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時期日本老照片
日本的個人自-遊思想雖也是受「西學」影響，但卻更受到明治維新時代日本獨特的問題意識所培育。與中國大不相同的是，日本明治時代的近代化不是一個走出「秦制」的過程，卻更像是一個走出「周制」的過程。明治以前的日本是一種諸藩林立、天皇虛位的「封建」狀態，某種程度上類似於中國的「周制」，而維新就是要「大政奉還」-諸侯向天皇交還權力、「廢藩置縣」。
如維新先驅吉田松陰所言：「天下為天皇一人之天下，而並非為幕府之天下」，日本必須實現「一君億兆臣民」，而不能再像古儒那樣「人各親其親長其長」。按木戶孝允的說法，明治變法「三百諸侯舉而其土地人民還納，不然一新之名義不知在何。」顯然這位明治元勳心目中的「一新」就是實現了周秦之變式的大一統，而隻字不提陷-正民-煮。
吉田松陰
當時這樣認識的大有人在。中日雙方都有不少人把日本的變革比之為「西化」版的「周秦之變」。更有意思的是，與中國周秦時期的「儒法鬥爭」類似，日本在明治時代「脫亞入歐」之前也經歷過一場「脫儒入法」的江戶時代「新法家運動」。當時，荻生徂徠、太宰春臺、海保青陵相繼尊荀崇韓、存孔滅孟，宣稱「儒者盡蠢物也。」「王道」是「悖理之道」，而「霸道」才是「合理之道」。
而明治時期的反儒-學西雖然引進了一些陷-正成分，卻主要是用它消除「藩權」，而非消除皇權。藩權消除後皇權反倒坐大，並經其後的發展，在軍部專權和北一輝的「皇道社會主義」推動下湮滅了陷-正，短暫的「大正民-煮」成為小插曲，由明治到昭和的主流演變，使日本走上軍部鴟張、天皇獨斷、以舉國體制窮兵黷武造就「虎狼之師」的軍國主義之路。
荻生徂徠
需要指出的是：「軍國」和「軍國主義」這類詞在後來抗日時期的中國成為嚴重的貶義詞，但在清末民初傳入中國的早期，它不僅沒有貶義，而且明顯是一個褒義詞。早在20世紀初，嚴復就把傳統社會的現代化描述為「宗法社會」變成「軍國社會」的過程，在他看來，「周秦之變」就把這一過程完成了一半，現在要完成另一半。
當時留日革命派汪精衛、胡漢民、章太炎等與他辯論，但辯的主要是「排滿」革命並非出於「宗法」偏見，也無礙於乃至有助於追求「軍國主義」。換言之，在「軍國主義」值得追求這一點上，雙方並無異見。
而追求「軍國主義」就必須實行一種獨特的「個人解放」，即嚴復所謂「言軍國主義，期人人自立」。「人人自立」應該說是自由主義的追求，但何以說是「獨特的」？那是因為當時風行的這種日本式個人解放，實際強調的是個人對於家庭、家族、鄉裡、採邑等依附性親緣社會、熟人社會或筆者定義的「小共同體」的獨立，而非個人對民族、國家、「人民」以及自命為代表這些「大共同體」的「組織上」的獨立。
甚至，把個人從家庭、家族、宗藩中解放出來，就是為的讓其能為「國家」或「組織上」的偉大事業所用，成為這些大共同體的工具，而不是讓其成為真正自主的、無論對大小共同體均擁有充分權利的現代公民。在上述辯論中留日而主張「排滿」的章太炎等人似乎比留英的嚴復更明確。但是，1905-07年間的這場爭論主要關鍵詞還是「軍國主義」而不是「人人自立」，到了新文化運動中，「個人」就越來越成為「關鍵詞」了。
嚴復
實際上，兩千多年前中國的周秦之變中，法家抨擊儒家時就倡導過這種「爹親娘親不如皇上親」的「偽個人主義」。大共同體本位的強化需要直接對個人進行控制，為此就不能容忍小共同體梗在其間，這就是韓非所謂的「欲為其國，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將聚眾。」
因此在小共同體內提倡「各顧各」以瓦解其「聚」，就成了秦制的一大特色。法家提倡「性惡」，獎勵「告親」，禁止「容隱」，強制分家，「不得族居」，規定父子夫妻各有其財，鼓勵做「君之直臣，父之暴子」，而反對做「父之孝子，君之背臣」。甚至造成一種六親不認的世風。而日本在明治前的「脫儒入法」也具有類似的特點。
到了明治維新時，這種「日本式自-遊主義」達到高潮。福澤諭吉就是個典型，他倡導「自-遊」不遺餘力，早在其第一本重要著作，即幕末時期發表的《西洋事情》中，關於「自-遊」的論述就俯拾皆是。僅該書外編卷一的「人生通義及職分」一節，不到千字即有9次論及「自-遊」：諸如「心身自-遊」、「生命存在的意義就在於求自-遊」、「世上無論任何國家任何人種，人人皆求其身，此天道之法則，每個人是他自己的人，猶如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天賦與人自主自由之通義，不可出賣，也買不來」等等。
福澤諭吉以「自-遊」程度為「世間之文明開化」程度之標準，指出有人以為「上古蠻野」之世人逐水草而居，出處進退無人管轄，是以「蠻野之世」為最大自-遊，其實不然。那時是無法治的叢林時代，到處暴虐自恣，充滿犯罪、饑荒，哪裡有真的自-遊？而過去日本所學習的中國也只不過是「半開化」，比「蠻野之世」略好而已。只有在「文明開化」如當時的西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真自-遊始可見矣。
而個人「獨立」在福澤諭吉那裡幾乎是「自-遊」的同義詞。他自稱「大觀院獨立自尊居士」，言「獨立」之頻頻一如「自-遊」。但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以福澤諭吉為代表的日本式啟蒙思想家，一方面鼓吹子女獨立於父母、家臣獨立於藩主、個人獨立於群體，「一身獨立，一家獨立，天下國家亦獨立。」「獨立即自己支配自己的身體，無依賴他人之心。」「『獨立自尊』的根本意義恰恰在於主張個人的自主性」。
然而另一方面，福澤諭吉卻又宣傳無條件忠於天皇。幕末時他聲稱主張「英國式」的帝制，還有點虛君之意，明治時他則連續發表《帝室論》、《尊王論》與《帝室財產》諸作，越來越傾向於支持「日本獨有的」皇權，主張天皇統帥軍隊、擁有土地和既尊且強的權威。
「世論憐佗多苦辛，生民誰不是王臣。魴魚赬尾政壇事，吾仰帝家萬歲春。」這首以「嗚呼忠臣福澤之筆」落款的詩令人不敢相信是那個張口「自由」閉口「獨立」的啟蒙者所作。他並且為此抨擊儒家妨礙「忠君」。繼明治前夜吉田松陰抨擊孔子周遊列國是為「不忠」之後，福澤諭吉更提出反「儒權」而揚皇權。
福澤諭吉宣稱：中國文人「深受儒權主義的教養，腦中充滿驕矜自誇的虛文」，頭腦比較複雜，難於惟君主之命是從。而「日本的『武家』大都無知，不懂學問」，「只以武士道精神而重報國之大義，一聽說是國家的利益，他們就會義無反顧地去做，猶如水之趨下一般自然」。
於是福澤諭吉的「自-遊」與「個人獨立」，其具體含義就變成：獨立於藩主，而效忠於國家；獨立於本家族，而效忠於天皇；總之是獨立於小共同體，而依附於大共同體。後之流風所及，連所謂婚姻自主、個性解放等等，也都是叫人從「父母的人」變成「天皇的人」，而非真正成為獨立的人。
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插畫
甚至養兒不盡孝而去當「神風隊」，養女不事夫而去做慰安婦。女子可以不從父母，不守婦道，私奔苟合不以為意——明治以後日本的「性解放」，是很多留日中國人津津樂道的：「日本女性愛笑，而中國女性愛哭，似已舉世皆知」，「日本婦女在社交方面」據說很不「守舊」，遠比「當時舊禮教束縛下的中國婦女」更開放。很多中國留學生「對日本女性這種開放、積極的態度感到吃驚。」
但另一面卻是：「不受禮教束縛」的日本女性似乎更適合成為「軍國」的工具，國家或天皇一旦召喚，她們就應該「報國奉仕」去供人蹂躪！——日本式的「個人自由」就這樣與「軍國主義」成為二位一體的怪胎。
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當然沒有直接鼓吹過這種要婦女「為國」獻身的邪惡制度，但是這種「日本特色啟蒙」的邏輯如果貫徹到底，不就是這種結果嗎？
隨著軍國主義在福澤諭吉身後的繼續發展，強大起來的日本從學習西方變成了對抗西方，福澤諭吉時代的「脫亞入歐」也變成了皇道派敵視歐美的「大東亞主義」。但是，「脫儒入法」式的「日本傳統批判」卻在軍國主義狂潮中繼續發展。一些狂人在敵視西方的同時也不滿意日本過去沾染上的「儒家劣根性」，他們除了崇奉被認為日本國粹的神道外，仍然佩服中國的法家，以為後者的「大陸精神」可以治療日本的「島國病」。
明治後日本之走向軍國主義，幾乎是「脫儒入法」的邏輯延伸。這從日本最極端的軍國主義學者、戰前皇國史觀代表佐藤清勝的言論中可見一斑。佐藤清勝於侵華戰爭期間、太平洋戰爭前夕的1939年出版兩卷本大部頭的《大日本政治思想史》，書中極力貶低儒學對日本的影響，他認為儒家在日本的影響只是從大化改新到桓武天皇這一時期（即相當於我國唐朝的奈良時期）與日本原有的「神治」與「禱治」混合運行，形成所謂「神德兩治」與「德禱兩治」。
而桓武以後就衰亡了。到江戶時代出現以法家來改造儒家的所謂「武德兩治時代」，其進一步的發展便形成了明治的「法治時代」，照他的說法，這時出現的明治維新更是以法代儒，猶如近代版的周秦之變。
不同於明治時期日本的「歐風美雨」，這時隨著「大和魂」、「武士道」的膨脹，以佐藤清勝為代表的軍國主義意識形態顯然已是敵視西方（主要是敵視所謂「資本主義的」自-遊民-煮）、蔑視中國（尤其蔑視儒家），但耐人尋味的是他仍崇尚韓非式的所謂「法治」。其貶儒反西而揚法的色彩十分明顯。尤為有趣的是，此人還熱衷於批判日本人的「劣根性」。當時就有中國學者指出：佐藤清勝「為敵國『弄筆』軍人中之自厭色彩最濃者……又高唱日本人應擺脫島國性，求為『大陸人』以開創新歷史之說。
彼之《滿蒙問題與大陸政策》一書，罵政府、罵國民，怨天恨地，以日本甘於島國性之桎梏為不當，甚至詬東京為『籠城』，跡其跳踉叫囂之目的，無非以整個吞噬中國為制就日本人為『大陸人』之基礎而已。彼有一幻想，即使日本國都向大陸遷移，其計劃之第一步遷東京政府於朝鮮，第二步遷於『滿洲』，第三步遷何處，彼未言，以意測之，殆北京、南京乎？佐藤因素持遷都大陸論，戰前對其本國之諸多建設皆表不滿，甚至架鐵路、裝電線、浚河川，彼皆以『不必要』一詞而否定之，其自厭程度之深，可想見矣！」
這個佐藤清勝可算是「脫儒入法但不入歐」的代表、既反「西方」也反儒的「國民性批判」之典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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