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鈴木大拙(1870~1966),世界禪學權威,日本著名禪宗研究者與思想家。曾任東京帝國大學講師、大谷大學教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等職。
中華文明的歷史差不多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傳說當時三皇五帝開始統治黃河流域的諸部落。《尚書》這部中國現存最古老的典籍,開篇收錄了據傳是大約在公元前2400年左右的君主——堯舜——施政典令。《堯典》《舜典》等為我們提供了不少頗有意味的宗教材料,由此可對中國早期的自然觀窺得些許端倪。這一自然觀流布至今,與其原貌只是略有出入。
不過在中國,哲學探索的真正覺醒應該說要到周朝開始顯露衰落之相時,即公元前7世紀。在此之前,一代代的思想者想必已經活躍了很長時間了,而其思想成果之蛛絲馬跡則保留在了後世的《周易·繫辭》和老子《道德經》之中。
從公元前7世紀開始,一群璀若繁星的哲學家和倫理學家,以老子和孔子最為卓犖,開啟了中國哲學的早期階段,歷數百年而不息。就仿佛在一個漫長單調的冬天過去後,步入了鳥語花香的春天。這一時代持續了大約四百年,是中華文明史中最為流光溢彩的階段。由於它被秦朝戛然中止,所以這個時代也通常被稱為先秦。
中國人在後世發展出更強大的理性能力,對人心的研究也更深入,然而從未超出先秦時期所劃定的思想活動之畛域。中國哲學越來越精密,卻很悲哀地在自由中迷失了方向,有時純粹是亂逛。在這一覺醒階段,中國哲學忙碌投身於許多問題。整個宇宙對思想者來說都是煥然全新的,他們總能在注意力所致之處找到要進入的問題。他們的心靈是如此兼收並蓄,如此富有創造力。先秦時代過後,迎來了思想板結的時期,思想的血液註定只能在硬化老舊的血管裡流動。
極富創造力的先秦時代遇到了它猝不及防的結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他採取雷霆手段來鎮壓含苞待放的自由之精神。始皇帝嬴政無法容忍任何異端思想,意欲「別黑白而定一尊」,故而在丞相李斯的建議下公元前213年焚書坑儒。極端手段讓世人噤若寒蟬,他卻是龍心大悅。
獨立思想遭此大劫之後,國人的精神被打壓到坍塌狀態,流毒長達千年。在此一千年期間,中國幾乎沒有產生一位原創思想家。秦始皇在思想界颳起的颶風毀滅性極大,留下一片狼藉,後人不再創建任何新的思想體系,只是不斷致力於重新發現遺失在先秦時代的思想。後人在傳世典籍中皓首窮經,每當有文獻重見天日,必定詳加研究,留下浩如煙海的註疏。對於載之史籍但已失傳的文獻,甚至會有作偽現象出現。故而這一時期偽書盛行。
佛教傳入中國時,正逢中國思想史的這一惰性時期(公元前213—959),未遇多少抵抗便長驅直入。佛教發現道家與自家教義有契合之處,便採用了很多道家的現成詞彙,同時也新創了不少詞來表達當時中國人聞所未聞的那些觀念。佛教經久不息地流行於文人士大夫間,為宋代(960—1279)的儒學復興鋪平了道路。中國人逐漸見識到了印度哲學的精妙高深,尤其在形上學和方法論領域。對佛教之所長的這一認知使原本對孔子亦步亦趨的儒家獲一大推動力。
當儒士埋頭於為新出土的經文傳注時,佛教徒則忙著解說佛經之大業。他們不僅譯出大量梵文佛經,而且還撰寫了不少極具原創力的宗教哲學作品。靈感當然來自佛經,但他們的運化工夫著實了得,中國佛教可以說是自出機杼。他們的雙眼更深入地參悟到了萬物之本質。
提到中國哲學史,很多人通常將它等同於儒家哲學史,因為除了產生諸子百家的先秦時代,儒家似乎是碩果僅存的哲學。但如想要更徹底理解宋代儒學復興的思想脈絡,則千萬不可忽略宋代以前儒家「蟄伏冬眠」那段時期佛教思想之發展的重要性。
中國哲學在宋代的復興是中國哲學史上的一大分水嶺事件。在沉睡千年之後,中國人的思辨如今相比起先秦時代,可謂更具慧識地——雖然不是更一往無前地——把握了斯芬克斯之謎題。佛教這一外來的新學說讓中國思想家抖擻起全幅精神來面對它。它提供了更多思想養分以供咀嚼和吸收進中國自有體系中。中國人也從未盲目生吞活剝。他們出於直覺,棄去佛教與中國人「功用」天性不太能擦出火花的部分。他們僅就儒家在自己思想練習中所提出的那些問題,從佛教中汲取靈感。公允地說,宋代的哲學復興並沒有提出全新的哲學問題,仍舊是在先秦儒學所劃定的窄道上行進。
在先秦時代,儒家僅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地位並非像後世那樣至尊獨大。當時的「誘惑」太多,先秦思想家不至於被某個既定學說縛住手腳。而宋代的情況則大為不同,哲學家從未想過偏離儒學之老路。他們熟悉許多西來的新思想,致力於對它們的運用,僅僅是為了克紹孔孟,用來更深入地解讀有如亙古真理般的儒家教義。他們從未想到過與儒家思想分道而行,宋代新儒學的原創之處便在於對舊體系的全新詮釋。
嚴格來說,中國人不屬於像希臘人或印度人那樣的思辨民族。中國哲學的興趣永遠以道德科學,或者說實踐倫理學為中心。無論推理有多精深,想像有多奇詭,中國人從未忘卻事物的實踐或曰道德面。他們拒絕被帶往一個只有純粹觀念存在的清冷天宇,唯願緊緊與世間關係相偕行。對於那些肉身拘於大地上的仰望星空者,他們投以一笑,因為思想再如何盤旋九皋之上,塵世間的命運終是不可能改變。這是我們在研讀中國思想史的時候必須銘記在心的。儒家的功用和保守特質給它烙上了一個永久的封印,使它永不能踏上彗星軌道漫遊。
宋代之後便是元朝(1271—1363)。元朝並未給中國哲學史帶來多少可值得書寫的貢獻。短命的元朝留下的幾乎是空白。然而到了明代,卻誕生了一位不世出的道德完人、思想巨人——王陽明(1472—1529)。他是滌蕩中國人心靈的宋代新儒學的繩其祖武者。雖然王陽明並非從儒學出走的獨立思想家,但他以驚人的原創力,開闢出一條肯認並實現孔孟舊學的新路。
在大哲王陽明逝去之後,中國哲學史重新又被烏雲籠罩,中華大地始終沒有出現那種衝破萬馬齊喑的新思想。辛亥革命以來,萬象更新,但就思想領域而言,保守主義這一鴉片的過量使用已造成一種如夢似幻的惰性狀態,如何清醒過來乃至於奮起,都始終是個未知數。
西方思想文化進入遠東其實已經有些年頭了,能從破敝不堪的哲學用語、傳統與迷信中掙脫出來的中國人卻還不及萬一。辛亥革命給中國的政體帶來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然而大眾仍未充分意識到20世紀思想運動的重要意義。這種現象當然也能用在亞洲諸鄰國身上。不過,當這位東方巨人完全醒過來,開始大力利用西方的方法論和科學,中國必能創造出與其悠久歷史相稱的偉大成就,為人類思想做出原創貢獻。目前絆住中國人,使之在人類文明大步前進的這個世紀裹足不前的,並不在於中國人缺乏思想能力,原因僅僅是他們用來探索大自然和心靈的方法之老舊。方法論是知識的鑰匙。假使中國人一改對現代思想活動的態度,中國那浩如煙海的知識寶藏造福全世界的時代必定會到來。
先秦時期產生了整個中國哲學史上最豐收的原創思想。隨著文明的潮水浩浩湯湯,再加上有利的社會政治環境,中國人的心靈便義無反顧地投入到對生活和宇宙的大膽思辨中。它不受過去的羈絆,完全地表達自己,大踏步走入一片從未被人類涉足的處女地。自然選擇還未曾將哪一種對生活的定義,「欽定」為普遍適用於中國人的國家、道德和思想特性的學說。諸子百家,百花競放,競爭自由又激烈,時代仍未宣布哪一家是最合適的生存者。儒家不過是苦苦求生的諸子之一。道家則還未成有系統之一家。所謂的異端,與正道狹路相逢,毫不畏懼。由於言論自由,不受傳統和學問的專斷裁製,每個有獨特想法的人似乎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聽眾。如果當時的印刷和流通技術和現在一樣發達,無法想像這一先秦時期的中國思想世界會呈現出何等盛況!
中國人的心靈似乎在這一時期耗盡了血氣,因為在接下來的悠長歲月中,再也沒有類似原創的思想橫空出世。有些煊赫一時的思想甚至完全湮沒於後世。隨著儒術被定於一尊,哲學家們忙著以更目光如炬的方式或更通俗易懂的方式闡明儒家思想,其他學說是不被鼓勵的,基本得不到生存空間。在這方面,秦朝之後的中國思想史和歐洲的中世紀哲學史如出一轍,只不過前者的因循方式較為溫和罷了,因為儒家和中世紀基督教不一樣,對於各種迷信、狂熱和非理性並不感冒。儒家思想在根本上是道德化的,也是功用主義的,拒絕被擲入形上學的深淵。於是乎,道家思想中那些幽微的部分,便遭到窒息,無法有任何進一步發展,即便在遇到印度思辨在中國的典範——佛教,也依然如此。莊子可謂老子一派哲學的高峰,沒有體系,也沒有方法,但是充溢著神秘的表達以及模糊的假設。因此我們說,先秦時代的中國哲學,遠比後來任何一個時代在思想上更豐富,在視野上更宏闊,在思辨上更大膽。
妨礙中國哲學全速前進的諸多原因,表意漢字的使用至少是一項。漢字自身難記又笨拙,而且其語法建構也極為鬆散。動詞沒有變位,名詞無詞尾變化,時態關係也不能語法化地進行表達。語言是理性的工具,與此同時它也是理解的鑰匙。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無法裝備到好工具,恐怕很難打造出我們理想中的產品。對於作者意欲表達的內容,讀者也會茫然。第一流的思想家怎麼可能滿意於用中文表達自己呢?簡潔有力在某些文學形式中優是點,中文在這方面有極佳表現。但是當邏輯上的精準度和文字上的確定性是第一要務時,中文的上述修辭優勢不但毫無意義,而且實際上對哲學書寫造成一種不便,甚至障礙。
中國人心靈所缺失的,還有邏輯學,這在先秦乃至後世的中國哲學中都歷歷可見。在印度和希臘,當思想文化達到和先秦中國類似的高度時,希臘人有了邏輯學,而印度人有他們的因明學。這兩個文明在推理上非常嚴格,在給出結論過程中極為系統,其心靈構成材料似乎比中國人的更為纖細。中國人的心靈充滿了常識和實用知識,不想將精力浪費在明顯與每日生活不相涉的「無用之物」上。他們不一定追求思想的清晰與表達的精準,因為在我們身處的塵世中,並沒有什麼東西是純然抽象的。中國人也許無意識地觀想到,沒必要使自己陷於精微術語與抽象思辨的泥沼中。故而,中國哲學並未委身於神秘主義的薄霧——雖然道家哲學略有所不同——它駸駸進於日常生活之經驗,在這裡沒有絕對存在,沒有神跡啟示,也沒有死後的永生。
作 者:鈴木大拙 著
「世界禪者」鈴木大拙的中國哲學史,
首次中文譯本問世,
與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二星輝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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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黃泓 念慈
部分觀點資料來自
《鈴木大拙中國哲學小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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