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府與企業以外的現代化》一書中，歷史學家秦暉以志願和強制，私益與公益為元素，闡釋了國家、市場和第三部門的區別——市場是以志願（自由交易）方式滿足私人利益的機制；國家是以強制（權力運作）的方式滿足公共利益的機制；第三部門則是是一種自由公民的公益社團，以民間組織為形式、以志願為方式，滿足公共利益。
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民間組織有不同的目標，在傳統社會中，民間組織以提供公共物品為己任；在傳統社會與發展中社會裡，是為現代化目標而努力，建設現代社會；到了現代社會中，則以「可持續發展」等「後現代」目標而努力。秦暉還認為，現代公益制度以現代社會為基礎，現代社會則以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為基本制度，這消除了過去專制政治產生的弊端——由指令經濟所造成的「以強制產生私益」。
▌擺脫傳統共同體？
積極主動的志願行為不僅需要道德上的感召，還需要行動者投入時間或財富。如果說前者尚能靠個人「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後兩者的投入則會受各種限制——如果一個人本身就沒有自由，或者依然在為個人生計而奔波，便難以再去關照他人。因此，獨立人格、個性自由和個人權利便顯得尤為重要，這些又需要公民擺脫傳統共同體的束縛。
秦暉將共同體分「大共同體」（如秦朝開創的一元化統治）和「小共同體」（如村社、教區、家族公社等）。西歐傳統社會在近代化之前經歷過漫長的「小共同體本位」的社會，近代化啟蒙和個性解放思潮所針對的，則是「小共同體」社會下的中世紀傳統。在缺少中央集權專制政體的西方，阻礙人的個性發展的，主要來自於教會、村社、宗族等小共同體，為了突破這一桎梏，「公民可以與王權攜起手來反對領主權力與村社陳規，而在依附型小共同體的廢墟上建立起現代社會的基礎——公司、協會、社團、自治社區等。隨著這些基礎的建立，公民權利成長起來後，才轉而向王權及其所代表的『大共同體』發起挑戰，用民主憲政的公民國家取代『王朝國家』」。
在古代，還存在另一種王權強勢、小共同體和人民均羸弱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大共同體一元化的傳統下，皇權（以及完全附屬於皇權的吏權）剝奪了每個國民的個人權利，並且不允許家族、村社或領主截留這些權利而形成隔在皇權與國民個人之間的自治社區。此種背景下，如果要擺脫傳統共同體的束縛進而建設現代社會，則可能需要以「公民與小共同體的聯盟」作為中介。
及至近代，西方關於民族國家和國家主義的思潮興起，並於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進入「國家主義的黃金時代」，此一思潮影響了東方諸國，「更近一步加劇了只反宗族主義而不反國家主義的傾向」。「個性解放的新文化運動在反對宗族主義的旗號下走向了國家主義。當時批評的主流只是把傳統專制當作皇帝個人或皇帝家族的『家天下』來反對，而缺乏對大共同體扼殺公民權利（甚至也扼殺小共同體權利）的批判。」
回到現代社會裡三種組織制度的產生，在逐步擺脫共同體束縛的過程中，實現公民個人經濟權利，並通過自由交易提供私人物品的市場化進程，產生了現代企業制度；實現公民個人政治權利，授權公益代理人，由他在法定範圍內行使權力並提供公共物品的民主化進程，產生了現代政府制度；實現個人社會權利，並通過志願行動形成自由人聯合體，不經代理環節而直接提供公共物品的自治化過程，產生了現代第三部門。
不同維度的權利在經確認並受保護的前提下，更可能激發出利他行為，秦暉認為，「道德是以權利為基礎的，只有人們明白自己『可以做什麼』，他才能真正知道什麼『應該做』。只有人們有選擇時，他才可能作出善的選擇。」「今天的人們未必比以前的人們更少行善，區別只在於他們是以全權自由公民的身份更『志願』地作出選擇。公益的基礎從身份性義務轉向公民權利，這是各種文化中，傳統公益組織到現代第三部門的共同本質。」
▌有益無害的烏託邦？
當一些資本主義國家逐步發展為現代福利國家時，傳統慈善中的扶貧濟困由政府行為所覆蓋，但志願服務依然有其效用。「福利國家制度應當由志願努力來補充，這不僅由於作為民間力量的志願組織可以作為壓力團體對國家構成『刺激、抑制和批判』，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幫國家的忙——志願部門不像政府衙門，它有自由去開展實驗，能成為開創性的先鋒，而國家可以接著幹——如果這種開創被證明有益的話。」
在「自由實驗」方面，私營企業也有極強的創新動力，但其產出的是私營物品，對社會問題的解決路徑更多是在市場交易中完成，常常無法照顧到最弱勢群體。不像政府或第三部門，可以直接以弱勢群體為服務對象，直接轉移支付或傳授其生存技能。
再者，相較「以強制滿足公益」的政府，「以志願滿足公益」的第三部門對志願者和受助者都不具有強制性，且活動範圍常常不廣，即使其實驗失敗，多不至於造成嚴重的社會後果。但如果以強制的形式大搞實驗，便可能因此釀成災難。因此秦暉認為，第三部門再不濟，頂多成為「有益無害的烏託邦」。
2003年非典期間，陝西婦女研究會曾印製傳染病防治相關的宣傳畫，主題包括個人防護動員、關心醫護人員等，「這幾幅宣傳畫幾乎成為西安市民萬眾一心抗擊非典的象徵，多次出現在報紙、電視、包括全省抗擊非典的大型文藝晚會上」。隨後又關注到防疫薄弱的農村的地區，向貧困地區提供宣傳品、消毒與防護用品。當時的負責人高小賢總結民間組織在突發公共危機中所扮演的角色，認為在面對非常態的事件時，民間組織沒有嚴格的決策程序，這種靈活度能讓它們快速做出反應；同時民間組織是多元、平等參與、相互獨立的，能到達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細節，顧及到公共政策在緊急狀態下短時間內可能無法關注到的角落，尤其在對於弱勢人群的服務上。
但也因為資源來自於志願，因此第三部門對外界的依賴性極強，其資金要麼來自於企業或公眾的捐贈，要麼來自於政府部門——將第三部門的行動作為公共服務的一種補充，以「採購服務」的形式滿足公共利益。
無論是過於依賴企業、富豪捐款，還是指望著政府資金，籌款來源單一的第三部門組織都會被質疑、批評為獨立性不足，更糟糕的是，一旦對方停止資助，機構本身都無以為繼。無論過於依賴於哪一方，在行動上都可能受其控制。
此外，由企業或富豪家族創立的公益基金會越來越活躍，將其私人財產投入至公益服務之中，批評者對此的憂慮在於，這一方面模糊了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的區別，使得不斷集中的私人財富變得正當化，另一方面，這在彌補政府部門提供公共服務不足的同時，也讓政府部門擺脫了其本身的部分義務。經濟權利、政治權利、社會權利，這些不同的要素本來可以由一個個具體的公民在經濟、政治、社會活動中不斷積累，卻逐漸聚集至不同領域的「寡頭」和代理人手上，權力一點點讓渡出去，權利卻難再一點點爭取回來。
▌現代的問題是什麼問題？
在秦暉看來，產生於西方現代社會背景下的第三部門，既是自由公民的聯合體，也必須是因為現代問題而出現的組織。「現代制度構架的最主要內容就是民主福利國家與規範市場經濟」。他認為凡是不能由這一組政治、經濟制度所解決的問題，就是現代問題。
全球化背景下的環境、難民、勞工等等新舊議題，並非政治光譜上的某一段代表所能解決，也絕非某單一的經濟政策能應對，雖然關於環境運動、難民政策、勞工就業的爭論聲四起，一些志願組織以抗議或建設的方式各自努力，但問題依舊持續。這也是第三部門所面臨的困境——作為一種組織形式，它得依附於其他的組織形式，雖然不斷有「美好的改變」發生，但改變的都是些成功的例子，而並非問題本身。
這些難題所涉範圍太寬廣，在迄今為止的人類文明上，民主作為最「不壞」的政治制度，市場作為最「不壞」的經濟制度，都還沒有將其解決，雖然第三部門被一些人寄以厚望，卻也還在艱難摸索。
一種關於第三部門興起的描述是，其發生於西方現代化進程完成以後，「民主福利國家與規範市場經濟都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其局限性也充分展露，在那裡，所謂『政府失靈』實際是民主福利國家失靈，即『以強制求公益』的失靈；所謂『市場失靈』實際是規範化競爭失靈，即『以志願求私益』的失靈，而『以強制求私益』的問題、『傳統國家』和『傳統市場』的問題都已消失」。
如果第三部門的發展背景處於現代化改革的過程中，是在與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建設同步的環境下發生的，面臨的則是尚未建立的民主福利國家制度，以及還沒有成熟的規範市場經濟。秦暉認為這種背景下的「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都還主要是「傳統政府失靈」和「傳統市場失靈」，實際上也就是「以強制求私益」的問題。
而在大共同體依然強勢的歷史階段，尤其在突發危機面前，不同領域的「失靈」便可能陸續發生。
參考資料：
1．秦暉．政府與企業以外的現代化：中西公益事業史比較研究〔M〕．浙江大學出版社，1999．
2．高小賢．中國社會轉型：農村婦女研究〔M〕．陝西人民出版社，2006．
3．Linsey Mcgoey．The Philanthropic State: Market-state Hybrids in the Philanthrocapitalist turn〔J〕．Third World Quarterly，February 2014．
4．Marc-Olivier Déplaude & Nicolas Larchet．What are Philanthropic Organizations Hiding?〔OL〕．Books & Ideas．2017〔2020-02-27〕http://t.cn/A674ylvJ．
5．The Economist．Sins of the secular missionaries〔J〕．The Economist，Jan 29th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