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租界法租界華界,老三界之外,上海第四界是指哪裡?

2020-12-17 澎湃新聞

華界、公共租界、法租界，堪稱「老三界」，產生的後果是「一市三治」。但除了此三界，其實還有魯迅先生《且介亭雜文》所說的「半租界」（且介為「租界」二字的一半），即「越界築路」地區。

在愚園路某一條弄堂的弄口，有一塊被砌進牆角的花崗石，上面隱隱約約能看到漫漶的英文字跡，但難以辨認了，據看見過的人說，它的另一面有更清晰的英文字母，經推敲，可能是一塊界石，或界石的部分。這塊界石何以流落到此，已難以查證，好在石還在，可以作為當年這裡曾經是公共租界「越界築路」地區的註腳。所謂「界石」，是指上海公共租界為確認道契或地產分界而樹立的分界標誌。據薛理勇先生估計，上海還能找到的界石已不足百方。

愚園路某弄口的界石

愚園路的一大歷史地理特徵是「越界築路」，在開講座時，說到這一概念，一些聽眾往往一頭霧水，有聞所未聞的迷惑表情出現，必須逐詞逐字解釋，「越南」的「越」，「租界」的「界」，就是越過租界築的馬路，也叫「界外馬路」，方有所明白，寫到紙面上就容易理解得多了，但對越界築路所形成的「界外馬路」，其特定的豐富內涵，非專業人士，恐怕了解得也不會太多。真要將「越界築路」的歷史和內涵解釋清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舊版《上海通史》各章節中雖對此有片段論述，卻達不到專精深入的程度。有一次與歷史學家熊月之先生說及，他也頗以為然。

越界築路，顧名思義，就是租界當局越過原有租界界址修築的道路，從1860年代起至1930年代，兩租界或以軍事原因，或以開設、維護公園、跑馬廳等休閒場所名義，越界築路。工部局或公董局設置巡捕對這些道路進行管理，豎立電桿，釘定門牌，維護治安，向沿路居民徵稅，使得這些地方成為租界的附庸。魯迅先生有一段時間即住在越界築路地區，這個地區有「半租界」之稱，出於諷刺，魯迅將「租界」二字各取一半，稱之為「且介」，出版了《且介亭雜文》。

其實，越界築路與租界面積擴充，有聯帶關係。我們可以以靜安寺路和愚園路為例，來分析一下這個過程：

1853年至1863年間，為防禦太平軍，由戈登（就是我們小學歷史課本中那個被清廷僱傭，最後被太平軍斃命的「洋槍隊」頭子）令築許多界外軍路，如徐家匯路（今華山路）、新閘路、馬霍路（今黃陂北路）、極司非爾路及愚園路最東頭的那一小段等，軍事結束後，由工部局負責管理，並修理為「馬路」。越界築路，即以此為藁矢。

1862年，為跑馬所築的靜安寺路，因為收入日益減少，不足修整開支，該路股東遂開會通過議案：如果工部局擔保將來能不收捐款而對道路加以修整，則股東願將此路永遠交給其管理。此議由「靜安寺路管理委員會」致函工部局。工部局鑑於其市政管理範圍限於租界界內，對於接管靜安寺路一事不得不暫行擱置，但覬覦之心早已有之，且不但對於靜安寺路瞭然於胸，而且因靜安寺路想到了太平軍進攻上海時築在租界外的那幾條軍路，只是還需要藉助於租地人年會這個名義上的「法律形式」。所以問題提到4月18日的租地人年會時，工部局主席W.Keswisk馬上表示贊同提案：「此等路實為居留地之咽喉，倘不維持良好，則西僑社會之健康，當受損害」（《費唐報告卷三，頁三》）。所謂的危及健康，是因為西人視西區郊野為呼吸新鮮空氣，親近大自然的「肺部」之所在，同西方19世紀因傳染病而起的郊區化運動也有一定關係。用今天的田園城市生態觀念來看，話不能說完全錯，但卻說錯了地方，在他自己國家說就對了。為了西人社會的健康，而肆意在一個主權國家擴展「國中之國」、「市中之市」，也是滑天下之大稽。然而，在一個自身無力與外強抗衡的國家，也只能逆來順受了。

結果，租地人一致為其「健康」著想，主張接管「上海的肺部」，並通過議案：「茲授權繼任董事會，以並無欠款在外者為限，接管吳淞、靜安寺及周圍諸路，並善為修整」。

根據這項決議，工部局便不問道路地基是否為華人私有，開始接受界外道路，這當中，便包括了靜安寺周圍當時還沒有命名的愚園路最東邊一段。

工部局擴充租界的理由始終圍繞著西人的「康健」且越來越奇特。

1895年的工部局報告中有如下一段記述：

見於界至以內及其鄰近華人人口增加之狀態，粉廠、絲廠，與正在創設之同性質工廠之數目，以及此後房屋居民二者自必然有增無已，現有界至以內可供應用之地位勢非擁擠不堪，決不足與此種擴張以相當之適應，此乃顯而易見者，而外國居民常與數額眾多之華人貼鄰相處，復足危及其康建，吾人不容或忘。

說得直白一點，就是嫌中國人髒亂差，影響西人的健康。搶住到別人家的地方，卻嫌別人家髒，這是殖民者的無釐頭邏輯。然而，相對於具有先進市政管理的西方文明，髒亂差卻又是事實，霍亂等傳染性疾病在當時也確實致死很多人。

弔詭的是：當地官員縉紳對於擴充計劃居然絕少或毫無反對，華人地主階級甚至對之尤表好意。因為納入越界築路區域的一大好處是地價上漲，「土地經收買或割讓以充建路之用，地主能獲得優厚之地價。餘地之價值，亦因開闢道路之結果而高漲」。同時就業機會增加，促進貨物流通。按照熊月之先生的研究：「建築道路之實際工作，給與各鄉民以有酬勞之役使。道路築成之後，交通更形便利，使農產物，得運至租界市場發售」。從市政管理而言，越界築路兩側居民，受租界巡捕管理，繳納相關稅款，享受市政利益較多，如求醫、入學、公園遊覽、衛生條件有所保障及其他隱性利益等。僅以愚園路附近為例，越界築路以後，工部局在市政事業方面於今靜安公園處建成靜安寺外國墳山（1880年左右）

靜安寺外國墳山內林蔭道

於愚園路172號（今號）設立了靜安寺巡捕房（1901年）

1901年建的靜安寺巡捕房

於愚園路白利南路極司非而路之間築成了兆豐花園（又名極司非而公園，1914年）、於愚園路41號設置了靜安寺郵政支局（1917年）、於愚園路地豐路轉角築成了靜安寺救火會（1922年）、於愚園路70號地豐路口西首築成了西區西童女學（1923年）等。上等華人覺得地皮上漲有利可圖，同時也嚮往租界管理的現代生活，因此置民族利益和尊嚴於腦後。中產階層和開發商更是聞風而動，紛紛在愚園路等越界築路地區購地建房。於是工部局得寸進尺，變本加厲，決定將原已擴充的界至再加擴充，再次致函領袖領事，說：

工部局上次致函貴領袖領事討論租界擴充問題以來，至今已歷十有八月，在此時期中，作為工商業中心之上海之發展，華洋人口至大增，可供建築地位之不斷填塞，其速率且更勝於1895年至1896年工部局董事會所預計。工部局1896年1月函中所運用之諸論點，因爾時以來所生之發展而倍增其力，現在界至以外足用道路之迫切需要，現有大道上華人車輛通行是巨大窘迫，工人之擁入租界及其鄰近者為數續增，此種新近住民地帶衛生及警察管理之顯然必須改良，最後，因目下地方政府（指工部局）治下面積有限，各種居住設置之成本業已大增。

從人性的角度看，先進的、好的東西總是令人嚮往的。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正如馬克思所說：「惡」有時也會起到推動歷史發展的槓桿作用。為國人挽回尊嚴的是法租界在擴充至徐家匯途中兩次（1863/1898）因觸及寧波人附有義冢的四明公所而遭到強烈抵抗，釀成血案，又因英法間的矛盾和當時道臺蔡鈞的力爭而未能如願，但1894年甲午戰爭的失敗使清政府徹底喪失了招架之力。原來的越界築路，包括今天百樂門位置在內的愚園路一段在1899年都被悉數收入囊中。

愚園路上建於1928年的英式西園公寓

但是，在向世界開放的環境裡中國人也在逐步覺醒。尤其是清朝滅亡之後。1919年，中國代表在巴黎和會中對於租界及擴充有如下陳述：

起初租界擴充經取得中國政府之許可，當後來不獲再得中國政府同意時，租界警力之伸張，均用狡竊與不法的方法，其一由工部局在界外私自購得土地，以為通路，次則靜靜築成一路，包入好許地面，再在該地面上加築各路。互相連絡，並與租界原有馬路相接，然後派出警察，逡巡此等新路，並樹以工部局界石為志，自是，毫無驚擾，此等道路與地面皆由租界警察管治；且工部局之水，電，電話等，亦供給該處之居民。依此方法，租界的界線向前伸展，幾乎覺察不著。

道理很簡單，整個地盤佔不了，就佔領主要的交通要道，越界築路。明的搶不了，就暗偷。至五卅運動，越界築路因為中國政府和民眾的強烈反抗而基本停止。

據沈夢晴《越界築路與近代上海城市變遷》一文研究，到1926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共越界築路56條，總長116157.8米（不包括長度不明的麥根路與安和寺路）。到1914年，法租界公董局共越界築路34條，總長48513.9米。兩者相加，兩租界到1926年共越界築路90條，共長164671.7米。其中最長的是虹橋路（9999.50米），最短是湯恩路（40米，今哈爾濱路）。通過半個世紀的擴張，至1930年，最終形成的公共租界越界築路區域面積共47540畝，竟然比同期公共租界面積（33503畝）大14073畝，是同期公共租界面積的1.4倍。成為名副其實的「第四界」。

愚園路始築於1862年，畢工於1918年，全長2275米，是一條典型的公共租界「越界築路」而成的馬路（東頭一小段後划進租界）。越界築路區域原都是城市化不充分的區域，愚園路所處就是一個典型的江南水鄉，附近流經的水系有西蘆浦、姚家浜、田雞浜、湧泉浜、柴場浜、永源浜、諸安浜、清水浜、蛛絲港、曹家堰、陸家浜等十多條，可謂蛙聲一片，水網密布，故西人以為郊遊之地。按照《費唐報告》調查，「工部局界外馬路所及各區，在該局取得土地以築馬路之時，大部份純為鄉村性質，在前述發展時期之最初四十年內，即約至1906年止，各該區域，除有尋常之半家族式地方治制，以適應華人各鄉村及各鄉民之需要外，中國官廳並未為其圖設任何行政制度。」外僑希望延展他們的活動空間，有許多文化、生活設施設在越界築路區域。不僅外僑，蓋姆威爾在《中國的門戶》中也描繪道：「靜安寺路上那些最豪華的住宅中有些是有錢的中國人的。舒適的下午或傍晚，一輛接一輛的汽車穿梭於寬闊平整的馬路上，駛往豪華的郊區，車中滿載著尋歡作樂的男男女女的中國人。」

上海史的研究無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從宏觀到中觀，直至微觀的研究書籍可謂汗牛充棟，「本土派」和「外來派」相得益彰，有關公共租界、法租界和華界都有專著專章專輯專文論述綦詳，不煩贅述。但在愚園路的歷史研究中，我發現越界築路地區，作為「第四界」，其特殊的歷史地理特點值得各路學者進一步深入研究。

正如熊月之先生為我所編著的《愚園路》一書所作的精闢概括：越界築路是近代上海所有、其他城市所無的奇特歷史現象。因越界築路而生的越界築路區域是近代上海特有、其他城市絕無的詭異區域。它不同於租界，也不同於華界，地價較租界廉而較華界昂，治安較租界差而較華界優，故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方面，每每介於租界、華界之間，又往往兼而有之，其人事常常較租界、華界更加複雜。

愚園路因此成為一個被多方勢力利用和中外政治角逐的複雜空間。汪偽時期更是城市軟肋。因為越界築路帶來的警權模糊，多管多不管，所以愚園路一帶曾既是滬西歹土，又是諜戰樂土。汪偽「76號」特務綁架、軍統暗殺、共產黨的地下鬥爭、民主人士的秘密活動，甚至國際情報交換，都得此天時地利。據作家孫樹棻描述，原來越界築路的「準租界」地區和正式租界有所不同，馬路兩邊新造起的弄堂和洋房都歸租界巡捕房管轄，但馬路邊那些腹地的原來居民卻仍舊歸中國地方政府管轄。唐振常先生主編的《上海史》裡說：甚至奇怪到在這些「越界築路」地區，「租界當局只負責馬路治安，對馬路兩側無權過問。特務在這裡作案，只要往路旁弄堂裡一鑽，租界捕房便無奈他何。正是這種畸形的行政劃分，為特務們為非作歹提供了方便」。孤島期間，這片土地上更是形成了多重政權和多重警權。孫樹棻描繪：汪精衛在上海的公館（原王伯群住宅，今長寧區少年宮）位於該地段的中心，一座陰森森的巨宅，一度變成了實際上的城堡，大門兩側配備著機關槍，並有駐守著華、日警衛的值班室。「汪日密約」也在此弄籤定。

當年的滬西歹土舞廳

日偽勢力進入滬西越界築路地區不到半年，不足20平方公裡的土地上，毒窟、賭場、淫窩，加上「76號」帶來的暗殺、搶劫、綁票、勒索，生生把這裡變成了魍魎世界。《大美晚報》一篇發給世界各國通訊社的長篇英文電訊中，在列舉大量事實後，對此結論為：「歹土」。滬西歹土由此得名。

當年的滬西歹土賭場

而愚園路上頻頻發生的暗殺事件（見《愚園路上》公號文章所附大事年表），可以說是一個註腳。僅就愚園路上馬海洋行所監造的一條建築漂亮但不太起眼的和邨弄堂而言，據上海紐約大學顧蓓蕾老師和其他資料考證，就發生過兩起有案可查的暗殺事件死掉4人。

1940年1月21日晚18點，汪偽特務譚文質與其妻譚淑儀，及楊國棟三人在愚園路611弄和邨8號三樓家中用餐，軍統上海區第二行動隊兩名隊員衝進其室內後，以迅猛之勢，用利斧將譚文質等三人砍死。1941年3月16日，蘇浙皖統稅署的首腦盛綬臣，被六名武裝中國特工開槍擊倒在愚園路和邨家門前的小車內。無怪乎此弄的一幢房子要被人視為「鬼屋」。因為歹土的治安緣故，包括張元濟在內的很多人名人不得不買掉了愚園路附近的房子。

今天的愚園路611弄和邨祥和景象

美國學者魏斐德高度概括說：「滬西無主地帶——歹土的非法娛樂，既是對無法擺脫的社會緊張感的暫時逃避，又是一個分裂城市在外人統治下潰爛的持續標誌。」

好在隨著抗戰結束，這裡又恢復了平靜。

熊月之先生說：愚園路是近代上海諸多越界築路中尤為奇葩者。這種租界與華界結合、交錯之處，本來就是治安管理相對薄弱的縫隙，再加上公共租界與汪偽區域的結合、交錯，於是，這裡的文化內涵、歷史文脈便與別處大不一樣，眾多人事在別處必遭「豈有此理」之譏，在這裡便「竟有此事」。於是，人們在這裡，既能看到文人雅士的閒情逸緻，維新志士的激昂慷慨，外國僑民的奇異身影，愛國志士的鋤奸壯舉，也能聽到商賈政客的匆忙腳步，舞廳賭場的特有喧鬧，共產黨人的愛國宣傳，還能感受到上海演變在這裡反映出來的陣陣脈動，歷史滄桑在這裡留下的串串印痕（如有讀者對詳情感興趣，可參閱拙著《愚園路》百年紀念版）。

《布爾塞維克》編輯部所在亨昌裡

的確，特殊的地理環境，也為中國共產黨人和民主人士所利用。解放之前的上海地下黨活動，包括中共地下黨領導人劉曉、劉長勝、張承宗等都居住於此。他們的活動點和住宅弄堂或前後左右相通，或隱有小門，便於緊急疏散。更早前慶雲裡的「蘇準會」舊址，亨昌裡的《布爾塞維克》舊址，以及可以從愚園路和江蘇路兩頭穿入的上海局機關舊址莫不如此。

從歷史地理的角度而言，特殊地理成就了特殊歷史，特殊文學，特殊經濟和社會活動。研究愚園路，「越界築路」是首先繞不過去的一個特質。而研究「一條道走東西，兩邊路故事多，警權常常三分，弄堂四通八達，人員五方雜處」的愚園路，也可以為上海第四界的「越界築路地區」研究提供一個很好的範本。

（本文愚園路水彩插圖均為陸軍先生所作）

作者簡介

徐錦江

城市文化研究學者。著有《愚園路上》《愚園路》《愚園路•百年紀念版》，闢上海路史研究一格，上海電視臺據此改編成三集紀錄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