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由中國作家協會和澳大利亞西雪梨大學共同主辦的「中澳作家線上對話會」舉行。中國作協副主席閻晶明，西雪梨大學校長葛班尼，中澳文學交流使者尼古拉斯·周思，中國作家徐則臣、周曉楓、韓松、唐家三少、霍俊明、鮑爾金娜，澳大利亞作家梅麗莎·盧克申科、麗莎·戈頓、費利西蒂·卡斯塔尼亞、盧克·卡曼、金婉婷等參加對話會，兩國作家圍繞著「疫情·思考·創作」這一主題展開交流。對話會由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胡邦勝主持。
閻晶明出席對話會並致辭
胡邦勝主持對話會
閻晶明在致辭中代為轉達了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對中澳兩國作家朋友們的真誠問候。他表示，在新冠疫情肆虐的情況下，中國作協和中國作家與各國同行們保持密切聯繫，開展作品互譯、出版，交流抗疫主題的詩文，相互鼓勵，積極探索疫情下文學交流的新形式。今天，中澳兩國作家第一次通過視頻連線進行對話，分享在疫情之下對文學、人生、世界的獨特體驗和思索。他希望大家能在疫情的痛苦中，用文學的甘甜去浸潤心靈，相互啟發，有所收穫，為共同熱愛的文學事業賦予新的能量。他期待中澳兩國作家能一道探索文學交流的新領域和新模式，豐富交流的內容和形式，在差異中探尋共性，在包容中尊重多元，不斷深化兩國作家之間的文學交往與合作，譜寫中澳文學交流和人民友好的新篇章。他相信，這次對話會將成為中澳文學交流之生命力的見證和兩國作家共克時艱的見證。
葛班尼致辭
葛班尼在致辭中介紹了中澳兩國文學交流的情況。自2011年起，中國作家協會和西雪梨大學共同舉辦了五屆中澳文學論壇，形成了隔年互辦論壇的機制，兩國作家面對面研討對話的形式加深了對彼此文學世界的理解，也為兩國讀者創造了認識對方國家文化的機會。隨著文學交流活動越來越豐富，兩國作家間的友好關係也在不斷增強。他表示，文學創作是整體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建立切實有效的交流平臺，加強交流對話的深度，對於兩國文學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他對中國作協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當下，促成本次以「疫情·思考·創作」為主題的線上對話活動表示感謝。
在主題分享中，徐則臣率先談到，新冠疫情不可避免地迫使中澳作家反思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學交流，尤其是文學創作。作家們應該藉此機會重新審視自己的創作，進一步探究當下創作與源遠流長的文學與文化傳統之間的關係。在他看來，在無限趨同的全球化的今天，差異性可能比通約性更其重要。一個民族的文學真正成為世界文學的一部分，正是建立在尊重差異性的基礎之上。他期待疫情之後，在一個新的全球化階段中，作家們都能帶著「我之為我」的信心與努力，實現更加卓有成效的交流與融合。
梅利莎·盧克申科回憶了自殖民時代起，無意識地接納混亂和毀壞如何成為澳大利亞現代生活的基礎。她極力反對尼採「秩序出自混亂」的觀點，認為這種觀點無異於宣揚歐陸帝國計劃中不可無視的暴力。作為原住民作家，她體認到澳大利亞原住民所創造的社會基於深入、詳細、虔誠地認知自然和社會環境。事實上，人類需要的不是尼採所宣揚的混亂，而是共享一種觀察、反思和合作的能力。他借用來自原住民威拉德朱裡語的「迪亞馬拉」（意為在人類和非人類動物中緩慢行事，採用相互尊敬和適度的方式），呼籲人類「在一個值得活著的世界裡心懷敬意地活著」。
參加對話會的中方嘉賓和作家
身為醫護子女的周曉楓談到自己因為兒時生病，過早見識到生命的脆弱。在她眼裡，作家和醫生有相似性：作家的筆就像醫生的聽診器，像醫生看病一樣，「作家需要去探測人性的幽微之處，從中傾聽靈魂裡的力量以及隱憂。」同時，她也認為強悍作家筆下始終存在的「婦人之仁」並不等於文學的軟弱，而是一種深切的疼惜與護佑。「從某種意義上說，醫生和作家一樣，以內在的光源努力照亮別人的時候，他自己眼前的路也不再陷入黑暗。我希望自己作為寫作者，能像醫生一樣，即使身處困境之中，也能深懷愛意、耐心與希望，並始終不懈地努力。」
「科幻是一種反省我們生存處境的思維方式。」科幻作家韓松異常敏銳地注意到科幻成為了疫情期間最為活躍的文藝種類之一。他回顧科幻文學的歷史，發現病毒一直都是科幻作家筆下對人類的最大威脅之一。這或許是因為科幻作家很早便意識到人類遠非地球的主宰，並在作品中深入探討世界的脆弱性和危險性。這種探討不局限於具體國家或人種，而是整個人類面臨的困境。「科幻更像是一種國際語言，體現了一種共情和悲憫。在人類面臨分崩離析、難以組成一個整體時，科幻作家試圖尋找一種彌補的可能。」
「這個時期的作品不應該去提及新冠病毒，而應該探討新冠疫情給人類生活所帶來的焦慮、渺茫及意外的喜悅瞬間。」費利西蒂·卡斯塔尼亞顯然不認可當下探討新冠疫情的作品，尤其是那些急切表達疫情對生活造成影響的非虛構文章。她認為要對新冠疫情作出真正的觀察，必須經過時間和空間的沉澱，還有深入的思考。她更感興趣的是人類應對危機的時候如何重新整合自身與所處環境的關係。她相信，小說能夠幫助讀者用複雜的方式思考，而不是簡單地對議題做出回應。「就我而言，我會用這個階段去反思更小的事物，以及更加當地化的問題。」
新冠疫情暴發時，詩人麗莎·戈頓正在吉拉蒙多文學出版社編輯中國詩人宋琳的長詩《採擷者之詩》英文版，她在現場向大家分享了其中一小節。宋琳的詩讓她意識到詩歌和小說其實可以創造出一個共享的國度。麗莎·戈頓在今年二月寫了一首關於穿山甲的詩，靈感來源於新聞報導和美國詩人瑪麗安·摩爾的詩歌《穿山甲》中的一句詩——「如果現存的一切不是永恆的」。麗莎·戈頓說，在瑪麗安·穆爾寫下這首《穿山甲》多年之後，人類已經失去了自然界會永不停止更新自身的信念。
網絡文學作家唐家三少向澳方作家詳細介紹了中國網絡文學發展至今的現狀以及中國網絡文學在海外傳播的情況。中國網絡文學自上世紀末誕生起，經過二十餘年的發展，已經培養了5億多讀者，網絡文學的創作者和愛好者達到1700萬，職業網絡文學作家更是高達六七十萬，這種現象是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和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出現過的。新冠疫情的暴發讓唐家三少有兩點深刻感觸：其一是對日常生活的珍惜，其二是對自由的渴望。他談到，網絡文學相比傳統文學而言，與讀者的關係更加密切。新冠疫情期間，網絡文學獲得了更多關注。網絡文學作家能做的是儘可能多地進行創作，以此豐富讀者的精神生活。「疫情總會過去，創作才是最核心的。」他期待自己在未來能創作出更多的網絡文學作品，繼續和讀者保持親密關係。
去年年底，澳大利亞東部遭遇森林大火；今年年初，新冠疫情又悄然來襲。盧克·卡門對比澳大利亞人民對兩場災難的不同反映，發現火災給社會帶來的團結與疫情給個人帶來的自私形成了鮮明對比。他說，「澳大利亞人崇尚的義氣在疫情期間變成了純粹的個人利益。森林火災展示了大自然發怒後的嚴重後果，而全球疾病大流行則給我們帶來了同樣的災難性的感受。森林大火的發生是因為對大自然的無視將我們推向毀滅性的深淵，而大流行疾病則在無形中讓我們認識到人類只不過是這個冷漠的宇宙中極易摧毀的一部分。」
對話會視頻連線現場
詩歌評論家霍俊明談到「非常時期的詩歌寫作」。他認為，詩歌足以稱得上是非常時期偉大的發光體。「疫情詩歌」在個人與疫情、詩學和社會學的深度對話中重新激活了詩人的及物能力以及現實精神。「疫情詩歌」以及「災難詩歌」應該最大化地揭示現實、真實以及人性的諸多可能。他表示，在重要詩人那裡，詩人的社會行動和詩歌的內在秘密並不衝突，二者是共振和彼此激活的關係。詩歌能夠成為詩學和社會學的融合體，成為時代啟示錄和詩學編年史的共生體。他期待一種能夠穿越一個歷史階段、能經受得起時間淬鍊的精神傳統和詩學傳統。
疫情的暴發，讓金婉婷重新反思全球化社會裡自由的概念。英語中「自由」的詞源產生於兩個概念的融合：親情和集體主義，這說明自由是集體性的。「作為一個全球化社會，我們所有人現在都必須學會理解個體自由與集體自由之間的關係。封城囚禁了我們，但也帶來了更大的群體自由——遠離新冠傳染的自由。為了實現這種集體自由，我們剝奪了個人自由。」她認為，藝術家應該提出問題，而不該給予公眾簡單易懂的答案。她呼籲世界各地的藝術家捍衛自己永不止息的探尋的權利，提出不易回答的問題。
蒙古族作家鮑爾金娜對新冠疫情的感受是焦慮感大於病態的興奮。她自我剖析後發現，焦慮源自寫作者固有的野心，一是錯失新冠疫情作為寫作機遇的恐懼，二是作家的身份要求她與熱點話題保持審慎的距離，以此保護自身在創作上需要的孤獨感和絕對自治。她談到，作家對於時代的使命感如果存在，也是非常私密的一件事情，不應該被任何外界的凝視所捆綁，不管是書寫國家山河，還是最私人的心理敘事。「快樂是寫作最終能給作家帶來的最重要的結果，能夠通向這種快樂的理想都稱得上是正確的理想。」
尼古拉斯·周思做總結髮言
徐則臣做總結髮言
中澳作家對談結束後，尼古拉斯·周思和徐則臣分別做總結髮言。周思表示，中澳作家在本次對話會上從不同角度探討了疫情對創作的影響，本身便是以文學的方式共克時艱的見證。兩國作家之間真誠的對話滋潤著靈魂。徐則臣談到，新冠疫情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了我們的生活，對作家們的創作造成了障礙。但局限往往是通往創作的路途，能夠激發出活力和創造力，也有可能為作家帶來新的靈感和新的自由。他相信，此次線上對話活動以文學的方式表達了對人類命運的關切，也給中澳兩國作家帶來全新的交流體驗。
澳大利亞作家麥可·法雷爾因故無法在線上發言，在事先錄製的視頻中朗誦了他最新創作的長詩《看見光環》（See Halo）。
中澳兩國作家揮手道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