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1-09 08:44:28 | 來源：人民法院報 | 作者：牛凱
自1899年美國伊利諾州頒布世界上第一部《少年法庭法》，並在芝加哥設立世界上第一個少年法庭以來，少年司法制度和少年權利保護逐漸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各國相繼建立了少年司法體系。各國的少年司法制度雖因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但萬殊一轍，都傾向於在少年司法制度中注入更多的福利因素，司法目的由傳統的懲罰和控制轉向更符合少年生理、心理特點的康復與治療，這正與社會工作助人自助的宗旨不謀而合。少年司法社會工作將職業化關懷滲透到少年司法程序中，通過專業化方法，幫助矯正罪錯少年的行為，調適少年與其家庭和社會環境的不良關係，整合資源，激勵、指導志願者，承認並挖掘少年自身潛力，為他們尋求各種資源，幫助他們擺脫不良境遇，體現了福利因素。社會工作介入少年司法領域，既不是二者的不期而遇，也不是少數人的先知先覺，而是世界少年司法制度發展的趨勢，具有歷史必然性。
少年司法社會工作就是運用社會工作的理念與方法參與司法活動，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專業服務的總稱。目前，由於各國文化、國情上的諸多不同，對少年司法社會工作的服務範圍、內容和方法的理解存在差異；無論是國際還是國內的社工界，對少年司法社會工作的服務內容尚未有明確界定。但不可否認的是，少年司法社會工作在實踐中的服務空間非常廣泛。例如，以少年司法的程序為依據，可以分為傳統司法體系內服務和超司法體系服務，或狹義司法服務和廣義司法服務。狹義的司法服務包括偵查、檢察、審判、監所服務，廣義的司法服務包括犯罪預防和社會觀護、社區矯正服務、調解（刑事調解、家庭調解、社區調解）等服務。我國少年司法社會工作還處於探索發展階段。近年來，隨著國家重視程度的提高和司法制度的不斷完善，少年司法社會工作也漸有起色。少年司法社會工作主要有兩種運行模式：一是有條件的地方以政府購買服務的形式，把社會力量引入少年司法；二是由司法機關主導向社會招募公益志願者參與少年司法。其發展路徑是試點與頂層設計相結合。我國逐步在上海、北京和昆明啟動試點工作。在上海，政府出資購買社會工作機構的專業服務，使更多的專業人才加入到預防和矯正青少年犯罪的事業中，積極推動司法保護與社會保護高度融合。在北京，作為首個致力於青少年司法服務的社會組織機構，首都師範大學少年司法社會工作研究與服務中心通過吸納和培訓專業司法社工人才，與檢察院和看守所合作，在幫助犯罪青少年方面成效突出。在昆明，由盤龍區政府與英國救助兒童會合作，在司法程序中引入了「合適成年人」參與制度。「合適成年人」是指經過專業培訓，適合做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為觸法未成年人提供主動、無償、積極服務，全程參與保護的司法社會工作者。這些「合適成年人」主要設在派出所，確保每個派出所有相對固定的「合適成年人」。據調查，65.4％的當地警察認為這一制度對於促進對未成年人的文明執法有明顯或一定的作用。另外，2018年2月，最高人民檢察院與共青團中央會籤了《關於構建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社會支持體系合作框架協議》。該協議明確了合作重點，即完善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加強青少年法治宣傳和犯罪預防、強化未成年人權益保護、推動完善相關法律和政策。《協議》提出，各級共青團培育扶持青少年司法類社會工作服務機構，建設專業社會工作隊伍，協助開展附條件不起訴考察幫教、社會調查、合適成年人到場等工作；要藉助社會力量，解決涉罪未成年人、有嚴重不良行為未成年人、未成年被害人及民行案件未成年當事人幫教維權方面實際困難；建立檢察機關、共青團組織保護未成年人聯動機制，健全未成年人行政保護與司法保護銜接機制等。該協議可以看作是從頂層設計角度對少年司法社會工作進行的有益探索。
少年司法社會工作在我國的發展還處於起步階段，從隔離到嵌入、互構、再到契合，只能說是萬裡長徵走完了第一步。當前，少年司法社會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可以概括為六個方面：第一，少年司法社會工作還處於碎片化探索階段，只有個別基層檢察院與少年司法社會工作機構開展合作，並且只停留在審查逮捕、審查起訴及附條件不起訴階段，在偵查、審判、監禁或社區矯正環節都是空白。第二，司法系統對社會工作的認知度和接納程度比較低。儘管目前已經初步具備了少年司法社會工作的法制基礎和政策規定，但沒有得到很好地貫徹落實，甚至很多司法部門把社工看作中介派來的勞務派遣工，或是把社工當作社會團體裡的義工。第三，少年司法社會工作缺乏足夠的專業支持。司法社工區別於普通的青少年社工，服務對象為罪錯的未成年人，需要社工本身具備一定的法學、社會學和犯罪心理學的理論基礎，對社工專業性要求較高。在司法實踐過程中，有時會產生與公、檢、法等職能部門的具體要求脫節的情況。第四，經費得不到保障。社會工作是一個職業化的專業助人活動，需要給社會工作者提供一定的薪酬待遇，服務機構的維持和發展也需要經費支出。目前，我國有關部門對少年司法社會工作的重要性認識不足，缺乏統一明確的經費標準，不利於司法社會服務工作的長效發展。第五，心理矯治效果不足。香港理工大學陳沃聰教授指出，「在傳統以福利為導向的司法模式下，社工在康復較嚴重和複雜的青少年犯人的能力往往被過分高估。」各地在推動少年司法社會工作發展時，傾向於將社工描繪為靈丹妙藥，這反而可能損害其長遠發展。第六，沒有形成對涉罪未成年人的就學就業幫扶機制。社工提供幫教服務過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難就是涉罪未成年人的就學、就業問題。很多涉罪未成年人被學校勒令退學。當這些涉罪未成年人被推向社會，由於文化程度低，缺乏相關技能，導致這些未成年人無處可去，無事可做，成為社會閒散人員，大大增加了其再次犯罪的風險。
展望未來的少年司法社會工作，法治化、一體化、制度化、專業化、信息化、國際化應當是其發展的方向。一是法治化。我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相關立法確定了專業社會工作者及其相關機構在社會調查、專家證人、合適成年人參與、社會觀護等制度中的權責，促進了社工專業與其他學科的跨專業合作，成效明顯，可資參照。建議在兩法修改中參考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相關規定，明確社工職權、職責，將少年司法社會工作納入法治軌道。二是一體化、制度化。少年司法社會工作未來的發展，應結合未成年人的問題與需求、司法系統內部的轉向處遇，提供更加全方位、細緻化的服務。社工服務將與司法各部門實現分類、分流、分級的有機合作，真正關注未成年人的權益保護與發展需求，完善少年司法服務的轉介與承接機制，切實發揮各配套制度的聯動功能與作用，致力於形成保護合力機制，構建體系化的少年司法保護實踐系統，實現少年司法社會工作服務一體化與制度化的目標。三是專業化。少年司法社會工作能否順利實施，根本還是靠人才隊伍。少年司法社會工作專業性強，對人力資源的要求較高，不僅需要有社會工作的專業背景，還需要有相關的法律知識。提升少年司法社會工作者專業能力建設，加強社工對已有實踐經驗的反思和改進，創新專業服務內容與形式，規範服務標準，提升服務能級，是少年司法社會工作發展的另一重點。四是信息化。在網際網路、人工智慧、大數據、雲計算、區塊鏈、5G等現代科技快速發展的大背景下，信息化對於增強少年司法社會工作的針對性和實效性，提高少年司法社會工作的科學化水平具有重要意義。加強少年司法社會工作信息化建設，要充分運用信息化手段和大數據分析工具，研究把握少年司法社會工作的特點和規律，提出有針對性的對策與建議。五是國際化。少年司法社會工作應堅持符合我國實際與借鑑國外有益成果相結合，既要準確把握國情，從我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社會經濟情況出發，又要具有國際視野和世界眼光，本著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原則，研究和借鑑國外少年司法社會工作的良好實踐、成功經驗和先進理念。以瑞典為例，從瑞典少年司法社會工作發展情況可以看出少年司法社會工作的發展離不開立法的保障、政策的支持，社會工作的自我發展與人才培養也十分重要。其工作模式有可能不完全適合我國國情，但從制度的建立和經驗的積累上還是可以為我國少年司法社會工作的研究與發展提供一定的參考與借鑑。
少年司法社會工作是一項系統工程，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需要司法機關在加強自身建設的同時，不斷加強橫向和縱向聯繫，建立司法機關之間、司法機關與社會有關組織和人員的緊密聯繫，形成理念趨同、資源整合、銜接緊密、不斷創新的少年司法藉助社會專業力量的長效機制，促進少年司法社會工作不斷發展。唯有如此，才能匯聚起少年司法社會工作的磅礴力量，向著「少年強，中國強」的奮鬥目標邁進。
（作者系中國審判理論研究會專職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