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黃庭堅之外，米芾是尚意書家中另一個對篆書傾心頗多又積極投入到篆書創作中的重要書家。《宣和書譜》稱「米芾書學羲之，篆宗史籀」，他本人在《自敘帖》中自述：
篆便愛《詛楚》、《石鼓文》，又悟竹簡，以竹聿行漆，而鼎銘妙古先焉。（《學書帖》）
看來，米芾鍾情先秦篆書是一個不爭之實。關於米芾接觸《詛楚》之時間，據蘇軾言，米芾鍾愛的《詛楚文》於嘉祐六年「獲於開元寺土下」，我們可以米芾最早於嘉祐六年接觸《詛楚》。又，歐陽修《集古錄跋尾》稱「古秦《祀巫鹹》神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可知米芾可能在治平年間或之前通過交遊熟知《詛楚》。需要注意的是，他們（包括米芾）所見到的《詛楚文》應該是宋人翻刻。
蘇軾稱《詛楚》「古碑埋不爛」、「詛書雖可讀，字法嗟久換」（《詛楚文詩》）；而稱《石鼓》「六句可讀，其餘多不可通。」「細觀初以指畫肚，欲讀嗟如箝在口，韓公好古生已遲，我今況又百年後。強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石鼓》）。兩相比較，我們發現蘇軾僅可讀《石鼓》六行，但卻能完整釋讀《詛楚》。而相對《石鼓文》來講，《詛楚文》不僅易讀，而且碑石完好如新，這顯然與《石鼓文》的整體面目相牴牾。況且，《詛楚》發現的嘉祐、治平年間，正是地不愛寶的金石學大興時段，以歐陽修為代表的士大夫甚至官方都在為古器物收藏競相奔走，誰也不能排除射利之徒從中牟益的可能。
再者，稍後的周必大（《益公題跋》）、都穆、萬斯同也都將其與《石鼓文》的相較，質疑《詛
楚文》書風、殘剝面貌，推斷為偽作。所以，我們基本上可以確定蘇軾、歐陽修甚至趙明誠等人所見之《詛楚文》並非原刻，應為宋人重刻本。那麼，米芾見到的《詛楚》文面貌應該是什麼樣子的呢？雖然在《詛楚文》出土之後，歐陽修《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都曾著錄《詛楚文》，但他們都將考證文辭內容作為用力方向，廣徵博引，但卻漠視了其書法風格的描述與分析。現在看來，幸好稍後的《汝帖》中收錄了《巫鹹文》與《沈厥湫文》兩篇，才使我們得見最接近米芾所見的《詛楚文》面貌。董逌稱此碑：
書盡奇古，間存鐘鼎遺制，抑或雜有秦文，蓋書畫始變者也……文辭簡古，猶有三代餘習，非《之罘》、《琅邪》可況後先，此其為可傳也。
從《汝帖》所收《詛楚文》來看，其篆書結體欹側多變，奇譎詭秘，用筆收放自如，率意自然。這與宋初二徐、中期的王壽卿、李康年、文彥博等所書寫的玉箸類篆書相比，區別十分明顯。《詛楚文》擁有奇譎詭秘的字法和端莊流美的結體，一派樸茂自然之感，想必這也是米芾深愛此物的緣由之一。
米芾除了師法《石鼓》、《詛楚》之外，還不斷與好友互相把玩古器物篆書銘文。在與米芾交往頻繁的眾多書畫、金石收藏名家中，對他影響最大的當屬李公麟。李公麟為舒城大族，家世業儒，嘗作《考古圖》，惜不傳。鄧椿盛讚李公麟「平日博求鐘鼎古器，圭璧寶玩，森然滿家」。劉跂在《題古器物銘贈德甫兼簡諸友》中也大肆稱讚其收藏：
家多古時器，羅列供客玩。爵觚屢飲我，鼎鬲貯餚膳。
《宋史》亦稱他「自夏商以來鐘鼎尊彝，皆能考定世次，辨測款識。聞一妙品，雖捐千金不惜」。紹聖末，朝廷得玉璽，盛請李公麟斷定。李氏從材質、圖案、字法角度以及《初學記》等史料逐一分析，促成了「受傳國寶」大典。可見李公麟收藏之影響力非同一般。米芾在《書史》中還記載其「賞閱」過李公麟所藏古器物及其篆書銘文：
宗室仲忽、李公麟收購亦多，餘皆嘗賞閱。如楚鍾刻字則端逸，遠高秦篆，鹹可冠方今法書之首。
「皆嘗賞閱」，可知米芾當十分熟悉李公麟所藏古器物銘文。據米芾《畫史》載，李公麟曾觀摩過米芾藏品並題寫「古篆」：
李公麟見之，賞愛不已，親琢白玉牌，鼎銘古篆「虎頭金粟」字，皆碾雲鶴以結緣也。
可知在這次交流活動中，米芾目睹了李公麟在「白玉牌」上書寫「古篆」的過程。需要指出，北宋後期的收藏家與書家的關係已經與中期歐陽修、劉敞之間不同。雖二者之目的都是致力於古器物收藏、研究的推進，但從篆書認知的角度看，前者明顯是收藏家「補給」書法家，書法家再將此應用於書法創作；而後者乃雙向平等之交流、唱和關係，在他們眼裡，古器物銘文的宿命就是徵補史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