的鄭芝龍。1646年（順治三年），鄭芝龍投降清朝，鄭成功與之決裂，只帶鄭鴻逵、鄭彩、鄭聯少數人下海起兵，施琅叔侄則追隨鄭芝龍一起降清。
鄭芝龍被清軍誘騙到北京軟禁後，施福、施琅所部5000多人被改編為清軍，隨李成棟所部清軍南下攻打廣東。但李成棟不給他們發正式糧餉，僅利用施福、施琅為他衝鋒陷陣，還要貪冒他們的戰功。但施琅叔侄在戰場上十分賣命，鎮壓了廣東起義軍，對清朝有功。到1648年（順治五年），降清的金聲桓、王得仁在江西南昌反清歸明，李成棟也在廣州反清，施福與施琅隨李成棟反清復明。施福被永曆（朱由榔）改封為延平伯。施琅叔侄被派到福建，再次成為鄭成功手下。在路上，李成棟的部下郝尚久攻擊施琅的部隊，結果被鄭成功救下。施琅弟弟施顯也率家人投奔廈門的鄭成功。鄭成功原來所帶部隊作戰水平很差，有施氏家族的部隊加入後很快由屢戰屢敗轉變為屢戰屢勝。施琅與施顯也成為了鄭成功的得力幹將。
由於南明內部派系複雜，鄭成功很快捲入與南明體系內其他派別的爭鬥，如郝尚久、鄭成功同姓不同族的鄭聯等。在施琅兄弟幫助下，鄭成功襲殺了鄭聯，吞併了他的軍隊，又召回鄭彩。在這一事件中，施琅獻計要鄭成功帶幾隻小船到鼓浪嶼，假裝向鄭聯獻上千石米，鄭聯是酒色之徒，不會懷疑，然後接近並殺掉鄭聯。鄭成功覺得計策甚妙，但是會背上殺兄的惡名。施琅拿出李世民殺害李建成、李元吉的例子說服鄭成功下狠手。鄭成功據此擁有廈門，有了穩定抵抗清軍的基地。
鄭成功軍隊的最大勢力範圍
很快，施氏家族與鄭成功發生分裂。鄭成功手中有了軍隊，準備南下勤王。施琅叔侄都在清軍呆過，對南明王朝早已失去信心，施琅借自己做夢不吉祥為由勸說鄭成功不要前往，鄭成功沒有採納他的建議。施福不願參加鄭軍作戰，施琅不願勤王，鄭成功感到疑慮，認為兩人想避免與清軍作戰，於是將他們免職，令回廈門防守。
施琅兄弟還有一個毛病，是喜歡欺凌眾將。鄭成功手下陳斌飽受施琅欺凌，在忍無可忍之下逃到鄭成功處告狀，鄭成功才發覺施琅在軍中會成為一個促成大家離心離德的麻煩事。
這種嫌隙隨著施琅兄弟的飛揚跋扈，日漸深重。直到1652年（順治九年）發生曾德事件。南明戰將曾德在廈門得罪了施琅，曾德躲入鄭成功家中。而施琅不顧一切，帶兵衝入鄭成功家中，將曾德捉去殺害。鄭成功因此大怒，下令拘捕施琅、施顯及其父施大宣。其後，施琅舊部蘇茂不惜冒著生命危險將施琅放走。施琅逃走，施顯與施大宣被鄭成功處死。施琅由島上偷渡到大陸，由在安海的施福派出船隻將其接走。施琅對自己的去向尚在猶豫中，但鄭成功所派刺客又來到安海，施琅無法安身，只好投奔清朝。之後很長時間，每當施琅提出收復臺灣，大家都以為施琅想公報私仇，施琅一直鬱郁不得志。鄭成功在軍隊中清洗了施琅勢力後，部隊士氣大振，與清軍作戰更加勇猛。
施琅徵臺舟師戰船（人民網）
施琅到了晚年，對於鄭成功殺掉自己父兄的怨恨逐漸敉平，能夠比較客觀地認識到鄭成功具有高尚的民族大義。在祭祀鄭成功的廟宇裡，施琅「刑牲奉幣」，緬懷鄭成功的功績，發出這樣的感慨：「迨賜姓（指鄭成功）啟土，世為巖疆，莫可誰何！」這是發自內心地敬重英雄鄭成功。
施琅去世後康熙賜予的三道祭文
二、姚啟聖與施琅的恩怨。
姚啟聖是浙江會稽人，隸鑲紅旗漢軍，1663年（康熙二年）八旗鄉試第一，授廣東香山知縣。1674年（康熙三年）發生「三藩之亂」，康熙無暇考慮收復臺灣的事。1676年（康熙十五年）耿精忠、尚可喜二藩先後歸降，康熙開始有精力對付鄭經集團，這年提拔姚啟聖為福建布政使。1678年（康熙十七年），臺灣鄭氏軍隊在劉國軒率領下，大敗清軍。此後清軍屢屢戰敗。在這種情況下，福建總督郎廷相、提督段應舉均被解任，危急時刻康熙隨即擢升啟聖為福建總督，專門負責平臺事宜。
姚啟聖
姚啟聖剛剛接手福建總督，對於鄭經軍隊的攻勢也是一籌莫展。海澄危急時，姚啟聖上奏康熙：「事機已經敗壞，卒難挽救。」姚啟聖冷靜分析當前形勢後認為，要改變當前被動局面，先要清除鄭經在福建沿海一帶的勢力，迫使鄭經退守臺灣孤島。當年七月二十八日，永春、德化、安溪諸縣失陷，鄭軍劉國軒分兵鎮守。姚啟聖得知後，非常高興，大喜曰：「賊兵不過三萬，慮其聚而勢雄，今既得諸邑，必當分眾拒守。眾分，則勢弱；勢弱，則破之易也。」姚啟聖抓住鄭軍這一弱點，開始反擊，屢屢收復失地。1680年（康熙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姚啟聖奏請「先攻海壇，取鄭經門戶，然後進取金門、廈門。」之後克復海澄。至此，「福建沿海諸島均已收復。」
姚啟聖早在1679年（康熙十八年）就上過疏平海逆機宜十四疏，第七疏為「請調荷蘭國船隻助戰」，這是戰的計策，其第十疏為「請先用投誠文武官員，以鼓勵歸降。」這是撫的計策。收復金門、廈門後，姚啟聖再向朝廷上奏，提出「臺灣斷須次第攻取，永使海波不揚」的平臺策略。姚啟聖的平臺策略被概括為「三必剿、三必撫」。「一必剿」是剿其心；「二必剿」是剿其兵；「三必剿」是剿其海路。「一必撫」是撫慰鄭氏祖上之功；「二必撫」是撫其民；「三必撫」是撫慰延平王鄭經。康熙評價此策為「恩威相濟，剿撫並用」。
早在1678年（康熙十七年），姚啟聖就在福建四處發布文告，告示招撫，主要條例為：（1）製造銀牌，對前來投誠者給予賞賜；（2）發動沿海人民，動員其鄉鄰親戚前來投誠；（3）規定了帶馬匹、武器、士兵、戰船等前來投誠的各種獎賞條例（4）安置好前來投誠的官兵，願意歸農的就令其歸農，不願意歸農者，「每月給疏萊銀一兩，米三鬥，以為口糧，按月給放」。姚啟聖派遣間諜，遠赴臺灣，散布招撫消息，，離間、瓦解鄭氏集團，他對招撫來的投誠者也十分重視。
第二年姚啟聖把漳州衛改為修來館，用黃性震管理，專門招降鄭經部眾，「凡文官降者，以原銜題請；武官降者，題請換札。兵民各予賞銀50至20兩不等，願入伍者給餉，願歸農者回籍安插。」自1678年（康熙十七年）六月至1680年（康熙十九年）五月，共招撫鄭氏集團以及和鄭氏集團有聯繫的官兵在130000人以上，被瓦解的尚不在其中尤其是鄭軍總兵朱天貴「率文武官員600餘員，兵20000餘人，大小戰船300餘艘，抵海澄投誠」，被朝廷授予左都督。這大大削弱了鄭氏集團的軍事實力的和動搖了軍心。
在做這些招撫工作同時，姚啟聖也在加強收復臺灣的準備。當時清朝水勇腐敗嚴重，訓練毫無章法。姚啟聖在得到康熙允許後，淘汰綠營雜員，自行招募士兵。到1682年（康熙二十二年），姚啟聖新建的福建水師已有精兵20000，戰船300艘，其中有康熙從江南選調的2000名炮手。姚啟聖親自製定了賞罰條例，使得福建水師風貌煥然一新。
接下來，在遴選福建水師提督一職時，姚啟聖想到了推薦海霹靂施琅。姚啟聖一直認為施琅「廉勇優長，威名素著，深諳水性，諳練才能者」，福建水師提督非他莫屬。但是康熙另有想法。
首先，施琅徵討過一回臺灣，沒有成功。1664年（康熙三年），施琅建議，乘清軍在金廈取勝的餘威，「攻澎湖，直搗臺灣」，使「四海歸一，邊民無患」。清朝任命他為靖海將軍，統兵徵剿臺灣。1665年5月（康熙四年四月），施琅率領大批戰艦出海進攻臺灣，5月13日（十五日）夜至澎湖港，忽遇颶風大作，狂濤衝擊，各船飄散不成隊列，船隻損壞嚴重，施琅只好陸續將船隻收攏復返廈門，施琅第一次出徵臺灣以颶風所阻而告失利。這次軍事失利，使得朝廷主和派佔據上風，鄭經集團也認為可以憑藉軍事力量和大海阻隔，繼續割據，反對統一。1667年（康熙六年），施琅看到清朝派遣總兵孔元章赴臺招撫無功而返，於1668年1月7日（康熙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邊患宜靖疏》。5月又上《盡陳所見疏》。在這兩道奏疏中，施琅詳細地論述臺灣地位的重要性，分析統一臺灣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向朝廷提出一系列主張，建議武力攻取臺灣，實現統一。但他的建言未被採納，還被免去福建水師提督職務，留京改授內大臣。
其次，施琅此時尚有一子、一族侄在鄭經集團中供職，康熙皇帝由此對施琅抱有疑慮，不敢重用。康熙在1679年（康熙十八年）四月，任命萬正色擔任福建水師提督，「統轄全閩水師營務，以專職掌。」
1679年（康熙十八年）六月，姚啟聖上疏，請求起用施琅，他指出：「施琅即有一子在海，尚有六子在京。其京中家口數百，豈肯為一子而舍六個兒子與數百口家眷乎？」七月初一，姚啟聖上平海逆機宜十四疏，第三疏就是保舉施琅為水師提督。十九日，姚啟聖再一次上疏，「以施琅為將軍總統水師。」並以全家性命作為擔保，「以百口保烺必無他。」 康熙駁回了姚啟聖的請求。1680年（康熙十九年）二月，「鄭經部總兵施亥（施世澤）與其族侄施齊等密謀於廈門擒鄭經獻姚啟聖，歸順朝廷，事洩，兩家七十三口均被殺。」這一事件發生對於打消康熙皇帝的疑慮起了關鍵作用，也為姚啟聖再一次保舉施琅提供了條件。
1681年（康熙二十年），鄭經逝世，姚啟聖、李光地奏請趁機進取臺灣。 康熙當即「諭姚啟聖與巡撫吳興祚，提督諾邁、萬正色等及將軍喇哈達、侍郎吳努春分領所部，趁機進取臺灣、澎湖。」但水師提督萬正色「卻仍言不可平，並有『三難六不可』之疏。」康熙看後大怒，「我仗他有本事，委之以重任，而他卻畏服賊敵，不成說話。」姚啟聖藉機再度上疏保舉施琅，這一次康熙皇帝又聽取了大學士李光地的建議，終於在同年的七月二十八日下旨，「今諸路逆賊、俱已殲除。應以見在舟師、破滅海賊。原任右都督施琅，系海上投誠，且曾任福建水師提督，熟悉彼處地利、海寇情形。可仍以右都督充福建水師提督總兵官。加太子少保，前往福建。到日即與將軍、總督、巡撫、提督商酌。剋期統領舟師，進取澎湖、臺灣。」經姚啟聖力薦，施琅終於得以官復原職。施琅的起用使福建水師如虎添翼。
侵佔臺灣島的荷蘭殖民者總督揆一在《被遺誤的福爾摩沙》書中描繪的清朝與鄭氏軍隊的內海海戰
但是施琅到任以後，在進兵風向和時間上，與姚啟聖發生了激烈衝突。姚啟聖認為應在冬春利用北風進兵。其一，澎湖、臺灣北風多，如北風進兵，可以分路攻擊。南風只娘媽宮一處可以停泊。其二，澎湖在臺灣之北，如南風攻取澎湖後，不能逆風取臺灣。如乘北風攻取澎湖後，可長驅直取臺灣。其三，每年五、六、七月颱風不時發生，妨礙後勤補給，有阻糧之慮。施琅則採納大海商陳昂的意見，認為乘夏至南風之信，「從銅山開駕，順風坐浪，船得聯綜齊行，兵無暈眩之患，深有得於天時、地利、人和之全備」。1681年11月5日（康熙二十年十月初六），施琅抵達廈門，了解到海上形勢，上疏要求專徵「臣職領水師，徵剿事宜，理當獨任。督撫均有封疆重寄，今姚啟聖、吳興祚俱決意進兵。二臣詞意懇切，非臣所能禁止，且未奉有督撫同進之旨，相應奏聞。」 11月24日姚啟聖接到施琅移送的疏稿，「不禁心中如焚如溺，而不能自已也」，立即上疏反對施琅獨任專徵。12月6日，朝廷下令明確要求施琅與姚啟聖同徵，吳興祚負責後方政務、後勤。1682年4月（康熙二十一年三月），施琅再上《密陳專徵疏》:「督臣姚啟聖……惟是生長北方，雖有經緯全才，汪洋巨浪之中，恐非所長。……臣之鰓鰓，謂督臣宜駐廈門，居中節制，別有調遣，臣得專統前進。行間將士知有督臣後趲糧運策應，則糧無匱乏之患，兵有爭先之勇。」 姚啟聖 「不禁驚異欲死」，5月6日再次上書反對。他堅定表示：「寧願死於海，而斷不肯回廈門偷生。」主張與施琅各帶人馬出徵。8月，施琅上《決計進剿疏》:「獨任臣以討賊，令督撫二臣催趲糧餉接應。」 康熙命議政王大臣會議討論，據《康熙起居注》，「十月初六，議政王大臣會議商量提督施琅請自行進剿臺灣事宜。大學士明珠以為若以一人領兵進剿，可得行其志，兩人同往，則未免彼此掣肘，不便於行事。照議政王所請，不必令姚啟聖同往，著施琅一人進兵似乎可行。上曰然」。最終康熙同意施琅專徵。
姚啟聖滿懷憤恨寫下《已擅專房寵八首》，用大婦辛勤打理家務，卻被小妾奪寵的比喻，暗示數年辛苦操持，即將成熟的果實被施琅奪取。此時，姚啟聖調兵制器、獎勵士卒、捐造船隻，將徵臺所需一切兵員物資準備完畢。但後來姚啟聖終於放下個人恩怨，大力支持施琅徵臺。他給施琅送去招撫鄭氏官兵所需銀兩，告訴施琅：「凡降卒皆大賚而遣之歸，以攜臺人之心。」受到優恤的官兵回臺後，「輾轉相告，歡聲動地。諸偽將偽兵聞之，爭欲自投來歸，禁之不能止」。姚啟聖派人繼續招撫劉國軒，劉國軒回信後，「啟聖故洩之，以離間其上下」。在這種情況下，臺灣民心渙散，鄭克塽等人率眾歸清。在臺灣受撫的過程中，姚啟聖還派人到臺灣安撫民心。施琅大軍出發前，需要預付糧餉17萬兩、犒賞銀25000兩。為不延誤出師日期，姚啟聖從其他款項中暫行挪用。他還湊辦了1萬兩銀給施琅犒賞士兵，又湊銀10萬兩，米1萬石，交給施琅作為預支秋季的糧餉以及招撫鄭氏官兵的費用。澎湖海戰，軍需品消耗嚴重，他又「挪動司庫銀五萬四千八百二十三兩五錢」備足軍需。值得一提的是，在後來辯論是否棄留臺灣期間，姚啟聖病逝，清朝政府查出姚啟聖修造船舶、軍械虛報帑金四萬七千兩有奇，按清朝規定這些是需要姚啟聖后人償還的。但與他意見相左的李光地卻伸出援手，在康熙面前力辯姚啟聖挪用款項全用於施琅攻臺，於是康熙感念姚啟聖生前勞苦，放棄了對這些款項的追繳。
施琅對姚啟聖的功勞十分清楚，1683年7月19日（康熙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飛報大捷疏》中說：姚啟聖「捐造船隻，捐養水兵，與臣共勷大舉，仍又親來廈門彈壓，殫心催纘糧餉，挽運不匱，加以厚資犒賞將弁，三軍莫不激勵思奮。今日克取澎湖之大捷，皆督臣賞賚鼓舞之功，乃有此成效也」。可見，施琅對姚啟聖評價很高。
三、李光地與施琅的恩怨。
李光地，福建安溪人，清康熙年間在朝為官達48年，先後擔任翰林院編修、侍讀學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通政司通政使、兵部右侍郎、工部侍郎、直隸巡撫、吏部尚書兼直隸巡撫、文淵閣大學士職，為收復臺灣做出了重要貢獻。
康熙賜直隸巡撫李光地《督撫箴》（局部）
1681年（康熙二十年）正月，鄭經去世，子鄭克塽嗣位。康熙認為收復臺灣時機已成熟，命令福建督撫及滿漢將領「務期剿撫並用，底定海疆」，但朝中大臣首畏尾，「言海可平者，百無一焉」。福建將官也紛紛上疏，認為臺灣不可攻。七月中，康熙與諸臣議事畢，獨留李光地和明珠再議。
康熙問：「海賊可招安否？」李光地力言不可，理由為，「彼恃海上風濤之險，一聞招安，他便說不削髮、不登岸、不稱臣、不納貢，約為兄弟之國。豈有國家如此盛大，肯與為兄弟之理？」康熙問：「然則此時可用兵否？」李光地斷然答道：「聞鄭經死，其軍師陳永華亦死，此其時……但向日滿洲兵不習水戰，上船便暈，卻去不得。必須南兵習於舟楫，知其形，乃可用。」康熙問：「汝胸中有相識人可任為將者否？」反覆問了好幾次。李光地考慮數日，審慎推薦施琅，認為「他全家被海上殺，是世仇，其心可保也；又熟悉海上情形，亦無有過之者，又其人還有些謀略，不是一勇之夫。又海上所畏，惟此一人。用之則其「其氣先奪也。」當月28日，康熙任命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加太子少保銜，前往福建。令其「到日，即與將軍、總督、巡撫、提督商酌，剋期統領舟師，進取澎湖、臺灣」。
最初，李光地並看不起施琅，認為施琅第一次收取臺灣失敗，此人不過是會說大話而已。李光地回憶說，「後回京，施將軍時來說他的本事，海上可平，予亦不在意。以為此人驕狂，未必能成事，亦未知其實際如何。」直到有一天李光地與施琅在禮部侍郎富鴻基家中見面，施琅談到順治十六年（1659年）清朝與鄭成功在南京打仗時，施琅對鄭成功軍隊的長處和短處都有深刻見解，使得李光地欽佩不已。自此以後，李光地才有了愛才之心。李光地推薦施琅也採取了巧妙的延遲推薦技巧，以使康熙產生李光地是經過深思熟慮、慎之又慎之後才隆重推薦施琅的。
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五月，姚啟聖用三千金買戶科給事中孫蕙以「恐船入大洋損兵辱國」為由，奏請緩攻臺灣。李光地在康熙面前再次保薦施琅，「海上惟憑風信，可進則進，可止則止。提督施琅諳於水師，必料無虞。」終於促使康熙力排眾議，復授施琅水師提督。李光地以內閣學士身份親臨福建參與收復臺灣。為了施琅順利攻臺，李光地與姚啟聖促膝談心，化解兩人的矛盾，協調彼此關係，他說：「當日施尊侯本老公祖所薦，他之功即老公祖之功也。」一句話化解了姚啟聖的心結，本來停發的餉糧、銀兩及時發給施琅大軍。
憑心而論，在推薦施琅的問題上，康熙更願意傾聽李光地的意見，這是姚啟聖不及的地方。因為後來康熙曾對群臣說：「如平海薦舉人，合滿、漢官誰有擔承者？唯李某始終言可平，薦出施琅來用，果能有成。」《東華錄》記載康熙表揚李光地：「李光地從來奏事不欺，如平臺灣，舉朝朝無有建議者，獨李光地言可平，卒能有成。」
施琅出任福建水師提督後，鑑於大將吳英在平定耿精忠之亂和穩定東南沿海方面顯示出非凡的軍事才幹，對他十分讚賞。吳英，福建晉江人，後入籍莆田，是著名將領，也是李光地的親家。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三月，施琅在《密陳專徵疏》向朝廷舉薦八位高級將領，首位就吳英：「同安總兵官臣吳英，智勇兼優，竭忠自許，可以為臣之副，尤望恩嘉獎勵。」吳英擔心施琅與姚啟聖不和，影響徵臺大計，吳英後來回憶：「壬戌年，提督施（琅）公與總督姚（啟聖）公，意氣不和，題請專徵，遊移一載。時施公親到同安，請予同徵。予見督提不和，未敢許允。癸亥三月，施公諮姚公，欲予彈壓廈門，進退可以接應。予奉令統兵到廈，施公會予曰：『進攻澎臺，非公不可。』再三固懇。予曰：『公若傾心降氣，與姚公和衷，求其許我同徵，破臺俱在我也。』施公曰：『既荷許諾，大事濟矣。』」果然施琅與姚啟聖和好，吳英出戰。
康熙御賜吳英「作萬人敵」匾額
在澎湖海戰中，吳英獻計獻策，身先士卒，打了勝仗。施琅讚嘆道：「此行賴公大展智略，三日登舟，一月成功，掃除數十年海外之巨寇，不之勳也。」澎湖大捷後，臺灣不戰而下，清政府完成了統一大業。
四、康熙面前的最後較量，是棄是守臺灣？
清乾隆《平定臺灣得勝圖》之《枋寮之戰》
臺灣收復後，清朝大臣們對臺灣的棄留問題發生明顯分歧。李光地出於擔心海疆設置官員，可能會擁兵自立，再來一個「三藩之亂」，於是提出放棄臺灣。他和一些官員的論點是，「空其地任夷人居之，而納款通貢」，認為荷蘭本無「大志」，即使臺灣又被荷蘭佔有，也任其所為，說這才是久安長逸之道。姚啟聖於1683年9月（康熙二十二年八月）明確提出，對臺灣不僅要守，而且不能拖延，這是相因而至之勢，也是很自然的道理，他在辯論期間病逝。施琅則深深感到這場「棄留之爭」的嚴重性，於1684年1月（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以其在臺灣的親身經歷，寫出著名的《恭陳臺灣棄留疏》。施琅堅決主張統轄臺灣，鞏固邊防，維護統一，防止外來侵略，「棄之必釀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圉！」
一時間，群臣各持己見，爭執不下。
1684年3月（康熙二十三年正月），大學士李靂、王熙支持施琅主張。侍郎蘇拜和都察院左都御史趙麟也上疏贊同施琅見解。至此，康熙明確說道：「臺灣棄取，所關甚大。」 「棄而不守，尤為不可！」下定了把臺灣納入中華版圖的決心。
對於康熙在收復臺灣中的作用不用多說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在紛紛紜紜的人事爭鬥中，康熙能夠明辨是非，從善如流，可以看做是良君。如果再評價這些歷史人物不計較個人恩怨，能以大局為重就有點落俗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