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自成張獻忠農民軍縱橫南北的明末農民戰爭年間，「楚王朱華奎一毛不拔」事件，是樁既荒唐可笑，卻又發人深思的活劇。
事件的主人公楚王朱華奎，早在晚明黨爭一地雞毛的萬曆年間，就是個出名的話題人物：他在萬曆八年（1580）登上楚王位，曾經因為身份問題，鬧出萬曆三十一年（1603）震撼朝野的「楚宗案」。
以學者張建民《明代兩湖地區的宗藩與地方社會》一文考證，此案不但導致楚宗室衝擊楚王府，還被當時首輔沈一貫，當做了排斥異己的由頭。借題發揮掀起了黨爭。明末王爺裡，這位，算是個「招事」的人物。
而到了崇禎十六年（1643），已經做了六十三年楚王的朱華奎，又攤上了大事：張獻忠的農民軍重兵迫近武昌，武昌城眼看到兵窮糧盡的地步。
《綏寇紀略》記載下的朱華奎，卻上演了極度荒唐無恥的一幕：當急紅了眼的官員們齊集楚王府，磨破嘴皮子求著朱華奎掏些軍費時，朱華奎卻只是淡定的拿出了楚王府那把裹金椅子（洪武皇帝所賜），外加輕飄飄一句「此可佐軍，他無有」——我這沒錢，就一把裹金椅子，要就拿去。
他是真沒錢？當然不是，在朱華奎這類藩王看來，錢是大明皇家賜給他的，打仗剿賊則是官員軍隊的事，我只是負責享受的，打張獻忠與我何幹？但現實卻是緊接著打臉：彈盡糧絕的武昌城失陷後，捂著錢包蹦子不掏的朱華奎，也就成了張獻忠案板上的弱肉。
他號稱「沒錢」的楚王宮裡，被張獻忠前後摟走了「金銀各百萬」，以至於「輦載數百車不盡」，簡直一通大補血。朱華奎呢？也被張獻忠扔進長江溺死。這打臉，命都「打沒」了。
做完這一切的張獻忠，還來了一句生動補刀：「有如此貲財而不設守，朱鬍子真庸兒！」有這麼多錢，你都沒守住武昌城，不宰你宰誰？
而這一句話，何嘗不是明朝滅亡，另一個叫人心痛的原因：晚明為什麼窮得叮噹響，還不就是因為這些如蛀蟲一樣的藩王？
明朝藩王制度的槽點，許多學者早已大書特書，而發展到明末時，這積弊了近三個世紀的制度，更變成了大累贅：陳寶良《明代社會生活史》裡做出統計，單是嘉靖四十一年（1561）這一年，明王朝「恩養」宗室藩王祿米的支出，就多達853萬石。
這是什麼概念?以當時的河南省為例，河南全省的存糧只有84萬石，而養活河南一省的宗室藩王，卻需要糧食192萬石，屬於嚴重的入不敷出。
距離明朝滅亡七十七年前尚且如此，再參考明朝宗室們狂飆突進的繁衍速度。到了內憂外患的明末崇禎年間，藩王消耗的國家開支，那是只重不輕。宗室兼併土地，與國家爭奪田賦稅收，還是以河南省來說，當時有「中州地半入藩府」之說。也就是一半的土地，都掌握在宗室藩王手裡。
所以也不難理解，為什麼朱華奎被俘後，能給張獻忠如此巨大的補血。他的生活水平，放在明末藩王裡，就是個縮影。
一邊是國庫空虛，一邊是內外交困，八旗與農民軍來回折騰。但還有一邊，是藩王們家家花天酒地，依然年年消耗國家巨額財富，過著驕奢淫逸生活。如此大明，怎還有救？
而到了明王朝大廈將傾，農民起義如烈火燃遍時，佔有巨額財富的藩王們，作為大明王朝的重要既得利益者，卻紛紛上演了「神補刀」表現。諸如朱華奎這樣，大兵壓境還一毛不拔者，更是好些位。
比如身在洛陽的福王，表現就與朱華奎半斤八兩。以顧城《明末農民戰爭史》記載：當李自成農民軍迫近洛陽城時，洛陽城裡的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就給福王朱常洵寫了一封振聾發聵的書信，信中描述了河南「三載奇荒，亙古未聞」的慘狀，那「城頭垛夫又皆鬼形鳩面而垂斃者」的慘狀，叫幾百年後的後人都忍不住嘆息。但家中金山銀山的福王呢？卻是置若罔聞，一分錢也不掏。
於是，當李自成農民軍即將攻城時，那些餓著肚子作戰的明軍們，也是紛紛倒戈。活捉了福王的李自成，也面對這個大腹便便的王爺，發出一聲響徹晚明亂世的怒斥：「汝為親王，富甲天下，當如此饑荒，不肯發分毫帑藏賑濟百姓，汝奴才也」。然後，又是處死王爺，把王爺家的家產「大補血」。這一套操作，是明末農民戰爭最後幾年裡，常見的「操作套路」。
財富驚人的藩王們，就以他們鼠目寸光的眼光，守財奴般的脾氣，一個接著一個，給農民軍當了「運輸大隊長」，終於「補」得李自成們兵強馬壯，朝著風雨飄搖的北京城殺去。
在那個悽風苦雨的晚明末世，這些最享受「幸福生活」的王爺們，這些當年朱元璋給予厚望的「龍子龍孫」們，這些號稱拱衛大明社稷的「宗藩」們，他們的荒唐與無情結局，幾百年後，依然當得一聲嘆息，還有嘆息後的長思。
參考資料：談遷《國榷》、吳偉業《綏寇紀略》 、張建民《明代兩湖地區的宗藩與地方社會》、顧城《明末農民戰爭史》、陳寶良《明代社會生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