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滄桑如白駒,十年作文留芬芳。
今年恰好是柏楊先生誕辰一百周年,這位一百年前誕生的老先生就像夜幕中一顆璀璨的明星,雖是十年生死兩茫茫,但那光芒不減反增,通過流淌在世間的文字,照進無數人的心中,使得人們對他,不思量,自難忘。這就是文字的力量,它可以讓一個人遺臭萬年,也可以讓一個人流芳百世,柏楊便屬於後者。
在柏楊的斑斕星輝中,當屬他獄中十年,嘔心瀝血所著的《中國人史綱》最為璀璨奪目。
市面上的歷史書刊種類繁多,有的敘事冷硬枯燥,繁瑣複雜,令人頭大,即便倒背如流,也未必能通曉歷史經絡。且過分追求中正,而失去個性與趣味,在讀者與歷史之間劃下巨大鴻溝。不可否認,作為歷史考究的史料應當以追求客觀敘事為主,但作為日常讀物,則應該更人性化,更個性化,百家爭鳴更能發人深省,從而更多維地思考過去,審視如今。而有的又太過迎合讀者趣味,過分追求娛樂性,又喪失了歷史更深邃的內涵。
柏楊卻不如此。他像一個時空旅客,以臨空照視的角度,俯瞰蒼茫大地,審視歷史浮沉,窺探人性。
一方面,《中國人史綱》跳出了傳統史書刻板枯燥的敘事,結構緊湊精煉,文字流暢生動,甚至帶著詼諧的調侃,喻褒貶於其中,評論尖銳深刻,洞幽燭微。
二方面,柏楊推陳出新,創造獨特的章節編排方式,以世紀為經,以事件為緯,打破傳統桎梏,以簡單明快的方式,掃除讀者閱讀障礙,準確地梳理出歷史弘大錯雜的經脈。
三方面,他拋棄從帝王將相錯綜複雜的利益糾葛出發的歷史評論方式,涉身其中,激烈地抨擊惡與壞,讚揚善與真,但他不是在宣洩自己的情感,而是在為蒼生說話傳情,為那一群在浩瀚歷史中沒有名姓、無人知曉,卻數目龐大的普通中國人代言。
這正是《中國人史綱》的奇特之處,其獨創性與深刻性,為中國通史的寫作樹立了新的典範,使其成為通史讀物中的一枝獨秀。同時,打開了一條讓我們置身其間,親歷歷史的通道,上起盤古開天闢地的神話時代,下訖二十世紀八國聯軍的侵華戰爭,將數千年來中國人的苦難與驕傲,淋漓盡致地鋪展開來,讓我們在窺探人性善惡的同時,震撼於中華民族凝聚不散的精魂。
01字字讀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
黑格爾曾說:「同樣一句話,從未經世事的年輕人口中說出,和從飽經風霜的老人口中說出,涵義大不一樣。」
對於紛繁浩瀚、交錯縱橫的人類歷史,不同學識、不同經歷的人,洞見的深度與廣度也大不一樣,其筆下的涵義自然千差萬別。
柏楊不是科班出身的歷史學家,甚至從未正經上過一次大學,從沒拿過一張文憑,卻能寫出《中國人史綱》這樣洞察古今,史無前例的史學巨著,與他過往坎坷的人生經歷密切相關。
1949年5月19日,當時的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頒布了一項臨時政令——《臺灣省戒嚴令》,一臨時,就超過了38年,成了人類歷史上持續時間最久的戒嚴。
在這一期間,臺灣當局採取了一系列嚴苛的管制措施,政府員工施行連坐保證制,沒人擔保不得入職,犯了錯誤,擔保人連罪。而平頭百姓更是苦不堪言,沒有言論自由,不允許結社、集會。
當時臺灣為了防止大陸文化思想的滲入,對文藝書刊、音樂藝術等進行嚴苛的審查,各種查禁政策鋪天蓋地,成了一出出貽笑大方的鬧劇。
比如《熱情的沙漠》,「我的熱情,啊,好像一把火……」被當時的臺灣政府以「啊」字太淫穢,容易讓人產生性幻想,給禁掉了。還有那首大家耳熟能詳的民歌《捉泥鰍》,原來歌詞是「小毛的哥哥,帶他去捉泥鰍」,因「小毛」容易聯想成毛澤東,硬改成「小牛」。甚至連英國著名作家毛姆的書,在當時都是禁書,只因「毛姆」諧音「毛母」——毛澤東的母親。
正是這種荒唐可笑的查禁,讓柏楊遭遇近十年的無妄之災,甚至差點丟掉性命。
當時,柏楊在平原出版社擔任社長,負責《中華日報》家庭版的《大力水手漫畫》的專欄。有一期漫畫講一對父子買了個小島,建立了一個只有他們兩人的王國,並由父子倆競選總統。
此漫畫一刊出,便引起軒然大波,被指隱射蔣氏父子。柏楊被以「侮辱元首」罪逮捕下獄,並判處槍決。後來經人多番奔波,改判有期徒刑12年,隨後又減至8年,但實際上柏楊被囚禁綠島9年26天。
很多年以後,流行過一首歌叫《綠島小夜曲》,年輕男女們把那海水環伺的綠島當作談情說愛的浪漫聖地,卻不知那曾是摧殘無數無辜百姓的煉獄。
這煉獄外面四面環海,惡濤拍岸,裡面鐵門嚴鎖,壓抑逼仄。房間狹窄簡陋,囚犯簇擁,空氣潮溼渾濁,牆上沾滿蚊蟲的血漬,沒有裝水龍頭的出水口就安裝在地板上,下面就是他們便溺的出口,同時也是他們取水的出口……
正是這常人難以想像的監獄折磨,以及對臺灣當局黑暗制度的深切體悟,鑄就了柏楊看待歷史的非凡角度,不為帝王寫家譜,而從平民視角剖析歷史上各種制度、政策的得失優劣,人心的向背之於社會興衰的影響;也鑄就了柏楊的非凡史觀——不以成功論帝王,不以失敗定盜寇,只把民生作標尺。
但由於監獄條件有限,《中國人史綱》中不可避免出現了一些紕漏,不過瑕不掩瑜。《中國人史綱》是柏楊穿越地獄荊棘,看過生死後,飽蘸他個人及數千年來中國人的榮辱血淚書寫的巨著,可謂「字字讀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柏楊值得被尊重與敬佩,而非洗垢求瘢。
02不以王朝論江山,只把中國話史海
讀歷史的時候,什麼最讓你頭疼?想來不少讀者都曾在王朝號、國號的迷魂陣裡暈頭轉向,在年號的煙霧彈裡分不清東西。
年號是漢武帝劉徹首創的紀年名號,是中國在文明史上的一大貢獻,古代朝鮮、越南都曾效法中國古代,以年號紀年,日本不僅效法中國古代紀年方式,且一直沿用至今。
可後來,年號不只是紀年之用,還衍生出祈福、歌頌之意,凡帝王遇到祥瑞喜慶或內訌外憂的大事,就更換年號,甚至毫無緣由,隨心所欲地換年號。如唐高宗李治,在位36年就用了10個年號。武周皇帝武曌,在位短短16年,換了14次年號。更有甚者如北魏王朝,換年號跟過家家似的,一口氣換三次。更別提十六國時期,群雄逐鹿的大分裂時代,同一年裡的年號就令人眼花繚亂,光386年這一年內,中國境內先後出現了17個年號。
這種紛繁複雜的年號制度,常常在時間上給人造成嚴重的錯亂感,令人難以明晰歷史的脈絡,甚至把歷史事件張冠李戴,最後不勝其煩而放棄了解過去。
柏楊大膽繞過年號,採用公元紀年來編排歷史事件的順序,以簡單迅速,而又正確無訛的方式,幫助人們立即明了歷史事件的時間位置,從而解除了人們讀歷史時的心理障礙。
古代有「國亡才修史」的傳統,歷史大多以朝代分類,數千年來,中國境內共出現了八十三個王朝,每個王朝興起時都會擬定新的國號,但沒有一個以「中國」作為正式國號,以至於「中國」在十九世紀曾被外國人嘲笑為地理名詞。
再者,修史多是後來者為覆滅者修史,多把利益所從出的王朝放在第一位,把中國放在第二位,這就導致古代史學家常常為了誰是「正統」而爭論不休,繼而形成了「成王敗寇」的史觀,使得許多忠奸賢愚、是非黑白被顛倒,如清朝曾為了掩蓋清初滅南明的不光彩手段及血腥屠戮,大興文字獄,焚毀篡改歷史。即便是當下許多歷史讀物也依舊遵循按朝代劃分章節的方式。
柏楊則大膽革新,擯棄以「朝代」為章節,而首創以「世紀」分章節,將王朝號、國號置於次要地位,而將中國放在首位,且每章都以「東西方世界」結尾,有意將「中國」以一個完整而統一形象放在世界歷史的大脈絡中研究,極大開闊了人們觀察歷史的視野。
這種章節編排方式,不僅形成了《中國人史綱》的獨創性,更表達了作者鮮明而濃烈的愛國情懷。
我們的國家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我們以當一個中國人為榮,不以當一個王朝人為榮。當中國強大如漢王朝、唐王朝、清王朝前期時,我們固以當一個中國人為榮。當中國衰弱如南北朝、五代、宋王朝、明王朝以及清王朝末年時,我們仍以當一個中國人為榮。中國——我們的母親,是我們的唯一的立足點。
在柏楊看來,無論朝代如何更迭,中國永遠存在,中國永遠是一個完整而強大的國度,所有的王朝只是中國的王朝,所有的國,都是中國的另一種稱謂。
這種立足中國說史,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不僅是柏楊書寫歷史的獨特方式,更暗含了他看待臺灣問題的態度,「中國版圖就像一片和平寧靜的海棠葉,臺灣島和海南島,像鑲在葉柄下方的兩顆巨大珍珠。南中國海諸島,則是無數散落在碧綠海水中的小的珍珠群。」這是柏楊對大陸母親的呼喚,是他渴望回歸的美好心願,表達了他對祖國真摯而濃烈的愛意。
03不為君王唱讚歌,只為蒼生說人話
法國史學家馬克·布洛赫曾說:「歷史學以人類活動為特定對象,它思接千載,視通萬裡,千姿百態,令人銷魂,因此它比其他學科更能激發人們的想像力。」
柏楊的《中國人史綱》,亦是以人的活動為特定對象的「思接千載、視通萬裡」之作。但使《中國人史綱》成為獨領風騷的經典巨著的,並不是跳躍在文字表面的極少數人,而是掩藏在文字表面下,千千萬萬的「中國人」。
許多人認為柏楊的《中國人史綱》注入了太多情感,對歷史的理解有失偏頗,對其諸多批評,但柏楊並不是傳統的學院派的歷史學家,他寫這部書也不是為了給史學家考究歷史留下中正詳實的史料,這是歷史學家該幹的事,他的書是寫給中國普通人看的,更是為被淹沒在歷史波濤中,無人惦記的無名無姓的中國平民百姓寫的。這一點從書名便可窺見一二。
這本書不叫「中國通史」或「中國史綱」,而叫「中國人史綱」,特地把「中國人」強調出來,就表明這是以平民視角著就的歷史書,它不同於「奉旨修史」的官員立場,不需要揣摩聖意,美化、頌揚本朝的宏圖霸業;亦不同於以帝王將相等統治階級自居的立場,把歷史編撰成對家族甚或個人的德能的謳歌。而是將中國百姓放在歷史舞臺的中央,從百姓的角度去評判各個朝代的制度、政策的優劣,這是一部為中國百姓發聲抒情之書。
如柏楊在講述蒙元歷史時,毫不留情地抨擊其暴政,將其統治者嘲諷為「奴隸總管」,因為蒙元統治者不把百姓當人看,任意糟踐屠戮,一心只想著掠奪財富,滿足徵服欲望。
對明朝開國帝王朱元璋,作者更是激烈抨擊,以「獸性」、「自私和愚昧的蛇蠍性格」、「冷血而短見」等等詞彙進行尖銳地斥責,這不僅僅是因為他稱帝後便卸磨殺驢,翻臉無情,更重要的是他蹂躪人權,建立絕對專制統治,加深文化醬缸的舉措,迫使中國文化和物質文明停止進步,而被歐洲漸漸超越,致使中國落後於世界三百年,是後來的百姓遭遇列強蹂躪、屠殺的根源。
柏楊對唐太宗李世民則推崇備至,誇其為中國最傑出的英明君主(當然,這幾本是公認),具有高度的智慧,及殷勤小心地治國態度,並列舉了大量實例論證李世民及其領導班子從事國家建設的優秀。李世民開創的黃金時代,國家安定,物產富饒,人民生活富足而祥和,更將中國文化和物質文明推到世界前列。
不難看出,柏楊抨擊或者褒揚某種制度、政策,不是從統治階級利益出發,而是從是否有利於國家安定、文化進步、百姓樂業出發。他始終站在中國的立場,為百姓述說心聲。
柏楊對中國的熱愛,對平民百姓苦難的同情,對人性的關切,始終激蕩在他的文字裡,所以《中國人史綱》不是冷硬的史料,亦不是帝王家譜,而是一部有著鮮明態度且充滿人情味的,中國人共同的家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