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個時刻我們進入了一個時代，在其中僅有的真正的確定性就是永遠的不確定，僅有的安全就是不安全。
——安德烈·布朗齊《平衡的詩學》
先是有人撞開幾個大洞，然後其他人試探著自由出入。再然後，成千上萬的人從兩邊湧向對方。 3.6米高、連綿不絕的混凝土牆被迅速淹沒了。牆的東側，那橫亙百米、布滿了地面觸發報警器、金屬圍欄、鐵絲網報裝置、獵犬區域、鐵軌阻擋器、邊防哨所、探照燈和 望塔、照明區、控制區、金屬圍欄、車輛阻塞溝的死亡地帶，也被人群淹沒了。
198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倒塌。
在人類歷史上為數不多懷有共識的時刻裡，這可能是最為極致的一瞬。由禁錮到自由，由沉悶到變革，牆作為上一個時代的罪惡象徵物，戲劇性地倒下，人潮的奔湧方向清晰直接。連學者都顧不上斯文地高喊起來：歷史迎來了「絕對真理」，二元辯論可以就此終結。
一片歡慶的氣氛裡，布蘭登堡門旁的柏林圍牆西側，一塊大木板上，無名者留下了筆跡優美的散文：「柏林圍牆被掘開了，但是，這並沒有伴隨著勝利的凱歌，只有沉重的記憶帶來的苦澀思索。」
整個東邊的世界，都在廢墟之上，陷入苦澀的反思：為什麼偏偏是主張整個人類擁有解放和幸福的政治理想構築起了高牆，把人從地理上、生理上、心理上隔絕開，畫地為牢？「 柏林圍牆」建成之前，每年有幾十萬人逃離東柏林，而建成之後的28年裡，每年只有不到一萬人成功逃離。這個正式名稱為「反法西斯防衛牆」的屏障，從未對任何一個西邊的人進行過火力攔截—因為根本沒有人試圖闖入。但它卻射殺了有名有姓、試圖走出去的201名東德公民，至於在邊境被打傷、捉捕的東德人則不計其數。
曾經的東德秘密警察辦公室，如今也開放做博物館，供全世界參觀。這裡是比140公裡長的實體牆更具體的「柏林圍牆」，它無限延伸到社會文化和個人生活之中。28萬全職或者兼職的秘密警察，緊盯著1700萬東德居民—這個比例意味著，平均每70個人之中就有一個肩負使命。1991年之後，德國「有控制地開放」了所有秘密警察檔案。此後的20年裡，有290萬人次申請查閱了當年對自己監聽、監視、告密乃至審訊的檔案。在2008年的一次抽樣調查中，45%的人承認，查閱這些檔案造成了巨大的感情衝擊。至於一度流行、獲獎無數的電影《竊聽風暴》裡，那個秘密警察良心發現的動人故事，檔案管理局信息部主管在接受訪問時說：「很遺憾，這種情況我在真實世界裡從沒聽說過。」
連曾經最日常的生活方式，也因為新世界的審視顯得荒誕起來。2006年柏林新開放了DDR（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縮寫，即東德）博物館，那裡收藏東德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早已停產的食物、餐具、服裝、課本、徽章、畫報、電視節目……還有普通人的照片。在1988年，一個砌磚工人工作的場景被拍下來，旁邊寫著，他完成10年教育、 2年專業訓練以後，薪水是1110到1370馬克，而當時一間三房公寓的月租是109馬克。展覽充滿互動性，你可以走進普通東德人家的客廳，可以打開抽屜，看東德小學生的作業，可以把頭鑽進一個黑箱子，看當年那些充滿政治宣傳口號的電視新聞—這些物件撲面而來的氣息，異常熟悉,也令人不安,仿佛再過一些年頭，你的生活也可能被放在博物館展覽。
不少東德人不喜歡DDR博物館，他們不會花6歐元的門票去看，因為「這曾經是我的生活。不需要博物館來告訴我，它是什麼樣的」 。
1989年12月，中國留學生劉小楓站在柏林圍牆邊，也和許許多多德國人一樣，拿起鐵錘敲下幾塊碎片，小心收藏起來。「對我來說，我收藏的不僅是柏林圍牆本身，更是這個世界本身，這個時代本身，以至我自己。不管是這個世界還是我自己，都是碎片—塗有各色油料的碎片。」劉小楓在筆記中寫。
不過，破碎的是東邊的世界。柏林圍牆的西邊沒有BRD（聯邦德國的簡稱） 博物館。因為歷史完整地站在了這一邊。他們愉快地拿碎片做起了生意。150公裡的柏林圍牆留下了45000塊3.6米高、2米寬的牆體。德國媒體估算，其中大概有一半被搗毀，另一半，除了一些保留下整塊運送到世界各地作為藝術品拍賣、收藏，大部分則變成了上億塊小顆粒碎片，在市場上流通。「地球上每15個人就可以擁有一枚」。
柏林所有的紀念品商店都在賣這些碎片—人人都想留下一點不復存在世界的紀念品。而它們之中的90%，來自一個建築工出身的商人帕夫洛夫斯基，賣了20多年柏林圍牆的他對媒體說：「對我而言，柏林圍牆就是商品，就是生意。」對峙的年代，西邊的牆體曾經畫滿塗鴉，而東邊的牆體則在死亡地帶的隔離中一片灰色，「 但是大家都想買有顏色的，」 帕夫洛夫斯基說，「 我就找人畫上顏色……反正石頭是真的，大家只是選擇不同的記憶。」
花上4到6歐元，買一塊塗鴉柏林圍牆做的鑰匙鏈、飾品或者冰箱貼。沒有人再抱著劉小楓那樣「收藏自己」的心情收藏那些五顏六色的商品碎片了。歷史逐漸遠去，這一個世界一路向前狂奔，那一個世界，眼看就要消失在身後了。
但遺憾的是，歷史並沒有終結。不過十幾年後，福山所說的「絕對真理」就迎來了徹底的挑戰。
它不得不死亡兩次：「9·11」之後，民主自由式的政治烏託邦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戰；2008年的金融危機，則挑戰了全球新自由主義經濟的烏託邦。有學者預言，也許很快還有第三次：中國和俄羅斯式進化中的威權政治與自由經濟的結合體，或許會徹底改寫上世紀末的普世規則。
荷蘭建築師庫哈斯在20世紀70年代對柏林圍牆的研究中說，柏林圍牆作為一個特殊的建築物，把城市分為「好的一半」和「壞的一半」，它讓「淪陷在壞的一半裡的人們著迷於各種各樣的徒勞的逃亡計劃」，同時，也使「對好的一半熱愛太甚的人自願成為它的囚徒」。
▲兄弟之吻是曾是柏林圍牆上最著名的塗鴉之一。由於柏林圍牆翻修，這幅描繪前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親吻
牆作為一個有形敵人的存在，令人們幾乎忘記了，牆的另一邊並不是黃金世界。日益加劇的財富和機會的不平等；階級和階層的不公正；連同腐敗、金錢和特權一起，正在阻斷西方國家民主的血脈。以研究戰後歐洲史著稱的歷史學家託尼·朱特在病逝前不斷詰問：90多年過去，我們把追求物質上的自我利益變成了一種美德——這種追求，如今構成了我們所唯一倖存的集體目的意識。「 我們知道各種東西的價錢是多少，但對它們的價值幾何卻一無所知。我們不再質疑一項司法判決或立法行為：它善嗎？公平嗎？正確嗎？它會帶來一個更好的社會或更好的世界嗎？」在朱特看來，這是「儘管它們不能輕易回答，但我們必須再次學習提出這些問題」。若非如此，曾經勝利的世界，必然沉痾遍地。人們把所有的錯誤都歸因於「牆」，一起歡慶牆的倒下，卻忘記了，歷史不會一勞永逸，不僅消失的東西會還魂再來曾堅固的價值基礎也會支離破碎。如同那些被一錘子一錘子敲下的柏林圍牆碎片，這恐怕才是世界的真實縮影。
▲民主德國戰友埃裡希·昂納克的畫作已被擦除,但是它的複製品在柏林圍牆上隨處可見。
這一次，人們要面對的問題更加沉重：拆掉高牆，也不一定迎來歷史的勝利，沒有黃金世界，沒有鄉愁可依，也不能耽溺於簡單的幻想。
齊澤克在柏林圍牆倒塌20周年時寫過一篇文章，他說，那些反對社會主義的人「 容易提出簡單的問題—如果資本主義確實比社會主義好，為什麼我們的生活仍然這麼悲慘？——並得出一個同樣簡單直接的回答：因為我們仍然沒有真正進入資本主義，仍然沒有真正的民主……人們不難發現，這與舊的共產黨政權將其失敗歸咎於『 殘餘力量』 的持續影響是非常相似的」。
但不幸的事實卻是：當持這種論調的人「繼續沉湎於建立在公正、誠實和團結基礎上的新社會時，前共產主義者已經毫不費力地適應了新的資本主義規則」。更為弔詭的是，在新的後共產主義條件下，恰恰是更不西方化的力量，「支持一個追求市場效率、充滿詭計的殘酷新世界。」
你應該知道的幾個地方
▲查理檢查站
查理檢查站位於弗裡德裡希大街和Zimmerstrasse街交界處，在冷戰期間是非德國人在兩個柏林之間通行的關口。查理檢查站是在 1961年至1990年間東西柏林間三個邊境檢查站之一（查理 Chalie 是英語之中字母「 C」的代名詞，查理檢查站即「C」號檢查站之意） ，是當時東西柏林間盟軍軍人唯一的出入檢查站，也是所有外國人在東西柏林間唯一的一條市內通路。
▲柏林圍牆崗哨塔
柏林圍牆崗哨塔總共293 個，這個崗樓是留下的最後一個，位於普施金大街旁的布施公園內。崗樓雖小，卻是那段歷史的見證。看一看外表，可以想像到當時東德邊防軍哨兵是如何忠誠地警惕著四周。為了不使參觀者枯燥乏味，在哨塔底層還安排了一個微型博物館，叫「被禁藝術博物館」，專門展出那些被原民主德國唾棄的藝術家們的作品。
▲東德博物館
「東德博物館」再現了東德時期的生活，為德國人的懷舊情緒提供了抒發場所。開館第一天，博物館就吸引了上千人前來參觀。兩德統一 16 年後，人們似乎發現，在意識形態衝突的陰影下，也許更值得回味的，是生活本身。
▲克羅伊茨貝格
克羅伊茨貝格（Kreuzberg）是德國首都柏林的一個著名區域，現在作為歷史文物受到保護的 east side gallery 就在這裡。在隔離期間，柏林圍牆西側一面是備受藝術家們青睞的作畫場所。柏林圍牆倒塌後，一些著名的噴畫藝術家在長期保留牆段的東側一面作畫，誕生了今日的東邊畫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