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之前，整個社會早已對要不要改革達成了一致見解，但改革中出現的「掌勺者私分大鍋飯」和「寡頭化」讓一些知識分子憂心忡忡。學者們針對如何改的問題爭論不休，其中最典型的分歧正是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爭論，效率與公平的爭論。「經濟學帝國主義」成為眾矢之的。
秦暉先生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了「共同的底線」說法。他論述這一問題的一系列文章，由於種種原因，在十年後才結集出版。不過，今天重溫，我們會發現「共同的底線」不但沒有過時，而且，捍衛「共同的底線」，同志仍需繼續努力，因為這種底線仍然在被不斷踐踏，環境甚至更加惡劣。
秦暉先生的觀點是，「在中國目前的歷史條件下，不僅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某些價值是可以重合起來的，甚至古典自由主義和古典社會主義的一些基本立場和原則也是可以重合起來的。」這些重合的部分，就是他所謂的「共同的底線」。
他稱自己是站在重合地帶的人：「我們現在的立場用語言表述就是，我們贊成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都認同的那些基本價值，而反對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都反對的那些價值。在中國的環境中，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存在著主要的重疊之處。我們就是站在這些重疊之處的人。」
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所謂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陷入經濟增長放緩的困境，而新興市場尤其是中國卻似乎出現了一派欣欣向榮景象。在這種背景下產生了一些學者口中的「中國道路」，即認為中國可能會形成一種迥異於西方的特殊制度。秦暉先生在提出「共同的底線」時，也認為中國面對的問題不同於西方面對的問題，但他不贊成所謂的「中國道路」。
在他早年的一篇文章中，他說：「我是從來反對用『特殊文化』、『亞洲價值』這類理由來抵制人類普世價值的，或者說我是人文主義者或普世價值論者。但正因如此，為了實現這些價值就需要正視中國自己的問題，而不是一味把別人的問題當成自己的問題，陷於『生活在別處』、『直把杭州作汴州』的荒誕。」
在西方語境中，的確存在著自由多一些還是福利多一些的爭論，中國人也發現美國和歐洲尤其是北歐一些國家正在形成不同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但是在中國談論這些卻為時過早，而且偏離現實，因為中國真正的問題是，「在西方無論左右派都承認為私人領域的那些地方，公共權力偏偏要限制以至管制；而在那些西方無論左右派都認為是公共領域的地方，包括公共權力本身，又偏偏為個人意志和小集團利益所支配。」
因此，「當前在公民自由權利與基本社會保障都非常缺乏的中國，根本不存在『自由還是福利』這種問題……中國現在不是自由放任太多，也不是福利國家太多，我們不是既不要自由放任又不要福利國家的問題，而是恰恰相反，既要更多的自由放任又要更多的福利國家。」
這些言論在今天看來正是對「中國道路」的反駁，因為中國並不是正在走一條迥異於政治和經濟制度都已成熟的那些國家的道路，而是恰恰相反，中國還沒有走到這條制度之路的入口。一個標誌就是秦暉所說的，「我們面臨的主要是『前現代』問題，我們還得為那些西方從保守黨到社會黨都認同的基本價值而奮鬥，我們的社會中哈耶克與馬克思都拒絕的事情那麼多，脫離了這個基本現實，無論什麼主義還不都是一句空話！」
共同的底線就是共識，這個社會需要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