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位於中國甘肅省敦煌市內。自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分酒泉而建張掖、敦煌兩郡，並於敦煌設置玉門關以後，敦煌地區便成為古代中國通往中亞和歐洲的交通樞紐。西方早就有人稱它是中國絲綢出口的名城，「絲綢之路」上的要道。
「絲綢之路」這個美稱，代表了古代西方世界對以生產蠶絲而著名的古老國度的憧憬。中國特產的質地輕柔、色彩繽紛、閃閃發光的蠶絲織物在古代被視為人間珍寶。埃及女皇葛洛娥寶黛（Cleopothe）穿上了用中國輕紗製成的透體服裝以後，西方世界朝野上下為之大譁，無不羨慕中國絲綢之華麗美觀。自此絲綢的應用風靡一時，成為皇宮貴族豪華生活的象徵。
輕盈華美的中國絲綢，還以其富有民族風格的圖案吸引著西方人士。中國古代絲綢圖案在敦煌石窟中的佛像、飛天和供養人的衣飾上都有所反映。就是在佛座、華蓋、藻井、朝堂內的幡燈、邊飾以及善男信女發願捐獻給佛堂做供養品的織物上，也都保存著完好的圖案。這些圖案，是研究中國服飾圖案和染織工藝歷史的寶貴資料。
敦煌石窟中，佛像的服飾、衣冠、纓絡佩飾等，各因其塑造或繪製時代的不同以及捐造的善男信女的身份有別而各異。有一部《造像度量經》，上面除規定塑造佛像的比例尺寸外，還規定了佛像的衣著形式和色彩。所以敦煌石窟各時代佛像衣著的彩繪和用色都不一樣，在藝術造詣方面的發展也有所不同。特別是佛與人所穿著的衣服與裝飾圖案，更是隨著所處的時代風格、民俗習慣和流行風尚而創作和發展。這就為我們提供了各時代佛像及供養人服飾圖案的具體內容。
織物演變的歷史，尤其是作為「絲綢之路」上流行的染織圖案演變的歷史，反映了中國古代人民在織造工藝技術上的智慧和創造。這些織物充分發揮了最優良的原料——蠶絲的作用。蠶絲細長柔軟，勻淨光滑，富有彈性，是織成薄紗細綢的最理想纖維。《易經》上說：「神農氏沒，通其變，使民不倦……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注云：黃帝以上，衣鳥獸之皮，其後人多獸少，事或窮乏，故以絲麻布帛而製衣裳，使民得所宜也。）《蠶經》上也有「西陵氏之女螺祖為黃元妃」的字句。《通鑑》上又說：「西陵氏之女螺祖為黃元妃，始教民育蠶，始治繭以供衣服。黃帝造機杼以輔之。」這些文獻記載的古代傳說，說明中國是最早利用蠶絲織做衣服的國家。自發明養蠶、織絲，至今已四千六七百年了。從考古發掘的文物看，公元前16世紀的商朝甲骨文中就有（蠶）、（桑）、（絲）、（帛）等古代文字。在公元前一千年商朝的銅器上，就有如下的蠶形裝飾紋樣：
當時，中國已有由官府經營的絲織手工業和較細的手工業分工，建立了稱為「百工」的分工制度。古代文獻中所說的「典絲」，是負責監管絲織品生產質量的官吏；「筐人」和「慌（㡆）人」是負責煮練絲帛的工人，「染色」是負責絲帛染色的工人；「典婦功」是管理紡織生產的官吏。因為當時從事紡織生產的以婦女為主，故稱為「婦功」。《詩經》上就有歌詠從西周到春秋時期婦女養蠶織綢的詩篇，在《豳風·七月》中有如下的詩句：
春日裁陽， 【譯文】春天裡來暖洋洋，
有鳴倉庚。 黃鶯枝頭叫得慌，
女執懿筐， 姑娘拿深筐，
遵彼微行， 走在小路上，
爰求柔桑。 慢慢採嫩桑。
……
蠶月條桑， 蠶月一到去剪桑，
取彼斧戕， 掄起斧頭輕輕砍，
以伐遠揚， 雜亂樹條削得有理有章，
猗彼女桑。 好讓新枝嫩芽茁壯成長。
七月鳴鶪， 七月伯勞叫不停，
八月載績。 八月開始紡麻忙。
載玄載黃， 絲麻染得有黑又有黃，
我朱孔陽， 大紅色的絲麻最鮮豔，
為公子裳。 要替公子們做衣裳。
隨著機織絲綢的出現，為了取得更為華麗多彩的效果，出現了一種工藝技術更為複雜的名叫「織錦」的華貴品種。《詩經》裡也有不少地方提到「錦」，並加以描述頌揚，如：
萋兮斐兮， 【譯文】彩絲亮啊花線明啊，
成是貝錦。 織成貝紋錦。
——《小雅·巷伯》
角枕粲兮， 漆亮的牛角枕啊，
錦衾爛兮。 閃光的花錦被。
——《唐風•葛生》
從以上詩句可知，當時已廣泛採用織錦做衣裳和被面，顯得非常富麗堂皇。
敦煌石窟的壁畫和彩塑，為了顯示神和人的風採以及中國絲綢的燦爛奪目，故不惜工本地採用了金箔、白銀、珠粉、辰砂、翠綠等材料和顏料來裝點菩薩、天神和供養人的塑像。如五代98窟，在塑造窟主——盛產寶石的于闐國的國王「大聖大明天子」時，用翠綠點成數以百計的拇指大的寶石，來裝飾國王的衣冠。正是由於這種華麗的裝點，魯迅先生曾推崇「唐代佛畫的燦爛」。
中國佛教藝術的光輝燦爛遠遠超過了歐洲教堂的宗教藝術。1900年在敦煌發現了一個秘藏近一千年的藏經洞，窟中除佛經以外，還藏有大量的佛像畫捲軸。這批佛像畫，斯坦因、伯希和等都已先後撰文加以論述。隨同他們的著述所發表的畫卷中，有不少是繡像畫，如在斯坦因著述中發表的「北方天王多聞天繡像」、「南方天王廣目天繡像」、千手觀音及其侍從的繡像、藥師佛繡像以及繡有佛經故事的絹畫幡引、千佛洞之古繡像畫等等。這些畫像雖被稱為繡像，實際上有不少僅是畫在絹綢上的畫，而不是繡。當1963—1966年敦煌莫高窟進行全面修繕時，於南段石窟群第125窟與126窟之間的巖腳石縫間發現「說法圖」殘片一塊，上面繡著「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四月八日，『廣陽王母』、『息女僧賜』、『息女燈明』的字樣。這是藏經洞中所未曾見的最古老的繡品。這幅刺繡採用辮子股鎖繡的針法，用紅、藍、黑等各色絲線繡成，字體和圖案至今清晰如新。這種刺繡針法，與陝西寶雞市茹泉莊西周墓出土的繡片上的辮子針法相同。與這塊「說法圖」刺繡殘片同時發現的還有一批北魏邊飾圖案的繡品，也是用鎖針法繡成的。這說明敦煌的裝飾圖案不僅有繪畫圖案，而且還有大量絲織物和各種刺繡或印花圖案（見附圖1）。
▲附圖1 刺繡「說法圖」供養人殘片
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
敦煌莫高窟第125〜126窟間發現（1965年發現）
▲附圖1 刺繡邊飾圖案殘片
北魏（與以上同年同地發現）
在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北39號墓出土的東晉昇平十一年（公元367年）所制的綴織鞋頭上，繡有清晰鮮豔的波斯聯珠和對獸圖案，還有「富且昌」、「宜侯王」、「天延命長」等吉祥話（見附圖2）。
▲附圖2 「富且昌」、「宜侯王」、「天延命長」綴織履
東晉昇平十一年（公元367年）
（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出土）
這些波斯聯珠紋、對獸紋等帶有中亞地區民族風格的裝飾圖案，也布滿在敦煌隋唐石窟的建築、壁畫、彩塑佛像的衣飾、藻井和佛龕的門楣上，使莊嚴的古老佛教殿堂和神祗顯現出金碧輝煌的效果。這些裝飾圖案反映了中印、中伊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由於絲綢之路溝通了中外文化的交流，所以沿路所經地區的眾多民族文化得以傳入敦煌。特別是佛教藝術，還吸收了代表希臘文化的斯基泰（Scythidn）文化。公元前四世紀中葉，亞歷山大大帝的侵略矛頭指向東方，他的軍隊經中亞細亞一直到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企圖建立希臘王國，推行所謂的希臘文明，因而在他所侵略過的白沙瓦犍陀羅等地，形成了以犍陀羅為中心的佛教美術。這個地區就是中國玄奘法師所著《大唐西域記》中提到的梵衍都（即今之阿富汗的巴米揚）。書中記載：「王城東北山，所有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耀，寶飾煥爛。東有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也。」就在這個古老的巴米揚地區的石窟中，人們發現了具有希臘文化斯基泰特點的波斯薩珊王朝的聯珠紋裝飾圖案（見附圖3）。這些圖案通過絲綢之路，越過天山南北兩路，直達新疆吐魯番的阿斯塔那和敦煌莫高窟。
▲附圖3 對鳥對羊樹紋錦、大聯珠紋錦
（新疆阿斯塔那出土）
敦煌藝術是以宣揚佛教為目的。在中古時代漫長的「絲綢之路」上，往來著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人民，其中有溝通貿易的商隊，有朝拜的僧侶，也有征戰的軍人。他們來自各個方面，語言文字不通，生活習慣各異。只有通過感染力很強的藝術語言，才能溝通各民族間的宗教與文化。所以早期中國佛教藝術的形成，帶有外來民族風格的影響。就從上述阿斯塔那出土的刺繡殘片來看，其圖案雖然在藝術上繼承了漢代的風格，但也有明顯帶波斯風格的聯珠、對獸圖案。這類圖案，都源於希臘斯基泰裝飾圖案，在敦煌隋唐石窟的壁畫、藻井和彩塑佛像的衣裙上到處可見。
另外，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繡品中，還有一種豬頭紋樣和新疆赫色爾聯珠對鴨紋樣（見附圖4），這是波斯薩珊王朝七世紀的裝飾圖案。敦煌隋代420窟佛像衣裙上的飛馬、馴虎聯珠紋等（見圖版32號），就是從這些波斯圖案演變而來的。
敦煌藝術，不但擷取了外域，特別是印度、波斯和希臘藝術的精華，而且又因唐代文化發展的昌盛，而充分反映了唐代藝術的獨特風貌。唐代是中國古代文學藝術高度發展的盛世。當時佛教廣為傳播，為了用通俗的語言向民眾宣講佛經，創造了一種「變文」文學體裁。最初「變文」只講解佛教故事，以後才發展到講一般歷史故事。從「變文」的出現到題材內容的改變，說明唐代宗教生活已向世俗化發展。同樣，敦煌藝術最初是用具體的藝術形象來宣揚佛經內容的，以後也發展到反映當時的社會生活。在「維摩變」各國王子出行的壁畫中，人們可以看到類似吳道子畫的歷代帝王出行圖的畫面。其中各國王子的服飾、神韻、動作，無不生動、活潑地表現出來，這已大大超出了佛經的內容，而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
敦煌藝術，不僅反映了外來文化的影響和隋唐盛世的佛教美術以及當時的社會生活，而且記錄了中國歷代的裝飾圖案、色彩運用和工藝技術。從敦煌壁畫和彩塑上臨摹下來的豐富多彩的圖案，實際上就是中國歷代服飾和織造、印染工藝的重要歷史資料。這也是研究敦煌藝術很重要的一個側面，但多年來卻被人忽略。
值得欣慰的是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染織藝術繫結合專業的特點對此做了專題工作，又由我的女兒——少女時代就在敦煌臨摹學習的常沙娜及其同事李綿璐先生、黃能馥先生親自到現場進行了認真、細緻的收集。他們極盡心力地把重要的服飾圖案如實地臨摹出來，由中國輕工業出版社和香港萬裡書店有限公司合作出版，從而使這許多埋沒在黑暗洞窟中千百年之久的中華民族文化——歷代染織工藝美術的精華得以完美地再現，了卻我的生平夙願。
今天當我執筆來寫這篇序言的時候，不能不回想到個人在敦煌悲歡離合的40年，同時也回憶起20年代我剛從浙江工業學校染織科畢業，赴法國裡昂勤工儉學，在國立裡昂美術專科學校染織圖案系攻讀時的往事。當時老師告訴我們，是法國著名的機械師茄卡得(Joseph-Marie Ja-cquand)創造了提花織機。但是，當我1943年到達敦煌，看到金碧輝煌的服飾織物圖案時，恍然悟到：這些織物圖案是在六世紀左右的隋唐時代繪製的，比茄卡得早一千多年，顯然不是用茄卡得的織機製造的。那麼，誰是六世紀時中國的茄卡得呢？是我所尊重的中華民族古代的工藝大師們！
今天，經過中國輕工業出版社和萬裡書店的努力，我們終於能在這本書上，重新看到燦爛輝煌的敦煌歷代服飾圖案藝術成果，心情無比激動。謹對為此而辛勤工作的朋友們，致以誠摯的謝意。