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達清
第739期
自古以來，丹陽湖即為江南「巨浸」，其後由於不斷淤塞，約在兩漢時期，逐漸形成丹陽、固城、石臼、南漪等湖。隋唐以來，當塗、宣城、溧水三縣環丹陽湖而居，明弘治四年（1491），高淳縣從溧水分出建縣，環湖而居的就變成了高、當、宣三縣。
一直以來，關於丹陽湖的歸屬問題，並沒有明確的界定，因此，自明中後期起，三縣特別是當塗與高淳之間，圍繞湖區的分界問題聚訟不斷。萬曆二十七年（1599），雖將丹陽湖判歸當塗縣，但與實際管轄權不相吻合，因而遭到高淳縣的反對，現實中也很難執行下去，這就為後來的糾紛埋下了種子。但民間自有其現實中的約定俗成的界線，雙方倒也能基本相安無事。
圍墾：糾紛因此而起
明正德七年（1512），由於高築東壩，丹陽湖失去了東向宣洩口，周邊圩區的災害明顯增多。因此自明代中後期起，政府一再下令嚴禁丹陽湖周邊的圍墾（參見《明英宗實錄》卷一四五）。民間也已形成了這樣的共識，因此民國初期，宣城袁一清等發起成立了高、當、宣「三縣水利聯合會」，反對一切形式的圍墾行為。
1919年，高淳人趙粹記欲領墾丹陽湖北段，1920年，皖北人黃志澄、何南僧等欲領墾該湖南段，但都遭到當地民眾的阻攔。安徽省議會議長呂志元、宣城袁一清、高淳吳壽寬、劉庭燎等地方名流，還分別向皖、蘇兩省政府陳述圍墾丹陽湖的危害，最終這兩起領墾案均被該省政府予以撤銷。
然而黃志澄等並未死心，1925年5月，黃志澄組建華興墾務公司在當塗縣領墾花津湖灘地，劉邦興、何南僧組建寶豐墾務公司在宣城領墾雁星團外灘地，從而引發了長達數十年的三縣丹陽湖歸屬權之爭。為避免行文枝蔓，本文只涉及宣城與高淳之間的爭議。
10月，袁一清以三縣水利聯合會的名義，控告華興、寶豐墾務公司領墾違法，隨後兩省即分別派人進行了查勘。10月14日，安徽省墾務局局長親臨雁星團外灘地實地踏勘，並考查高淳、宣城兩縣誌書所載，認為「該灘東至大澄溝河，上接水陽河來源之水，經鱤魚咀（即下水陽）至澄溝口，轉北直下，而達龍潭河，其河心（即大澄河之河心）乃為蘇、皖兩省分界之線，東岸屬蘇之高淳，西岸屬皖之宣城」。即認為雁星團外灘地完全屬於宣城縣。而江蘇省代表則認為，所謂雁星團外灘地實際只是天荒蕩的西南角，只有約60畝灘地屬於宣城，其他均歸高淳所有。
高當宣三縣省界爭議地區
二省分歧既如此之大，各省都無權單獨處置，加上不久北伐軍興，國內政局混亂，雙方均無暇顧及，遂不了了之。寶豐公司的墾務，自然遭到高淳縣民的阻攔，1927年6月28日，該公司陳永賢等持槍至天荒蕩陳家場，當場打死高淳縣民三人，使得事態進一步擴大。
仲裁：高壓下的妥協
國民政府遷都南京後，待政局稍為穩定，兩省隨即著手處理邊界糾紛問題，在內政部主持下，蘇皖兩省共舉行了三次會勘。
第一次會勘：1928年7月起。此次會勘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仍然是各執一詞，闡述自己的觀點和主張。
第二次會勘：1929年9月20日起。內政部派許以慄為委員，對蘇皖兩省各自主張的邊界進行了實地勘察。10月1日，在南京內政部正式召開會議，商討兩省劃界方案。雙方爭論到10月7日仍無結果，最後許以慄提出了自己的折中方案：「本席細為推求，覺塘溝河西之孔家拐附近崇寧等三小圩，既經在淳完納錢糧，高淳縣亦行使行政權，可援塘溝之例，劃歸高淳。其餘則以雲糧大河中心為界，以期明顯。」許以慄的方案實際上贊成了安徽、宣城的主張，同時也適當照顧了一點江蘇省的要求。江蘇代表雖不贊成，但不好明確反對，遂以「無權作主，需請示省政府」為由進行拖延。其後內政部只好決定進行第三次會勘。
第三次會勘：1930年7月28日始。代表們再次考察了爭議界線，並對沿途各種碑記、古蹟等一一詳查，而且走訪了當地民眾。8月2日起，仍回南京內政部進行討論。然而蘇、皖兩省各不讓步，爭議又回到了原點。
有鑑於此，內政部根據新頒布的《省市縣勘界條例》，並根據第三次會勘的實際情況，由席諮駰、向小柳起草了處理高當宣省界的方案。該方案依然以運河中心為界線，同時考慮到丹陽湖的蓄水防洪功能，暫行禁止雁星團外灘和花津湖的墾務，「俟河道疏浚以後再行籌議放墾，庶可免墾荒害熟之弊」。該方案交由行政院審核，並最終獲得通過。
江蘇省迫於行政院的強大壓力，只好同意該方案。1931年5月27、28兩日，蘇皖兩省各派代表兩名並會同高、當、宣縣長，根據行政院裁定方案，在兩省分界處關鍵地點豎立了7處木質界樁，並繪製了地圖以作證據。
行政院確定之蘇皖高當宣三縣省界
但是，該方案引起了高淳民眾的強烈不滿，並不斷上書司法、行政各部，對此方案提出質疑，高淳縣農會還組織代表赴南京情願；再加上雁星團外灘既已劃歸宣城，寶豐墾務公司又在安徽省領有墾殖執照，實際上並未真正停止墾務。因此宣城與高淳的邊界糾紛並未因行政院的仲裁而消失，相反，隨時有爆發衝突的可能。
衝突：果然再次爆發
實際上，該方案雖經頒布，高淳民眾依照「執業權不隨省界的變更而變動」的法令，仍然越過界河割取水草，並進而割取寶豐公司墾區內的農作物。寶豐公司雖不斷向宣城縣政府提出控告，並通過安徽省政府向江蘇省抗議，要求停止這種過界的搶奪行為，但均得不到有效解決，雙方矛盾逐漸升級。
1937年8月9日，高淳縣民陳金波、楊光玉等與高淳縣保安三中隊隊長楊如川、分隊長錢海明等，率領大批高淳民眾渡過大澄溝，搶割寶豐公司種植的稻禾，遭到寶豐公司佃戶的抵抗，並抓獲2人扭送宣城縣政府審訊。8月15日，楊如川、錢海明等率保安隊數十人對寶豐公司的佃戶進行報復，當場打死4人，重傷2人，並搶去屍體一具。
該案因不久抗戰爆發，宣城、高淳相繼淪陷，最後不了了之，但矛盾依然沒有解決。抗戰勝利後，百廢待興，國民政府鼓勵恢復生產，興辦失業，1946年5月，當塗利民墾務公司再次與高淳民眾發生激烈衝突，雙方死傷六十餘人，這就是震驚全國的「小花灘血案」。
建國後省界的最終劃定
新中國成立後，華東軍政委員會民政部、水利部即召集蘇皖兩省及高淳、當塗兩縣代表，訂立了丹陽湖水利糾紛協議書，確定了雙方管理的界線。由於時代不同，社會政治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次分界再無任何阻力。此次會議未有宣城縣代表參加，可見華東軍政委員會也是默認了1931年國民政府劃定的宣城與高淳縣界。
自此，延續了近三十年的高、當、宣兩省三縣糾紛終於成為歷史。可惜的是，爭議已成過去，而丹陽湖隨著建國後的不斷圍墾，昔日煙波浩淼的丹陽湖只剩下當年的運糧河道，已經名存實亡了。
（作者系宣城市歷史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