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日本乘歐戰方酣，列強無暇東顧的時機，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提出「二十一條」。到了1919年，歐戰結束，在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日本又有強迫中國代表追認「二十一條」的行動，中國的外交形勢十分嚴峻。北京各校學生經過秘密籌劃，於5月4日舉行示威運動，用猛烈的方法懲警親日派代表人物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最重要的三份文獻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十幾所高校的學生 3000 餘人在天安門匯集，宣讀《北京學生界宣言》，並遊行示威、散發傳單、高呼口號。一部分學生決議到趙家樓曹汝霖的住宅前面示威。曹汝霖住宅前的警察和曹氏僕役見人數過多，立刻關閉大門，此舉刺激了前來示威的學生，學生們於是破窗破門而入。
當日，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3人恰好在曹宅聚會，曹汝霖、陸宗輿二人從後門溜走，章宗祥遭到示威學生的毆打，示威學生在感情奮張之餘還放火燒了趙家樓。大批軍警聞訊隨即趕來，逮捕學生 32 人，其中北大被捕學生有20 人。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
天安門集會遊行和火燒趙家樓的壯舉留下的文獻資料中，最珍貴的要推顧兆熊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之示威運動與國民之精神的潮流》、羅家倫《「五四運動」的精神》、張東蓀《「五四」精神之縱的持久性與橫的擴張性》。這三篇「短評」，是五四運動最重要的三份文獻。
「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概念的提出
顧兆熊是北京大學教授、教務長。他在1919年5月 9 日《晨報》「評壇」欄發表的這篇名為《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之示威運動與國民之精神的潮流》評論，是目前見到的最早有關「五四」的文獻資料。
顧兆熊稱5月4日的行動為「北京學生之示威運動與國民之精神的潮流」，是剷除「舊秩序」與惡社會，建設新秩序、新社會的「示威運動」;是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的「示威運動」;是「良善分子與惡劣分子」的「可貴」的「決鬥」。他從這場運動展望國家的未來，對前途充滿憧憬：「吾觀此次學生之示威運動，似青年之精神的潮流，已有一種趨勢。倘再輸以詳確之學說，教以真道德之實質與決鬥之作用，則將來之社會，必可轉病弱為強健也。」
作為北大學生領袖，羅家倫對顧兆熊所說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之示威運動」，作出了更準確、更鮮明的歷史定位。他在5月26 日《每周評論》第23號上發表的《「五四運動」的精神》一文中率先提出了「五四運動」這個詞，比「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之示威運動」的提法更簡潔、更清晰、更嘹亮。尤其是他提升出來的「精神」兩字，其意義極其深遠。
羅家倫鄭重地告訴人們：「五四運動」不僅僅是「感情」的，也是「理知」的;不僅僅是「青年運動」「政治的運動」「國家的運動」「國民運動」「民族運動」「打破惡社會制度的運動」，也是一場波瀾壯闊的「思想文化運動」。「五四運動」折射出來的最可寶貴的是一種「精神」!
羅家倫將「五四運動」的精神歸為「三種」：第一「是學生犧牲的精神」;第二「是社會裁製的精神」;第三「是民族自決的精神」，並三呼萬歲：「學生犧牲的精神萬歲!」「社會裁製的精神萬歲!」「民族自決的精神萬歲!」
張東蓀是現代哲學家、政治活動家、政論家、上海《時事新報》的主編。5月27日，張東蓀在上海《時事新報》「時評」欄發表《「五四」精神之縱的持久性與橫的擴張性》，提出了「五四精神」這個詞。「五四精神」的這一提法，比羅家倫「『五四運動』的精神」更鮮明、更凝練、更科學。
張東蓀將「五四運動」精神概括為「雪恥除奸的精神」。所謂「雪恥」指的是「反抗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所謂「除奸」，指的是「改造腐敗不中用的政府」。
神聖的運動和可貴的民族精神
顧兆熊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之示威運動與國民之精神的潮流》最可貴之處，是最早提出了「運動」這個詞;羅家倫的《「五四運動」的精神》最可貴之處，是最早提出了「五四運動」這個詞，給「五四運動」命名，並且將「運動」提升到「精神」的層面;張東蓀的《「五四」精神之縱的持久性與橫的擴張性》可貴之處，是最早提出了「五四精神」這個詞，給「五四精神」命名。
這三篇文獻，前後呼應、各有側重，又層層深入、開掘提升，其用意顯然是要人們感奮起來。從此，「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這兩個詞鐫入史冊，「五四運動」成了中國近現代史上神聖的運動;「五四精神」成了中華民族寶貴的民族精神。這之後，對「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進行界定和闡釋的文章越來越多。
傅斯年把「五四精神」說成是「北大的精神」。他在1919年9月5日撰寫的《〈新潮〉之回顧與前瞻》一文中說：「『五四運動』過後，中國的社會趨向改變了。有覺悟的添了許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覺悟的，也被這幾聲霹雷，嚇得清醒。北大的精神大發作。」傅斯年在這裡所說的「北大的精神」，並不是蔡元培的「兼容並包」，而是魯迅所說的「求新」。
太空在 1921年5月4日《晨報》發表的《「五四運動」之回顧》一文中，第一次把「五四運動」的精神概括為「民主」精神，他鄭重指出：「五四運動」的精神到底什麼?就是發揮「德謨克拉西」(Democracy)的精神，拿出最大的努力，斬斷奴隸索子，打破黑暗勢力，創造我們的新生命!
1925年5月4日《晨報副刊》刊登了汪典存的《每逢五四便傷神》，文中說：「今欲保存五四之精神」，必須做到兩點：一是以忠恕立身忠者對己對人對事具十分熱誠而負責任之謂。恕從舊解推己及人之意。二是涵養科學的精神遇事研究，判別是非，具自持不移之態度。
以上說法代表著「五四運動」的親歷者和見證人對「五四精神」的界定和闡釋。(摘編自2017年5月4日《人民政協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